“遇”：①機遇，機會。②受到賞識。

個人的發展固然與個人能力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對機遇的把握和能否得到伯樂的賞識與提攜。

王充說：“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說一說看法？

王充是東漢時期的思想家，文學批評家，王充的主要思想以道家的“自然無為”為思想的立論依據，與當時佔據主導地位的儒家的“天人感應”一說形成對立的局勢，他的思想主要表現為：生死自然，倡導薄葬，反對神化儒家思想，且王充注重實踐出真知，用事實驗證言論，讓道家思想有了事實依據而非空說無著。

《論衡》一書是王充的代表作品，更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作品，《論衡》被稱為“疾虛妄古之實論，譏世俗漢之異書。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眾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

操行有一貫優良的，對於做官，並非總是被賞識和重用的。人品的好壞，是關於才能和操行方面的問題；能否被重用，是時運問題。即使才能高超品行高尚，也不能保證一定就會尊貴；而才能低下品行惡劣的，也並非註定是卑賤的。即使有人才能超群，品行高尚，不被賞識也只能居於低下的地位；而有人才能低下，品行惡劣，卻被重用地位在眾人之上。歷朝歷代皆有各自有選拔“士”的標準，而“士”也各有獵取功名的途徑。升遷在於受到賞識，落第在於不受賞識。處於尊貴顯赫地位，未必就是賢能之輩，只不過是有良好的機遇受到重用罷了；地位卑賤低下，也並非是愚笨之人，只不過是不被賞識。所以只要獲得機遇被賞識，即使品行惡劣的，也會在夏桀的朝廷上受到尊重；不被賞識，雖有高尚節操，在堯的朝廷上也會位處卑賤。因此，被賞識重用還是遭厭惡斥退，原因是各種各樣的：有的是賢臣卻輔佐了暴君；有的是臣子才大卻要服從於才小的君主；有的是臣與君都有大才，而道德卻有清濁高低之分；有的是雖沒有道德，卻以一技之長投合了君意；有的是連一技之長都沒有，而是仗著姿色受到寵愛。

完整的句子如下

（《論衡·逢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

這就是說，居於統治階級高位的人，並不一定就是具有道德的好人，那些“能薄操濁”，即既缺德又無才的人，卻往往爬在別人頭上作威作福，這都是“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的原因。這一理論直接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陰暗面，應當說是大膽而深刻的。

王充不相信“天人感應”，更不相信“善惡報應”，所以，提出了人的善惡禍福都是由“命”決定的理論，在倫理思想史上被稱為“命定論”，即認為人的禍福得失、生死壽夭都是由命運決定的理論。

這裡的命與“唯心說”的命是不相同的，指的自然界的命，有點像達爾文進化論中的命。但是在當時的理論基礎下，王充還達不到完全唯物主義解釋。

什麼是王充所說的“命”呢？他認為，這個“命”不是“天命”，而是“自然”之命。他說：“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

認為一個人一生禍福壽夭，在出生下來時就已經決定了，不過它不是由“天”決定的，而是由“命”決定的。

遺憾的是：王充都是想運用他在自然觀上的唯物主義理論來反對當時流行的“天人感應”的神秘的唯心主義。他把唯心主義趕從大門裡趕了出去，但卻把它又從視窗迎了進來。由此可見，只是自然觀上的唯物主義，並不能導致歷史唯物主義的結論。歷史常常跟人們開玩笑，一心想堅持唯物論的王充，在歷史觀上，卻是從反對唯心論開始，最終又陷入了唯心論。

不過客觀上講，王充還是中國古代唯物主義的倡導者。這一點不可否認

意思是在你地位之下的人，也許很有才華，只是沒有機遇罷了

真正會為人處事待人接物的人。一定不輕一物不廢一人。

一統以來，漢魏長以門閥為勢力，入仕之途，更以舉薦為主。而所謂舉薦，自然多以門閥高官的親朋、師生、裙帶、納奉為主，所謂熟人、關係是也。就算再有才華，如果不會搞關係，怎麼能得官？

王充是繼荀子之後，又一位卓有見識的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但他的思想受社會生產力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階段的侷限，認知上的“命定論”是他思想理論的重大缺憾。

這句話出自《論衡·逢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從語言環境和前後文，可以看出王充這句話明顯帶有宿命論的色彩，也是他的思想體系最脆弱或者是最大的瑕疵。在表述上雖有辯證的論調，但與唯物主義思想還是有較大的差距。

古代人在社會地位上的尊卑，我們分析應該有多種原因。比如子承父蔭（皇室後裔、名門貴族後人）、或者揭竿而起（劉邦、趙匡胤為代表）、或者是自我奮鬥（因軍功獲封、科舉高中），或者是封建王朝的徵辟舉拔，所有的這一切，都是無法迴避前人或本人奮鬥努力的存在。沒有艱辛的付出怎麼會有豐碩的回報？但王充把地位尊卑的原因完全歸結在機遇，顯然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我們都相信，機遇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對一個坐等天上掉餡餅的人來說，即使是機遇來了，也是錯失。孔子之所以為聖人，離不開他的“韋編三絕”；越王勾踐的復仇成功，根源在於自己的臥薪甞膽；祖逖成為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才，離不開他的“聞雞起舞”。沒有人可以隨隨便便成功，地位卑下也有客觀原因的存在，古代神童數不勝數，但為何會出現司馬光官拜丞相，而方仲永“泯然眾人矣”的迥然不同？這絕對不是能用機遇來解釋通的。

相比之下，荀子在《勸學》中的論述更富於哲理，也更科學。他說“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捨。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鱔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在這段話裡，荀子對因果的辯證分析顯然高於王充。

多讀書自然是好的習慣。但對古人的思想，仍然還是要堅持辯證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才能讓傳統文化傳播更廣泛、影響更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