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明史的人，對張居正不重用海瑞，常有一說法，認為是張居正心胸狹窄，嫉妒海瑞，故拼命地打壓海瑞。筆者以為這種觀點，過於偏頗，是隻看到一面而不顧其他。在明代，張居正與海瑞幾乎是同時代的人，他們都是在嘉靖皇帝當政時步入政壇，而且兩人有過交往。他們又同為明朝名臣，為何不能相互提攜、相互支援、並在一道工作呢？其實，箇中原因很複雜，並非僅是張居正心胸不夠博大的緣故。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張居正與海瑞儘管都名聲顯赫，但畢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一類人。張居正是權臣能臣，而海瑞是好官清官，不僅層次不同，也內涵不同。故他們二人只能說有相似的地方，卻不是相同的官吏。因此，張居正不重用海瑞是有其內在“道理”的。筆者認為，張居正之所以不肯重用海瑞，主要源於如下考量：

其一，張居正與海瑞的性格特點不同。《明史》是這樣評論張居正的：“居正為人，頎面秀眉目，須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 體貌挺拔，長鬚飄飄，敢作敢為，思想深邃，城府極深，既帥氣又傲氣，使人可望而不可及，這就是歷史中的張居正，一個讓人看不透也說不盡的張居正。曾經有人這樣評價張居正：無情而重義，拒賄而好諂，偉大與渺小，堅強與卑微集於一身，多側面性格，複雜的個性，恰如湖北人傳說中的九頭鳥，似鴨非鴨，遍身赤紅，“九頭皆鳴”，這九頭既是神通廣大的顯示，也是多種聲部的呈現。這多聲部而又和諧的組成，體現了張居正性格中的多面性和複雜性。這段評價，指出張居正屬於多面而複雜的性格之人，故我基本贊同，但若說他拒賄，恐怕有些不實，下面我們會進一步談及，在此就不詳述。而海瑞的性格特點，《明史》有這樣一段話：“萬曆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嘆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 文中點出了海瑞的性格“峭直”，那就是說海瑞剛正不阿，堅持原則，從不委曲求全，從不讒言媚上。正是因為如此，張居正才儘管面對輿論高調地推崇海瑞，但是就是不重用他。

其二，張居正與海瑞的處世原則不同。張居正性格多面且複雜，就決定了他為人處世的原則把握上很圓滑。張居正作為明代見識和能力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其在政壇上爐火純青的權術，就是其圓滑性格的最好演繹。奸臣嚴嵩當政時，“嵩亦器居正”。徐階代替嚴嵩為首輔後，同樣“傾心委居正”，這左右逢源的水平非一般人能達到。高拱秉權後，“兩人益相密”。可當高拱成為橫亙在他面前的石頭，不扳倒高，他就不可能成為首輔時，張居正就又私下裡結交司禮秉筆太監馮保。“神宗即位(萬曆帝)，保以兩宮詔旨逐拱，事具拱傳，居正遂代拱為首輔。” 至此，張居正的為人處世不是顯露無疑了嗎？海瑞卻大不相同。他得意時如此，失意時也如此;他人前如此，人後也如此。就連他退休後，依然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為民請命，是個響噹噹、硬挺挺的正人君子。譬如，對仗勢抖威風的奸官，海瑞援引故例，抗顏不屈。他說：“臺渴當以屬禮，此堂，師長教士地，不當屈”，大有周亞夫營前長揖不跪以迎天子的氣概，大煞了御史的威風。再如，對仗父勢橫行的衙內，則懲子戒父，令他們啞子吃黃蓮。胡宗憲的兒子依仗父勢凌辱釋吏，海瑞給以嚴懲後，還罰沒數千金，並搶先馳告宗憲，假說懲辦了詭稱胡公子的花花太歲。胡宗憲只能吹須瞪眼，出聲不得。這類事舉不勝舉。這其中的不同，筆者認為，最最關鍵的是，他們二人的出發點不同，前者是一切為私心，凡事先替自己打算;後者則是克己奉公，死而後己。僅就這個不同，他們就不可能走到一起。

其三，張居正與海瑞的為官理念不同。張居正雖然確實做了許多挽救明朝衰敗的大事，但他也因此收穫了許多榮譽、許多名利。他為官不得不說主要是媚上媚權，凡是可能損害和影響自己權力地位的事他堅決不做不為。故而，在對待海瑞是否可以重用的問題上，他並不害怕海瑞在政治上權勢上超過自己，而是怕海瑞這個連皇帝都不怕的死倔之人，一旦進了權力中樞，不僅會以道德的標準來對待政治，更可能對張居正的政策橫挑鼻子豎挑眼，鬧得朝野都知道，對自己極為不利，何況萬一海瑞得到同情或支援，那就大大不妙了。海瑞為官很少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去考慮考量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利弊，而是儘可能為廣大民眾切身利益著想，所以他在帝王昏庸、官吏貪腐的年代裡，變得沒有政界市場，沒有仕途朋友，個人的品德只有符號意義，在權力場中是蒼白無力、不堪一擊的。換個角度看，海瑞卻深受民眾的愛戴，深受百姓的擁護。這般完全不一致的為官實踐，預示著張居正與海瑞根本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車”，不僅無法交匯，更不可能並肩。其四，張居正與海瑞的追求境界不同。前面，我們說了張居正的政治品德實在不怎樣，他是怎樣對自己有利他就怎樣幹，毫不在乎什麼名節。其實，他在個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很不怎樣。張居正好色縱慾，因為常服春藥，大冬天都滿腦袋冒熱氣，不能戴帽子。父親死了後，為了權柄不落入他手，和馮保共同策劃，促使皇帝下達了“奪情”的旨意，在父喪期間依然緊握手中大權(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喪後，必須丁憂三年)。至於說到他為官時是否清廉，可以講：屬下的官員賄賂他的財物不計其數。否則，後來他被抄家時哪裡會發現“鉅額來源不明財產”？海瑞為官一生，十分清廉。他遷淳安知縣，穿布袍、吃粗糧糙米，讓老僕人種菜自給。就連總督胡宗憲曾告訴別人說：“昨天聽說海縣令為老母祝壽，才買了二斤肉啊。”再看看海瑞的固定資產情況，他還是在退休後，才在海南買了一套並不很大的房產，供家人居住生活。有資料稱，海瑞沒有兒子。去世時，金都御史王用汲去照顧海瑞，只見用葛布製成的幃帳和破爛的竹器，有些是貧寒的文人也不願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來，湊錢為海瑞辦理喪事。在封建社會里，竟有如此好官清官，實在難得。有道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張居正之所以不肯重用海瑞的理由，不是已經躍然紙上了嗎？多餘的話就不說了。

張居正，漢族，字叔大，少名白圭，號太嶽，諡號“文忠”，湖廣江陵（今屬湖北）人，又稱張江陵。明代政治家

，改革家。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內閣首輔，明代最偉大的政治家。

5歲入學，7歲能通六經大義，12歲考中了秀才，13歲時就參加了鄉試，寫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廣巡撫顧轔有意讓張居正多磨練幾年，才未中舉。16歲中了舉人，23歲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由編修官至侍講學士令翰林事。隆慶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隆慶時與高拱併為宰輔

，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萬曆初年，與宦官馮保合謀逐高拱，代為首輔。當時明神宗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決，前後當國10年，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隱瞞的田地，推行一條鞭法，改變賦稅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財政狀況有所改善；用名將戚繼光、李成梁等練兵，加強北部邊防，整飭邊鎮防務；用潘季馴主持浚治黃淮，亦頗有成效。萬曆十年（1582年）卒，贈上柱國，諡文忠。死後不久即被宦官張誠及守舊官僚所攻訐，籍其家；至天啟時方恢復名譽。著有《張太嶽集》、《書經直解》等。

張居正用人，打破了君子與小人的界限。總結他用人的經驗，

最核心的一點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循吏，就是腦子一根筋，只想把事情做好，把結果放在第一位，而不會有道德上的約束；清流則不同，總是把道德放在第一，說的多，辦成的事兒卻少。

有這麼一個例子，就是對於海瑞的任用。中國的老百姓，幾乎沒人不知道海瑞抬著棺材給嘉靖皇帝上書的事。即便在當世，海瑞就已經成了一個民間人物，清官形象的代言人。嘉靖皇帝看了海瑞的萬言書，非常震怒。不過他沒有處死海瑞，但也不放他，就關在大牢裡不聞不問。嘉靖皇帝死了以後，徐階把海瑞從監獄裡放了出來。

鑑於海瑞的名聲，徐階決定予以重用。他讓海瑞到江南，當了應天府的巡撫，管南京周圍幾個最富的州府。海瑞在那搞了兩年，結果當地的賦稅減了三分之二。大戶人家都跑了，沒有了稅源。他自己倒是非常清廉，八抬大轎也不坐，騎著驢子上班。這樣，他班子裡的其他領導很不滿意，因為他是一把手，既然他騎驢子，那二把手豈敢坐轎？因此都想辦法調走。富人都很怕他，窮人和富人打官司，不管誰有理，肯定是富人輸。海瑞是一個非常理想化的人物，但他對行政管理的確缺乏經驗。工作搞不上去，海瑞氣得罵“滿天下都是婦人”，憤而辭職。

張居正當了首輔之後，讓每一個三品以上的大臣都向朝廷推薦人才，其中有不少人寫信推薦海瑞。當時的吏部尚書楊博就這個問題還專門找了張居正，希望他啟用海瑞。下面是一段很意思的對話：

“博老的意思，是將海瑞重新啟用？”

“如此清官，焉能不用？”楊博的反問理直氣壯。

張居正笑了笑，答道：“博老，僕決心已下，不打算啟用海瑞。”

“這是為何？”楊博大驚。

張居正說道：“嘉靖四十五年，海瑞因上疏譏刺世宗皇帝迷戀方術而被打入死牢，嚴嵩揣摩世宗皇帝心思，讓大理寺從嚴鞠讞，將海瑞問成死罪。摺子到了世宗皇帝手上，大約是世宗皇帝顧忌到天下輿情，一直未曾批准。其後不久，世宗皇帝大行，嚴嵩劣跡敗露，徐階接任首輔，他不但給海瑞平反，並給他官升兩級，由戶部的六品主事一躍而為眾官垂涎的四品蘇州知府。可是，這位海大人到任後，升衙斷案，卻完全是意氣用事。民間官司到他手上，不問是非曲直青紅皂白，總是有錢人敗訴吃虧。催交賦稅也是一樣，窮苦小民交不起一律免除，其欠額分攤到富戶頭上。因此弄得地方縉紳怨氣沸騰。不到兩年時間，富室商家紛紛舉家遷徙他鄉以避禍，蘇州膏腴之地，在他手上，竟然經濟蕭條，賦稅驟減。還有，官員出行，有規定的扈從儀仗，這本是綱紀所定，官家的體面。海大人也嫌這個勞民傷財，一律撤去，出門只騎一頭驢子，帶一個差人，弄得同僚與之結怨生恨。一任未滿而劾疏連發，海大人負氣之下只好掛冠而去。論人品，海大人清正廉明無懈可擊。

僕基於以上所思，決定不再啟用海瑞。你給他官復原職，他仍不能造福一方，若給他閒差，士林又會罵我不重用他。所以，乾脆讓他悠遊林下，這樣既保全了他的清廉名節，讓千秋後世奉他為清官楷模，豈不更好？”

歷史證明,好人操好心不一定能辦好事!

簡單來說，海瑞是個好人但不是好官。

海瑞是非常理想化的一個人，在他的認知中，每個人都要嚴格按照聖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不能有任何的私心，但凡是違反一點聖人之道就必須付出的懲罰。

比如說，他認為男女就應該授受不親，所以自己的女兒接受了一個男僕的饋贈後，他就活活餓死了自己的女兒；因為堅持“不孝有三，無後無大”，逼死了自己的妻子。往好了說，他就是眼睛裡容不得沙子，往壞了說他就是一個毫無感情的工作狂。

這種人在放到官場上，就是一把雙刃劍，只要給他提供你政敵的把柄，他就會毫不猶豫的去死磕，但是對方也可能以同樣的路數的來對付你，因為海瑞這樣的人是不可能站隊結黨的。就連他的救命恩人徐階都被他弄得狼狽不堪，試想誰還能拉攏他。

而張居正是一個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使用非常規手段的人，他的上位之路並沒有那麼幹淨，一旦海瑞擁有足夠的實力且掌握足夠張居正的把柄，那麼海瑞會毫不猶豫的攻擊張居正，這對張居正是不可忍受的。事實上，張居正擔任首輔那十年，整個明朝的言官都被張居正打壓，因為張居正不喜歡別人對他的改革指手畫腳。

不過，張居正對海瑞也不是完全不用，而是把他塑造成為了一個典型供其他官員學習，告訴別的官員要以海瑞為榜樣，雖然他知道別人不可能做到海瑞那種程度，但是有這麼一個典型放在那裡，對塑造整個官場的價值導向還是非常不錯的。

海瑞是一位大清官，他便是明朝中期著名的清官——海瑞，海瑞一生廉潔，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然而，卻沒有受到重用，這是為什麼呢?

　　張居正逝世後，次輔張四維進位首輔，此人是張居正一手提拔起來的，張居正當政之時，張四維是張居正改革的堅決擁護者和執行者，而張居正一去世，張四維就成了張居正改革的反對者，當然，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萬曆皇帝對張居正改革態度的影響。

　　用人不當而導致改革失敗的先例，在王安石變法時就已經上演了，王安石信任呂惠卿，而呂惠卿卻背叛了王安石，改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時間的積累，所以改革要成功，必須要保證改革的強有力的連續性，在制度上不斷進行調整和完善，最終才有可能實現改革的初衷。反觀張居正改革，且不說後繼者張四維將張居正的改革制度作進一步完善，就是連他的改革精神都沒有傳承下去，相反倒戈成了反對派的代表人物，對於張居正而言，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巨大的諷刺，政治的殘酷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人情，這確實是令人寒心的。

　　張四維是一個能臣，但處世圓滑，城府極深，高拱、楊博、王崇古都曾經提攜過他，所以他能夠受到張居正的重用，可以看得出，張居正在用人方面更注重於實幹之能臣，對於個人的品質問題並不放在首位，但對清流一般持排斥的態度。

　　比如說海瑞，海瑞是一個清官，他的心地是光明的，他還在福建南平任教諭的時候，見到視學，周圍的兩名官員連忙下跪，而他只是作了一個長揖，正好形成一個筆架的形狀，於是，“海筆架”的大名就在官場上傳開了，老百姓愛戴他，一部分同僚尊重他，一部分同僚擠兌他，他的名聲越來越大，民間一直傳誦著《海公案》的評書，他在老百姓的心裡就是“青天”。

　　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海瑞的為人，他不畏權貴，敢犯龍顏，嘉靖四十五年，海瑞針對嘉靖皇帝迷信方術，不理朝政等弊端，向嘉靖皇帝呈上《治安疏》，嘉靖皇帝讀完後十分憤怒，準備殺了他，幸虧當時的首輔徐階極力勸阻，方才救了他一命，然而，等到徐階退休之後，由於家鄉的土地田畝問題，身為地方父母官的海瑞絲毫沒有容情，甚至在看到張居正的信後(徐階是張居正的老師，為了此事曾寫信求救於張居正，張居正便寫信讓海瑞照顧一二，然而海瑞沒有答應)，還是嚴辦了徐階。

　　這樣的鐵面無私連張居正都深感佩服，很多人曾說，張居正掌政十年，沒有啟用海瑞，是由於海瑞是清流，不一定有能力辦好變法改革的大事，其實並不盡然，須知海瑞在淳安知縣任上就已經開始實行“一條鞭法”的改革了，這比起張居正在全國全面推行“一條鞭法”要早得多，因此，在改革的問題上，他們是英雄所見略同，那麼，究竟是什麼導致張居正不啟用海瑞呢?

　　其原因是因為海瑞性情耿直，不通世故，不懂權變，而變法改革又隨時會觸及到權貴的利益，這當中需要太多的政治策略，光靠單純的道德力量是不能在“官僚腐敗”的官場辦得好事情，而前文所說的張四維卻可以在這樣的官場上游刃有餘，張居正的改革需要的是有政治頭腦的循吏，所以，張居正一直沒有啟用海瑞。

　　在循吏和清流之間，張居正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能臣，儘管會冒幾分風險，對於張四維和海瑞的選擇就體現了張居正的用人原則，一切以處世為人的能力和精明練達的程度作為用人標準，至於名聲和口碑，在政治家眼裡絕沒有政治謀略重要，“寧用循吏，不用清流”就是這個道理。

　　昔日的政治盟友轉眼變成政敵，張四維如果說這是張居正的不幸，那麼鄒元標則是張居正的大幸，此人也是典型的清流，曾因政見不合被張居正廷杖致殘，四十年後，已近饕餮之年的鄒元標已官封都察院左都御史，作為東林黨的領袖，望著江河日下的大明江山，不由得想起了四十年前勵精圖治的“救時宰相”張居正，於是鄒元標在天啟皇帝面前為張居正平反奔走呼號，國難思良臣，天啟皇帝欣然准奏，恢復了張居正的官職，並給予祭葬，這位身後蒙冤四十年的名臣，而今終得平反。

　　這件事不但讓鄒元標遭到了政敵的攻擊，甚至許多東林黨的同僚也不理解，左光斗就曾問鄒元標：“你當年罵張居正，今天又為張居正說話，不是首鼠兩端嗎?”鄒元標感慨說：“沉浮半生，方知江陵(張居正)之艱辛也。”“江陵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國爾之議，死而後已。謂之社稷臣，奚愧焉!”

　　另一位清流海瑞也有同樣的評價，認為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他們終於明白了對一位手握權柄的歷史推動者的良苦用心，那便是不能單純的用道德觀念來衡量，而是一切是國家利益為重，遲到了幾十年理解，或許能讓張居正含笑九泉了吧!

張居正是明朝著名宰相，也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他輔助萬曆新政具有重大意義。

而海瑞雖然是個清廉的清官，為百姓著想，但是因為太過耿直，曾經在杭州任知府期間，規定管轄區域禁止坐轎子，結果因為一系列措施導致杭州經濟一片蕭條。由此可見，海瑞在管理能力上有所欠缺，性格上也十分固執，遵循禮法，但是張居正致力於改革，必定同海瑞產生矛盾。

張居正評價海瑞雖然是位清官，但也做不了大事。就因此，儘管海瑞是名清官，一身清廉，但是依然不會重用他。海瑞如同包拯一樣，有他們的賦予的歷史使命和價值。他們倆的政治抱負和想法各不相同，所以不會有太多的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