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度使的泛濫主要原因在於朝廷把軍權、民政、財權等下放了，年深日久，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勢，並不在於文官掌軍還是武將統軍。如果是文官掌軍，只會讓中華民族的血性早早被閹割了。宋明兩朝，文官掌軍造成軍隊戰鬥力直線下降，總體戰績落後漢唐一大截，絕對是民族的悲哀。

唐朝後期其實已經有大量的文官當節度使，這些文官也大多數忠於朝廷。

比如張弘靖在幽州。但結果往往是鐵打的藩鎮軍事集團，流水的節度使，中央並不能透過節度使加強對地方的控制。

因為藩鎮軍事集團的利益早就地方化了，他們軍中地位世襲，利益紮根在地方，又掌握了武力，內戰內行，外戰外行。

文官節度使要麼和他們沆瀣一氣共同撈錢；要麼各玩各的，文官節度使當完提拔回中央，地方軍頭繼續撈錢；要麼有個把厲害的節度使能暫時鎮住地方，比如王式在徐州，然後人亡政息。水平差又不識時務的文官節度使，你以為大頭兵不敢吃了你？那是真的活吃。

說到底，唐朝中後期軍事集團利益地方化、世襲化，朝廷早就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權，成為了吉祥物（連賦稅仰仗的東南也日漸為地方土豪控制），除了黃巢出來打碎爛攤子，大唐根本就沒救了。

所以，地方利益固化，天下必定完蛋

其實是個不錯的問題，不錯在反應了大家對於藩鎮制度的一些誤解，個人學識有限，無法給出完整可靠的回答。只能說文官（或者說是否為中央派遣官僚）與藩鎮是否受控制（其實什麼是受控制也是需要定義的）沒有必然的關係。

僅以中央地方爭奪茶利舉例。“其年（大中六年）四月，淮南及天平軍節度使、浙西觀察使皆奏軍用困竭，伏乞且賜依舊稅茶。”（《唐會要》卷八四雜稅）此時的淮南節度使是李珏（吏部尚書，順便這位是文宗朝的宰相，而且大中六年五月就死了。。。），天平軍節度使是李景讓（尚書左丞），浙西觀察使是敬晦（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括號內是他們出外前的官職，應該算一般定義下的文官了。但他們在擔任地方節帥時，依然採取了一種有利地方的爭利舉措。

但是同樣就茶稅問題，也可以找到一個支援樓主本意的例子。穆宗時武平軍節度使王智興驅逐前任節帥崔群（憲宗朝宰相）自立，“因請致稅於泗口以瞻軍用，往來過為寇掠”。此後武平鎮“軍驕難制”，唐廷先後任用高瑀（前陳許節度，久歷地方）、崔珙（嚴格來說他沒實際當過嶺南節度，所以實際上的前官是太府卿，後會昌初任宰相）、薛元賞（前京兆尹）三人擔任武平節度使，最終在唐文宗開成二年，薛元賞與朝廷相配合，以“每年特以度支、戶部錢二萬貫賜供本軍及充驛料”的代價，取消了泗口稅場。這個可以稱得上唐廷以中央派遣官員逐漸消除地方節鎮獨立性的典型案例（雖然有大佬看到武平鎮應該可以聯想到後來的事情）。

僅從上面的例子看，唐廷與地方藩鎮之間的互動是複雜的，與時間、背景、節帥和唐廷的具體個人都有一定關係，可能難以一概論之。不能當然的，推匯出文官（或者說中央派遣官員）擔任節度使，就一定比武將出身（或者說地方推舉出的）更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