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總麼就覺得沒有出現呢？春秋戰國以後，漢朝武有韓信點兵，文有蕭何之謀，三國之爭文武具備，唐宋武爭之烈，文詩之巔，直至國共之搏刀兵氣勢彌天，文氣毛聖泰斗！並且一直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後世咋就出現不了”呢？

你還“明哥談歷史”，到底明不明啊？不明怎麼談歷史呢？

糟老頭兒真不明白了！[呲牙]

我看是自秦大一統了，統治者為了自身的利益，要統一思想，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顯然不利於統一！！高度集權的統治要控制思想統一還是非常容易的。

這個問題很好回答，那就是不需要了。

我舉一個例子你就能明白。

你到了一個大賣場，你會看到很多的衣服，很多漂亮還能修身的衣服。最終你選擇了幾件？

我估計一般人會選擇一件，然後這一件出現在你的衣櫃裡。

如果有五十個人去商場，假設他們都去買了，現實情況就是這五十個人的家中會出現五十件衣服。

或許有槓精會提出問題，他們也有可能買很多件衣服，因為他們很有錢。

那換一種提法，他們買了衣服，穿出去，穿在身上外套一件就夠了，我想沒有人笨到會將買到的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

結論應該很清楚了。

齊桓公並35國，晉獻公並17國，降38國，楚莊王並26國，秦穆公滅20國，弄到戰國後期還有戰國七雄，當然也不止這七個諸侯國。

假如一個諸侯國是一個人，那他一次出門也只需要一件外套，這麼多的諸侯國，當然也需要這麼多的衣服了。

秦一統天下之後，那是幾個國家呢？

一個。

一個國家一種思想就夠了，其他的都是多餘的，因為太多之後會發生認知混亂。秦朝做的挺絕的，他們要了法家思想，提出以吏為師，然後其他思想就該清除。

漢初是黃老之治，到了漢武帝時用法家治天下，漢宣帝時是王霸之治，到了漢元帝時才是儒家治世。

你認為這個時候的儒家還是孔子的儒家嗎？當然不是了，那只是叔通孫，董仲舒改造後的儒家。

剩下的衣服怎麼辦？要麼穿裡面，要麼放在櫃子裡，這就是融合。

不過有時穿這件外套，有時穿那件外套。思想，觀點一直都在的，只是你用不用的問題。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很多都流傳下來了，問題是你瞭解多少知道多少呢？

我大約還有一大皮箱關於諸子百家的書籍，等退休後再看。買過來放在倉庫二十多年了。

所以不是思想不再了，是我們並不瞭解，還有就是用不用的問題。

衣服在，一直在櫃子裡，只是你沒有發現，女人嘛，不是一直抱怨衣櫃裡少一件衣服，你以為這只是女人的特權嗎？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的特性，男人也不例外的。

首先，我先糾正一下作者提出的問題，百家齊放的場面在戰國以後並不是沒有出現過！

我為大家簡單介紹☞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

春秋戰國時期知識分子中不同學派的湧現及各思想流派之間爭芳鬥豔的局面。 所謂諸子百家，主要指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以及陰陽家、名家、縱橫家等。百家爭鳴的發生反映出當時社會激烈和複雜的政治鬥爭。這個時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個封建時代文化的基礎，對中國古代文化有著非常深刻的影響。

春秋戰國時期文化輝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於社會大變革時代為各個階級、集團的思想家們發表自己的主張、進行“百家爭鳴”提供了歷史舞臺！

攻戰與伐謀、伐交相結合，豐富的戰爭實踐促進了春秋戰國時期軍事謀略思想的形成。

唐宋武爭之烈，文詩詞巔峰！要說再一次出現百家爭鳴的場面的朝代是明清

明清時期的思想活躍局面的代表人物主要與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唐甄等等。主要是批判君主專制的思想。這個時期的百家爭鳴是因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商品經濟的發展。

1:前者是中國由奴隸制社會過渡至封建社會的時期,是在自身“社會政治制度”變革背景下不同階段,不同階層的思想家表達各自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觀點的盛世！

而後者實在啟蒙思想成熟的情況下，由於受到某種領域的衝擊，再加上資本主義的萌發從而做出的挑戰！

2:前者的思想家大部分來自於社會的各個階層,代表了各個階層的利益,但最終的目的都是站在統治者的高度上各抒己見的,實際上是維護封建統治的,穩固封建統治基礎。

而後者像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都是反對君主專制制度的,宣稱“天下非一家之私”要求君主分權而治,帶有“民主”色彩,其在綱常倫理方面也提倡個性解放,這種言論可想而知會受到統治者的反感！他們的待遇遠不如前者的豐厚

如果說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齊放，是奠定了中國啟蒙文化的基礎，其百家齊放，璨若星河！那明清時期只能說是思想家們透過著書立說的方式低調的宣揚自己的“主權”。君主專權局勢越發加強，封建王朝的最後一次迴光返照.

以上就是小九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如有錯誤之處，還望指教

補充:

新中國建立初期的文藝事業建設的方針也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諸侯割據，群雄逐鹿，每個諸侯國都在尋找一種可以富國強兵的方法。而想要富國強兵不可能只有一種方法，別國適用的方法，用到自己身上可能就不行了，所以統治者需要更多的治國之道，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情況。

群雄割據，每個諸侯國都想吞併周圍的國家，怎麼做呢？只有強大自身，結交盟友，各個擊破才有機會，而此時對於富國強兵，各國是沒有一個統一適用的方法的。

每個諸侯國都在探索一種又快又好的富國強兵之法。而此時因為統治者需要，就會出現很多有學識的人，他們有著不同的老師，掌握著不同的強兵之法，而他們為了相互區別，競爭，就會給自己的學識取不同的名字。

例如法家的嚴刑峻法可以強軍，安民；公輸家的軍工器械；儒家的治國之道；農家的富民之法，等等，他們很多都是根據統治者需要而出現的。至於如道家，墨家，也是因為諸侯連年征戰，想要天下和平的思想。

那是因為國家統一了，一個統一的國家需要的是什麼？需要的是穩定，所以秦始皇用法家治國，漢武帝用儒術治國，他們的本質目的的都是為了統一思想，方便治國。

還有一個原因是對於富國強兵的方法，後世人已經總結出一套系統的理論。後世人已經發現儒法兩家的思想最適合治國，亂世用重典，側重於法家，國家統一又適合儒家那一套。後世人對儒家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即使有變法，也沒有超脫於儒家之外。

後世無論是科舉制度，還是社會風俗，都已經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後世的讀書人也大都屬於儒家弟子，想要再出現百家爭鳴，是很難得。或許我們現在就屬於百家爭鳴的情況呢？

春秋戰國，百家齊放，確實是我國曆史上的一朵奇葩。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有著特定的歷史背景，當然了，後世之所以沒有出現這種繁盛的局面，也有著一定的原因。

春秋戰國的時候，我國的文化發展才剛剛起步，一般來講，我們如今的民族文化根脈是源自於周朝的，而非來自於更往前的夏朝和商朝。

周朝時期發生的周公制禮，才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華夏文明大發展。其後數千年的中華文化發展，也都是在這個基礎上衍生出來的。諸子百家的學說，也離不開周禮這個條條框框。

春秋戰國時期，當時的社會現狀是天子仍舊存在，雖然不具備實權，但仍舊是最高的象徵。這就出現了一種現象，雖然雖然各國征戰攻伐不斷，但是國家之間仍舊有著一種微妙的關係，那就是凡事都要講師出有名，任何時候做任何事都要拉一杆大旗，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周天子還在，周禮還在。

那麼，在這種既混亂又有序的社會之中，各國都需要一定的學說來稱王逐霸，增加實力，因此對人才的需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渴望。正是在大量的需求之下，才催生出了各種學術門派，最為重要的是，當時的社會讓他們有試錯的土壤。

提出一個學說，東家不買，你可以賣給西家，西家不要，你可以在民間進行宣傳，各國的君主總是換來換去，其中必定會有人欣賞自己，所以，只要你的學說不是太狗血，所以，不存在賣不出去的問題，只是價高價低的問題，也就是別人接受程度的問題。

有需求才有發展，所以，當時在文化還處於幾乎一片空白的情況下，又出現瞭如此瘋狂的社會需求，那麼，每個觀點都可能成功。實際上我們說百家爭鳴，這只是個概括說法，其實當時不止百家，甚至有千家，萬家，最終只有幾個重要的學派留下了典籍，也就說明了他們在當時混的不錯，其他的成千上萬的各家可能在當時就已經被淘汰了。

那麼後世之所以沒有這種情況出現，也不難理解。秦漢一統天下，必然要統一思想，尤其是漢朝這個大一統王朝，想要長期的穩定，必須要有一個全國性的指導思想，就如同我們今天的馬克思思想一個道理，最終儒家勝出。

後來也有亂世，為何就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呢？那是因為後世雖然亂，但是那基本上都秉持著儒家的治國思想，他們需要的只是兵強馬壯，糧草充足，並不需要一個全國性的新思想，因為他們已經有了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思想。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不僅新思想不允許被傳播，它可能會危及到全國的統治，哪怕你有了新思想，新學說，也不會有人接受，因為沒有人敢在那個時刻去試錯，也就是說，你的學說存在的土壤沒有了。此時只能寄希望於民間傳播，但是可想而知，沒有統治者支援的傳道授業，有幾個人會去學，畢竟那是歪理邪說，不可能被普遍接受，更不可能憑此登堂入室，考取功名的，在古代，獵取功名，光宗耀祖才是最重要，歪理邪說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盛況後世為何沒能在現？

1、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盛況是大勢所趨難以複製。

春秋戰國社會處於大變革大動盪時期，各諸侯國為富國強兵，招賢納士，經濟上，鐵器牛耕推廣，生產力提高。社會經濟發展，提供物質條件。在科技上，天文學、醫學等科研取得較大進步。在文化上，私學興起，形成許多學者和思想流派。

代表各階層，各階級，各派政治力量的學長或思想家，都企圖按照本階層或本集團的利益和要求，對宇宙對社會對萬事萬物作出解釋，或提出主張。他們著書立說，廣收門徒，高談闊論，互相詰難，於是出現了思想領域裡“百家爭鳴”的局面。

2、秦國焚書坑儒，漢武帝推崇儒學，其他學術，從此被打入冷宮。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儒家學者對秦始皇很不滿，秦始皇便下令焚書坑儒，焚書坑儒對我國古代文化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秦國是以法家思想為基礎的，所以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丞相李斯還制定了嚴酷的大秦律，全面廢除了儒學的一套學術，徹底告別儒家學說。

秦朝滅亡到漢武帝時期，由於各諸侯國的問題，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罷免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看儒家思想利於加強皇權，便下令支援董仲舒提出的無人敢用的儒家學說，從此儒家學說開始盛行，並佔統治地位。

因為在秦漢以後的歷朝歷代，幾乎都是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其他學說都成了不入流。所以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的盛況就很難出現，百家爭鳴的形成也就失去了客觀上的條件。

3、東漢時期，儒學繼續盛行，唐朝盛世時期推崇道學，百家盛況一去不復返。

東漢時期，佛教從天竺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但是佛教這時並沒有取代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始終牢牢處於中心地位。

唐朝時期，因為唐朝天子姓李，為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唐朝李淵就讓大臣編造了李淵一家老子李耳後裔的傳說。隨即，唐朝皇帝開始推崇道家，這個時期道家與儒家的地位幾乎相等。但是也沒有出現百家爭鳴想象。

北宋，南宋時期儒家的統治地位得到了加強，特別是朱熹等人提出的三綱五常的儒家學說，又得到封建統治者的賞識。從此甚至在宋朝以後的科舉中都要用朱熹註釋的儒家的學說來做文章。這樣一來，儒家思想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學生們要科舉考試都得學儒家學說，這時百家爭鳴更是無從談起。

明清時期，為了加強皇權，也是大家推崇儒家學說，因此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現象也是絕無可能出現的。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百家爭鳴的原因如下：

1、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的生產關係的變革

春秋戰國時期，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使得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促進了商業繁榮和城鎮興盛，傳統的禮法秩序受到猛烈衝擊。生產力的飛躍引起了生產關係的革命，井田制（公田）逐漸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

2、經濟變革帶來的階層的變化。

春秋戰國之交，掀起了一場社會大變革的風暴。舊的奴隸主階級沒落了，新的地主階級興起了；舊的制度和道德倫理觀念，被新的制度和意識形態取代了；在這個時期，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應運出現了，這就是士。他們來自社會的各個方面，地位雖然較低，但很多是有學問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曉天文、歷算、地理等方面知識的學者，有的是政治、軍事的傑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許行、陳相、蘇秦、張儀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或科學家。至於一般的出謀劃策、談天雕龍之流，以及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更是人數眾多。

由於士的出身不同，立場不同，因而在解決或回答現實問題時，提出的政治主張和要求也不同。他們著書立說，爭辯不休，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名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等許多學派。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儒、墨、道、法四家。

3、各個國家對人才的需求比以前更加激烈。

春秋戰國時期階級矛盾尖銳激烈，兼併戰爭連年不斷，整個社會呈現出紛繁複雜的大動盪大改組局面。那個國家能先發展壯大，在動盪的環境裡就會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採用正確的學說，成為國家的當務之急。

春秋戰國時期，儒、道、法、墨為代表的“諸子百八十九家”出了很多大師，老子、孔子、墨子、商鞅們趁著思想真空，沒有跨省，紛紛推銷自己的主張，後人把這幫出來賣的，稱為“諸子百家。”

秦始皇統一六國，主要採用法家理論。他給自己搞了枚印章“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這封建迷信純屬糊弄百姓，至少他自己是不敢相信的，這秦朝的國土是祖宗多少輩一點一點硬啃下來的，不是老天爺賜給他的。書沒來得及燒幾本，方士沒來得及殺幾個，主體思路還沒有來得及提煉，秦朝就二世而亡了。

漢武帝時期，儒家出了一個能人，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理論終於打包賣出去了，買家正是皇帝本人。

“三綱五常”這馬屁拍的很好，上班聽領導的，回家聽老爸的，壓抑？怎麼會，你還有個媳婦可以出氣。

“天地君親師”，天地表示不方便發表意見。君上笑眯眯買單，你們儒家這個排序很科學，地面上的事，確是我說了算；老爸看著磕頭蟲一般的兒子，笑眯眯買單，這儒家專治青少年時期逆反心理的課時費，花的值！

教師隊伍簡直就是熱淚盈眶了，教墨家知識還得上戰場，教縱橫家知識還得留一手，教道家知識填不飽肚子，唯有教儒家知識，學費有保障、課外班有外快、逢年過節有肉吃；孩子大了當了官，也還得跟我點頭哈腰。教師有幹勁，師資力量穩定增長。

兩千年後的清末民初，西學漸進，社會激盪，東西方兩種思想、教育方式交鋒，產生了一大批久違的大師，“百家爭鳴”的繁華夜市難得又現，帝王們倒是鞭長莫及了，城管們迂迴包抄上來了。

其實很簡單，取決於買家的數量。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國君皇帝就是這些有才之士的買家。

春秋戰國，諸侯國林立，買家數量多，競爭自然就強。對於人才來說，國君你作為買家你如果不展示足夠尊重，那麼對不起，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貨比三家，我總能找到最好的去處。百里奚、商鞅等都是這樣的。一個健康的市場，買賣不成仁義在，還是比較講商業規矩。

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國君皇帝就剩下一個了，買家形成壟斷。那人才這個賣家自然就慘了，必須得在人才內部進行殘酷的競爭。最後當然是適者生存，最為迎合皇帝需求的儒家勝出。

但如果你把視線擴大的更大範圍，你會發現世界上還是百家齊放。

東西方其實並沒有本質差別。

東方羅馬王朝大一統，也誕生了中世紀基督教這個比儒家統治力還強的賣家，最後甚至變成教皇從賣家變成買家。在這之前和之後，歐洲都王國林立，自然是健康的市場，人才學說買賣自由。

其實很好理解對吧？日常生活，我們最討厭的就是壟斷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像春秋戰國時代，一個戰爭頻仍，社會混亂無緒的狀態，往往更容易產生流光溢彩，思想多元的文化。這是一種文化的悖論現象。按照常理，就像孔子所說的那樣，太平盛世，洛河才出書和圖，鳳鳥畢至。（《論語·子罕》）孟子也說過，五百年方有王者興，而自己正是捨我其誰的王佐之才。（《孟子·公孫丑》）但其實則不然，究其原因，我以為應該不外乎以下幾大因素。

其一：政治上的混亂和無緒，恰好有利於多元文化的形成。咋一看，混亂無緒和文化多元是一組矛盾。仔細一想，又不無道理。正是因為政治的混亂無緒，也便毫不留情地摧毀了固有的佔統治地位的文化思想，從而帶來了文化思想上的混亂無緒。《論語》中，孔子曾經痛心疾首地喟嘆，春秋之際，禮崩樂壞，政出於諸侯。這在當時人們的主流意識中，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的確算是一種倒行逆施，是一種歷史的倒退。但在文化則未必。拿春秋戰國為例。此時，周王朝名存實亡，天下只知諸侯，而不知有天子。周王朝制定的一切政治的文化的倫理道德、法令制度，都土崩瓦解，從而給多元化的文化思想的嶄露頭角，提供了有利的機會。此時此刻，對各種文化思想派別來說，大家才是平等的，公平的，才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不存在誰是主流，誰是異端，誰是正統，誰是邪說的問題。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都是一家之言。這一時段的文化思想特別發達，但是誰也不敢自誇為至尊、盟主。即使有這種人，那也是一種文化人的狂妄與放蕩。現代人心目中，儒家學派可以說是不可一世了，可當時就有道家學派與之大唱反調。你不是要忠孝節義，治國平天下嗎？我偏偏認為清虛恬淡，寂寞無為更好。墨家學派對儒家的“孝”和“禮”也大加非議。就連儒家學派內部也有爭議。孟子主張“人之初，性本善”，後天的修為才是需要特別謹慎的過程；荀子恰恰與之相反。他提出“人之初，性本惡”，怎樣使天生就“惡”的人性向善呢？只有學習，所以他最得意的作品是《勸學》。類似的學術流派還有很多很多，法、兵、農、名、陰陽、縱橫、小說……異彩紛呈，光芒四射，成為混亂無緒狀態下最不敢想象的事情。

其二，頻繁的戰爭，使統治者無暇顧及對文化的專制。歷史上的中國，大一統時期的君主，在將山川河嶽當成自家的園子而隨意處置，將黎民百姓當成自家的僕役率性對待之餘，還要十分狂妄地禁錮人家的頭腦，規定人們只准思考什麼，不能思考什麼。周厲王姬胡就曾經讓衛巫給他做特務，發現誰說朝廷的壞話就抓住殺掉。三年後，國人都不敢說話了，在路上見了面，只好用眼神交流，十分恐怖和滑稽。於是，厲王洋洋得意地對大臣召公說，我完全能讓國人不非議朝政了。召公聽了，很憂慮地告訴他，你這是堵住國人的嘴巴，不讓他們說話。你可知道，強行堵別人的嘴巴，就好比強行去堵滔滔的洪水，是要出大亂子的啊。厲王很不以為然，後來，終於被忍無可忍的國人殺死了。縱觀國家四分五裂，社會混亂無緒時期的君主呢？他們在權力的爭奪上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手段之暴戾、殘忍，計謀之陰險、毒辣也是令人髮指的。而在文化領域，還鮮有以這種政治手段強加於其上的例子。就算有也是極少數的膽大妄為者所為，是社會的邊緣人乾的。這也許正是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大放異彩，魏晉南北，詩文風流，群星璀璨，為我國文化史平添濃墨重彩一筆的原因。那麼，他們為什麼要留下文化這爿淨土，而不橫加干涉，肆意蹂躪呢？是他們多麼在乎文化的神聖意義嗎？非也。這裡面有兩大因素：一是此時的他們根本沒時間和精力去關注這些跟眼前利益比較起來，不值一提的問題；二是稍微有些見識的主宰者都知道，對於這些隻言片語，連篇累牘的思想和學說，取其一點，為我所用，也是很有必要的。這也就是孟子一邊享受著齊宣王、魏惠王的車服美食，一邊非議朝政，還要被這些君王當作聖人一般供奉的原因。而反觀所謂江山一統，君臨天下的局面呢？哪個時代出現過這種文化的大炸裂現象，湧現出這麼多永垂不朽的人物？當然，我的這番議論馬上會招來反駁意見。反駁者也許會舉出李唐的李杜，趙宋的蘇辛來加以反駁。但是請不要忘記，李杜的星光閃耀、大放異彩，並不在太平盛世，而在朝政腐敗，安史為亂的混亂狀態之下；蘇辛的橫空出世、卓絕一時，更是在國運衰敗、民族危亡、江山飄搖的時代。可以說，他們的行世與出世，本身就是一部文化的發展史，社會的興衰史。

其三，社會的混亂導致大量的文人失去了追名逐利的仕進之心，轉而專注修身養性和學術研究。生逢亂世，為人君者尚且朝不保夕，朝立夕廢。為人臣者更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說不準哪天就禍從天降，掉了腦袋。一些有識之士只得淡泊自守，隱居起來。躲在山林或市井，無論怎樣寂寥和喧鬧，都是外在的，表面化的，真正的隱士總要尋找一個心靈的寄託，精神的聖殿。那就只有在文化的棲息之地盡情地徜徉。魏晉時期的政治空前混亂，司馬氏執政短短五十五年，卻無數次更替君王。特別是在“八王之亂”時期，司馬亮、司馬倫、司馬炯、司馬穎……一大批野心家、劊子手走馬燈似的悉數登場，給那時的社會帶來十分慘烈的後果。生靈塗炭，國破家亡。就是在這一時期，一大批蔑視禮教、放蕩不羈的風流高士卻應運而生。他們高舉張揚個性的大旗，在文化的領域，創造出了多項震古爍今的成就，為後世留下了十分寶貴的文化遺產。他們中的代表人物嵇康和阮籍表現尤為突出。嵇康在得知山濤將要舉薦他為官的時候，很是惱火，在《與山巨源書》中有理有據地予以拒絕不說，還將自己的老友大罵了一通，以表示其徹底跟官場決裂的決心。阮籍更是用醉酒作為拒絕統治者司馬昭娶他女兒做兒媳的幌子。他們這些標榜自我、個性獨特的處世態度、文化態度，使其跟以齊家、治國為人生理想，靠仕宦博取功名的文人士子形成鮮明的對比，從而共同製造了這一時期的文化多元現象。

其四，文化人本身，也是造成非亂世難有開放思想的原因。政治和文化看似兩個不相干的命題，實則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可以這樣說，歷朝歷代大一統君王之所以敢這樣有恃無恐地對文化專制獨裁，完全是某些文化思想者慣的。是他們在各自的思想體系裡大肆鼓吹君主至上論，鼓吹學術獨尊論，才為那些膽大妄為者壯了膽，鼓了勁，為其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和支援。縱觀歷史，文化思想被歷代學者細化為無數學派。其中又大致以三大學派為主。一是積極入世派，主要以儒、墨、法等為代表；二是消極出世派，主要以道家為代表；三是實用技術派，主要以農、醫、卜等為代表。而積極入世派正是這種角色的扮演者。他們不管是提出怎樣冠冕堂皇的仁德之術，首先都要將忠孝的大纛擺在前頭，以換取君王的理解和共鳴。孟子雖然也提出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但仔細讀《孟子》，你會發現，那只是一種故弄玄虛，故作高深玄異之辭罷了。在他的心目中，君還是最貴的。至於以老、莊為代表的消極出世派，又太過虛無，太無政府主義，完全無視階級的存在、人類社會演進的現實，一味強調個體精神和自然的關係，玄則玄矣，卻只能作為個人的信仰而存在。以之治國，則無疑抱薪救火，揚湯止沸。所以，山巨源在見到能言善辯，滿口玄異之辭的王衍時說，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實用技術派則完全以某種技術為主，他們關注的是技術的本身和價值，更不值一提。

有此四大因素，則不難理解上述文化悖論現象的出現。只是，新的時代又會孕育新的文化，賦予其新的內涵。我們既有前人的經驗和教訓，又有今人的聰明和睿智，完全有理由改變這樣悖論。是的，我們期待著！

應該是“百家爭鳴”。

為什麼春秋戰國，百家爭鳴，軍事文化都很利害？

首先，春秋戰國，只所以能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一這是因為春秋戰國之際，正是中國社會激烈動盪的大變改時期，加之當時周朝宗室衰微，無力駕馭各路諸候，諸候之間相互攻伐，天下紛爭四起。

二是社會上又有新的級層出現，代表各階級、各級層、各派政治力量的具有不同政治主張的學者和思想家，都想按照本集團的利益要求來發聲，對人生對社會乃至對宇宙萬物作出自成體系的解釋和主張。

三是當時統治者並不能時社會思想進行強力的鉗制和約束，人們在思想與言論方面具有極的自由，所以才有眾多思想家發揚己意，任意揮灑，縱談天下，廣收門徒，著書立說，互相辯理，爭雄逞強的“百家爭鳴”之勢。

後世咋就不行了？

這是因為春秋戰國之後，社會進入了封建大一統時期，封建統治者對社會上的各種思想進行管制，人們在思想與言論方面已經沒有太多的自由。所以，後世雖也有過“百花齊放”的學術局面，但都再也沒有出現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蔚為大觀。

春秋戰國史料我認為很大一部分在沒考古證據的情況下應該為半信史。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極其殘酷一段時間段，與其說是百花齊放不如說中國歷史從野蠻向文明過度的時期。

到戰國時期只有絕對的國家實力才能生存下去，國家的實力外在是一種軍事實力的表現。戰爭藝術已經在當時的全世界發展到了極致。已經出現了殲滅戰，消滅對面有生力量，這種戰爭方式西方很晚才出現，在那個本來就人口不多的時代想想是多麼的殘酷，只有強而有力的政策才能生存，而這個時候對於當時的人來說是百年未有的大變革，怎樣才能強大，才出現百家爭鳴。最後出現了一個極其強悍的政權秦的統一。

秦漢的政權是統一的政權，他們為了維護統一，並不喜歡思想混亂，一群舌客到處嘰嘰喳喳。他必須控制輿論。同時當百家，也會造成社會的撕裂，春秋戰國是可以出百家，但也是對社會生產巨大的破壞，不符合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所以百家齊放很難再出現。

一、神秘的軸心時代。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各文明都出現了自己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老子、孔子等。儘管有各種科學解釋，但我依然相信這是自然發展的必然產物，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具有某種神秘色彩。

二、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精神世界的飛躍必然與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以鐵器的普遍使用為標誌，生產力的進步，讓一部分人可以專門從事腦力勞動。經濟的發展，也擴大了古代戰爭的規模，拓展了人類活動的區域和範圍，進而開闊了人類的視野。部落制的消亡，國家的建立，也讓人類自身也得到解放。

三、自由的思想環境。激烈的社會矛盾與鬥爭，激發了人類的潛能。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你方唱罷我登場，諸邦內部各種社會集團之間矛盾錯綜複雜，爭權奪利鬥爭時隱時現，這給了思想家軍事家廣闊的舞臺。

四、群雄逐鹿也造成各國君王不斷尋求新的突破，這在客觀上創造了相對寬鬆的思想環境。思想只有在自由的沃土上才能恣意綻放。

由人口數量與人群間狀態決定。

人口數量少，再人群與人群間關係緊張互戰殺，則民能力強及兇猛。

在歐洲至今仍這樣，只不過法德共開發魯爾地區後，歐洲列國漸向歐盟的統一體進展，人群間關係漸和平了。

而第二次大戰及以前，歐洲列國是互吞併與反各吞併的，同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是一致一樣的。

這樣的小國之內爭戰撕殺，就形成爭強，你有的我不僅要有，還要好上加好才可比你的強，這一不戰時備戰物資的競爭狀態，促進技術革新及新技術大量湧現，使人們入自創新創造狀態，從而在產物及技術認知理論知識等方面千姿百態多種多樣，興旺發達篷勃發展了。

美國蘇聯冷戰期導彈及航天與電訊突飛猛進，才成今天這個樣子的。即有一項先進技術被創新出來，你怕我超過就拼命研發，我怕你超過就玩命完善。

這就是美國弄多彈頭導彈，蘇聯也弄外，突然放衛星還載人，美國則人登月球上，蘇聯弄太空站。

中國漢朝後，堅持金屬不許民間任意使用，使中國機械停於木石皮繩材料上，不能進入鐵製機械機器上。怕民間擁鐵打造武器就威脅王朝安全了，從而民間暴亂是揭杆而反，即拿木棍造反。

隋朝後，又科舉考官式，促中國卑視製造，尚文章編幻。直至清朝未期，洋人堅船利炮殺入，才搞起洋務運動，向製造進展了。

讀書讀到，書中顏如玉黃金屋，達一切識知認辨由翻書查出，這個國家不亡也是怪事。

真實上中國自漢朝許慎開始，到清朝都是在註釋詮釋春秋百家的書籍，二千年越釋越迷糊了。甚至如聖書的論語有真本沒都不清楚了，且僅殘存半部論語的。中國依它為國本不衰才怪呢。

讀書成人才精英天才，那麼著書的是啥，著書為聖，試探的是啥，試探者為神；但神被規定是泥胎塑像了。這號人群還有救嗎。

尚當官為仕做吏可光宗耀祖外，一任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是真追求目標。而官是啥事喊：來人啊，一切做成作好了的類神人。這號人天精英天才，還有救嗎。

莫說一個國家，就是一個家庭，各家庭成員都坐著，威風威嚴的喊“來人啊”，啥都不自做發揮人才精英天才的才能才華，此家不亡嗎。

才藝者都跳舞演戲唱歌去了，這樣的人群能興旺發達嗎。

清朝及漢朝之間就是奇技淫巧是製造，大雅之堂詩詞書畫的。

都不願當農民工人，願當官當演員，能再同春秋那樣嗎。

人才精英天才被尊重不進行生產製造用物用品了，呆傻痴愚者從事生產製造用品用物，其國其家就高階高雅了。漢朝至清朝都如此的，二千來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