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毀在宋徽宗手上。

他在位時，把一個盛世搞成了亡國。

說起宋徽宗，我們都知道那是個有名的昏君，因為他只顧享樂，不理朝政，才發生了靖康之變，都城汴梁被金兵攻佔，北宋因此亡了國。

這個形象，一直是歷史灌輸給我們的，很多歷史電視劇呈現的宋徽宗，也是吃喝玩樂的主。

尤其是水滸傳裡，宋徽宗不僅自己昏，身邊的一群大臣還奸得不要不要的。

當然，作為亡國之君，地真不好洗，哪怕你像崇禎那樣兢兢業業，國沒了就是沒了，做啥都是錯的。

但歷史，並不都是非黑即白，今天我們就理性地嘮嘮，宋徽宗的皇帝活幹得咋樣。

01

宋徽宗剛登上皇位，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那就是新黨和舊黨之間的黨爭。

當時的黨爭已經惡化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嚴重影響政府的正常運作。

所以，宋徽宗第一件事，就是要結束黨爭。

這裡說下這黨爭的由來。

這得從王安石變法說起。

公元1069年，宋徽宗的父親宋神宗和王安石聯手推動了一場變法。

當時參與王安石變法的官員被稱作“新黨”，反對變法的官員就被稱作“舊黨”。

這場變法在客觀上擾亂了北宋的政治生態。

在王安石變法以前，雖然也有政治鬥爭，但鬥爭中有一條共識，那就是不管哪一派上臺，都不能搞打擊報復，要容忍反對派的批評。

但王安石卻破壞了這個規矩。

王安石是御賜的拗相公，誰和我意見相左，我就弄誰。

這當然不是王安石的道德問題，而是王安石出於所謂大義的考量——我的變法是為了富國民強，誰擋我，誰就於國於民不利，所以我代表國家和人民消滅你。

新法出臺以後，司馬光等人表示反對，王安石就在宋神宗的支援下，把反對派統統趕出京城。

這種行為打破了先前的共識，所以當舊黨上臺後，新黨就又被統統趕出京城，兩派互相爭鬥，樂此不疲。

至此，新黨和舊黨之間的黨爭就成為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

02

1100年，18歲的趙佶繼位，即宋徽宗。

新皇帝決心終結新舊兩黨的黨爭，他的想法是在兩黨之間搞平衡，建立一個聯合政府。

即位第二年，把年號改為“建中靖國”，意思是在兩黨中保持中立，聯合兩黨，恢復國家的安定團結。

但樹大根深的舊黨可不聽皇帝的，在朝堂上依舊不遺餘力地攻擊新黨。

宋徽宗被舊黨弄得不勝其煩，意識到聯合政府的想法並不現實。

這樣宋徽宗就面臨著一個選擇，選哪一派共治天下。

舊黨和新黨之間有一個顯著的區別：

舊黨比較看重道德，喜歡說一些大話、空話；

新黨卻比較看重具體的行政事務。

舊黨喜歡批評皇帝；

新黨卻相對比較聽皇帝的話。

舊黨和新黨之間的這種區別背後有著很深的背景。

舊黨的家族大多在鄉村擁有大片土地，屬於既得利益集團；而新黨依靠王安石變法的機會才得以上位，屬於政治新秀。

為什麼舊黨那麼不待見新黨？

那就是因為新黨的改革觸動的不僅是舊黨在朝廷的利益，還動了舊黨家族在民間的財路，你說舊黨能不跟你死磕麼。

宋神宗在位時，舊黨中有一位元老名叫文彥博，宋神宗有一次對他說：新法對士大夫或許是有些不利，但對於百姓又有什麼不利呢？

文彥博理直氣壯地說：你是和我們這些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不是和百姓一起治理天下啊！

言下之意是說，你要是得罪了士大夫，那你的皇位是坐不穩的。

把兩黨的背景摸清了，只要宋徽宗不傻，都會選新黨做自己的合夥人。

03

重用新黨，成了宋徽宗的既定政策。

首先是更改年號。剛才說到，宋徽宗使用的第一個年號叫建中靖國，這個年號其實只用了一年，隨後就改成了“崇寧”。

這個年號是有講究的，宋神宗的年號是“熙寧”，崇寧的意思就是推崇宋神宗的政策。

換句話說，就是推崇王安石的新法。

宋徽宗改變策略的另一個重要標誌，就是任命蔡京當宰相。

當時的宰相是舊黨的人，宋徽宗決心與舊黨決裂，選一個新黨的人當宰相，他選擇了蔡京。

為什麼是蔡京？

蔡京給我們的印象並不好，《水滸傳》裡的蔡京，那可是奸臣的代表。

其實，真實的蔡京要比這複雜得多，他在行政管理方面很有才能，尤其擅長理財。

剛剛當上宰相，他就著手改善國家財政，在浙江杭州和福建明州地區設定了市舶司，對貿易船隻收取關稅。

他還重新丈量了土地，並收取土地稅。

蔡京擔任宰相的第二年，宋朝政府就消滅了財政赤字。

在行政能力方面，蔡京還是槓槓的。

同時，蔡京還建立了一套社會福利制度，比如他建立了“居養院”，收留60歲以上無人贍養的老人，以及孤兒、殘疾人等等。

他還建立了“安濟坊”，專門治療沒錢看病的人。

說白了，就是福利院加免費醫療，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

而這福利社會的背後，當然離不開國家財政的支援，可以說以蔡京為首的內閣，還是做到了用之於民、用之於民。

按這樣說，蔡京是大大的一代名相了。

非也，作為新黨，蔡京利用相權對舊黨也是極力打壓，排斥異己這頂帽子，蔡京是摘不掉的。

04

上面提到，宋徽宗的治國能力，還是不錯的嘛。

先搞聯合政府，想消除兩黨之爭，後來發現不行，馬上調整政策，啟用有才能的蔡京為相，財政消除了赤字，也建立了一個福利社會。

宋徽宗也沒說不理朝政啊。

你可能說了，宋徽宗玩物喪志這事，沒法洗吧。

宋徽宗非常熱愛園林藝術，為了建園林而蒐羅的“花石綱”，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江南的方臘起義，起因就是花石綱讓當地農民不堪重負，只能起來造反。

還有宋徽宗對書法藝術的追求也是非常痴迷。

宋徽宗曾經編過一套書法作品的收藏目錄，叫作《宣和書譜》，裡面收錄了很多皇帝的書法作品，比如唐太宗、唐玄宗以及宋太宗、宋真宗。

宋徽宗還稱讚唐太宗和唐玄宗在當時資助了一大批書法家，推動了書法藝術的發展。

他並不認為皇帝和書法家這兩種身份有什麼衝突，相反，皇帝推動書法的進步，這體現了對文化的尊重，恰恰是一個皇帝負責任的表現。

公元1104年，宋徽宗下令在學校教育裡面增加“畫學”這個科目，專門培養畫家。

他還在京城汴梁舉行繪畫考試，考中了就可以錄入翰林圖畫院，成為官員。

如果把他的這種做法放到人類歷史當中去看，我們可以看到背後更大的意義。

在歐洲中世紀，美第奇家族統治著義大利的佛羅倫薩，他們也曾對藝術進行大力扶持，著名的藝術家達芬奇和米開朗基羅都受到過這個家族的贊助。

美第奇家族還把一座郊區別墅改造為培養年輕藝術家的學校，米開朗基羅就是在這所學校度過了他的早期藝術生涯。

所以很多學者都認為，美第奇家族是文藝復興的孵化器。

宋徽宗的做法和美第奇家族非常相似，中國的藝術也確實在宋代達到了高峰，一些學者甚至把這一時期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

如果北宋不亡，宋徽宗建的園林裡養著的那些天才藝術家們，會不會帶動中國的文藝復興呢？

這些園林書畫，到底是宋徽宗的玩物喪志，還是高瞻遠矚呢？

歷史沒有如果，沒有給宋徽宗申辯的機會。

05

靖康之難後，宋朝的老百姓和大臣，其實並沒有歸罪徽宗和欽宗，不然南宋中興四將就不會打著“迎回二聖”的旗號，要是這兩位皇帝不得人心，你打他倆的旗號，誰給你賣命？

可見，宋徽宗的昏君的形象，其實是從南宋之後才開始形成的。

南宋初年，舊黨得勢，因為江山是在新黨執政時丟了，新黨也沒臉去爭，所以朝廷上出現了批鬥新黨的熱潮。

以蔡京為首的新黨，就被打成了奸臣佞吏。

舊黨在南宋秉持的思想是程朱理學，理學的特點就是保守，而啟用新黨的宋徽宗，自然不被他們待見。

加上傳統儒家一向將節儉視為美德，作為皇帝更應該帶頭節儉。

而宋徽宗大興土木建園林、搞書畫藝術，在傳統儒家看來就是浪費錢財不務正業的做法，舊黨得勢後，當然也會批判一番。

寫於元朝的《宋史》，裡面專門設了一個《奸臣列傳》，把蔡京也列了進去。

《宋史》還把宋徽宗也寫成一個無可救藥的昏君，給他的評語是：宋徽宗什麼事都做得好，就是不會做皇帝。

宋徽宗就這樣被釘在恥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了。

甚至到了明代後期，內閣首輔張居正還把宋徽宗列成了反面典型。

他編寫了一本叫《帝鑑圖說》的教科書，供只有十歲的萬曆皇帝閱讀。

這本書裡講的都是古代帝王的故事，其中就提到宋徽宗痴迷道教、藝術，耽誤國事，警告小皇帝不要學他。

於是，我們心目中的宋徽宗就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宋徽宗即位以後，試圖終結新舊兩黨之間的黨爭，他在建立聯合政府的企圖失敗之後，選擇任用新黨，壓制舊黨。

在新黨代表人物蔡京的帶領下，國家的財政和民生都得到明顯改善。

但舊黨得勢後，掀起了批判新黨的浪潮，而作為新黨的支持者，宋徽宗也不會得到什麼好話。

舊黨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學，在南宋以後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

在理學價值觀指導下的《宋史》則直接把宋徽宗全盤否定，於是，他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宋徽宗對藝術的追求也得罪了儒家士大夫，被扣上玩物喪志的帽子。

而宋徽宗的一切成就，都毀於“靖康之難”，沒有這場戰事，後世對他的評價，可能會截然相反。

O6

靖康之難有多惱火？

想起一句話回答：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

宋徽宗和李煜都算是皇帝裡的藝術家。大抵印象便是花鳥傳世，一筆瘦金體算是獨步天下。愛好廣泛，譬如一再進入大家視野的花石綱。

而藝術的特點是什麼呢？藝術的最大特點是特別花錢。宋徽宗是帝王級別的藝術家，同樣的，他更是帝王級別的花錢能手。當各種搜刮財富的辦法出爐後，劇烈的通貨膨脹如期而至。劇烈的通貨膨脹帶來了滔天民怨，那麼民怨沸騰的應對辦法是什麼呢？宋徽宗毅然用了一個很多王朝都會才有的方法：“利用對外矛盾來化解民意”，那就是在連評書裡都會經常被提到的“收復燕雲十六州。”

“歸入契丹的土地主要集中在燕山以南的幽州地區，以及太行山以西和雁門關以北的雲州地區。幽州地區的州縣有幽州、薊州、瀛洲、莫州、涿州、檀州順州，由於位於燕山以南，又稱“山前諸州”。雁門關以北的州有新州、媯州儒州、武州、雲州、應州、寰州、朔州和蔚州，這些州又稱為“山後諸州”。兩地加起來一共十六州，這就是“燕雲十六州”的來歷。”

在這樣一個偉光正的口號下，宋徽宗終於以一己之力將大宋推入了泥沼。

不論是聯金抗遼還是聯遼抗金上，出賣隊友的並非是概念裡的遼金蠻夷，恰恰是這個文治武功自詡風流的道君皇帝。

回到北宋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趙煦英年早逝，宰相章惇曾在挑選皇位繼承人說過這樣的話：端王輕佻，不可君天下。事實證明，這位高顏值，文藝值滿點的端王的確不可君天下，但是代價之大恐怕是連章惇都料想不到的。

事實上景德元年簽訂（公元1004）簽訂的檀淵之盟並非我們想像的喪權辱國條約，這個所費歲幣不到年收入百分之一的條約，帶來了上百年的和平。也正是這段長達百年的和平，北宋的長足發展才得以變成現實。如果說這個條約帶來的真正危害，倒是遼國軍隊因此逐漸漢化，一個更加強悍的民族終於開始崛起。這隻阿骨打帶領的二千五百人，無論對遼還是對宋，“從肘腋之患變成了心腹大患”。

首先，宋徽宗犯了戰略上的錯誤。宋徽宗1100年2月即位，1125年年底金兵大舉進犯時傳位給宋欽宗。當時，契丹人建立的遼國逐漸衰落，女真人完顏阿骨打的勢力逐漸崛起。完顏阿骨打1115年稱帝，國號大金。對遼國的戰役中，金軍勢如破竹，頻頻奏凱；而遼軍屢戰屢敗，士氣低沉。

此時，宦官童貫掌握了北宋的軍事大權，他在做監軍時，幫助宋軍在西北打了幾次勝仗。宋徽宗和他的大臣們一直對於燕雲十六州落於遼國之手心有不甘,於是聯絡完顏阿骨打結盟，一起進攻遼國。

應該說，聯金滅遼這一巨大的戰略失誤，是導致北宋滅亡的主要原因。宋金遼三國中，金國軍事實力最強，遼國次之，北宋再次之。此時的局面，與三國時代頗為相似。按照諸葛亮隆中對的策略，上策是坐山觀虎鬥，讓金遼相爭，發展壯大自己軍事實力，以圖漁翁得利。中策是聯合遼國抗擊勢頭正猛的金國，以圖保全自己。但北宋採取的卻是下策：聯金抗遼。

這一重大的戰略失誤，導致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在雙方對遼國的進攻中，金兵攻無不克，而宋軍則在遼軍面前不堪一擊。遼國降宋的郭藥師攻入燕京後得而復失，童貫等人只得請求金兵攻佔燕京。結果，為了收復燕京，不得不忍受金人不斷加碼的敲詐勒索，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在此過程中，讓金兵看穿了宋軍的無能和不堪一擊。

其次，考慮不周，心存僥倖。宋徽宗君臣一廂情願，只想著收復燕雲十六州，完全沒有考慮到聯金滅遼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變化，沒有做好最壞的打算，並組織強大的防禦體系。可以想見，無論是金國消滅遼國，還是遼國擊敗金國，對於孱弱的北宋而言，勝出者都是強大的敵人，都必須嚴加防範。

第三，宋徽宗君臣不知己不知彼，輕啟戰事，猶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以軍事實力而論，宋朝軍隊戰鬥力極差，與遼國軍作戰歷來都是敗多勝少，而女真軍隊的實力猶在遼軍之上。可以說，宋徽宗君臣是以最弱的軍事實力，奢望謀求最有利的後果。無論是宋徽宗的個人才幹，還是北宋軍隊的實力，都不足以支援他與金、遼發動戰爭，收回燕雲十六州的雄心。在絕對優勢的軍事實力面前，只能“徽宗妙計安天下，賠了金錢又折兵”。前朝對北方民族作戰敗多勝少，“澶淵之盟”的經歷並沒有讓宋徽宗及其君臣在軍事實力上形成清醒的認知，相反，趙佶雄心勃勃，企圖完成先輩皇帝沒有實現的心願。

第四，北宋缺乏一以貫之的外交戰略，在戰與和兩端搖擺。北宋君臣在外交上沒有原則，也沒有長遠的外交考量，在戰與和之間反覆無常，明知軍事實力不如金軍，但又要謀取更多的利益，背棄與金國簽署的盟約。最後授金國以柄，喪失了主動性。更重要的是，這些行動沒有為自己構築防禦體系贏得喘息的時間。

第五，在軍事上用人疑人，富有經驗的軍事將領种師道飽受掣肘，缺乏必要的權力和基本的作戰資源，如最基本的糧草等等。這使得他們在作戰中無法自主，縛手縛腳，極其被動。

憑藉軍事力量上的優勢，金軍對北宋敲骨吸髓，榨乾了北宋首都汴京的金銀：第一次圍首都汴京，一共搜刮金五十一萬七千餘兩，銀一千四百三十萬二千餘兩，表緞等四十餘萬匹。金軍對於金銀的渴望甚至促使他們將位於城外的后妃、皇子和帝姬的墓葬都刨開，將殉葬品洗劫一空……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二十四，北宋首都汴京再度被圍。第二次汴京圍城期間，開封府一共向金軍供奉二十四萬七千六百兩、銀七百七十二萬兩，大概是上一次被圍的一半左右，於是，為了彌補這個缺口的便是女人。“根據宋金協議，北宋需要將八千女人送入金軍營地”。這個數字最後湊了四萬九千五百二十錠黃金（帝妃五人、王妃、帝姬、公主四十六人）；其餘還有一萬一千五百零六名婦女被皇帝賣給了金人，一共換回來黃金六十萬七千七百錠，銀兩百五十八萬三千一百錠。

最終，還擄掠了幾千名婦女到北方，宋欽宗被廢黜，和宋徽宗一起成為俘虜，被押到北方。從至高無上的皇帝，到失去自由的囚徒，箇中滋味，惟其自知。

重文輕武，經濟發達，老百姓安居樂業，不思兵事，話說回來宋朝真的厲害嗎？西夏，吐蕃，大理，遼，最後欺負的還剩下南宋，唉！

希望回宋朝的，只有一種人文人墨客，宋朝文人地位極高，宋早期軍事很強大，但是自從靖康之後，落魄到連西夏都打不過，軍事上各種叛徒極多，然後就開始強調忠心，於是文人賣力的粉飾太平，當時已經粉飾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存天理，滅人慾那句話就是那個時代搞出來的，岳飛不巧，在那個時代，岳飛說話不好聽，最後同時期的文人，個個青史留名，嶽也留名了，但是留的淒涼，宋經濟上無比強大，因為海洋貿易發達其實宋是最有能力北上幹翻遊牧民族的，要知道，契丹在得到北方中原之前，相對歷史上匈奴胡人，甚至後來的元， 北元，還有早期的清，契丹並不強大，而且剛好在宋決定北伐的時候，契丹內亂，可惜宋太專心打北漢，給契丹喘息之機，這歸結起來，還是宋的軍事分散，但是這又是唐的原罪，唐軍事很基中，而且用了大量胡人，但是正是胡人為主的北方反叛造成安史之亂，所以宋在軍事政策上確實橫豎都不是，你如果說毀在誰手裡，主要還是皇帝，宋朝皇帝，基本沒有什麼存在感，這在歷史上少有，宋朝百姓也苦，看水滸就知道，宋滅多重原因，甚至還有五代的原因，五代石敬瑭割幽雲16州，中原王朝500年都沒搶回來，長城成為虛設，多重原因宋軍事上成最差王朝

宋朝建立時期，強敵林立。太祖趙匡胤，不思如何掃平天下，反對武將奪權壓制，抑武重文。此舉埋下禍根，大宋之之，責在趙匡胤！

在封建社會里，宋朝是個不錯的王朝，政治相對清明，能關心老百姓的疾苦，君王能和文人一起治理國家，但害怕武人造反，帶兵的沒指揮權，指揮的沒帶兵權，兵不識將，將不識兵。有大災大難，人民沒有生計的時候，國家就靠徵兵來賑給災民，造成軍隊人數越來越多，反而整體作戰素質不是很高。“三冗”越來越嚴重，雖然中間也有幾次改革但迫於層層守舊壓力，都改革失敗。老百姓負擔越來越沉重，對付邊陲崛起的少數民族、無論是前期的遼，中期的小國西夏，北宋末期的大金，以及南宋後期的蒙古鐵騎，都毫無辦法。論搞經濟宋朝是把好手，論搞軍事，宋朝比這少數民族就是菜鳥。中間還有昏聵無能的宋徽宗催化，這更加速了宋朝的衰敗。宋朝是文人的天堂，但是個憋屈的王朝，有血性的人生活在這個朝代會鬱悶而死。說宋朝毀在誰手裡，一、五代十國時期，兒皇帝石敬瑭把幽雲十六州給契丹，打開了北大門，宋朝失去天然屏障。這是歷史原因。二、宋朝開國的重文輕武政策，這是遺傳原因。三、周邊少數民族的彪悍這是外在原因。四、宋朝統治階級相對的軟骨病是內在原因。五、不爭氣的宋徽宗父子倆催化原因。

回到宋朝生活真的好嗎？從《清明上河圖》可以看出大宋朝真的很繁華，但那裡是汴梁，如果國都都哀嚎遍野，大宋朝就真完了。

有人統計從宋朝建立到滅亡的300年時間總共經歷了433次起義，平均不到一年一次這也是絕了，況且場面遭受北方遊牧民族的欺凌，可見大宋朝百姓生活的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好。

雖然如此，大宋朝相較於其他朝代百姓生活還是比較幸福的，白衣可以透過科舉做官，就算一輩子沒什麼追求，只要不是遇到災荒年生活也還算過得去，大宋朝重視法律、重視百姓生活，加上文人地位高這也是很多人喜歡宋朝的原因。

宋朝之所以滅亡從外部考慮是北方遊牧民族太強大，遼國把宋朝打怕，金國把宋朝大殘，強大的蒙古帝國不僅滅了南宋，更在那個時代稱霸世界…對手太強打不過也是理所當然。

從內部來考慮宋朝一開始就重文輕武，武將沒有權力拼死打仗抵不過文人科舉，品級高的武將想要出頭甚至還得認文官當乾爹，在這個大方向的錯誤上，至於說什麼奸臣誤國、皇帝昏庸反倒稀鬆平常了！

大家好，我是小蝸。

要說宋朝毀到誰的手裡，我覺得不應該是某個人，而是一件商品，那就是房地產。

宋朝有沒有房地產？有，當然有，而且是歷史上最貴的朝代，那不是一般人能買的起的。

據資料記載，宋朝的大詩人蘇軾，終其一生，也就是在京師的外環買了一個房子，而且還是在晚年，也就是說從大學畢業到工作，最後退休了，拿著一生的積蓄還有養老金，勉強買了一個可以落腳的地方。

那宋朝的房子到底有多貴？

　　一幅《清明上河圖》勾畫出了北宋都城開封府的繁華富庶，作為那時世界上人口最多、規模最大的國際都市，開封的房價那也是絕對NO,1，其房價之高那絕對是驚人的。

據載，御史中丞翁彥國曾經說過一句話：“京師縱得價錢，何處買地？”意思就是宋朝開封的土地也是和我們現在北京上海，一樣的是寸土寸金，而且有價無市，說不定還和現在一樣“競標”，就是不知道有沒有“地王”這個說法。

在宋徽宗時期，開封一棟普通住宅房價大概在 9000 貫左右，而在唐代卻僅僅需要3000慣左右，相差兩倍這個樣子。按照北宋的生活水平和物價核算的話，大概9000慣相當於現代的人民幣150 萬元。

但是這個，150萬也是要看在啥時候的。到底這個價格高不高，我們來看下當時的收入情況。

宋朝的名人歐陽修，從二十一歲做“北漂”在三十八歲的時候，做到了副局級官員。但是對於副局級，買房只子雖說有點壓力，但是還可以買的，150萬分期也可以買到，但是他買不起。在他寫詩回憶起自己在京漂的生涯中，描述“嗟我來京師，庇身無弊廬。閒坊僦古屋，卑陋雜里閭。鄰注湧溝竇，街流溢庭除。出門愁浩渺，閉戶恐為瀦。”寫盡了悲慘，真實往事不堪回首，可見他的工資可不能和現在比。

再看我們的大文豪蘇東坡，一家為官，但是想在開封買一個房子，那也是難上加難，最終還是在西郊租房。

在宋太宗時期，有一個詩人王禹偁，就用一句話描述了開封房地產的昂貴程度：“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與金同價。”而大學士朱熹在說到北宋開封房價時也說：“且如祖宗朝，雖宰執亦是賃屋。”看看，就是宰相一級的官員都有在開封租房的！9000 貫的房價，對於官員來說都是難上加難，對於普通的宋朝百姓來說，更是天文數字。

據洪邁《夷堅丙志》載，“一個沒有技術的農民出外打工，每月能掙900 文，還不到一貫錢”。

據《宋會要輯稿·食貨篇》載，宋太祖“綾錦院”的熟練工人每月工資兩大約貫銅錢，這還是國企哦！

在《歐陽修全集》的第 153 卷，當中收錄了一封信，是歐陽修寫給大兒子歐陽發的，其中就提到歐陽修家裡僱的幾個男僕的薪資問題，給的標準就是每人每月 5 貫銅錢。

拿放假9000貫來算的話，歐陽修家的一個男僕，不吃不喝靠一年是60貫，要買一套房，大概是需要150年。這個已經算是白領了。而作為金藍領的綾錦院女工不吃不喝的話，大概需要四百年才能在開封買一套房子；如果是農民工話，，不吃不喝那也要八百年才能買得起！

按照我們現代人民幣換算的，就拿一個白領的工資計算，在深圳買一套房，要花150年，就算年收入在10萬左右，差不多當時的房價等同於現在的1500萬。

所以說宋朝毀滅，不是誰毀滅的，也許是房價太高，全國大眾對於房地產來說，都是窮人，貧富差異太大，社會矛盾加劇，導致大崩盤。

鑑於這情況，還是不回去的好，回到宋朝趕上房地產崩盤就悲催了。

在唐朝末年及五代時期，朝廷上宦官驕橫挾制天子，地方上藩鎮擁兵自重跋扈難制，改朝換代成了家常便飯。城頭變換大王旗。昨日還是皇帝，今天就成了刀下之鬼。宋太祖上位走的也是五代那些野心家的路子，自藩鎮節度使奪取皇位的。他由此道進當然不想別人再由此道跟進。為了不讓宋朝成為第六個短命的王朝，他對宦官和軍人嚴厲限制。宦官自不必說，從哪兒來回哪兒去。軍人就相當慘了，地位下降到空前低下。雖說矯枉過正，但宋太祖排除軍人干政的目的達到了。

一個政權必須得有人支撐，宋太祖把目光投向了士人群體。在武人出身的宋太祖看來：知識分子沒有槍桿子，靠著一張嘴和一支筆不可能威脅宋朝江山。為了拉攏這些人，宋太祖除了立下不殺士大夫的祖制，還從政治經濟給予豐厚的待遇。

天子與士大夫共天下，清楚的說明了宋朝的政治格局。因為文人當政，宋朝的政治氣氛相對寬鬆，對商業也不像前朝限制嚴格，這就大大促進了國內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因為商業的高度繁榮，宋朝人民過上了讓周邊國家羨慕的富裕生活。

富裕是幸福的前提。照理說，過上了幸福生活的宋朝人民應當感激皇帝和朝廷的好政策，立足本職工作為大宋江山添磚加瓦。可事實是，有宋一代爆發了三百多次人民起義，基本上一年一次。比較它之前的漢唐和之後的明清，老百姓造反的密度是最高的。人民以暴力的方式回報了宋太祖的“厚愛”。

不是沒了活路，有誰會鋌而走險。宋朝是非常富裕，但是國家的收入八成都拿去養官、養兵去了。以前看到一篇文章，作者談的是開封府尹包拯的工資。作者把包拯的工資先折算成大米再以人民幣計價，竟然年薪達到一千萬元。乖乖，宋太祖優待士大夫真不是虛的。待遇好、地位高，宋朝和今天一樣，公務員就成了人人最嚮往的職業。削尖腦袋也要鑽進體制內，官吏隊伍就不以皇帝意志為轉移膨脹起來。並且這種膨脹不可能停止，就像吞金獸越吃越大、越大越多。吃皇糧的人太多，在國家建設和民生的錢就少的可憐。說到底，宋朝在收入分配上極其不公平公正，造成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一面是體制內的大小官吏過著滋潤的日子，玩“三陪”都要講個情趣；一面是農民生計日益艱難，看不到一點希望。

大宋朝廷如此厚待，士大夫們應該感恩圖報了吧？沒有。高薪並未換來廉潔奉公，這些人在位子上是猛吃緊撈（大名鼎鼎的辛棄疾就是其中好手）。離職回鄉便為劣紳，仗著地位和錢財大肆兼併農民的土地，迫使農民流離失所掙扎在死亡線上。

兩宋滅亡時，除了宗澤、文天祥少數忠直的人勤王，大多數士大夫如鳥獸散，趙氏皇族立馬陷入孤立無助境地。宋朝花費無數民脂民膏養出計程車大夫完全變成了平時吸食國家和農民的寄生蟲、戰時毫無鬥志的軟骨頭。

這座大廈早就被蛀蟲啃食空了，表面看著巍峨壯觀。但是當狂風暴雨呼嘯而過，立馬便轟然倒塌了。

你應當先告訴你的朋友，生活在宋朝並不美好，甚至剛一出生，就要面臨生死問題。

在兩宋時期，生子不舉（殺嬰）第一次成為了風俗，即使是富庶的江南地區，百姓困苦，“浙東衢、嚴之間，田野之民，每憂口眾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舉。”貧困地區，這樣的風氣更加猛烈。

即使生在富人家，“往往衣冠門，繼嗣無雙髫。”窮人因賦稅繁重而殺嬰，富人為何也殺？因為宋朝不抑土地兼併，土地所有權轉移空前繁盛，田宅今天是你的，明天就可能是別人的，而且實行財產諸子均分制度，好不容易打下一份家業，死後諸子一人分一點，抵抗土地兼併的能力就更弱了，家族不免衰敗，因為這一制度，不僅有許多父母會溺殺嬰孩，兄長強奪嬰孩溺斃的事也不少。

而且，即使你平安長大，也可能會因為賦稅太重和沒有土地而活不下去，加入起義軍，兩宋以半壁江山，貢獻了四百多次農民起義，冠絕整個封建王朝。

宋朝滅亡的原因可分為內因、外因和最重要原因。

內因

北宋初立，趙匡胤歷經五代十國戰亂，深知武將坐大的患處，於是定下重文抑武的，以文統武的國策，長此以往，在外的軍隊的戰鬥力必定低下。

到了北宋後期，武將的處境更加艱難，身在西北的種家、折家、楊家等不僅受到朝中官員的掣肘，甚至糧草軍餉都要自己想辦法。

北宋失去燕雲十六州，國都太靠前，戰略縱深不足，異族輕易就能兵臨城下，而開封無險可守，易被攻破。

有宋一朝，土地兼併、賦稅繁重，民不聊生，農民起義眾多，喪失民心，內部不穩，面對外部侵略就難以有效抵抗。

大宋積年陳弊，三冗嚴重，冗官冗兵冗費，導致官員效率低下、軍紀渙散、國家財政緊張，使大宋好像一個臃腫的機構，行動遲緩不便。

朝廷內部黨爭嚴重，新舊黨輪番上臺，有能力的官員多遭流放貶謫。

腐敗橫行，蔡京、童貫、高俅等貪官汙吏把持朝政，宋徽宗更是搜刮民脂民膏的領頭人物，為了建造墾嶽，舉全國之力為其建造墾嶽，即使是南方鉅商因花崗岩一事都多有家破人亡。

外因

金國兵強馬壯，剛剛崛起就滅了遼國，銳不可當。

最重要原因

以上原因雖然都在北宋滅亡的道路上推了一把，但在我看來，那些都不至滅國，真正使北宋滅亡的，還是騷操作頻出的徽欽二帝。

金兵圍開封，只有一路軍突圍進來，並無後勤，北宋兵馬雖弱，但實行強幹弱枝國策，城中仍有精銳和糧草，守城之戰未必不可贏，事實上，第一次開封之圍時，金軍就未攻下開封。而這一次，宋欽宗竟然派郭京用神術守城門，金軍稍一露出和談意向他就心懷喜悅，反覆向金軍獻媚送錢，最後欽宗、徽宗相繼前往金營議和被俘。

金軍只攻破了郭京所守的開封外城，開封內所有可交易之物就已經送到金營，只為其能退兵。

其實，金軍即使拿下開封，也根本無法控制開封，所以他們此行只是來打秋風的，可未料徽欽二帝竟如此懦弱，所以走時順便扶持了張邦昌，建立傀儡政權偽楚。

宋高宗即位後，與其父兄一脈相承，一聽聞金軍要議和，就立即解除岳飛兵權，甚至將其誅殺，之後的宋朝雖然國運依舊很長，但也不過苟延殘喘罷了。

當然是毀在趙匡胤手上 因為其武力竊位開了惡例 為了防止後世有武將效仿 所以兩宋皆施重文抑武之國策 導致有國無防 這樣的國家不滅才怪 所以始作俑者乃開國皇帝趙匡胤也

大宋朝就是毀在了高俅、蔡京、童貫、賈似道、秦檜這些大奸臣的手裡，就是因為他們的存在，不能輔佐君王，才導致宋朝的滅亡。

北宋是毀在宋徽宗手中，南宋是被蒙古民族強大的鐵騎遊民軍隊給打垮了，到了公元1279年，宋朝就此退出了歷史程序中的影子，取而代之是元朝走進了華夏曆史發揮作用的政治舞臺。

可能很多人都認為，宋朝是毀在宋徽宗、宋欽宗，甚至宋高宗的手裡的，如果在加上一些墊背的，那就是“北宋六賊”和“南宋兩相”。

其實，宋朝一開始就已經註定了其多舛的命運和滅亡的宿命。

因此，宋朝，從根本上來講，是毀在趙匡胤手裡的。

杯酒釋兵權，看似聰明，其實是一招權宜之計，絕對不適宜做一項長遠的戰略。

他這一招，從本質上，跟伯禽治魯有異曲同工之處，完全是周公“尊尊親親”的翻版運用。

儘管把朝政大權牢牢抓在了趙氏宗族手裡，但是他卻忽略了外來的威脅。

所以，其結局就跟魯國最終要看齊國臉色行事一樣，宋朝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了遼金蒙古，才有了受盡凌辱的“靖康之恥”！

都在吹捧趙普半本《論語》治天下，其實害慘宋朝的可不就正是那半本《論語》麼？

如果他能讀完，讀到“微管仲，我其被髮左衽也”一句，至少也該明白，管仲除了發展齊國的經濟，還有尊王攘夷、霸馭諸侯的武功呢！

宋朝是一個國家，不是一個人就能決定其生死存亡的，這是個人英雄主義史觀。

從外部歷史環境來看，和宋並列存在的政權有遼、金、蒙古等，都是騎兵強大的遊牧民族。在冷兵器時代，中原宋朝政權是農耕民族，擅長步兵，步兵與騎兵對陣處於劣勢。

從內部來說，宋朝建立伊始，就注重消除內部武力威脅，忽視外部邊患。重視文官輕視武官。加上政治腐敗，天災等誘因，和其他政權比較此消彼長，最終走向毀滅，都是意料中的事。

毀在官商勾結的政治體系裡宋，建都在繁華之地，離邊塞較遠，離奢靡極近。遠者，無迫切憂慮，近者，有朝夕之福。戎邊、拓土，首費錢糧，再擢邊將，城中群官不願，眾商無利，則打之、壓之、迫害之，寧出歲銀濟敵，不出利稅拓邊。邊塞無將，朝有重兵，不為開疆，重在守城，強敵千萬，關山重重，近日之憂，損我錢糧，民富敵強，羊肥狼猛，破圈入圍，群死眾傷。宋，肥而不壯，肉者為食者飼！

北宋的話，肯定是宋徽宗啊！宋徽宗繼位之前，宋神宗、宋哲宗兩朝，北宋的國民生產總值佔了世界的80%呢，而宋徽宗在位25年，是北宋最黑暗的時期，最後被金國所滅。因此，很顯然北宋毀於宋徽宗。而南宋的話，談不上毀在誰手裡。因為，當時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已經崛起了，南宋的滅亡，不是因為國內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只是因為蒙古實力太強，南宋滅亡也就是早晚的事。

歷史上看，可以說宋朝給讀書人的待遇是最好的，不僅每年都有科舉取士，而且只要考上了進士就有官做。但畢竟職位有限，每年官場只進人不出人，國家是怎麼把這些人養起來的呢？

這就要說宋太祖趙匡胤了，趙匡胤的江山是從後周小皇帝手上搶來的，所以他剛登基的時候，手下的文官班底大多都是後周朝廷的舊臣。趙匡胤並不完全信任他們，但是沒辦法，還得要有人幫他幹活兒。怎麼辦呢？他想了這樣的一招：將本來一個人就能做完的工作，拆分給兩三個人來做，讓這幾個人互相牽制，防止個人權利坐大。是不是這樣就可以一勞永逸了呢 ？

一、冗官問題從經濟上拖垮了宋朝，對言官的過度寬容加速了宋朝滅亡

十個官員八不管

到了趙光義時期，為了將科舉中選出來的新秀安排進官場又不引發朝堂震盪，更是將這種官、職、差分離的制度從首都開封推向了全國，到神宗時，十個官裡可能就有七八個官只拿錢不做事。

以發運司為例，這個部門的主要責任之一是根據實時供需情況，將某地的東西運到另一個地方去。但問題在於，發運司只是一個執行機關，它並沒有權力決定要運什麼、不運什麼，有權利決定這些的是三司使。但是就連三司使也無法獨立完成這一工作，他們還需要等各州的刺史將最新的供需資訊提交給六部，再由六部的官員上報三司使。

古代的通訊遠沒有今天這麼發達，從刺史提交供需資訊，到發運司實際上得到指令，往往需要幾周，甚至幾個月的時間，而在這段時間裡，當地的供需早就發生了變化。這就讓整個漕運被折騰的亂七八糟，很多時候這個地方沒有東西可運，大船卻來了；那個地方的瓜果都爛在了地裡卻還沒有等到運輸的隊伍。而京城裡的供需更混亂，急需的東西往往運不上來，過剩的貨物卻源源不斷的一直供給。

可見，雖然朝廷官員很多，但辦事效率卻不高。如果說冗官問題是從經濟上慢慢拖垮了宋朝，那麼對言官的過度寬容就是一顆隨時會爆炸的地雷。

互相彈劾、互相抹黑

言官，就是負責上諫的官員。在宋朝，權利最大的機構既不是宰相府也不是樞密使，而是御史臺。御史臺是做什麼的呢？它就是言官就職的地方，言官們沒有實際上的職務，他們工作的重點就是對別人的工作發表意見，而宋朝對待言官極其寬容，從開國到滅亡，沒有殺過任何一位言官。

於是問題就出現了，言官們自己不做事，但挑起錯來一點也不含糊，說話的人多，再加上言官之間各有派系，誰也不服誰，他們根本不需要在外部找敵人，僅僅是因為政見不合，就能在內部鬥得你死我活。

在趙匡胤和趙光義年間，宋朝忙著不斷的打仗，開疆擴土，言官的問題還不明顯，從真宗後期開始，契丹與宋朝達成和議，北方防線壓力大減，國家的關注重點也開始向內轉移，而這時，才真正顯現了言官的破壞力。

比如我們熟悉的包青天包拯，他在仁宗期間任御史，當時仁宗想安排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擔任三司使，被包拯接連六次彈劾，張堯佐硬是從管理中央的三司使降到了地方上的節度使，即便這樣，包拯還不肯罷休，甚至帶著六名言官闖宮進諫，最後仁宗不得不收回對張堯佐的所有認命。之後包拯又把矛頭指向當時的宰相文彥博，以文彥博曾上書誇獎過張堯佐為由，認定文彥博是張貴妃一邊的親信，要求仁宗將他貶官處理。讀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奇怪，包拯並沒做錯什麼呀，阻止皇帝任人唯親不是件好事嗎？

當時北方跟契丹的戰事已消，他們建議在陝西裁軍，凡年齡在五十歲以上或自願歸農的都可以回家。這既節約了軍餉，也解決了民間無人種地的問題。如果西北方面三萬五千名老弱士兵卸甲歸田，國家每年節約出的軍費就有兩百四十五萬兩，比每年給契丹和党項的錢還要多出許多。

這其實是好事，但就因為張堯佐和文彥博二人的身份，這條建議背上了罵名。而這就是文臣治國的第一個問題，士大夫們太過清高，眼裡揉不得一點沙子。張堯佐和文彥博是張貴妃的親信沒錯，可他們同樣有功於國。可言官對他們的政績卻選擇集體失明，只抓住裙帶關係這一點不放，拼命要把他們搞下臺。

另一方面，言官中也各有派系，而各派系之間的鬥爭就是後來黨爭的雛形。在真宗，仁宗兩朝，言官之間的鬥爭僅限於互相彈劾、互相抹黑，而到了宋英宗趙曙掌權的時候，言官之間的矛盾就開始真正影響到了政局和民生。

只為勝利，不顧民生

1047年，黃河再次決口，這次水災影響到了整個中原，朝廷本來應該快速拿出治河方案，可官員們卻吵成一團，治河意見分成三派：

前宰相賈昌朝提出了把黃河的舊河道復原的方法；而治河專家李仲昌則提出應該把黃河支流六塔河的河道加深加寬，給黃河分水；另一位前宰相丁度則更為省事的提出了“靜觀其變”的方案。

這三種方法各有利弊，但他們為什麼要吵呢？因為治河是一件大工程，用誰的方法成功，都會變成巨大的政治資本。涉及到利益歸屬的問題，預防水災反而變成次要的了，三方都用盡手段來打壓別人的方案，治河工程因此被拖延了整整八年。

這八年中，黃河又決口三次，中原因為水患流離失所的百姓人數高達百萬，而言官們除了吵架，什麼也沒做。這就是文臣治國的第二個問題：言官眼裡只有勝利，卻沒有國家利益，常常以爭得口舌之利為己任，卻無法針對問題提出有效的解決措施。

二、王安石變法中的新舊黨之爭

王安石亡羊補牢

1067年，宋英宗趙曙去世，兒子趙頊繼位，史稱宋神宗。按照新皇帝繼位的傳統，他首先應該給前任皇帝舉辦一個盛大的葬禮，然後還要給官員封賞，大赦天下，可到了宋神宗的時候，他卻遇到了一個天大的麻煩：沒錢了！！

朝廷並不是沒有財政收入的，當時宋朝的年總收入約是白銀一億兩，是後來明朝年收入的十多倍，那為啥沒錢呢？因為宋朝的支出也很高，一年高達兩億兩，政府已經嚴重入不敷出了。就在宋神宗慌神的時候，王安石提出了“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建議，這條建議吸引了神宗的注意力，他決定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政，這就是我們熟悉的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涉及了許多部門，從農業，商業到運輸業再到軍事，基本上每個方面都有。以運輸業為例，針對我們剛才提到的發運司的冗官問題，王安石提出給發運使增加權力的方式，讓他們有權知道京城裡到底需要什麼、各地都出產什麼，由發運使來決定用什麼價錢買什麼東西。貨物運回京城之後，由官方原有渠道向官員、市民出售，這等同於國家開了個大買辦市場，解決了以往的供需脫節問題，也讓國家在平衡民間物資需求的時候，買賣之間賺到了錢。

還有歷史書上提到的“青苗法”，它其實是讓政府跟高利貸搶生意。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民出借錢糧，每半年取利息兩到三分，比民間高利貸的七分乃至八分利要便宜很多，而且能夠極大的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也是最早始行的國家金融的雛形。

王安石變法是很有特色的，它本質上就是透過讓政府參與商業競爭來掙錢。而變法的成果也非常顯著，到了宋神宗後期，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比起開始時的入不敷出，這幾乎可以說是個奇蹟。這也讓王安石成為了整個文官集團的公敵。

言官是最早的鍵盤俠

以司馬光為首的文官集團立刻發起了彈劾，而彈劾的理由簡直令人發笑，比如文官集團中的宰相文彥博上書說，市場上國家跟百姓算賬算的非常清楚，連一瓜一果都要計較，這樣分毫必爭，哪裡還有大宋朝的風度，更重要的是，這裡離外賓下榻的使館很近，讓他們看見了會恥笑宋朝的。

而翰林學士蘇轍的奏摺也沒好到哪裡去，他說，我們士大夫，離開親友四處當官，如果要把士大夫跟鄉野小民平等對待，那就是對士大夫的侮辱，會讓宋朝變成一個不入流的下等國家，不符合泱泱大國的太平盛況。

這就是士大夫階層當時的認知，每天都有無數言官不斷的給神宗上摺子要求廢除變法，宋神宗在這樣持續的巨大壓力下，幾次都險些妥協，讓新法陷入了停滯。宋神宗是嚐到變法甜頭的人，只能暗地裡堅持，神宗去世之後，高太后垂簾聽政，她扶植舊黨，而司馬光主政後一味廢除新法，甚至將宋朝好不容易從党項手裡搶來的河湟地區又還了回去。哲宗親政後，又將舊黨的官員全部貶絀。哲宗逝世後，繼任皇帝宋徽宗趙桓又重新採納了舊黨的方針。

神宗死了，一切恢復舊制，十個人幹一個人的活其樂融融；高太后死了，哲宗上臺，又實行自己的治國策略，哲宗死了，又變一次。前後四次的折騰，不僅使朝政朝令夕改，更給百姓帶來了巨大的負擔。每變一次，百姓都得脫一層皮，國家經濟不進反退，神宗一朝積累下來的財富快速流失。

這就是文臣治國最重要的問題所在，宋朝的官員工資非常高，言官們根本不在乎民間疾苦，他們跟百姓的生活是完全脫節的。只要朝廷存在一天，他們就有工資可以拿。至於百姓的日子怎麼樣、前方的戰事如何、國家有什麼問題、這些問題如何解決，他們無力解決，也都不在乎。

總結

宋朝毀在文官手裡的原因。先是冗官問題拖垮了宋朝的經濟，而士大夫階層過於清高，往往不顧實際情況根據一己好惡攻擊對手，此外，言官內部的黨爭也嚴重影響到政策的推行，與百姓脫節的狀態也導致了大臣們只關心自己的利益，而不在意百姓死活。

總結一句話：實幹興邦，空談誤國。暢想未來，不如踐行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