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於黨爭，黨爭始於萬曆。實際上，明朝一朝一直有黨爭，黨爭只是在萬曆年間徹底升級了。

明朝的黨爭幾乎伴隨著明王朝整個始終。終明一朝似乎一直伴隨著鬥爭，鬥太監（劉瑾、魏忠賢），鬥外戚（萬貴妃兄弟萬通），鬥勳貴（土木堡之變）到了萬曆年間成了鬥皇權（爭國本）徹底升級了矛盾，爭國本事件結果是東林黨全面掌權，其他小黨派昆、齊、楚、浙三黨無路可活，到了天啟年間出了個魏忠賢這些小黨派便投靠了魏忠賢，自此鬥爭升級，鬥爭導致各方考慮的都是自己黨派的利益，置國家大事不顧，像晚明著名將領袁崇煥就是因為黨爭被凌遲處死。所有大臣都知道袁崇煥根本沒有通敵，但還是因為黨爭被誅。

黨爭得本質在於，一個新的黨派得勢，立即把之前黨派的政令全部推翻 ，無論好壞、對錯。如張居正。拿崇禎年間的薊遼督師這個位置來言，前前後後鬥了多少次，問題在於，每換一個薊遼督師就換一個方法，結果只能導致局勢越來越糜爛。等於是朝廷一步步看著李自成等人坐大。清朝所修的《明史》這樣評價孫承宗：“夫攻不足者守有餘，度彼之才，恢復固未易言，令專任之，猶足以慎顧封守。”什麼意思呢？以孫承宗的才能，恢復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將權利交給他，穩定固守現有的國土，是可以的。如此良將，便是因為黨爭下臺。

明朝滅亡的原因有很多，軍屯制的破壞，土地兼併嚴重、天災不斷，但黨爭應該是最重要原因，其實歷朝歷代都有黨爭，而明朝格外嚴重。

怎麼說呢，明朝滅亡兩個最大因素，一個是天災，二是黨爭。

萬曆把控權術有點極端吧，總是想讓朝臣鬥起來，然後利於自己掌控，這是因為萬曆一朝，大部分朝臣千夫所指都是萬曆本人原因。

所以萬曆在朝中也試了很多方法，想分化朝中這些百官，好利於自己皇權至上理念，但是萬曆各種招數用盡了，可是根本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導致萬曆想到了這個最極端的辦法，就是從基層化解這個難題，所以各地出現了一大堆黨派，萬曆殊不知基層亂了以後，就等你把自己根基斷了，這樣不就是自取滅亡嗎？

資本家，官僚集團，軍閥，漢奸，軟骨頭知識分子，買辦集團，這些才是明朝滅亡的元兇，至於什麼天災啊，制度啊，都是漢奸奴才所洗腦和瞎扯的藉口和理由而已，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作為封建時代最後一個漢人建立的王朝，“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也為人津津樂道。而關於明亡的原因，一直是史學界以及歷史愛好者的探討和研究的問題。題主問是萬曆皇帝的個人原因還是制度原因，說明對於明朝歷史涉獵較多。

筆者以為，個人因素是重要原因，而政治制度以及祖制無法變通則是根本原因，分析如下：

“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實際上出自《明史·神宗本紀》。這是位頗具傳奇的皇帝，有明一朝享國時間最長（在位48年），超過了其祖父嘉靖皇帝的記錄；以沖齡繼位，前十年，在張居正的輔佐下，衝破多重阻力進行改革，實行“萬曆新政”，取得一些成績，但最終張居正人亡政息，而此後萬曆本人隱居深宮數十年，不見朝臣，與朝臣鬥法，任性怠政，明朝也從此陷入鬥爭與衰落的深淵。具體可以說萬曆本人難辭其咎。

萬曆本人搖擺不定。繼位時，任用張居正實行新政，雖然他當時年紀小，但張居正作為他的老師，與他有十年的師生之情以及輔弼之功，新政取得的成果也是顯而易見的。然而，萬曆在張居正死後，在其授意下，發起了對張的清算，使得改革就此停息，明朝失去了最後一次中興的機會。萬曆非明君。用人不當，無力與群臣抗衡。明朝發展到這一時期，皇帝的權威與明初朱元璋以及朱棣時相比，已經一落千丈。在與群臣的鬥爭中，萬曆皇帝的制衡之策失效，尤其是言官在張居正死後，失去了約束，成天針對雞毛蒜皮之事在吹毛求疵，國家的大政方針卻莫衷一是，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尤其是在朝廷出現較為嚴重的黨爭苗頭時，他卻沒有采取有效的手段遏制，而是躲在深宮任其發展。個人魄力不足。明中後期皇帝主要依靠內閣尤其是內閣首輔來治理朝政，管理百官，但萬曆在清算張居正後，客觀上也助長了被張的考成法等措施壓抑多年的百官反彈之勢。萬曆皇帝本身卻無能力威懾朝堂，內閣首輔也在百官道德壓制下無法施展。此間一系列事情如爭國本：萬曆無嫡子，朝臣擁立長子朱常洛，而萬曆喜歡寵妃鄭貴妃生下的三子朱常洵，為此與朝臣爭鬥幾十年，幾乎耗盡了自己的心血，自己卻不敢魄力立自己喜歡的太子。以消極態度，甚至置國家命運於不顧，對抗群臣，既不上朝，也不批准開缺官員的任免，這種怠政直接導致了國家的衰落。想依靠內閣首輔，首輔卻在文臣道德威脅下，只能辭職，當然這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他並沒有用人之明。萬曆三大徵 -- 平定蒙古叛變的寧夏之役，抗擊日本入侵朝鮮的朝鮮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吐司叛變的播州之役，雖然都取得勝利，但另一方面，這些戰爭也拖垮了國家財政，將張居正改革時留下的財富耗盡。根據《明史》的記載，萬曆三大徵共計花費在一千二百萬兩以上，這個數字相當於頂峰時明朝一年的財政收入總和，國庫因此出現嚴重虧空。萬不得已下，萬曆皇帝開始大規模開礦，徵收礦稅，由此產生的礦監橫徵暴斂而直接導致了建州女真的反抗起義，揭開了東北幾十年戰爭的序幕。

更深刻的層次上，還是制度原因，無法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

實際上，萬曆時，作為天下糧倉與賦稅重鎮的江南地帶的商業經濟已經相對繁榮，黨爭之下，“東林黨”其實是江南地區地主和商人利益的代表，堅決反對加徵商業稅，而單純依靠小農經濟下的農業稅收，另一方面，土地兼併嚴重，這點稅收已經不足以支撐帝國的運轉。這是不得不說是歷史的倒退。皇親貴族奉養開支遠遠超過了國家的承受範圍。朱元璋拳拳愛護皇族之心可以理解，將親戚子孫分封到各地，由國家財政奉養，但為防止一些皇室產生異心，分封不裂土，不管當地政事，且子孫不得干預政事。王朝前期並不會產生什麼太多問題，但隨著其子孫開枝散葉，人口膨脹過快，財政負擔越來越大；另外，貴族封侯世襲制度，比如開國功臣，靖難功臣，歷朝新皇繼位而封的皇親國戚等，致使國家能夠控制的土地越來越少，土地都掌握在這些貴族之手，而且他們並不怎麼納稅，因而財政收入越來越少，入不敷出。而張居正在這方面的改革，清丈全國田畝實行一條鞭法也在其死後沒有被深入推行下去，國家幾乎無以為繼。在與後金戰爭中，後面的皇帝在全國徵收“遼餉”，也是國庫空虛的原因，當然，這導致的惡果就是全國各地農民起義不斷，明朝帶入不可挽回的深淵。政治上，內閣制度雖是較為先進，但這種制度僅僅是中央權力的一種妥協，沒有有效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皇權得不到相應的制約，一旦皇帝懶政、怠政，就會導致許多措施無法實行而被束之高閣，而且朝中的黨爭更是加劇了政事的嚴峻性。人人自危，只為保住自己。軍事上，沿用衛所制度，不注重改革與創新；萬曆朝，名將得不到充分任用，如戚繼光，最終在清算張居正運動中也成了犧牲品，一代名將落得悽慘下場；僵化的人軍事制度，導致邊兵毫無戰鬥力，所以在面對多線戰場時，只能疲於奔命，且花費靡巨，耗費國庫。

《明史》神宗的本紀結尾言：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這個明朝享國時間最長的皇帝，廟號神宗，實為寓貶於褒，是說他神龍見首不見尾，隱居深宮數十年，不見朝臣，不理朝政，致使到萬曆末年，國家的官吏已經缺了一半。他又是個死要錢的皇帝，放出太監四處擾民搜刮（如開礦事），民間連養只雞也要繳稅。 對這樣一個皇帝，實在沒什麼好說的，說明朝亡在他手上，崇禎來背了黑鍋並不過分，且看神宗的本紀，到了萬曆30年之後，年年不是“日有食之”就是“京師地震”，或者乾旱或者水澇。其中萬曆31年農曆5 月“鳳陽大雨雹，毀皇陵殿脊”，到32年“雷火焚長陵明樓”，“昌平大水，壞長、泰、康、昭四陵石樑”，即使不信天象示警這些的，看了也真是令人觸目驚心，彷佛明朝先靈不安，亡國之兆已現。 大家想必都看了萬曆十五年，知道萬曆帝本來是有勵精圖治之決心的，除了從小敬畏的張居正並不那麼居正帶來的打擊之外，使萬曆消極怠工的主要因素還是國本之爭。這實在是令人嘆息的一件事情。曾子《大學》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論的正是帝王之道。家不能齊，必然禍起蕭牆。萬曆朝實在是一個家庭悲劇和性格的悲劇。不過用老夫子們的話說，那也是氣數使然了。 首先大臣們太過於食古不化，王宮人和皇長子並不是有強有力的外戚作為支撐，立皇長子並不是於他們有什麼好處，偏是大臣們死抱著“立長不立幼”的古訓，和皇帝力爭。本來，臣子們有一定分量的話語權，哪怕被當廷杖死，也要據理力爭一向是政治清明的象徵。有明一朝，大臣因直諫被杖死，庾死的不計其數，然而白髮蒼蒼的大臣們，不怕被當廷扒下褲子，屁股開花，也要前赴後繼的上疏。是出於長期文化積累的對於敢於直諫即為忠臣這個符號的認可，死諫可青史留名，也是氣節所在，也可以裁抑君權，用在軍國大事上，本是好事。可悲的是，作為知識分子的精英的滿朝大臣，把精力耗費在這樣無意義的事情上。孰賢孰愚，孩子小，能看出什麼來，偏偏大臣認準了死理。從“滿朝文武泣於文華殿請立儲”這樣的描述裡，我聞到了儒家文化腐爛發臭的氣息。 如果是萬曆的爺爺嘉靖皇帝，事情也好辦得多。這祖孫倆，是明朝享國在位時間第一和第二的一對兒（明朝偏是昏庸的皇帝在位長，仁宣和孝宗在位不過十數年而已,這一點和清朝正好相反），對待大臣，走的卻是兩條完全不同的路子，然而並不是偶然，甚至是必然的，所謂一盈一虧，矯枉過正。

先說是不是，再說有沒有

”明朝實亡於萬曆“這句話是對的麼，如果改一個字可以是對的，”明朝始亡於萬曆“。

個人原因就是萬曆太懶了，也或許是沒有這個能力。在他在位的時間裡，東林黨獨大的情況下，皇帝沒有成功扶持起來其他政黨和東林平衡，也沒有設法讓東林黨聽令於皇權。這導致其他黨派在明朝後期要去依附魏忠賢一個太監，太監畢竟是太監，他沒有群眾基礎。

在制度上，東林黨獨大後完全把持內閣的運轉，其他黨派的人完全無法再度進入權力中心與東林黨形成制衡。

所以說兩者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