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史學家認為，李德裕沒有介入黨派，牛，李指的是牛增孺，李宗閔，二人。

還有的史學家說，牛增孺沒介入黨派，牛，李黨爭，是指雙李---李德裕和李宗閔之間的黨爭……

唐後期的朋黨之爭是指以牛僧儒為首的官僚集團和以李德裕為首的官僚集團之間的鬥爭，所以又稱為“牛李黨爭”。

形成牛李黨爭的原因，是由於他們進入仕途的門徑不同。唐朝時，官員主要來源於兩個途徑:有些人是透過科舉考中進士而當官的，這些人喜愛詩賦，情趣相同，認為自己是憑真才實學入仕。另外，還有一些人，是透過父祖門蔭而當官的，他們推崇儒家經學，以門第清高自居。這兩部分官員，因為入仕的門徑不同而互相鄙薄，形成兩個集團。這實際上，還是唐初以來門閥地主與庶族地主之間鬥爭的延續。

官員兩派之間的矛盾鬥爭由來已久，公元808年(元和三年)，在一次制科考試中，考生牛僧儒、李宗閔、皇甫湜透過對策，“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結果被主考官錄取，當時李吉甫為相，認為是對自己的人身攻擊，乃“泣訴於上”，並指責考試中有作弊現象。結果，不僅牛僧儒、李宗閡長期未能升遷，主考官也被貶，這是牛李黨爭的序幕。

公元821年(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李吉甫之子)揭發李宗閔在科舉中舞弊，取士不公，結果李宗閔被貶官。不久，牛僧儒任宰相，與李宗閔共同排擠李德裕出朝。從此，牛李兩黨正式形成。朝廷官員，從此也分成了兩派，兩派之間互相攻擊、排擠，勢不兩立。唐文宗(827—840)以後，牛李黨爭日趨激化。公元833年(大中七年)李德裕以兵部尚書任宰相，李宗閔被排擠出朝為興元節度使。公元834年(大中八年)，李宗閔回朝，李德裕又出為興元節度使。武宗時(841一846)，李黨為實相，牛僧儒貶往循州(今廣東惠州市東北)，李宗閔流放封州(今廣東封開)。宣宗時(847--859)牛黨白敏中為宰相，李德裕貶死篷州(今廣東瓊山)。兩黨鬥爭，直到公元860年，懿宗即位後才平息下來，長達四十年之久。

牛李兩黨宮員，為了小集團的利益，互相攻擊，置國家於腦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凡是牛黨認為是者，李黨必非之，李黨以為是者，牛黨必非之。皇帝對此束手無策，文宗曾哀嘆說:“去河北賊(指河朔三鎮)非難，去此朋黨實難!”牛李黨爭期間，分歧很多，其中較大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

第一，在選官上。以李德裕為首計程車族官僚集團，反對科舉取士，他們認為:“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臺閣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寒生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也”。牛黨則反對門第，主張取士“地胄詞彩者居先”，極力提高科舉地位。第二，在藩鎮問題上。安史之亂後，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隨著藩鎮勢力的膨脹，唐穆宗時不得不承認了藩鎮節度使的世襲權。對此，李德裕等極力反對，主張平叛，對藩鎮用兵，認為只有用兵才能消滅造成國家分裂的禍源，而且在他的親自主持下，也平定了一些反叛的藩鎮:牛僧儒等則主張對藩鎮採取姑息放任的玫策，反對用兵。第三，在吐蕃問題上。唐朝末年，國力空虛，吐蕃奴隸主時常發動對唐朝的進攻。李德裕在四川任西川節度使時，訓練士卒，積極防禦，曾多次打敗吐蕃，對維護邊疆地區的安定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可是，當時身為宰相的牛僧儒，卻以“守信”為藉口，主張罷兵。

第四，在佛教問題上。李黨反對佛教，李德裕做地方宮時，曾禁止僧人以騙術為人治病。會昌年間，李黨主持了全國性的滅佛運動，毀掉許多佛寺，使僧尼還俗，取得很大成績。牛黨則持反對態度，白敏中為相後，又恢復佛寺，廣度僧尼，佛教勢力又有所發展，“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由上述牛李黨爭的內容可知，在兩黨鬥爭中，已失去了是非標準，你支援，我則反對，你反對，我則支援。雖然牛黨代表著庶族地主集團，李黨代表著士族地主集團，但這時的庶族地主反士族地主的鬥爭已與以前有所不同。因為在唐後期，無論士族官僚地主還是庶族官僚地主，都已經腐朽，他們之間的鬥爭，完全是為了本集團的利益，鬥爭的結果造成了政治的黑暗和政局的不·穩。因北，牛李黨爭並沒有積極意義。

你好，我來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首先，什麼是“牛李黨爭”

中晚唐時期，唐政府的文官集團分裂為兩個政客集團，一稱“李黨”，一稱“牛黨”。李黨代表人物主要有李德裕、李紳、鄭罩等人。而牛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閡等。他們註定不能和衷共濟，和平相處，因為他們的出身不同;李黨中成員多半是世家子弟，官宦二代，出身高門大戶。而牛黨成員出身多半是平民寒門子弟，他們都是透過參加科舉考試進入體制內，並上升到中央級別的高官。按照現在的話說，牛黨跟李黨之間的矛盾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而是階級矛盾。

接下來，再說一下背景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朝廷按照慣例，舉行了一場特別的全國公務員考試，具體的科目是所謂的賢良方正、直言極諫。這次參加公考的舉人牛僧孺、李宗閡、皇甫提等人，牛增儒等人由於是寒門出身，在考試的作文中針砭時弊，措辭尖銳，呼籲政府早日改革，可謂一語中的，振聾發聵。唐憲宗也非常欣賞這幾個考生的觀點，並知會中書省要對他們多多關照，安排到適當的崗位上。 本來這場考試就是歡迎大家批評的，然而宰相李吉甫卻是個陰謀論者，他看到那些投槍匕首般的考生作文，懷疑是含沙射影攻擊自己，他認為這些考生膽敢批判自己，肯定是他的政敵在暗中支援。他怒羞成怒，一狀告到憲宗那裡，說這場的最後閱卷人翰林學士裴泊等人跟那些考生都是沾親帶故的，這背後的黑幕是可想而知的。唐憲宗一聽勃然大怒，原來這些慷慨激昂的考生竟是朝中大臣在背後操縱，如此徇私舞弊，不徹查以後還怎麼招攬天下的人才?於是唐玄宗不得不將這些他原本極為看好的考生的成績取消，考官也受到了處罰。但是輿論多同情牛僧孺等考生，譴責宰相嫉賢妒能，朝廷迫於壓力，在處罰了考官的同時也將宰相李吉甫貶到地方上。以這場考場風波為標誌，歷時近四十年的朋黨之爭拉開序幕，史稱“牛李黨爭”。牛黨的代表人物牛僧孺，是安定鶉機(今甘肅靈臺)人，他的先祖牛弘曾經在隋朝擔任過宰相一類的高官，他也算是曾經闊極一時人家的後裔，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牛黨的另外一個代表人物李宗閡，卻是大有來頭，他的先祖是唐高祖的兒子鄭王李元巍，按理說他是正牌的宗室子弟。但是那不過是看家譜而已，實際上他們的家庭不過是曾經闊過而已，到了他們這一代牛他們均家道中衰，祖先的闊綽跟他們沒有一毛錢的關係。他們要出人頭地，還是要參加科舉考試。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他們同時考上進士，二人算是老同學了。此外，牛黨的另外一些骨幹成員楊嗣復等人也都是同學關係，這些平民出身的進士被後世看作是庶族勢力的代表。 　　李黨的代表人物李德裕，是趙郡(今河北趙縣)人，他就是宰相李吉甫的公子，老子拉開了牛李黨爭的序幕，兒子上臺飾演主角。李德裕自幼表現的很特別，別人苦讀是為了考取功名，但是他勤奮學習卻十分厭惡科舉，儘管他不大會寫應試作文，不過他也不愁自己的前途，因為他是宰相的公子。此外，李黨的主要成員，如鄭覃等人也多是關東著名士族的後代，他們都是靠家庭關係當上官的，後世將李黨定為門閥士族勢力的代表，也就是說牛李黨爭實際上是庶族與士族之間的鬥爭。不過不管是庶族還是士族，不管是牛黨還是李黨，他們都是孔孟的信徒。 　　自制舉一案之後，牛僧孺、李宗閡等人長期遭到壓制，進不了體制內，只能在藩鎮處混飯吃。直到李吉甫死後，牛僧孺等人才有機會到中央工作。唐穆宗長慶元年(公元821年)，牛黨成員李宗閡已經升任到中書舍人的高位了，這年的全國公考前，他跟李黨成員的李紳都向主考官打過招呼，可是發榜之後，李宗閡的女婿蘇巢如願以償的考上了，而李紳走後門卻沒有成功。時任翰林學士的李黨領袖李德裕聯合朝臣李紳、元棋上書，稱這場考試有貓膩。於是唐穆宗下令複試，結果蘇巢的不及格。李宗閡為自己的女婿走後門的罪名就這樣坐實了，被外放為劍州(今四川劍閣)當刺史。但是不久李宗閡就官復原職了，不久又升為兵部尚書，這一輪鬥爭，牛黨反敗為勝。 　　唐文宗登位，李宗閡走宦官路線當上了宰相，出於報復，將李黨領袖李德裕貶出京城，把自己的同黨牛僧孺提拔上來，兩人合力將李黨成員全部排擠出中央。李德裕被貶到西川當節度使，吐蕃維州(四川理縣)主將，舉城歸降，李德裕打算趁機收復失土的其他領土。可是李宗閔、牛僧孺為了打擊李德裕，主張和平解決民族問題，並令李德裕退出維州，交回降將。吐蕃把大唐交回的降將及其黨羽家屬全部用酷刑處死。李宗閔、牛僧孺這一決定，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激烈批評，牛僧孺在輿論的壓力下被迫辭職，李德裕再次入朝。 　　李德裕入朝後，兩黨也曾經試圖過和解，但是自古文人相輕，黨同伐異，這些人都沒有什麼寬廣的胸懷，結果不但沒有和解，反而積怨更深，以至於水火不容，恨不能同歸於盡。李德裕只當了一年宰相就被排擠出了中央，繼續到地方上任職，又由牛黨的李宗閡回來當宰相。但是李宗閡與新晉的李訓、鄭注並非志同道合者，於是李訓、鄭注又把牛僧孺、李宗閡等人排擠出朝廷。到唐武宗登位後，李德裕又被起用，他確實也是有能力的，在地方乾的不錯，因而受到唐武宗的信任。李德裕東山再起後，把牛黨主要的骨幹牛僧孺、李宗閡、楊嗣復等人全部趕出朝廷，放逐到最偏遠的蠻荒之地，讓他們永無出頭之日。牛黨被趕走後不久，李德裕也被新上臺的唐宣宗趕出朝廷，自此牛李黨爭才告終結。黨爭儘管對唐朝的損耗很大，還不足以徹底摧毀這個王朝最後的統治基礎，因為民心向背才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牛李黨爭，通常是指唐代統治後期的九世紀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閔等為領袖的牛黨與李德裕、鄭覃等為領袖的李黨之間的爭鬥。 鬥爭從唐憲宗時期開始，到時期才結束，持續時間將近40年，唐武宗時，李黨達到鼎盛，牛黨紛紛被罷免；唐宣宗的前期，李黨紛紛被貶謫到地方為官。最終以牛黨、李黨離開中央而結束。以致唐文宗有“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之嘆。

牛李黨爭是唐朝末年宦官專權、唐朝腐敗衰落的集中表現，加深了唐朝後期的統治危機。

主要經過:唐憲宗在位時期，有一年長安舉行考試選拔人才，舉人牛僧孺、李宗閔在考卷裡批評了朝政。考官認為兩個人符合選擇的條件，便把他們推薦給唐憲宗。這件事傳到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親）的耳裡。李吉甫見、批評朝政，揭露了他的短處，對他十分不利。於是李吉甫在唐憲宗面前說，這兩個人（牛僧孺、李宗閔）與考官有私人關係。憲宗信以為真，就把幾個考官降了職，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但此事卻引致朝野譁然，大臣們爭為牛僧孺等人鳴冤叫屈，譴責李吉甫嫉賢妒能。迫於壓力，唐憲宗只好於同年將李吉甫貶為淮南節度使，另任命宰相。這樣朝臣之中分成了兩個對立派。但此時李德裕、牛僧孺尚未進入朝廷供職，所以派系鬥爭色彩尚不濃厚。

長慶元年（821年），禮部侍郎錢徽主持進士科考試，右補闕楊汝士為考官。中書舍人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之子裴撰等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稱禮部貢舉不公，錄取都是透過“關節”。穆宗詢問李德裕、、李紳，他們也都說段文昌所揭發是實情。穆宗派人複試﹐結果原榜十四人中﹐僅三人勉強及第，錢徽、李宗閔、楊汝士都因此被貶官。於是，李、楊等大為懷恨﹐從此“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雙方各從派系私利出發，互相排斥。

唐穆宗長慶三年（823年），牛僧孺入相。李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

唐敬宗寶曆元年（825年），牛僧孺多次辭相，出為武昌節度使。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李德裕改任兵部侍郎。宰相裴度推薦李德裕擔任宰相，未成功。李宗閔透過宦官的關係當上宰相，將剛剛入朝的李德裕調出，任義成節度使。

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李宗閔引薦牛僧孺入相。曾經推薦過李德裕的裴度辭相，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派兵入據其城。牛僧孺令縛還悉怛謀及從者，被吐蕃官吏盡殺於維州城下。

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年），李德裕入朝任兵部尚書。京兆尹杜悰向李宗閔提出建議，透過推薦李德裕任御史大夫的方法，與李德裕修好。得到李宗閔的同意後，杜悰造訪李德裕，提出這一方案。李德裕非常高興。但李宗閔在與楊虞卿商議後，終止了上述方案，錯過了這個很可能是雙方和解的最好的機會。

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李德裕升任宰相，將楊虞卿、張仲方、張元夫、蕭浣等牛黨人物降職，出為地方官。不久，李宗閔出為山南西節度使。

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當權的李訓、鄭注為了排擠李德裕，再次引薦李宗閔入相，之後，李德裕出為鎮海節度使。

此後在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三朝，除去大和九年（835年）甘露之變前前夕，牛李兩黨都被當時掌權的反宦官的李訓﹑排斥朝外﹐大體上是兩黨交替進退，一黨在朝，便排斥對方為外任。曾有“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的感慨。

開成五年（840年），文宗死，牛黨和他們依靠的宦官所支援的繼承人未能繼位，另一派宦官擁立即位﹐牛黨失勢。李德裕自淮南節度使入為宰相，開始了李黨獨掌朝政的時期。牛黨被排斥出朝廷之外，其領袖牛僧孺、李宗閔雖然早已身在外地，也被貶職流放。李德裕雖在會昌年間討平澤潞叛亂﹑破﹑廢佛教等幾個方面作出成績，但他獨斷專行、排斥異己的作風不但為反對派所憎恨，也為宦官所不滿。

唐武宗會昌元年（841年），武宗召李德裕入朝為相，信任有加。之後數年間，李德裕對李宗閔、牛僧孺等一再貶黜。

唐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宣宗即位，為了奪回朝政大權，故出李德裕為荊南節度使。此後，宰相白敏中等人一再貶黜李德裕。李宗閔病故。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牛僧孺病故。

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病故。

長達四十多年的“牛李黨爭”，以牛黨元氣大傷、苟延殘喘，李黨被貶謫為地方官，宦官、藩鎮的勢力大增，而宣告結束。

牛李黨爭對唐代政局有其一定的影響，這場統治階級內部的宗派鬥爭，導致社會各種矛盾也開始趨於尖銳化， 加深了唐朝後期的統治危機，使本來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滅亡。

牛李黨爭不但影響到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文化的演變，而且參與塑造了中晚唐詩風，同時在牛李黨爭中產生的一種具有攻擊傾向的文學作品。

牛李黨爭是中國唐朝後期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宗派鬥爭，也稱“朋黨之爭”。“牛黨”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官僚集團；“李黨”是指以李德裕為首的官僚集團。牛黨大多是科舉出身，屬於庶族地主，門第卑微，靠寒窗苦讀考取進士，獲得官職。李黨大多出身於世家大族，門第顯赫。他們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進入官場，稱為“門蔭”出身。

從表面看，牛李黨爭似乎是庶族官僚與士族官僚之間的鬥爭，實際上兩黨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兩黨分歧的焦點主要有兩個：一是透過什麼途徑來選拔官僚。牛黨多科舉出身，主張透過科舉取士；李黨多門蔭出身，主張透過門蔭取士。李德裕認為，公卿子弟從小就熟悉官場，容易掌握做官的本領。二是如何對待藩鎮。李黨主張對不聽朝廷命令的藩鎮用兵，以加強唐朝中央的地位；牛黨則主張姑息遷就。

兩黨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還牽扯進個人的恩怨。牛僧孺、李宗閔因評論時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曾遭到貶斥，而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兒子，因此雙方結怨甚深，一旦大權在握，就排擠打擊對方。唐穆宗長慶年間(821年－824年)牛僧孺做宰相，就把李德裕排擠出朝廷。李德裕任西川節度使時，接受吐蕃將領的投降，收復了重鎮維州（今四川理縣）。牛僧孺卻意氣用事，強令把降將和城池交還吐蕃。唐武宗時(公元841－846年)，李德裕做宰相，又把牛僧孺、李宗閔放逐到南方。唐武宗死後，唐宣宗即位，牛黨成員白敏中任宰相，牛黨又紛紛被重新啟用，李黨全遭罷斥。李德裕被趕到遙遠的崖州（今海南三亞西北），不久憂鬱而死。這場統治階級內部的宗派鬥爭，加深了唐朝後期的統治危機。

牛李黨爭對唐代政局有其一定的影響，這場統治階級內部的宗派鬥爭，導致社會各種矛盾也開始趨於尖銳化，[5] 加深了唐朝後期的統治危機，使本來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滅亡。

牛李黨爭不但影響到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文化的演變，而且參與塑造了中晚唐詩風，同時在牛李黨爭中產生的一種具有攻擊傾向的文學作品。

九世紀唐朝“牛李黨爭”，分別指的是誰，影響多久？

唐朝末期時間，宦官專權把持朝政，朝臣們只能靠攀附宦官來求得官運亨通。這些依附宦官的朝臣分為兩派，爭鬥不息，史書稱為“牛李黨爭”。所謂“牛李黨爭”，就是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與李德裕為首的“李黨”，兩派官僚集團之間的爭權奪利、相互傾軋。他們的鬥爭從唐憲宗時期開始，歷經了六代皇帝，到唐宣宗時期才平息下來，對唐朝晚期的政治影響極壞。

牛李黨爭的起因可以追溯到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在一場選拔人才的考試中，作為考生的牛僧孺、李宗閔所寫的策論大膽批評時政、抨擊當權者，被主考官慧眼賞識，推薦給唐憲宗。而被批評的主要物件是當朝宰相李吉甫，也就是李德裕的父親。他和主持考試的官員有私人恩怨，認為他們這次故意聯合了考生來誹謗自己，就向唐憲宗申訴，說考官們徇私舞弊，錄取了和自己關係好的考生。唐憲宗聽了就大怒，不但貶斥了幾名主考官，而且不予任用牛僧孺和李宗閔。這就是雙方結怨的開端。

唐穆宗年間，李吉甫已逝，他的兒子李德裕做了翰林學士。這時，李宗閔已在朝中做官了。李德裕等士族出身的人和李宗閔等靠科舉做官的人彼此都瞧不上眼，加上以前的各種恩怨，雙方並不和睦。有一年的進士考試，李宗閔有一位親戚考上了，而另一個大臣段文昌向考官推薦的人沒有被錄取。段文昌怒火中燒，向唐穆宗告發考官作弊。李德裕等人因考官楊汝士、錢徽和李宗閔是朋友，也附和段文昌的意見。於是，彷彿歷史重演一般，楊、錢被貶出京城，李宗閔也受牽連貶為劍州（今四川劍閣、梓潼等地）刺史。從這個事件開始，兩派朋黨的鬥爭就變得表面化了。

李宗閔雖然暫時被貶，但牛黨的另一領袖牛僧孺因為偶然的機緣被唐穆宗賞識，當上了宰相。他一上臺，李德裕就被貶為浙西觀察使。李黨的大臣們也紛紛被牛黨排擠，雙方結怨更深。唐敬宗即位以後，牛僧孺不滿宦官當權，自願離開京城，到地方上做官。他一走，與牛黨不睦的裴度當上了宰相，大力提拔李黨人員。這樣一來，李黨翻身佔了上風。

不久以後，唐敬宗被宦官殺害，唐文宗當了皇帝。裴度極力推薦李德裕為宰相。同時，李宗閔也得到宦官的幫助，拜為宰相。過了一年，李宗閔又推薦牛僧孺為宰相。兩人合力，把李德裕趕到西川（治所在今四川成都）任節度使，並處處壓制李德裕。後來，唐文宗得知牛僧孺是因為黨爭而排擠李德裕，十分懊悔，就疏遠了牛僧孺。不久，牛僧孺被貶為淮南節度使（治所在今揚州），而李德裕被召入朝中當了兵部尚書。

833年，李德裕當上宰相，趁機排斥牛黨，提拔李黨成員。這種手段漸漸引起文宗不滿，但也無可奈何。他看到牛李兩派誰佔了上風必定要竭力排擠另一派的成員，不禁感嘆道：“平定河北的暴亂容易，但消除朝中的朋黨鬥爭真難啊！”後來，唐武宗即位時，牛黨失勢，成員都被貶謫到南方。但唐宣宗當上皇帝以後，又排斥武宗的舊臣，把李黨的人都貶到崖州（今海南）去了。延續四十多年的牛李黨爭至此畫上了句號。宦官專權，朋黨之爭，加深了唐王朝的政治危機，造成了難以收拾的混亂局面。

牛李黨爭（808年 - 846年） ，是指唐末時兩派士大夫結黨互相爭鬥排擠的事件。

唐朝末年宦官爭權，朝廷計程車大夫中反對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擠打擊。依附宦官的又分為兩派——以牛僧孺為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這兩派官員互相傾軋，爭吵不休，從唐憲宗時期開始，到唐宣宗時期才結束，將近四十年，歷史上把這次的黨爭命名為”牛李黨爭”。

牛李黨爭是唐朝末年士大夫爭權的現象，唐文宗曾有”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的感慨，牛李黨爭使本來腐朽衰落的唐朝走向滅亡。

牛李黨爭對文學界也造成了很大影響，不少名人都成了受害者，其中又以詩人杜牧和李商隱受害最深。杜牧和李商隱因為夾於其中不能得志，隱鬱終身。《周秦行紀》、《牛羊日曆》、《續牛羊日曆》及《周秦行紀論》都屬於唐代牛李黨爭之下的政治小說。

根據《舊唐書》、《資治通鑑》的說法，牛李黨爭的開始是由進士考試而起。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長安舉行考試選拔人才，舉人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等在考卷裡批評了朝政。

唐穆宗即位後，又舉行進士考試。由牛黨人物錢徽主持。結果又被告徇私舞弊。在時任翰林學士的李德裕的證實下，錢徽被降職，李宗閔也受到牽連，被貶謫到外地去了。

李宗閔認為李德裕存心排擠他，於是便對李德裕非常不滿。牛僧孺當然很同情李宗閔。於是以後牛僧孺、李宗閔就跟一些科舉出身的官員結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人結成一派，兩派明爭暗鬥，十分厲害。

唐文宗即位以後，李宗閔結通宦官，當上宰相。李宗閔向文宗推薦牛僧孺，也提拔他為相。僧孺、宗閔兩人掌權，極力打擊李德裕，把李德裕調出長安，貶謫他為西川（今四川成都）節度使。

當時西川附近，一個吐蕃將領投降，李德裕趁機收復了重鎮維州（今四川甘孜州東部）。李德裕大喜，立刻上書朝廷，以為自己立下大功，立刻飛黃騰達。但是宰相牛僧孺卻對唐文宗說：”李德裕收復了一個維州，算不了什麼；跟吐蕃搞壞關係，那才不划算呢！”牛僧孺還要唐文宗下詔，敕命李德裕將維州還給吐蕃，李德裕非常憤怒。

後來，到了唐武宗即位，牛黨失勢，李德裕當上了宰相。他極力排斥牛僧孺、李宗閔，把牛黨的人都貶謫到南方。846年，唐宣宗即位後，對武宗時期的舊臣一概排斥，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職務，把李黨的人全部貶謫到崖州（今海南）。

至此，四十年的牛李黨爭結束，唐朝時局卻一發混亂，不可收拾。

牛李黨爭，指唐代統治後期的九世紀前半期中以牛增儒、李宗閔等人為首的牛黨和李德裕、鄭覃等人為首的李黨之間的鬥爭。

這場鬥爭從唐憲宗時期開始，一直到唐宣宗時期才得以結束，持續時間為40年，最後以牛黨獲勝結束。

那麼牛李黨爭是怎麼回事呢?

牛李黨爭是唐朝末年宦官專權、唐朝腐敗衰落的集中表現，這也加深了唐朝後期的統治危機。

這場鬥爭的背景是在唐太宗時期，統治集團內部出現了一種濃厚的“民主”氛圍和很多敢於直言極諫，專折廷爭之臣。

在武則天時期的高壓政策，使這種“民主”制度一再的受到損害，在皇族與戚族之間發生了一場爭權奪利的鬥爭，官僚集團內部的矛盾也變得日益激化。

之後以張柬之為首的一派最終消滅了張昌宗等人一派。

姚崇為首的集團掌握了政權，使皇帝的權威又一次得到了恢復，封建統治重新出現了團結的局面，“民主”機制又重新得以執行。

天寶年間，唐宣宗的進取精神減退，他只是一味的追求享樂，又沉浸在道教和佛教之中，於是就出現了李林甫一人獨裁的局面。

在李林甫執政的晚期，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權奪利鬥爭再次激化，隨著眾多傑出的政治人物被殺而使皇帝的地位和中央政府的權力大大削弱。

到了李林甫死後，楊國忠任命宰相，唐玄宗權力逐漸衰落，一切政務都由楊國忠來行使最高權力。唐太宗時期的“民主”遺風被進一步破壞。

“民主”的缺失，為牛李黨爭提供了政治前提。

牛李黨爭的影響

牛李黨爭對於唐代的政治局面有很大的影響，這場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直接導致了社會各種矛盾的激化，並且開始趨向於白熱化，加深了對唐朝後期的政治統治危機，是原本就腐朽衰落的王朝走向了滅亡。

這也是牛李黨爭間接所造成的結果。

牛李黨爭不但影響了中晚唐政治的格局、政治文化的演變，同時也塑造了中晚唐的詩風，在牛李黨爭中產生了一種具有攻擊傾向的文學作品。

所以，總的來說，牛李黨爭對於唐代的統治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影響。

牛李黨爭是唐朝後期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這是一種政治腐敗、衰落的表現。

從表面上看，牛李黨爭似乎是庶族官僚與士族官僚之間的權力鬥爭，但實際上這兩黨在政治上也有著深厚的分歧!而兩黨分歧的焦點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透過何種途徑來選取官僚。

第二個是如何來看待藩鎮的問題。

牛李黨爭是唐朝宦官專權、唐朝腐敗衰落的集中表現，同時也加深了唐朝後期的統治危機。

牛李黨爭的評價

牛李兩黨之間的政治爭奪戰，開始於唐憲宗，具體來說，是唐穆宗和唐敬宗兩朝成為牛黨得勢的時候。

到了唐文宗時期，牛李黨爭達到最為激烈的地步。唐武宗時期，是李黨全盛的時期;在唐宣宗時期，則是牛黨全盛的時期，唐宣宗以後牛李黨爭便不復載於史冊了。

牛李黨爭的性質是權力的鬥爭，兩黨的差異在於出身背景的不同，最重要的是對邊患和藩鎮問題的爭議，他們的主戰的不同。

牛李黨爭雖然和內廷宦官派的之爭互為表裡，但是在甘露之變以後，宦官們自成一氣，不再讓外朝的大臣有所依附，所以使得牛李黨爭從唐宣宗以後就不再出現了，然而這卻使得外朝大臣投向了依附擁有地方兵權的藩鎮，最終造成了崔胤聯合朱全忠殺盡宦官的舉動，從此朝政大權落入藩鎮手中，這也加速了唐朝走上滅亡之路。

牛李黨爭是唐朝後期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宗派鬥爭，這是一種政治腐敗的表現。

從表面上看，牛李黨爭似乎是士族官僚與庶族官僚之間的權力鬥爭，但實際上兩黨在政治上也是有深刻的分歧!兩黨分歧的重點主要在這兩個：一是透過何種途徑來選拔官僚;二是如何看待藩鎮。

你好！牛李黨爭，是指唐朝後期的九世紀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閔等為領袖的牛黨與李德裕、鄭覃等為領袖的李黨之間的爭鬥。鬥爭從唐憲宗時期開始，到唐宣宗時期才結束，持續時間將近40年，最終以牛黨獲勝結束。以致唐文宗有"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之嘆。

牛李黨爭是中唐時期開啟的一場政治角力。表面上參與角力的是牛黨人員和李黨人員，但實際參與者背後卻是潘鎮割據勢力、宦官集團、官僚集團、士族勢力和庶族勢力之間的矛盾演化。

要談牛李黨爭，我們就不能光說兩黨之間角力，因為他們只是表面，更深層次的原因都是與當時宦官專權（把握唐朝的政治離不開這個問題）、潘鎮割據脫離不了關係，也和中晚唐時期的政治局勢分不開的。黨爭造成的結果是互相傾扎，爭權奪利，導致中晚唐朝政更加腐敗。黨爭持續時間之長，跨度之大，它歷經六代皇帝，對中晚唐時期政治影響巨大，也是唐朝不斷衰弱直接體現。唐文宗為此感慨：“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牛僧儒、李德裕

1、黨爭產生的背景

唐朝中期以後，朝廷中的政治日漸腐朽沒落。我們都知道在唐太宗李世明時期，因為李世明本人廣開言路，善於納諫，當時的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許多像魏徵這樣敢於說真話，能夠犯顏直諫的諍臣。貞觀時期的朝政氛圍還是比較明主，當權者能夠做的兼聽則明，偏信則闇。

等到了武則天時期，這種封建統治階級內部“民主”氛圍就被逐漸破壞殆盡。武則天本人比較專權，很難聽取諫言，她透過扶持自己親信排斥異己，那時候的皇族、宦官、內戚，官員之間因為各自利益互相爭權奪利，相互攻擊，鬥爭的混亂局面異常激烈。比喻說當時以張柬之為首的一派最終消滅了張易之、張昌宗 一派，這些是唐朝黨爭的雛形。

到天寶年間，由於唐玄宗的進取精神減退，一味追求享樂，荒淫無度，又沉溺於道教與佛教之中，於是出現了李林甫一人“獨裁”的局面。李林甫執政時期因為其個人獨斷，手段強硬壓制了其他不同聲音。等到李林甫晚期，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再度激化，一大批傑出的政治人物被殺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為削弱。至李林甫死後，楊國忠為宰相時，唐玄宗權力衰落，一切政務都由楊國忠把持，最終導致安史之亂。

唐太宗時所留下的“兼聽則明，偏信則闇”之政治開明遺風被進一步破壞。皇帝的懶政和惰政再加上宦官專權，為牛李黨爭提供了政治溫床。安史之亂爆發後，隨著唐朝中期商品經濟的發展，一大批在經濟中取得好處的，崛起的人其中以庶族地主階級為代表的人紛紛要求取得朝廷更高地位爭取更大利益，而以士族地主階級為代表的人為了捍衛他們自己的既得利益，兩者之間不斷打擊異己、出賣人格、結黨營私、行賄受賄。

2、牛李黨爭產生的原因

牛李兩黨代表的是不同的階層利益，形成牛李黨爭的原因是由於他們進入仕途獲取權利的途徑不同。實際上這背後是一個關於利益分配的問題，是蛋糕怎麼分的本質問題。

唐朝時，官員主要來源於兩個途徑：一部分人是透過科舉考中進士而當官的，這些人喜愛詩賦，情趣相同，認為自己是憑真才實學入仕。另外，還有一些人是透過父祖門蔭而當官的，他們推崇儒家經學，以門第清高自居。這兩部分官員因為入仕的門徑不同而互相鄙薄，形成兩個集團。這實際上，還是唐初以來門閥士族地主與庶族地主之間鬥爭的延續，以牛黨為代表的新興庶族地主階級要獲取更大利益和地位，就必須挑戰過去計程車族地主地位。而士族地主階級為了保住既得利益就必須反擊。這是黨爭產生的根本原因。

3、牛李黨爭產生的過程

自古以來文人都是相輕的，唐朝也不例外。唐憲宗時期，公元808年(元和三年)，在一次制科考試中，考生牛僧儒、李宗閔、皇甫湜透過對策，“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批評朝政，當時主考官認為這是人才，一激動錄取了他們，還推薦給了唐憲宗。而此時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父親）認為這是對自己的人身攻擊和侮辱，哭著跑到皇帝處告狀，並指責考試中有作弊現象。加上李林甫在中間添油加醋為李吉甫說話。結果憲宗信以為真，不僅牛僧儒、李宗閡長期未能升遷，主考官也被貶，牛李兩黨至此正式結下樑子。

公元821年(長慶元年)，機會終於來了。為了報父親當年被攻擊侮辱之仇，翰林學士李德裕揭發李宗閔在科舉中舞弊，取士不公，結果李宗閔被貶官。不久，牛僧儒任宰相，與李宗閔共同排擠李德裕出朝。從此，牛李兩黨正式形成，牛黨以牛僧儒為首，李黨以李德裕為首。朝廷官員，從此也分成了兩派，兩派之間互相攻擊、排擠，勢不兩立。

唐文宗(827—840)以後，牛李黨爭日趨激化。公元833年(大中七年)李德裕以兵部尚書任宰相，李宗閔被排擠出朝為興元節度使。公元834年(大中八年)，李宗閔回朝，李德裕又出為興元節度使。武宗時(841一846)，李黨為實相，牛僧儒貶往循州(今廣東惠州市東北)，李宗閔流放封州(今廣東封開)。宣宗時(847--859)牛黨白敏中為宰相，李德裕貶死篷州(今廣東瓊山)。兩黨鬥爭，直到公元860年，懿宗即位後才平息下來，長達四十年之久。

4、問題小結

唐朝中晚期的牛李黨爭產生於安史之亂後，長達四十年之久。在這幾十年的光陰中，兩黨為了各自政治需要，連國家和江山社稷都不顧了。他們的眼裡只有利益，只有爭權奪利。“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凡是牛黨認為是者，李黨必非之，李黨以為是者，牛黨必非之。幾代皇帝對此都束手無策，文宗曾哀嘆說:“去河北賊(指河朔三鎮)非難，去此朋黨實難”。

黨爭到後來變得更加離譜，是非黑白不分。只要你支援的，我方就反對，只有你反對的，我方就支援。這場爭鬥對於牛黨和李黨來說都是毫無意義的，他們的爭鬥沒有最終的贏家，兩黨從系私利出發，互相排斥消耗的是王朝的氣血，致使政治腐敗不堪。這場統治階級內部的宗派鬥爭，導致社會各種矛盾也開始趨於尖銳化， 加深了唐朝後期的統治危機，使本來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滅亡。

問題結論

不可否認的是牛僧孺，李德裕二人都是唐朝有名的宰相，他們個人都有遠大抱負都有才華，牛僧孺胸懷治國韜略，從他的策對中毫無顧忌地指陳時政我們可以看出一二。李德裕自幼便胸懷大志，苦心攻讀經史，尤精《漢書》、《左傳》，但卻不喜參加科舉，後以門蔭入仕，補任校書郎，李德裕針對當時外戚干政的現象諫言還受到唐穆宗讚賞。但是他們二人政見之爭，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他們爭論本質是自己所代表的利益，他們身後有著形形色色的利益相關的人，也許他們二人自己也沒有想到以他們為代表的黨爭會影響如此巨大，都影響到中晚唐的政治格局。牛李兩黨之爭最終造成的結果是朝政大權落入藩鎮割據勢力手裡，藩鎮勢力是這場黨爭的最終受益者，唐朝末期的混亂局面也由此開啟，可謂影響深遠。

一、“牛李黨爭”的根源

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夏天，朝廷舉行“賢良方正”制舉考試，華州參軍李宗閔、伊闕縣尉牛僧孺等一批低階官吏入京赴試。這些年輕士人初生牛犢不怕虎，在策試中放言抨擊時弊，指陳朝政缺失，主考官楊於陵和韋貫之非常欣賞，於是把李宗閔和牛僧孺列為甲等。憲宗皇帝看過試卷後，也頗為嘉許。

然而，儘管他們的大膽言論獲得了天子和主考官的讚賞，可是得罪了當時的宰相李吉甫。在李吉甫看來，這些人抨擊朝政就等於是在抨擊他這個當朝宰輔，而天子和主考官對他們的錄用和賞識也無異於是在打臉自己。李吉甫憤然而起，去找憲宗告狀。

當然，他不會明說這些考生得罪了他，而是聲稱本次策試的複試主考官之一、翰林學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親舅舅，可王涯不但不避嫌，還錄取了他的外甥，這足以說明本次科考有暗箱操作、任人唯親的嫌疑!

憲宗皇帝雖然多少能猜出幾分李吉甫的真實用心，可他剛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當朝宰輔，當然不可能為此跟宰相鬧僵。無奈之下，憲宗只好把主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王涯等人全部貶謫。而李宗閔、牛僧孺等人不僅名落孫山，而且從此被劃如了朝廷的黑名單。

到了穆宗即位後的長慶元年(821年)，李宗閔好不容易入朝當了中書舍人，可時任翰林學士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卻不忘舊怨，處心積慮地對穆宗施加影響，再度把李宗閔貶出朝廷，外放為劍州刺史。

李宗閔從此對李氏父子恨之入骨。他發誓只要有一天東山再起，必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

人之身!

幾年後，形勢果然發生了巨大轉變：李德裕遭宰相李逢吉排擠，被貶為浙西觀察使，而時任御史中丞的牛僧孺又因官聲清廉被擢為宰相。李宗閔隨之時來運轉，於穆宗末年回朝復任中書舍人。此後敬宗即位，李宗閔又升任吏部侍郎。

到了文宗即位後的太和三年(829年)八月，由於文宗急欲起用年富力強的宰相，四朝元老裴度便向文宗推薦了李德裕。文宗隨即徵召李德裕入朝擔任兵部侍郎，準備擇日拜相。

眼看老對手大有入相之勢，李宗閔頓感不妙，馬上展開活動，暗中賄賂當權宦官，不斷對文宗施加壓力，終於趕在對手之前當上了宰相，隨後便將剛剛回朝的李德裕外放為義成節度使。次年正月，李宗閔又舉薦數年前因不滿敬宗昏庸而主動去職的牛僧孺回朝復相。

就這樣，當年被李氏父子極力打壓的李、牛二人終於翻身，成了滿朝文武馬首是瞻的宰輔重臣。大權在握之後，李宗閔和牛僧孺開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聯手實施了大規模的政治清洗，把一大批被視為“李黨”(李德裕之黨)的朝臣紛紛貶出朝廷，與此同時，另一批朝臣紛紛投奔到這個強勢崛起的陣營中，史稱“牛黨”(牛僧孺、李宗閩之黨)。

一場轟轟烈烈的“牛李黨爭”就此拉開序幕。繼而變成一場持續四十多年的政治災難!

李黨領袖李德裕被貶出朝廷後，先是出任義成節度使，旋即又調任西川。西川是大唐帝國防禦吐蕃和南詔的軍事重鎮，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在這個位子上，最容易判斷一個官員的政治和軍事才能。而李德裕正是在這個西川節度使的任上充分展現出了過人的才幹。他修建了一座“籌邊樓”，作為整頓邊防的軍事指揮中心，並命人詳細畫出了一張南至南詔、西至吐蕃的西川戰區地圖。此後，李德裕每天都召見那些長期戍邊、熟悉邊防的老兵，向他們詳細詢問山川形勢、城鎮位置以及每條道路的遠近寬狹等交通情形。不出一個月，李德裕已經對整個西川的戰略形勢瞭如指掌。

與此同時，李德裕還積極整修邊塞、儲存糧食、訓練士卒、調整軍隊部署，使整個西川戰區的邊防形勢煥然一新。

所有這一切，都被遠在朝廷的牛黨看在眼裡。原以為把李德裕排擠出長安就意味著終結了他的政治前途，沒想到他在廣闊天地裡反而大有作為，這實在是出乎牛黨的預料。牛僧孺和李宗閔冷冷注視著西川，一直想找一個機會挫挫李德裕的風頭和銳氣。

二、再度交鋒

太和五年九月，機會終於出現了。這一年，吐蕃的維州(今四川理縣)副使悉怛謀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認為這是削弱吐蕃的良機，立刻飛書朝廷，奏稱：“臣準備派遣軍隊直搗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長久以來所蒙受的恥辱!”奏疏交到尚書省，文宗召集百官商議。多數朝臣一致認為應該批准李德裕的作戰計劃。

關鍵時刻，牛僧孺發言了。他說：“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萬里，失去一個維州，並不能削弱他們的勢力。況且近來我大唐與吐蕃兩國修好，相約撤除邊防警戒。如果他們以我國失信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鋒騎兵就會直抵咸陽橋。到那個時候，西南數千裡外就算得到一百個維州，又有什麼意義?無端拋棄誠信，對國家只有害處，沒有裨益!”

文宗皇帝聽得頻頻點頭，覺得皇皇大唐實在不應該見小利而忘大義，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謀及其部眾，把人和城池全部歸還吐蕃。交接的當天，吐蕃人就在邊境線上把悉怛謀等人全部砍殺了。

在悉怛謀事件過去一年多之後，由於原西川監軍宦官王踐言回朝就任樞密使，文宗皇帝才聽到了來自牛黨之外的有關這個事件的不同聲音。王踐言不止一次對天子說：“當初把悉怛謀逮捕送還吐蕃，讓吐蕃方面稱心快意，徹底杜絕了日後吐蕃人歸降大唐的機會和可能性，實在是個下下之策。”

文宗直到此刻才意識到，牛僧孺當時那個冠冕堂皇的建議背後，事實上是黨派鬥爭和個人恩怨的動機在作祟。與此同時，李黨成員也紛紛反擊，稱牛僧孺此舉純粹是公報私仇，目的是妨礙李德裕為國立功。

從此文宗開始疏遠牛僧孺。牛僧孺內心極度不安，預感到自己不可能再久居相位了。數日後，文宗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廷議，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天下什麼時候能夠太平?諸賢卿又是否著意於此呢?”

這句話與其說是對宰相們的一種勉勵和期許，還不如說是一種暗含責備的詰問，尤其在牛僧孺聽來就更是如此，他感到這很可能是天子在暗示他，目的是希望他引咎辭職。隨後的日子裡，牛僧孺主動上表請辭，文宗當即批准，把他外放為淮南節度使。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在人們的意料之中了。短短几天后，李德裕入朝就任兵部尚書。數年前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終於再度向他招手了。

同盟者黯然離去，老對手卷土重來，這不禁讓李宗閔感到憂心忡忡。他知道李德裕隨時可能入相，於是千方百計地進行阻撓。

太和七年二月，李德裕正式入相。文宗在接見他的時候，有意無意地談起了令人頭疼的黨爭問題。李德裕毫不諱言地說：“當今朝廷計程車大夫，起碼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黨!”

當然，李德裕自認為他和他的同志們絕對是在這三分之一外的。於是，李德裕回朝後立即著手的事情，便是率領他那“非朋黨”的同志們，對那“三分之一”的朋黨展開了新一輪的政治清洗。與此同時，一些早先被排擠出朝的“非朋黨”的同志們，又在李德裕的援引下紛紛回到中央。而這些事情最後朝向的那個毋庸置疑的邏輯終點，便是李宗閔的罷相。

六月，李宗閔被外放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與牛僧孺辭相時隔僅僅半年。

太和八年八月，文宗準備任命一個曾因犯罪被流放的朝臣李訓為諫官，讓他進入翰林院，作為近臣隨侍左右。宰相李德裕斷然反對。文宗不悅，把臉轉向了新任宰相王涯。

李德裕剛剛想用眼色暗示他，王涯已經脫口而出：“可以。”天子回過頭來，恰好看見李德裕制止王涯的那個小動作，臉上頓時陰霾密佈。就在片刻之前，王涯還在義憤填膺地和李德裕一起草擬勸諫天子的奏疏，此刻一見皇帝心意已決，而且考慮到李訓背後還站著大宦官王守澄，遂中途變卦。

有了宰相王涯的支援，文宗就有底氣了，隨後便讓李訓當上了太學的四門助教。雖然有所讓步，可明眼人都知道，這僅僅是一個表面的讓步，用不了多久，李訓必定會青雲直上。道理很簡單，李訓背後的靠山不僅僅是當今天子，更重要的是還有大宦官王守澄。在當時的大唐帝國，這樣的人不發跡，什麼人才能發跡?

此時此刻，王守澄、李訓不約而同地意識到，二李相較，李宗閔才是他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盟友，而李德裕這種孤傲清高、不識時務的人應最好趁早從他們眼前消失。

經過這次面折廷爭，李德裕在文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經大打折扣。這件事最終決定了李德裕及其黨人的再次出局，同時也決定了李宗閔及其黨人的東山再起。

不久，在權宦王守澄等人的干預下，李宗閔回朝，復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幾天後，李德裕被罷相，外放為鎮海節度使。

李德裕一走，朝中又開始了新一輪的乾坤倒轉和政治洗牌。面對如此轟轟烈烈的黨爭，文宗束手無策，只能一次次仰天長嘆：“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三、皇權壓制

太和九年，文宗終於下定決心，起用新人李訓和鄭注，大力打擊朋黨，於是牛、李二黨

均遭貶謫，朋黨之爭一度消歇。隨後甘露之變爆發，朝政大權被宦官集團一手把持。

開成五年(840年)正月，年僅32歲的文宗駕崩，權宦仇士良擁立皇太弟李湟(後改名李炎)即位，是為唐武宗。同年九月，武宗徵召李德裕回朝復相。

一個朋黨領袖又回來了，朝野上下的人們不禁喜憂參半。喜的是李德裕的執政能力無疑遠遠強過文宗末期的那些宰相，憂的是這麼一個眾所周知的朋黨領袖一旦重執朝柄。

李德裕回朝伊始就鄭重其事地對武宗宣講了一番辨別正邪的大道理。他說：“正直之人一意侍奉君王，而奸邪小人則競相結為朋黨。陛下若能拔擢賢能以為宰相，罷黜奸邪欺君之輩，使中央政務皆由宰相裁決施行，並且對宰相推心置腹、堅定不移，何須擔憂天下不能大治?”

李德裕說來說去無非就是強調他李德裕並非朋黨，而是一個一心一意與朋黨作鬥爭的人，無非就是暗示皇帝，只要堅定不移地把朝政大權交給他李德裕，天下就會海晏河清、太平立至!

其實李德裕心裡比誰都清楚，要說在官場上混的人不需要“依附他物”、不需要“相互攀緣，那根本就是扯淡。遠的不必說，單說他此次的回朝復相，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附”和“攀緣”宦官的結果。

他結交的宦官名叫劉欽義，現任樞密使。因為對於搞政治的人來說，言行一致並不代表高尚，而只能代表幼稚。玩了一輩子政治的李德裕，當然不會犯這種幼稚病。會昌三年(845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病卒，其侄子劉稹秘不發喪，掌管了軍政大權，同時逼迫監軍宦官代他上疏朝廷，請立為留後。武宗徵求宰相和百官的意見，宰相們和大多數朝臣都認為應該授予劉稹留後之職，唯獨李德裕一人堅決反對，併力主征伐。武宗採納了他的建議。

以往，每當河朔諸鎮有節度使死亡、後人或部將企圖自立，朝廷必定先派出弔祭使前往弔唁，其次再派冊贈使、宣慰使前去刺探和斡旋。如果不準備承認其自立，也會先封他一個官爵，直到出現軍隊抗命的情況，朝廷才會出兵。所以往往一拖就是大半年，等到戰事拉開，藩鎮早已作好了充分的戰爭準備。而這次，武宗把所有裝模作樣的繁文縟節和太極推手全部取消了，直接命令五道兵馬合攻昭義。

戰爭打響後，劉稹就在中央軍隊的強大攻勢下節節敗退，到了會昌四年閏七月，劉稹的心腹將領高文端投誠，為朝廷提供了許多重大的軍事情報，加速了劉稹的失敗。八月，作為昭義鎮主要稅賦來源的邢、沼、磁三州又相率歸降，昭義鎮頓時人心惶惶，劉稹旋即被手下大將郭誼刺殺，昭義宣告平定。

昭義的成功收復為李德裕獲取了空前的政治資本。在這個時候，他當然不會忘記利用手中的權力繼續打擊他的老對手——牛僧孺和李宗閔。

即便這兩個人已經被打翻在地，他還是會毫不猶豫地踏上一腳。他找了一個現成的罪名栽在牛、李二人的頭上。這個罪名就是——串通劉從諫謀反。

在昭義平定一個月之後，李德裕就開始實施第一步打擊。他對天子說：“劉從諫盤踞昭義十年，太和年間入朝時，其時牛僧孺和李宗閔當權執政，卻非但沒有把他扣留，還加授其‘同平章事’的中央官職，終於釀成今日之大患，致使朝廷竭盡天下之力才將其平定，說到底，牛僧孺和李宗閔就是罪魁禍首!”

李德裕並不氣餒。既然找不出證據，那就捏造證據。他隨即脅迫劉從諫的軍務秘書鄭慶出面作證，聲稱：“劉從諫每次接到牛僧孺和李宗閔的書信，閱後便當即焚燬。”隨後，他又授意河南少尹呂述給他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劉稹敗亡的時候，我親耳聽見牛僧孺發出了嘆息和悲憤的聲音。”最後，李德裕把這些證據上呈給了天子。武宗勃然大怒，隨後便將牛僧孺和李宗閔一貶再貶，直至流放嶺南。

會昌四年冬天，當牛僧孺和李宗閔滿面風霜地奔走在一站比一站更遠的流放路上時，位極人臣、功成名就的李德裕正在他溫暖如春的宰相府中賦詩飲酒，並欣賞著窗外美麗的雪景。

李德裕無限感慨，同時又懷有一絲慶幸。他慶幸和這兩個老對手鬥了這麼多年，自己總算笑到了最後。

四、塵埃落定

可是，李德裕高興得太早了。他以為剛剛30出頭的武宗必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統治這個帝國，所以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也必將在未來的歲月裡不可動搖地保持下去。

武宗從會昌五年開始，就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和他祖父憲宗、父親穆宗一模一樣的老路——服食丹藥，希求長生。這一年秋天，武宗變得性情暴躁、喜怒無常，而且身上的許多器官也都出了毛病。

會昌六年正月初三，天子忽然不能上朝了。李德裕和滿朝文武意識到事態嚴重，立刻要求入官覲見天子，卻被天子身邊的當權宦官一口拒絕。

李德裕無論如何也不會料到，時任左軍中尉的馬元贄和內侍宦官仇公武，已經秘密敲定了新天子的人選。在此期間，禁中與外廷訊息隔絕，李德裕和滿朝文武雖然憂心忡忡，但是無計可施。他們在惶惶不安中等到了三月二十日，終於接到禁中釋出的一道“天子”詔書：因皇子年幼，儲君必須另行物色德才兼備之人；可立光王李怡為皇太叔，改名忱，即日起全權負責一切軍國大事。

很顯然，這道詔書出自宦官之手。可當李德裕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一切都已經太晚了。數日後，唐武宗李炎駕崩，李忱即位，是為唐宣宗。

四月初一，新天子李忱開始正式治理朝政。

四月初二，李德裕被罷相，外放為荊南節作為一個大權獨攬的強勢宰相，李德裕知道自己不可能見容於新天子，只是他斷然沒有料到，這一紙貶謫詔書居然會來得這麼快。

隨著李德裕在一夜之間垮臺，朝野上下的人們不約而同地預感到——帝國政壇新一輪的乾坤倒轉很快就會到來。

這一年八月，宣宗下了一道詔書，把武宗一朝被貶謫流放的五位宰相牛僧孺、李宗閔、楊嗣復、李珏、崔珙在一天之內全部調回。五位前朝宰相百感交集地打點行囊，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北上的馬車。可惜，李宗閔未及北上便死在了貶所，不久後牛僧孺也因病亡故。

而李德裕的日子也並不好過。後來的幾年中，他被一貶再貶，最後貶到了偏遠荒涼的崖州。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初十，李德裕在無盡的悽愴與蒼涼中溘然長逝，終年63歲。臨終之前，李德裕登上崖州城頭，最後一次遙望了一眼北方的天空，留下了一首絕命詩

登崖州城作：“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繞郡城。”

隨著牛、李二黨黨魁的相繼離世，曾經甚囂塵上的牛李黨爭終於落下了帷幕。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災難，一場自掘墳墓的王朝悲劇終於塵埃落定!

顧名思義，人們通常認為“牛李黨爭”中的領袖分別為牛僧孺（“牛黨”）和李德裕（“李黨”）。關於牛僧孺進行黨派鬥爭的事蹟在史書上出現得很少，這使得有人懷疑牛僧孺的黨魁地位，認為牛僧孺只是李宗閔拉攏過來打擊李德裕的工具。

另一種觀點是，當時人稱的“牛、李”，指的是“牛僧孺、李宗閔”，是指“牛僧孺、李宗閔”為一黨，如清朝趙翼。

一種觀點希望擴大兩個黨派的領袖人選，即將牛僧孺和李宗閔看作是李逢吉的政治繼承者，而將李德裕視為裴度的政治繼承者。在唐憲宗時期，兩位政壇重量級人物李逢吉和裴度就進行過針鋒相對的鬥爭，最終裴度被逐出京師。如果認可這種觀點，牛李黨爭的展開時期就要提前到李逢吉和裴度的交鋒。在費正清、崔瑞德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中，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閔被當作牛黨的領袖；相應地，李黨的領袖是裴度、李德裕和李紳。

早在唐穆宗時期，已拜相的李逢吉就舉薦過牛僧孺，被認為是利用牛廉潔正直的名聲，為自己的政治勢力增加砝碼。後來，牛僧孺不甘同流合汙，辭去了宰相的職位。文宗太和四年，入相不久的李宗閔再度舉薦牛僧孺時，當然也有可能出於和李逢吉同樣的考慮。根據這種觀點，李宗閔應被視為“牛黨”的領袖，而牛僧孺最多隻能算名義上的。

武宗即位後，重用李德裕，將楊嗣復、李珏兩位宰相罷免。這二人被認為是“牛黨”。此時李德裕並沒有乘機落井下石，而是力勸武宗對他們從輕發落。

在李德裕任宰相時，有人向武宗推薦白居易擔任宰相。李德裕認為白居易年齡太大，建議武宗拒絕。但他同時又推薦白居易的族弟白敏中，而白敏中被認為是“牛黨”的重要人物。事實上，白敏中後來確實參與了迫害李德裕的活動。

唐穆宗即位後，又舉行進士考試。由牛黨人物錢徽主持。結果又被告徇私舞弊。在時任翰林學士的李德裕的證實下，錢徽被降職，李宗閔也受到牽連，被貶謫到外地去了。

李宗閔認為李德裕存心排擠他，於是便對李德裕非常不滿。牛僧孺當然很同情李宗閔。於是以後牛僧孺、李宗閔就跟一些科舉出身的官員結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人結成一派，兩派明爭暗鬥，十分厲害。

唐文宗即位以後，李宗閔結通宦官，當上宰相。李宗閔向文宗推薦牛僧孺，也提拔他為相。僧孺、宗閔兩人掌權，極力打擊李德裕，把李德裕調出長安，貶謫他為西川（今四川成都）節度使。

當時西川附近，一個吐蕃將領投降，李德裕趁機收復了重鎮維州（今四川甘孜州東部）。李德裕大喜，立刻上書朝廷，以為自己立下大功，立刻飛黃騰達。但是宰相牛僧孺卻對唐文宗說：“李德裕收復了一個維州，算不了什麼；跟吐蕃搞壞關係，那才不划算呢！”牛僧孺還要唐文宗下詔，敕命李德裕將維州還給吐蕃，李德裕非常憤怒。

後來，到了唐武宗即位，牛黨失勢，李德裕當上了宰相。他極力排斥牛僧孺、李宗閔，把牛黨的人都貶謫到南方。846年，唐宣宗即位後，對武宗時期的舊臣一概排斥，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職務，把李黨的人全部貶謫到崖州（今海南）。至此，四十年的牛李黨爭結束，唐朝時局卻一發混亂，不可收拾。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一、“牛李黨爭”的緣起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按例舉行了一場以君主名義主持的制舉,其具體的科目是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參加考試的舉人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等人,在對策中直刺時政,語言無所遮掩,極為激烈,直呼要求改革。

時唐憲宗正銳意改革積弊,這些舉人的言辭很是與時勢相吻合,因此實際主持考試的吏部侍郎楊於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將他們全都署為上第。唐憲宗在接到奏報後,當即表示了滿意的態度,並關照中書省在給他們放官時,給予優先的考慮。

然而宰相李吉甫卻懷疑,舉人是得到了他的政敵的暗中支援,透過制舉來對他進行攻擊,從而表現出歇斯底里的狀態,到唐憲宗面前哭訴,說這場制舉的最後複核人是翰林學士裴垍、王涯,而皇甫湜是涯的外甥,然王涯事先沒有請求迴避,裴垍也明知不說。

經李吉甫如此一說,事情的性質起了根本的變化,在唐憲宗的眼裡,那些慷慨激昂的舉人的背後,原來競有朝臣在操縱、在徇私,由此這場制舉明顯帶上了科場舞弊的性質。為追究科場舞弊,他不得不將這些他原本極為看好的舉人忍痛割愛,並懲罰那些與此有關的考官。

結果,裴垍、王涯受到了降職的處分,楊於陵、韋貫之被貶為外官。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等人被改署落第,並多年不得仕進。 以此事件為標誌,從此拉開了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與以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為首的李黨,歷經唐憲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六朝,相互之間鬥爭的序幕,史稱 牛李黨爭”,又稱“朋黨之爭。

二、牛李兩黨的特點

牛僧孺,字思黯，安定鶉觚(今甘肅靈臺)人,為隋朝宰相牛弘的後裔。李宗閔,字損之,為唐高祖之子鄭王李元懿的後裔。 二人幼、少年時,均家道中衰,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 年)同科進士及第。此外,牛黨的另外一些骨幹,如楊嗣復等人, 也多是進士出身。史家據此,將牛黨定為進土出身的庶族勢力 的代表。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今河北趙縣)人。自幼心懷壯志,苦心奮學,然極其厭惡科舉,從門蔭之道入仕。此外,李黨的主要成員,如鄭覃等人,多是關東著名士族的後代,皆憑著門蔭入仕, 重門第,重儒家經學。史家據此,將李黨定為門閥士族勢力的代表。

牛李黨爭,爭的是意氣,以私憤相互排斥,毫無餘地地極力排斥。李黨執政,牛黨必捲鋪蓋走人;牛黨主朝,李黨必被逐出中央。然在爭意氣之中,確也夾雜著他們對治國之道的不同主張。

平心而論,不管是牛黨,還是李黨,都有儒家治國平天下的 情結,並在他們各自入朝主政期間,對打擊藩鎮割據,提高中央集權;對清除邊患,保持國土安寧;對抑制宦官,加強朝臣地位; 對改革弊端,調整國家狀況等等,均有各自的建樹。然就其態度 而言,李黨強硬,牛黨婉和,由此李黨的功業較為輝煌,牛黨的事蹟較為晦暗。

三、牛李黨爭的過程

自制舉一案之後,牛僧孺、李宗閔長期遭到壓制,進不得正途,只能在藩鎮處當幕僚。直到李吉甫亡後,他們才得以見了天日,進入中央任職。

唐穆宗長慶元年(公元821年),時任中書舍人的李宗閔,其女婿蘇巢參加進士考試及第,然放榜之後,任翰林學士的李德裕聯合朝臣李紳、元稹上書,指責主考官錢徽接受賄賂,因而錄取者有著嚴重的問題。唐穆宗令進行復試,蘇巢以成績不合格而落第。

李宗閔有請託之嫌,被外放為劍州(今四川劍閣)刺史。然時隔不久,李宗閔被複中書舍人之職,在主持科舉考試時,因錄取了許多名士,名聲大振,升為兵部尚書。

唐敬宗即位後,宰相李逢吉因曾受到過李吉甫的打擊,出於報復,將李德裕外放為浙西觀察使,而引政績卓著的牛僧孺為相。然牛僧孺為相不久,見朝廷極為黑暗,無法伸展自己的抱負,自動請求辭去相職,離開京師,去擔任武昌軍節度使。

唐文宗登位,李宗閔在宦官的支援下,被拜為宰相。他出於報復,也恐怕時任兵部侍郎的李德裕出任宰相,遂將李德裕貶為西川節度使,而引牛僧孺入朝為相。旋即,李宗閔和牛僧孺合力,將李黨全部趕出了朝廷。

牛僧孺在處理民族問題上,鑑於國力的衰弱,主張以和為貴。從而,在他任相期間,唐朝和吐蕃的關係,向著和好的方向在發展。然而,任西川節度使的李德裕則持相反的看法,他認為要增強唐朝的威望,應當在軍事上有所表現,以此才能懾服各民族。

在具體對待吐蕃的問題上,李德裕堅持以戰為先的主張。當吐蕃維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守將悉怛謀率眾歸附西川后,他奏請朝廷,要求趁此良機,向吐蕃發起強大的攻勢。

可牛僧孺不同意,他認為:在與吐蕃修好之際,向吐蕃發起進攻將失信於四夷且吐蕃兵力強勁,一旦入寇,長安必陷於危險之境,如此即使得到一百個維州又有何用,不如將維州還給吐蕃,以維持雙邊關係。

唐文宗接受了牛僧孺的看法,令李德裕將維州及其所有降眾歸還給吐蕃。當此事施行後,輿論掀起了大波,紛紛指斥牛僧孺假公濟私,在報復李德裕。唐文宗由此改變了對牛僧孺的信任,將他貶為淮南節度使。

然李宗閔仍然控制著朝政,並將牛黨成員盡行安排到各要職上。由於這些人良莠不齊,貪贓受賄之事時有發生,加上李宗閔專權太過,導致了唐文宗的不滿。由此,唐文宗調李德裕入朝為相,將李宗閔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並將所有牛黨成員一體貶出中央。

李德裕在相位上呆了一年半後,受到李訓和鄭注的排擠,被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而李宗閔覆被召入朝為相。由此,李德裕和李宗閔的位置對調了一下。然李宗閔與李訓、鄭注不是志同道合者,沒多久,就彼此鬧得不可開交。李訓、鄭注一面打擊李宗閔的黨羽,一面揭露李宗閔以前結交權貴謀取相位的劣跡。

從而,李宗閔覆被唐文宗貶為外州刺史。先後被攆出權力中心的牛僧孺、李宗閔,雖然後來被授予了些高層職務,然都是虛職,他們再也未能恢復相職。

到唐武宗登位,李德裕得到了大重用,在外事內務上多有驕人的政績。然他利用手中的權柄,利用唐武宗的信任,對牛黨實施了大報復,將牛僧孺、李宗閔、楊嗣復等入處以流放式的貶逐,逐至蠻荒之地。

牛李黨爭,直到唐宣宗上臺,才告終結。

唐宣宗在兩點上與李德裕不合:一是在科舉考試上,唐宣宗特別偏重進士科,每每接見朝臣,必問其是否進士及第,若得到肯定的回答,便十分高興。他曾在宮廷中為自己題了一幅字“鄉貢進士李道龍”。(《唐語林·企羨》)由此可見,他偏向進士出身的牛黨,而討厭沒有科第之名的李黨。

二是他被立為皇位繼承人,是得了宦官的擁戴,並沒有透過很有權威的太尉李德裕,故而,他一直畏懼著李德裕。在他的即位儀式上,是李德裕奉冊。事後,他這樣對人說:“剛才接近我的是否是太尉?他每看我,都使我毛骨悚然!”

還未等皇位坐熱,唐宣宗就將李德裕給貶了,一級級地貶下去,最後貶為崖州(今海南瓊山東南)司戶。李德裕後來死在了貶所。在這過程中,所有李黨成員及李德裕的親近者,也悉被清理出朝廷。

與此同時,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楊嗣復、李珏等被流貶在外的牛黨成員,相繼被召回朝中。李宗閔未等到還朝,已病死在貶所。牛僧孺已年老,在昭雪之後不久即亡故。唐宣宗起用牛黨成員白敏中、令狐絢為相。

至此,長達四十多年的“牛李黨爭”,以牛黨執政,並失去爭鬥的對手,而宣告結束。

四、牛李黨爭的三點認識

關於“牛李黨爭”,還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點是:有人認為牛、李二黨並不存在;有人認為僅有牛黨,而沒李黨。其實,牛、李二黨,不論哪黨,起初都無結黨的意願,然在共同的利益下,自然地出現了人以群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所謂的朋黨,且愈結愈深。這種現象是一切黨派產生和發展的規律,由於牛、李二黨存在的時間特別長,對壘的態勢特別明顯,故成了黨爭的典型。

第二點是:當時南衙北司的鬥爭異常激烈,宦官們將他們要打擊的所有朝臣,全指責為朋黨,以混淆視聽。唐憲宗問過宰相李絳:“人言外間朋黨大盛,這是為何?”李絳答道:“自古人君最痛惡的,莫過於人臣為朋黨,所以小人攻擊君子必謂朋黨。

然而,論起朋黨極可惡,但尋找卻無蹤跡。東漢末年,天下賢人君子,都被宦官指為黨人而加以禁錮,由此導致了亡國。從而.朋黨都是小人慾害君子之言,不可相信。”(《資治通鑑》卷二三九唐憲宗元和八年)

第三點是:其他政治勢力迫害異己的藉口,其中尤以李訓、鄭注集團做得最為突出。他們在和李宗閔交惡後,為把持朝政,在唐文宗面前,將所有他們討厭的朝臣,或指為牛黨,或指為李黨,然後一一加以逐去。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