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吾友康清蓮副教授看了我在部落格上連載的《〈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部分人物生卒年補正》之後，她以學者的眼光對我所做的這項工作欣然地給予了肯定，並熱情地表示支援。她說：“您做的這些事情太有意義了。”又說：“您這種考據式的治學方法很有價值，很有說服力，只是一般人難以靜下心來發現這些問題。”這無疑地進一步增強了我把這件事做下去的勇氣，也堅定了做完、做好的信心。

記得去年春天我們剛認識的時候，曾經在一次通訊中交換過對研究歷史人物生卒年的意義的看法。我認為，把歷史人物的生卒年搞清楚，對於研究歷史事件的真偽和歷史人物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很重要。她很同意我的看法。不久，我有幸拜讀了她的學術專著《史記考論》（此書即將出版）的書稿，看到原來她在這本書中對《史記》中記載的上古時期的一些歷史人物的生卒年作過考證，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大概這是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能夠取得共識的基礎和原因吧。

搞清楚歷史人物的生卒年，能夠識別一些歷史事件的真偽。幾年前我在編寫《中國楹聯圖說》一書的過程中，遇到了如何確認清代著名書法家、藏書家、金石學家劉喜海的生卒年的問題。包括《中國大百科全書》在內的幾部權威工具書都記載劉喜海的生卒年是（1793-1852）。若是簡單從事，只要抄錄下來就完事的。可是我發現另一部權威的人名工具書《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的記載是（1793-1852？），對卒年存疑。而在這些辭書出版之後問世的《中國古代書法家辭典》，則記載劉喜海的生卒年不詳，標註一個約數為（十九世紀），在小傳中謂劉喜海“光緒七年（1881）所著《海東金石錄補遺》成書”，並據此推定劉喜海“經歷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五朝，年約九十左右卒。”異說紛紜，值得研究。關鍵是“光緒七年（1881）所著《海東金石錄補遺》成書”這件事的真偽要辨明。真，（1793-1852）之說就要否定；偽，經歷五朝之說就站不住腳。我考定：一、《海東金石錄補遺》一書非劉喜海所著，是近人劉承乾的著作；二、劉喜海卒於咸豐二年（1852）無庸置疑。歷史事件的真偽搞請了，人物的生卒年也搞請了。劉喜海的生卒年是（1793-1852）。拙文《劉喜海生卒年考略》刊登在《理論界》2005年第9期上。編者按語說“文章用詳盡的資料、確鑿的證據，考證了劉喜海的生卒年份，為史書的編寫解決了一個難題。”雖有溢美之詞，但是確是因為搞清了歷史人物的生卒年，對文獻中涉及的歷史事件作了證偽。2005年，《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增訂全編本出版時，因為該辭典的權威性，有文章稱一次藝術品拍賣會幾乎人手一冊，依據書上記載的歷史人物生卒年和名號來鑑定某些藝術品的真偽。還有的目錄學工具書，因為有的人物生卒年缺如，無法判斷他的著作成書的大約年代。可見人物生卒年對識別歷史事件真偽的重要。

有時候搞清楚史實，也能搞清楚歷史人物的生卒年，因而對研究歷史人物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十分重要。清末藏書家葉啟勳的生卒年迄今存有異說。《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等記載是（？-1900）。《百度國學》等記載是（1900-？）。我考定，葉啟勳生於1900年，不是卒於1900年。因為他們兄弟在辛亥革命後曾經收購過湖南藏書家何紹基家散出的圖書，1937年還刊刻自己的著作，1951年還向湖南圖書館捐書10多萬卷，為文化建設做出過貢獻。（見拙文《藏書家葉啟勳生卒年考辨》）

幾年前，我在《文史知識》上讀過一位著名學者談治學經驗的文章。他說他曾經考證出一個重要歷史人物的生卒年，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他把這看成是自己的一項重要學術成果。我現在真正地理解了他為什麼這樣看重這個問題了。我也從中獲得了啟發。人物的生卒年是一個人物歷史的確切起止時間。有了準確的生卒年，人物的歷史在時間上就是清晰的，否則就顯得模糊不清。所以，在歷史研究和整個學術研究中應當重視人物生卒年的問題。至於編輯各種工具書，涉及人物的生卒年能否準確地著錄，就更為重要了。

歷史人物生卒年大致主要有兩個渠道。

1.文獻記載。例如二十四史，地方誌以及自傳等等，都有可能記載人物的生卒年。

2.墓誌銘。墓誌銘是一種悼念性的文體，更是人類歷史悠久的文化表現形式。墓誌銘一般由志和銘兩部分組成。志多用散文撰寫，敘述逝者的姓名、籍貫、生平事略;銘則用韻文概括全篇，主要是對逝者一生的評價。但也有隻有志或只有銘的。

可以是自己生前寫的，也可以是別人寫的。墓誌銘，是古代文體的一種，通常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記敘死者世系、名字、爵位及生平事蹟等稱為"志";後一部分是"銘"，多用韻文，表示對死者的悼念和讚頌。出自明代徐師曾在《文體明辨序說》中說:"按志者，記也;銘者，名也。"

歷史人物的生卒年可以透過以下幾種途徑考證。

一，墓誌銘，一種悼念性的文體，一般由志和銘兩部分組成，志一般用來寫逝者的姓名，籍貫和生平，銘是對逝者的評價和讚頌。（悼文，悼詩，悼詞一般也會記載死亡時間。）宋代賢相富弼所撰寫的《范文正公墓誌銘》，對於研究范仲淹、呂夷簡，還有朋黨政治都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

二，神道碑，位於墓道前記載死者生平事蹟的石碑，一般都會記錄死者生平歲月，還有貢獻之類。千古大家蘇軾一生寫了七篇神道碑，都很有研究價值。

三，各類傳記。自傳，他傳，名人筆記。史學家司馬光編寫的《涑水紀聞》就記錄了從宋太祖到宋神宗的軍政大事、朝典政文、名臣事蹟，不僅趣味性高，非常值得一讀，而且還有較高的史學研究價值。

四，歷史記錄。如朝代歷、地方誌、宗族史、家譜年表等。宋濂的《符氏世譜記》裡有這樣的記載：“至於諱某宇，娶某氏，生几子，葬某處，壽若干，鹹備載於後，庶幾可示後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