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從“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生命珍貴”），到佛羅里達州道格拉斯高中校園槍擊案引發的反對持槍運動，人們討論的關鍵點總是不離“種族”。然而本文作者認為，看待種族問題，不能僅僅將眼光停留在黑人的種族身份上，而應該在社會經濟結構和廣闊的歷史時空脈絡中理解其多重身份的處境。文章也結合了美國研究種族問題的最新成果，為超越單一膚色問題、綜合理解美國種族政治和價值觀念提供了參照。

“種族問題”是種族的問題嗎？

文 | 陳映芳

（《讀書》2018年11期新刊）

一、先從幾個關鍵詞說起

作為一個並非研究美國曆史或種族問題的學者，要想理解美國的種族矛盾，不是容易的事。但種族問題，尤其是黑人問題在美國是如此突出，書店、圖書館中，到處有整架整架的書進入瀏覽者的視野，有關民權問題的各種宣傳招貼以及各類藝術作品更是包括博物館在內的各種城市公共空間中的重要主題，不由得人不關注。

書店裡的種族問題專櫃

“黑人生命珍貴”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十七歲的黑人少年崔文·馬丁（Trayvon Martin）在佛羅里達州桑福德被社群的白人協警喬治·齊默爾曼（George Zimmerman）認為形跡可疑，經尾隨和爭執，最終協警開槍將馬丁打死。次年七月十三日，佛羅里達州法院做出判決，協警被宣判無罪。槍擊事件及這一判決引發了佛州的暴亂和全國範圍的抗議運動。在隨後幾年中，伴隨著一系列的導致黑人喪命的警務事件的發生，“Black Lives Matter”在網路上成為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黑人平權運動。

“聖路易斯歷史中的種族”

黑人民權運動的組織者除了致力於揭示、控訴黑人遭白人歧視的現實，還透過對美國種族問題歷史的持續重構，來積聚社會運動的道義資源。在左岸網站（left-bank.com）的一份“黑人生命珍貴閱讀目錄”中，筆者看到，所列的八十來本書中，這樣的種族壓迫、種族平權歷史，大致被分為“民權歷史”“當代民權議題”“探索種族的小說和故事”“警察和監禁”“聖路易斯歷史中的種族”這幾大類。“聖路易斯歷史”一詞，讓不諳美國地方史的筆者心生好奇。之後初步瞭解到，這個地處美國內陸中心地帶的密蘇里州東部大城市，因在國內戰爭後和上世紀初有大量黑人遷入，是一個重要的黑人聚居城市（黑人佔總人口比例一九一〇年是6.0%,六十年代為26.8%、二〇〇〇年達到51.2%）。在這個城市，包括在中心城區和郊區，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矛盾衝突，特別是種種形式的種族歧視和隔離，不僅造成了嚴重的城市社會問題，還直接導致了人口的大量外流（從一九五〇年的八十六萬人下降到二〇一五年的三十二萬人），以及城市的迅速衰落。

顯然，這份參考目錄的設計者，意圖透過對聖路易斯這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麻雀”的解剖，讓人們瞭解美國種族關係的演變脈絡。事實上，“聖路易斯歷史”在美國完全不是一個孤例，甚至也算不上種族歧視的極端個案。在二〇一一年一份由密歇根大學公佈的美國十個種族隔離最嚴重的城市的排名中，聖路易斯僅位列第七。

“為了我們的生命!”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四日，美國佛羅里達州道格拉斯高中發生槍擊案，一批學生迅速行動起來，他們在網路上、公共媒體上、集會上發出了強烈的聲音——“夠了！”“再也不！”他們要求國家立法控槍，以此扼制校園槍擊事件的發生。為此他們與全國步槍協會（NRA）的發言人和一些政界人士面對面展開了唇槍舌劍的公開辯論，最後他們還發起了全國規模的中學生大遊行，各地學生紛紛走上街頭，並從全國各地聚集到首府華盛頓——“為了我們的生命而遊行！”（March for our lives！）舉行了由上百萬民眾參與的大型集會。

從“黑人的生命”到“我們的生命”，學生們將槍支暴力問題從種族問題擴充套件到了所有人的生命安全問題，這一方面讓聲討槍支暴力的運動具有了跨種族的意義，同時卻也揭示了美國種族問題背後更為複雜的社會根源。

二、種族問題的社會根源

如何從跨種族的角度，來討論黑人的問題？這不是能夠輕鬆駕馭的政治議題。在佛州事件的風口浪尖上，身為美國首位非洲裔總統的奧巴馬被記者問及對事件的看法時曾表示：“如果我有個兒子，他可能就像崔文·馬丁一樣。”他直接將事件癥結指向了膚色問題。總統的發言招致了警界的不滿和輿論的各種質疑。一些批評者認為，存在於美國黑人居住區的種種問題和警務事件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總統避開社會結構的因素而簡單地將問題歸結為白人警察的種族歧視，這不僅不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可能激化種族矛盾。也有一些分析家認為，相比較於當初馬丁·路德·金對黑人狀況背後的社會不公、社會貧困問題的關注，今天“黑人生命珍貴”組織的領導成員們過度聚焦於種族關係，體現了黑人民權運動的迷茫甚至倒退。

到底是應將板子打在白人的種族歧視上，還是應該將問題歸結到階級結構上去？換句話說，一個以種族身份為基本特徵的群體的社會狀況，歸根到底是因為其種族屬性導致了階級地位的低下，還是因為其階級地位導致了人們對其膚色的偏見？事實上，在認知層面，人們即使對種族主義抱持警覺，或有意識地與教條式的政治正確保持距離，也很可能掉入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無解的因果論中去。

一個有效的分析視角，是跨族群的階級論方法。白人中不乏貧困者，而黑人中產階級的興起，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甚至在奧巴馬成功當選總統後，已經有美國進入了“後種族主義時代”的說法。但是，就如同制度上的政治平權並不能消滅有色人種在經濟領域和社會文化層面的受歧視狀況一樣，黑人內部的階級分化，也不能掩蓋總體上黑人處於社會下層的嚴峻事實。如何解釋種族類別與階層結構之間如此突出的相關性？這構成了研究者的挑戰性議題。

三、種族是由社會建構而成的

種族是兼具生物性和社會性的群體屬性，這雖然可說是一個被普遍接受的人類學知識，但是，具體到那些具有鮮明的社會差異，特別是顯著的階級落差的族群以及族群間矛盾，研究者如何能對其社會性做出富有說服力的分析和解釋？在這方面，一些歷史學家為我們貢獻了具有典範意義的研究。

值得推崇的文字之一，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阿爾文·本特（Nell Irvin Painter）出版於二〇一〇年的著作《白人的歷史》（The History of White People）。在這本書中，作者探討了人類有關“白色”的概念史以及白人的社會建構歷史，從古希臘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美國。這項全景式的研究，以二十八章的篇幅，梳理了自希臘時代以來，歐洲及美國的“白人”種族是如何形成、如何被確定的。這其中不僅有對經濟發展歷史、奴隸制歷史、移民史等等的重新梳理，還有對社會的白人觀以及人種科學、人類社會學等等在白人種族被建構的曲折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檢視。作者以生動的歷史事實和充滿建構性的分析，說明了在最早的歐洲社會，包括希臘人和羅馬人，原本並沒有種族（race）的概念，也不存在按族群和階級將人分類的情況。那時處於底層的是奴隸，而在整個歐洲歷史上，奴隸通常來自被征服的歐洲國家——亦即白人社會的內部。奴隸制與種族聯絡到一起，是相對現代的事。另一方面，在歐洲內部以及美國，對到底什麼樣的人是“白人”的科學認定，以及社會的白種人觀念，是隨著一次次移民潮以及各國的法律與社會的演變，同時在種種“人種科學”的介入下，在十九世紀漸漸形成的。

Painter, Nell Irvin.The History of White People, WW Norton Company, 2010

《白人的歷史》因其對傳統種族觀的衝擊力，曾成為《紐約時報》的暢銷書，在知識界、文化界也收穫了很高的評價。而在美國史學界，類似於這樣的探討種族與階層間關係的複雜歷史的研究，還有不少。像《基督徒奴隸與穆斯林宗主》（Robert Davis，Christian Slaves, Muslim Masters: 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Barbary Coast, and Italy, 1500-1800）一書，揭示了歷史上大量白人曾淪為非洲奴隸的歷史：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曾有百萬歐洲基督徒遭北非穆斯林奴役。另外像《白種垃圾：美國四百年階級黑歷史》（Nancy Isenberg，White Trash: The 400-Year Untold History of Class in America）一書則讓讀者瞭解到，在英國曆史上，曾有各種汙辱性的名詞被用來形容底層的白人，如“人民渣滓”等等，十九世紀更出現有小冊子《南方窮等白人》。底層白人曾被視為無用的“白色垃圾”。事實上，那些最早來到美洲的開荒者，有不少正是被英國政府和社會當作“不正常的新人種”而驅逐出來的底層白人，包括流浪漢、小偷、叛軍、妓女等等。

四、美國黑人的命運：社會時空結構中的複合身份

黑人群體在美國，何以會整體上成為“下層社會”“高犯罪率”等的同義詞？儘管在歷次民權運動中，他們已經一步步獲得了平等的公民權，甚至因為一些社會權的平權政策，他們還獲得了比其他種族更優惠的政策照顧。

要理解這一問題，如“聖路易斯歷史”（以及“芝加哥歷史”等等）這樣的視角，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不同於一般社會進化論或文明論以及傳統階級論的認識路徑。將一個族群或階級置於具體的社會時空之中，有助於我們發現那些影響了他們命運的多重因素。

作為下層移民的黑人群體。美國本是移民社會，但與其他族群的移民史有所不同，由奴隸販賣市場被輸送到美洲大陸的黑人，從一開始，其族群的整體身份就被定位於底層移民。而在廢奴運動後，他們雖然獲得了自由民的身份，並開始大量遷入北方和各地工業化城市，但始終作為廉價勞動力被捲入到工業化和城市化浪潮之中。在美國經濟的迅速發展過程中，黑人曾有數次較大規模的遷移潮——從南方到北方，從農村到城市，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新興工業城市。作為美國社會中人數龐大、曾長期動盪不安的下層城市新移民，黑人所遭受的，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我們在世界各地的鄉城移民、城市下層新移民、國際移民群體那裡，同樣可以看到的社會困境。

作為產業工人的黑人。由南方的奴隸主莊園，到北方的新興工業城市，美國的黑人群體曾在勞動力市場獲得種種機會。在此過程中，他們曾依靠出賣勞動力，獲得了改變命運的機遇，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大量白人奔赴戰場而黑人不被允許參戰，他們因此在工廠，特別是軍事工業部門獲得了勞動機會，以及相應的社會地位。但是在戰後，隨著白人士兵迴歸社會，並受到國家和社會的種種優待（包括教育、就業、住房資源分配等），加上軍工產業的萎縮以及之後的產業轉型，製造業工廠向海外轉移等等，作為傳統產業工人群體的黑人，開始遭遇失去工作機會的命運。

城市貧民區中的黑人。戰後以來，郊區化、城市/道路規劃、都市更新（士紳化）運動等等，一波又一波的土地/城市開發運動中，政府與土地開發商聯手，不斷將地價、房價推高，這讓陷於失業的黑人貧困層因無力購房而只能聚居於舊城貧民區，或者被安置於遠遠隔離於中產社群的公共住宅之中。顯而易見的是，空間區隔已經成為今天種族隔離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從這個角度可以說，不是黑人造成了貧民區，而是高度分異的社會空間結構及其住房排斥，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城市資源配置的嚴重失衡，讓黑人困頓於問題社群，並因此成為永久的問題種族。

城市居住空間區隔已成為包括種族隔離在內的社會區隔的主要形式，根據《芝加哥太陽報》2014年公佈的一項芝加哥社群人口結構資料，芝加哥黑人居民比例超過90%的社群共有21個，其中18個位於城南，3個位於城西，這些社群中，三分之一的居民在貧困線以下，犯罪率是整個芝加哥市的兩倍

黑人青少年。青少年成為權利弱勢群體，同時又被視為潛在的問題群體，這是現代社會中普遍的世代現象。在美國，曾有社會學家的實證調查說明：不同階層之間，青少年的犯罪率並沒有顯著差異，明顯不同的是不同階層的越軌青少年所受到的法律懲罰的比例。其原因之一，是下層青少年的越軌行為更多暴露於世，也更可能受到司法的懲戒。此外，在現實中，黑人青少年不僅多屬於經濟社會的下層，而且大多身處公共服務資源匱乏而犯罪率高發的貧民區，且有很多人成長於問題家庭。這樣的青少年不只是警察眼中的高危群體，也是一般民眾（經由大眾媒體和影視作品的影響）眼中的潛在犯罪者，而膚色和社群，通常是人們識別他們的主要標識。

除上述這些之外，應該還能列出其他種種社會因素變動與美國黑人社會狀況之間的複雜關係。問題在於，人們往往習慣於強調黑人種族的單一身份，而忽略了他們的其他身份。他們的多重身份深嵌於社會的經濟結構和時空結構之中，持續地建構並強化了他們的種族屬性和階層地位。

五、價值間關係中的社會難題

雖然我們可以說美國的種族歧視、階層分化等等社會不公現象非常嚴重，槍支暴力也成為社會的一個頑疾，但不可否認，社會公正、種族平等、公民平權等等，這些作為社會的共享價值，很少會遭到公開的否定，民權運動的歷史成果也有目共睹。只是一旦涉及公民的持槍權問題，社會的分裂清晰可見。令人頗為不解的是，儘管有關校園槍擊案及警民間、平民間各種槍擊案的傷亡統計數觸目驚心（一種普遍的說法是每年約有兩萬人喪命於槍支暴力。另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統計，僅二〇一六年就有三萬八千六百五十八人死於槍支），可無論是黑人的城市暴動、“黑人生命珍貴”的社會運動，還是跨種族的一次次全國性抗議運動 ——如二〇〇〇年爆發的“百萬媽媽大遊行”運動中，曾有七十五萬母親走上街頭，呼籲槍械管制，但所有這些似乎都難以推動相關法律的改變。

公民的持槍權，在美國受到憲法第二修正案的保護。顯然，它與國民的某些基本價值觀和國家的最高準則有關。從全國步槍協會發言人以及支援公民持槍權的人們的各種表達中多少可以瞭解到，觀點的分歧涉及了現代國家的某些根本性問題：國家是否可以壟斷暴力？如果國家不能確保每個人的生命和財產免受他人侵害，公民個人能否擁有暴力自衛權？還有，一旦國家侵害個人生命權或財產權，公民是否可以暴力抵抗？

與這些問題相關聯，除了公民的持槍權，美國許多州還立法保護公民以致命武力保護自身安全不受侵害的權利，這類自衛法著名的如公民可以在家中自衛的“城堡法”，還有在家以外地方自衛的“不退讓法”。這些年來，一系列平民以武力自衛而致人死亡事件的發生，曾引發人們對法律的質疑，但基本人權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如此深入人心，以至相關的法律被越來越多的地方所接受，從二〇〇五年僅有的佛羅里達州擴充套件到目前的二十五個州。甚至，當公眾面對一些地方民兵為保護私有財產或地方利益而以武力正面對抗國家武裝的事件時，也不乏理解和同情。

無論是社會基本的人權觀、社會公正價值，還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及相關法律，它們內部往往充斥著種種張力和矛盾。正因如此，各種社會團體的禁槍/控槍主張一直難有實質性的進展，即使是在奧巴馬時期。雖然在實際的槍支暴力事件中，身處社會困境中的黑人往往是最容易受侵害的群體，但顯然這個問題並不只是個種族問題。

Kenneth W. Mack Guy-Uriel E. Charles，The New Black：What Has Changed—and What has Not—with Race in America，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3

今天美國的種族問題及其黑人的處境到底處於怎樣的複雜局面？在由哈佛大學法學教授肯尼斯·麥克（Kenneth W. Mack）和杜克大學法學教授蓋-艾裡·查爾斯（Guy-Uriel Charles）共同主編，由十二位思想家、社會學家、種族歷史學家和著名評論家等參與撰寫的《新黑人》（The New Black：What Has Changed—and What has Not—with Race in America，2013）一書中，這批被稱為全明星陣營的知識精英、文化精英，從民權理念出發，分別對美國既有的民權運動框架、美國種族辯論的新界限、“黑人生命珍貴”運動與總統政治/政黨政治的複雜關係，以及不斷變化的種族格局等等，提出了種種新穎、尖銳的看法，其中討論到的“種族政治”概念及相關理論，從政治社會學、法律社會學的視角，給出了超越黑白思路去思考種族問題的新思路——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思考，不僅需要有對黑人底層生活的深入瞭解，更需要有相關的學術基礎，這些已非筆者力所能及。

一點反思：關於“我們的研究”與“他們的問題”

在一個國家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最具思想深度且富有學術傳統的研究領域，依個人管見，多存在於學界對本國最複雜、最具悲劇性的歷史/現實問題的研究之中，就如同德國的大屠殺研究，美國的種族問題研究等等——如果這個國家擁有基本正常的學術環境的話。無他，這樣的問題理應會吸引這個國傢俱有人文情懷和思想性的學者們一代又一代地持續投入其中，這樣的學問也極可能生產出具有深刻反思性的學術成果。缺乏反思性的學術不僅是浮淺的，也很可能是有害的。

但不無悖論的是，在近代以來一代又一代以學習他國優秀文化為己任而遠赴世界各地留學/訪學的中國的學子學者們那裡，最吸引他們的人文社會科學議題卻是中國研究。已有研究者以詳盡的資料說明，二十世紀上半期留美生有關中國題材的博士論文共計三百一十四篇，佔同期留美生博士論文總數的23.74%，數量相當驚人。對此學術現象，今天的分析者站在理解之立場，大多認可了民國學者們自己所做的解釋：民族危機背景下，那樣的學術旨趣彰顯了留美生學以致用、解決中國問題的強烈現實觀照和學術報國、學術救國的熱烈情懷，以及美國漢學（現代中國學）的深刻影響（元青：《民國時期留美生中國問題研究緣起——以博士論文選題為中心的考察》）。

時過境遷，可無須諱言，中國出外留學或訪學的學生學者，所做研究至今仍多以“中國的”問題為議題，尤其是在經驗研究領域。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我們亦可以如民國留美學生那樣以“利用他們的前規，做我們方法的借鑑”的說辭來自辯，但不能不意識到，“以學術報效國家”，遮掩的是不無尷尬的事實：我們大多缺乏對超越於母國或其他（作為職業工作物件的）具體國別之上的普遍意義上的“人”或“人類社會”的強烈的價值關心和探索興趣，而且也往往不具備足夠的問題想象力、思考力，以及必要的知識儲備和研究能力。

如此，不無遺憾的是，習慣於在世界各國學術邊緣地帶尋找容易上手的中國議題的中國學生和學者，不僅迴避了對所在社會展開專業化研究的學術挑戰，由此也很可能放棄了對所在國最具深刻內涵的學術領域的真正瞭解，而且也不可避免地會喪失以世界為鏡子來認識自身社會的能力養成的機會。須知，每一個他人身上都會有自己，人類所有的問題都不是孤例，世界各國的進步源泉或悲劇因由，在本質上都具有相似性。

這不僅是我們一代學者的侷限，也是中國知識界的短板。筆者真誠地寄望於年輕的學子和學者，期待他們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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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以屠殺美洲原著民開始建園，以白人至上主義統治國家，以弱肉強食為治國之本建設經濟。對於種族主義不堅持他們的統治基礎就會破裂。解決種族問題是不可能的。

這個問題我覺得在這個世界裡是無法改變的事情，別說美國，單說國內，大城市也有個別人看不起小城市的人，小城市的某些人看不起農村的人，職別高的人看不起底層地盤工，一換套一環，種族歧視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這次抗議遊行。一些當地的美華人就已經迴應了這個問題：400多年都沒解決的種族歧視問題（在美國獨立以前，還是殖民地時就一直存在）

400多年的問題，直今都解決不了。美國還有可能解決它嗎？

美國種族主義是從骨子裡帶出來的，真正想要改變很難，需要從他的方方面面來改變，大到國家政治立法層面，小到每一個家庭的家庭教育，都要從根本上改變，社會風氣等等，成人的思維已經固化，所以要立法，如果會歧視就會受到什麼樣的懲罰，孩子也要從小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但是美國從沒想過歧視的嚴重性，因為掌握國家政治、經濟和頂層社會的人大多是白人，所以為了白人的利益也會放寬對種族歧視的懲罰，言而總之，美國如果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開始改變沒有個十年、二十年是不可能實現的。

這問題根深蒂固，追溯黑人的歷史，都是血淚，因為是奴隸，地位很難提升。如果要改變，很難，會付出巨大的代價，因為黑人骨子裡都窮，白人能和你平起平坐嗎？除非白人真正有了博愛，能真心容下。

永不可能，除非推倒重來，搞清楚美國為何移民?是讓你平起平坐，牆家產?海盜的家產是那麼好搶的，他們的老祖宗的經驗是白玩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