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要從宋太祖是怎樣當上皇帝說起。趙匡胤本後周大將，文武雙全，頗有政治頭腦與戰略眼光，武功尤其驚人，善使一條蟠龍鐵棍，憑武將身份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宋朝的江山就是憑武將的實力從自己的主子手上奪來的，所以，後來的宋朝皇帝都心知肚明，自己能憑武力從主子手裡奪皇位，自己手下的武將說不定哪一天也能來個什麼什麼橋兵變從而黃袍加身，江山易主。他們的這種擔心已融化進了潛意識裡，所以後來的宋朝皇帝都對有實力的武將心存忌憚，而對文官頗為放心，以至於，宋太祖定了江山就對其手下大將來了個“杯酒釋兵權”，後來的南宋趙構也害死了自己的頂樑柱名將岳飛。他們心裡萬不可接受那群“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岳家軍。他們寧可讓文官甚至奸佞的文官當道，也從骨子裡害怕武將，除之而後快。這也為後來宋朝的軟弱與恥辱埋下了禍根。

我是辛鐵，宋朝皇帝提防武將主要是一下幾個原因造成的：

1、趙匡胤

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經歷了五代十國時期的戰亂不止，深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兵強馬壯者為之”，並且趙匡胤的老上司郭威就是黃袍加身篡位成功，趙匡胤本人更是黃袍加身篡位，所以趙匡胤必須提防武將，以免內亂，於是就設定了很多的法令遏制武將。

2、趙光義

北宋第二位皇帝趙光義，他是趙匡胤的親弟弟，也是趙匡胤黃袍加身的功臣，也目睹了武將有兵權的危害。因此，他也頒佈很多法令，遏制武將。

3、後世傳統

後代的皇帝多按照趙匡胤，趙光義的政策，由此形成了宋代文人階層壯大，且文人看不起武將，極力遏制武將，排擠武將。

4、皇帝並不認為奸臣是奸臣

奸臣的名頭那都是後世，或者百姓定義的，當皇帝的一般是當局者迷，不然，皇帝如果知道他是奸臣，怎麼還會重用。

因為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就是武將出身！利用手中的權利建立了政權，懂中國歷史的人們都知道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杯酒釋兵權，這這些故事，在這裡就贅說了。懂得手有雄兵的重要性！文人就不一樣了正所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因為手機沒有兵權就瞎嚷嚷罷了。所以宋太祖建國後定立的國策就是重文抑武。刑不上大夫！宋朝真的是文人騷客的黃金時代，真的是人才輩出，給後人們留下了很多膾炙人口的宋詞！對中國的文學史貢獻非常之大。萬事都是有一利就有一弊，弊端就是軍人得不到重視，武裝得不到有效的發展，才導致後來對遼國的戰爭失利，喪失大面積國土，和遼國簽訂了檀淵之盟。又因和金國作戰，一敗塗地，宋徽宗，宋欽宗，兩位皇帝都成了金國人的階下囚，還差點亡國！遭受了恥辱的靖康之恥！

原因很簡單，因為創始人本身是軍閥出身，他奪了周氏的江山，所以說他本身就對武將很忌憚，況且他不想步入柴榮的境地，所以他只能削弱武將，提高文官的地位。

首先，文官受到儒家思想的薰陶，大部分都還是忠於君王的，就像電影裡常說的“我所接受的教育不允許我這麼做”，雖然可能有少數殘渣，但是就好比兩個選擇，一個必死，一個可能死，只要腦袋沒被驢踢了，肯定都選後者，也正是這樣，宋王朝才能結束五代留下來的定律，成為一個活的比較久的王朝。

其次，文官未必不能打，即使不能打，派個武將做副手也是可以的，我一直認為這類似於政委，一個負責監視，一個負責軍事訓練，這樣既能打仗，又可以防止武將造反，何樂而不為呢？

最後，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那都不是問題，所以打不過就賠錢稱臣，不要臉點稱孫都可以，反正一句話可以便宜別人，不能便宜自己人，但是遇到不要錢和當長輩的對手，那就很麻煩了，就比如蒙古。

因為趙家的江山來的很不光彩，從孤兒寡母手中奪取來的。

生逢五代十國那個大背景，二十多歲就離家出走前往荊南謀求出路的趙匡胤可能遇到了很多事情，見到了軍閥割據對於天下的嚴重破壞。又出身行伍，對於軍事問題看得是比較清楚和敏感的。

事實上，從唐末到五代中期中央的權力一直都在增加，削減藩鎮的政策從未被閒置。例如稱霸中晚唐一百多年的河北三鎮，在五代中期基本被收拾的七七八八了，對於開封的威脅幾乎不存在了。即便如此，五代的中央王朝統治者依舊對外藩大肆打壓，集軍權於中央。這種趨勢在後周時代已經到達了一個高峰，後周中央禁軍對於地方藩鎮的壓制是全面而徹底的。這也是為什麼獲得禁軍指揮權力的趙匡胤可以迅速消滅反叛勢力，穩固趙氏江山。

當然，留有後怕的趙匡胤對於時局有著深刻的認識和反思。中唐以來的軍人割據政權層出不窮，軍隊叛亂的事情屢屢發生。他思考認為根源是士兵只知道聽命於將領，將領對於軍隊擁有絕對控制權，且大多數將領心中毫無國家大義。所以需要減弱將領的權力和責任，必須使整支軍隊從各級將領那裡抽出來，以各種措施防範一名將軍對一支軍隊的全面掌握。

但這說來簡單，如何實現？

宋太祖首先完成了對各中央禁軍高階指揮官的權力分割，使禁軍武將地位和權力大幅度縮小。開寶二年（969年），第二次杯酒釋兵權又將地方主要節度使的兵權拿下。這從軍事層面上全面壓制了武將集體的權力，改之以樞密院為首的文官集團實現對軍隊的全面控制。剝奪了將軍們的調兵權，移歸樞密院。

從將領任免、選拔、抽調到軍隊換防、調動、裁汰、擴充的權力都歸樞密院節制。

宋太宗明顯完全繼承了大哥的政策，繼續實施崇文抑武的國策。不僅如此，宋太宗認為文臣集團的成長壯大速度過於緩慢，決定放寬科舉選拔的名額，對文臣隊伍進行大規模擴充。從此，科舉進士的名額從唐代的每屆大概只有二三十個，一下子躍遷到二三百個！

不僅如此，成長起來並在政治上形成絕對優勢的文官集團開始充當趙氏監視軍事系統的堅決擁護者和直接執行者。對於武將的品級、優劣選拔和功勳都全面把控，將整個武將集體的原有的權力幾乎都搶的一乾二淨，就連行軍打仗的後勤物資都需要進行嚴密監控乃至於直接負責。

更為的毒辣的是在發配的軍士面額上烙印相關形狀，以證明此人為軍人。

在中國古代傳統社會，只有犯法的人才會有如此待遇。將軍人地位打擊的如此嚴重，可見宋代武將集體面臨著怎樣的窘境。由於數十年的政策實施，到了仁宗年間武將集體的地位已經全面下滑。除了少許粘上開國元勳和皇親國戚的關係的武將世家，其餘大多數將領已經幾乎喪失了政治上的大多數權利，對於下屬部隊的控制力非常弱。又面對高高在上的文臣們的針鋒相對，政治環境非常惡劣！而士兵們的地位就根本無法談起，將領們都這樣大頭兵能有什麼待遇。曾經為趙家打江山的禁軍全面衰敗，根本毫無戰力。很多士兵甚至成為官員家裡的奴僕，為官員和大戶人家幹一些灑掃護衛的活計以生存！否則他們會被可憐的俸祿活活餓死！

狄武襄公即使做到了樞密使這樣宋代武人的最高級別官職，遇到三品文官依舊要先給對方問好，對方示意後方才禮畢。在參知政事韓琦面前，根本不敢高聲答話。更不要說面對宰相文彥博的時候是什麼樣子的！遇到不公也只是強忍為主，因為他實在是勢單力薄。滿朝大員，就基本只有他一個武人有權利參與大慶殿的議事，如何還能真正發表自己的觀點呢？

宋朝提防武官，是有很深的歷史背景的。下面我從北宋的起家、唐朝滅亡的教訓等方面來簡單分析一下。

首先，這要從“陳橋驛兵變”說起，。顯德七年（960年），後周禁軍統帥—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在陳橋驛時發動兵變，部下把黃袍給他穿，他邊說不要不要，邊把黃袍穿在的身上。於是，在“主少國疑”的情況下，他輕鬆替代了北周政權，建立了宋，我們稱之為北宋。趙匡胤的出身本就是武將，他奪權了他原先老東家的皇位，他也非常害怕他的皇位被別人取代，所以他不能讓武將的權利過大，於是就有了後來的“杯酒釋兵權”的故事。

（圖：黃袍加身）

唐朝的滅亡，就是從唐中後期開始，邊鎮節度使的權利越來越大，節度使同時擁有土地、人民、兵甲和財富，宛如一個獨立的諸侯國，最後唐朝就是亡於中央無權、而藩鎮混戰的局面。所以，北宋建立後，為了“懲創五季，而嬌唐末之失策”（五季指唐滅後的五個割據朝代，包括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改變節度使割據一方的局面，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削弱武將的權利。

具體的措施就是施行統兵權和發兵權分立的制度，統兵權在禁軍三衙手上，而發兵權在樞密院手上，形成二者互相牽制。同時實行“更戍法”，就是禁軍的駐屯地點，每隔幾年更換一次，而將領卻不隨之更換，形成了“兵無常帥，帥無常師”的局面。所以，北宋的武力弱，一直被後人詬病，就是這個原因。

（圖：杯酒釋兵權）

說到宋朝，一直是知識分子嚮往的天堂，文人的地位口前的高，文官受到皇帝的極度重視。我個人的觀點，之所以讓文官奸臣指揮軍隊，最要的原因，是皇帝不怕他們叛變。

第一，樞密院直屬皇帝，真正的兵權掌握在皇帝手中，文官奸臣指揮軍隊也構不成威脅。

第二，文官奸臣大多數沒有指揮軍隊的能力，給他們指揮皇帝放心，而且從雍熙北伐失敗後，宋朝就改變了對外政策，一般不主動去打仗，而採取了消極的防禦政策。所以不打仗只防御，給這些人指揮也在可控範圍。

第三，文官奸臣必須依附於皇權才能生存，所以他們很大可能不會發生叛變，而武將不同，武將長期統兵會形成一個有軍事力量且有凝聚力的團體，這是對皇權的最大威脅。

當然，也不可能都是文官奸臣指揮軍隊，重要的地方肯定必須是武將統兵，除非宋朝真的不想活啦。

（圖：北宋疆域）

第一：軍人出身，且歷經磨難的宋太祖趙匡胤。

第二：重文輕武之後，文人學會投機取巧。

接著咱們來細說一下。

提起宋太祖趙匡胤其實我們都知道兩個比較有代表性的歷史故事

一，陳橋兵變，黃袍加身

很多人說當時太祖是被手下的兵將強行披上黃袍，不得不稱帝。

但是我私下以為，太祖手下的兵將們，必定是收到了太祖的暗示，所以投其所好來了這麼一個黃袍加身的戲碼。

這一波操作，讓太祖不光登上了帝位，同時還落得了美名：為了不謀朝篡位，手下的兵將都要兵諫了，多實在一個趙匡胤啊。

透過這件事，我們可以發現太祖趙匡胤心機太重。

二，杯酒釋兵權

提起這個想來很多人也不陌生。坐穩了皇位的趙匡胤可以說是翻臉不認人，被這一群武將扶到了皇帝的位置上，接著開始忌憚武將手裡的兵權。

心裡的想法大概是：萬一哪天再鬧一次黃袍加身，自己這皇位可就做得不安穩了。

這麼一想，趙匡胤又有辦法了，拉著一堆武將聊聊過往的情誼，說一說自己的不容易，順便暗示一下：你們自然是不會背叛我的，但是萬一哪天你們手底下的人給你們披個黃袍，你們怎麼辦？

接著：現在天下太平了，也不需要打架了，你們把兵權還給我，我保你們一世富貴，這樣不損咱們哥們情誼，怎麼樣？

所以這一群沒有心機的武將，呼啦啦把兵權還給趙匡胤了，這裡面有沒有不想歸還的呢？當然也有，但是不敢反抗了，畢竟人家已經是皇帝了。

這第二件事，也顯示了趙匡胤的為人多疑，即便是跟著自己打天下的戰友，他也是信不過的。

三、重文輕武政策

把這一群武將打發了之後，太祖制定了這麼一個重文輕武的政策。

經歷了五代十國，以及自己的本身登基過程，太祖深切的認識到，武將擁兵自重，很容易不受掌控，而文人不過就是一個筆桿子加個頭腦，相對比較好處置。

但是，他忽視了文人有些時候比武將更可怕。

自古以來文人都是比較聰明的，而能在官場立足的，無外乎是智商高，或者情商高兩種。

宋朝的文人眼見得太祖擔心武將做大，太宗擔心武將做大，而歷代皇帝都害怕武將做大，那麼就導致文人覺得：這一群武將，根本不受聖上喜歡，整天除了打打殺殺什麼都不會。

而宋朝若是能走科舉，絕對不從軍，從軍的人都是沒有門路，或者文化水平確實不行，又或者就是真心熱愛了。

這樣一個情況之下，自然是文史集團某些人很擅長琢磨皇帝的心思，逢迎拍馬歷來是讓人喜歡的套路。

所以官運往往都還不錯。

同時，因為聖上不喜歡武將，所以他們也大多看不上武將，那麼自然就不想去了解行軍打仗的事，覺得那是武夫的責任，過於瞭解有失身份。

但偏偏他們可以擔當監軍，每一次出征除了元帥和將軍必定有這麼一個職位。

所以問題就來了。

那群奸佞小人做監軍普遍帶了以下幾類思想：

第一，我是文官，你一介武將，打仗這件事就不要和我說謀略了，你負責拿刀上去殺人就是，計謀我來想，完全忽視了自己不懂戰爭這件事。

第二、遇到太有能力的武將，他們又心裡不平衡：我可是文官啊，你計謀比我還厲害，你什麼意思？你考慮我的尷尬地位了嗎？

第三、你一個武夫，你竟然不聽我的指揮？？

總之，各種情況摻雜，心裡不高興，不高興就濫用職權打小報告。

所以把自己放在了奸臣的位置上，也讓那群武將發揮不出戰鬥力。

我總結，宋朝的皇帝們也不是想用奸臣，只是他們高高在上不知道實際情況，被矇蔽了雙眼。

而宋朝的官員很多並不是想當一個奸臣，而是他沒料到自己的行為，會產生這麼大的影響。

總而言之，宋朝的武將很憋屈，宋朝的文官很能紙上談兵，宋朝的皇帝一直高高在上，偏聽偏信。

因為趙匡胤靠軍權奪了柴家的天下，對武將特別敏感和害怕，才有了後來的杯酒釋兵權，重文輕武，導致北宋一朝軍隊戰鬥力下降，給後來滅亡埋下伏筆。

大宋王朝，得國不正。

趙匡胤的皇位都是由陳橋兵變而來，所以他一登基以後就有了，“杯酒釋兵權”這樣的典故。

並且抬舉文官來壓制武官，這樣一代代傳下來，武將們的地位自然就越來越低了。

太祖皇帝就是從將領黃袍加身變成皇帝的，還不是為了防止將領學祖宗的那一套取而代之就麻煩了。所以重文抑武。文官騎在武將的頭上也是常事！

首先，歷朝歷代的王朝更迭中，下一個王朝會以上個王朝的滅亡作為借鑑，成為自己的改革的方向和目標，宋朝之前是唐朝，唐朝滅亡的原因是什麼，是從安史之亂開始，唐朝出現了藩鎮割據的局面，使國家處於長期的戰亂之中，是國家走向滅亡的一個重要因素。

其次，趙匡胤自身也是一個節度使，手握重兵，他自己也是透過陳橋兵變奪取的政權，一有前車之鑑、二有自己親身經歷，不得不使他要從制度上，徹底的杜絕兵變的後患，所以，透過“杯酒釋兵權”，成功的解決了自己身邊的威脅。

不僅如此，在軍事改革中∶①實行兵將分離，文官做統帥，平時負責管理軍隊，武將是沒有兵權的，只有戰時，武將才可以帶兵出征，但是打完回來後兵權要上交。②換防太頻繁，這樣一來將領和士兵就沒有很好的忠誠度，也就不可能在一起謀反。③為了防止地方上，像唐朝的藩鎮造反一樣，他把全國的精兵強將都集中在中央，加強皇權對其管理和控制，從而導致了大宋的地方軍隊都是些不能打計程車兵。

最後，重文亦武的政策一直貫穿著整個大宋王朝，雖然有過一次王安石變法，卻遭到了保守派司馬光等人的阻撓，宋神宗死後，同樣保守的高太后一上臺便恢復了全部舊法，於是王安石變法失敗。所以，大宋曾經有過變強的機會，要怪就怪神宗死的太早吧。

所以，宋朝實行的政策是導致軍事實力弱的重要因素，矯枉過正則是大宋的一個弊病，但是宋朝在經濟文化方面做的很優秀。

宋朝雖然極力壓制武將，但是到了打仗的時候，派出去指揮軍隊還都是武將，並沒有派文官去。從早期的潘美、楊業，到南北宋相交時的种師道、岳飛、韓世忠，直到南宋末期的孟珙、呂文煥等等，都是武將。虞允文的採石大捷是罕見的文官指揮軍隊的事例。其實，當時虞允文也不是去負責軍事指揮的，只不過是督戰而已。後來，他自己越俎代庖，親自指揮，而且還贏得了勝利。

對於宋朝的統治者來說，他們想的可能是：文官的權力本來就已經很大了，如果再有軍權在手，那還了得？所以，無論南北宋都沒有讓文官指揮打仗的制度。

反而是明清兩朝，經常出現文官指揮作戰的事情，並且已經形成了制度。總督和巡撫這兩個職位從本來意義上講，就是負責打仗的，而且文官裡面居然還真的出了不少軍事家，這個就不贅述了。

太祖留下的傳統

宋太祖趙匡胤原來是後周大將，但因皇帝年幼，於是在陳橋這個地方被手下將士們勸說，然後黃袍加身做了皇帝（當然趙匡胤自己也是有想法的，也就順勢而為了。）

做了皇帝之後的趙匡胤有點擔憂，為什麼呢？因為他怕有一天會有大將向當年自己一樣“陳橋兵變 黃袍加身”。所以為了維護趙家的統治，趙匡胤想出了一個好辦法——杯酒釋兵權，這樣一來北宋的武將勢力就得到了很大的削減，加大了中央集權。

太祖之後的皇帝基本也是實行著遏制武將的政策。

大家知道，唐朝自玄宗之後藩鎮割據，各路軍閥各自為戰，根本就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裡。最後唐朝的滅亡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歸功於各個不服管教的藩鎮節度使。

宋朝作為唐朝之後又一個大一統王朝，當然會吸取唐朝亡國的教訓。

所以宋朝制定了一系列規定，來遏制武將的權利，以此來加大中央集權。

宋朝是一個“重文”的朝代，太祖開國時就規定“不殺士”，所以文人在宋朝很是受寵。

再加上文官相對來說比較好控制，用文官來指揮軍隊可以很好的遏制武將的權利，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

宋朝因為實行“重文輕武”，遏制了地方武將的權利，加大了中央集權，使得宋朝經濟 文化空前繁榮。

但對武將的過度削弱也導致宋朝始終“積弱”的特點，最終被外族所滅。

第一，宋太祖本身是後周大將，欺負別人孤兒寡母，搶了柴家的天下。他很怕自己手下的將領效法自己，也來個黃袍加身。

第二，自安史之亂以來，藩鎮割據，軍隊的將領和士兵都驕橫跋扈，經常以擁立自己的主帥為帝王來獲得賞賜和晉升，陳橋兵變也不過是這些案例中的一例而已。這種把主將當作交易籌碼的行為，對政治治理損害極大。他們看待被自己推上位的皇帝，還像是藩鎮將領一樣，有好處就推你上位，沒有好處，就把你拉下位來。

第三，唐代禁軍的驕橫和藩鎮割據對現實政治的危害，所謂“方鎮太重，臣強君弱”，讓宋太祖和趙普下定決心解決這個問題，“稍奪其權，收其精兵，制其錢穀”。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宋太祖認為藩鎮割據，魚肉百姓的危害，比文官貪汙要嚴重的多。一百個文官貪汙，也比不上一個武將造反。

自安史之亂以來，武將驕橫的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拖了兩百年，終於在宋太祖手裡搞定了。然而矯枉過正，副作用比較大，造成北宋在政治、軍事上的弱勢。

所謂的奸臣其實就是愛打小報告的人，這種人雖然受同僚的嫉恨，但是卻是最受皇帝喜歡的！

宋朝為什麼提防武將？一切都因為趙匡胤以德服人直接武力搶奪了後周的江山，黃袍加身直接來了個先斬後奏，禪讓都免了！

他了解到兵權的威力，自然開始害怕掌握兵權的武將了，所以處處限制武將兵權的行使；最好的辦法就是任用文臣噴子給武將潑髒水，任用奸邪小人打報告咯！

首先第一點，大宋朝的第一位皇帝宋太祖趙匡胤，就是以一個武將的身份，黃袍加身，登上了帝位。他擔心在自己後代子孫中出現像自己這種可能會篡權的武將，畢竟武將篡權，擁兵自重，孤家寡人的難以與之抗衡。宋太祖趙匡胤在後漢時期投奔了樞密使郭威，並在後周世宗柴榮在位時憑藉卓絕的武功和軍事實力擊敗北漢和南唐，屢建戰功，逐漸成為禁軍的重要將領。在後周世宗柴榮病重時，升為殿前都點檢，成為了禁軍的最高統帥。在公元960年，受命抵禦北漢和契丹的聯軍，在陳橋兵變，被擁立為帝。在位期間，根據宰相趙普的建議“先南後北，先易後難”，致力於統一全國，先後滅亡荊南、武平、後蜀、南漢、南唐等南方割據政權，完成了全國大部的統一。並透過兩次“杯酒釋兵權”罷去了禁軍將領以及地方藩鎮的兵權，解決了自唐朝中期以來地方節度使擁兵自擅的局面。這也是宋太祖趙匡胤以此為鑑，防止後代子孫中出現像自己這種武將篡權的情況。

其次第二點就是宋太祖趙匡胤在繼位後，為了使國家長治久安，避免成為五代以後的第六個短命王朝，如何使地方權力集中到中央，避免唐朝某年藩鎮割據的覆轍是他一直思考的問題。最後他感悟到只有偃武修文才是千秋萬世之道。所以北宋透過改革，採取了以文立國的國策，實行文人統治，把科舉制度作為人才選拔的基本制度，無論是寒門士子還是農桑人家，學而優者皆可以出入廟堂。並且由文管出任中央以及各地的最高行政長官，地位居於武官之上，用文官來鉗制武官，防止出現藩鎮割據囂張跋扈的局面。在那個藩鎮割據的時代，這種政策確實為維護國家統一、發展社會經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為將來積貧積弱埋下了禍根。

每個新生朝代制度的建立都會吸取前朝滅亡的教訓

宋朝的重文輕武是從他建立的第一天起就確定了的，原因就在於他建立前的那個亂世——五代十國。

公元907年，唐朝滅亡後，朱溫在中原地區建立後梁，定都東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五代十國開始。960年，後周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篡後周建立北宋，五代結束。就在這短短的五十三年間，中原政權前後更迭了五次之多，這段歷史，也是武將權力失去約束的歷史，各藩鎮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場。

強盛的王朝都有各自的獨特的魅力，而兵戈不斷的亂世則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禮崩樂壞尚武力。五代時期各個政權的統治者們不受儒家傳統禮樂道德的約束，輕視文人。這對當時的社會生產活動以及文化制度等帶來難以想象的破壞。

而唐太宗李世民有句名言: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作為宋朝的開國皇帝，同時也做過武將的趙匡胤深知武將失去束縛的危害，如果不想重蹈之前五代的覆轍，就必然會限制武將的權力。所以有了後來我們孰知的杯酒釋兵權的故事，罷去禁軍將領及地方藩鎮的兵權，解決了自唐朝中葉以來地方節度使擁兵自擅的局面。但凡事過猶不及，對武將的過度打壓也為宋朝後期的軍事衰弱埋下了隱患。

宋朝的歷代皇帝為什麼會防備武將，不讓武將掌握大權？

因為趙匡胤在建立大宋之後，根據當時的社會情況，為了避免重現亂世，穩固政權給老百姓一個太平的社會，趙匡胤因此採用了許多政策來制衡武將，從而形成了最早的“重文輕武”的思想，後世之君墨守成規絲毫不懂變通，最終導致宋朝武功不競的局面。

唐代中期以後，府兵制破壞了，各地節度使統帥的部隊，都是招募的職業兵，於是將領們可以長期擁有大量軍隊，並不斷擴大隊伍，安祿山、史思明就因如此得以起兵反抗中央，釀成唐代有名的“安史之亂”，安史之亂之後，節度使們競相擴大自己的軍隊，唐朝中央政府反而沒有強大的軍隊，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失去了控制節度使的能力，於是形成藩鎮割據混戰的局面。連綿不斷的戰爭，藩鎮擁兵自重的需要，使軍隊的數量不斷擴大，將帥士卒遂日益驕橫，終於,擁有強大軍隊的朱全忠取代了唐朝。

“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

所以，趙匡胤非常重視對軍隊的控制，加強中央的軍隊力量。

趙匡胤對五代以來的治兵措施加以改革、完善，確立了新的兵制。“開寶二年，遣使分往京西諸州賜太原所徙民帛，人一匹，又命控鶴都虞候京兆崔翰差擇其勇悍習武藝者籍為禁兵。以此來增強禁軍力量。建隆二年甲戊，令殿前、侍衛司及諸州長吏閱所部兵，曉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趙匡胤在兵力的配置上，實行了“強幹弱枝”、“內外相維”的政策。

趙匡胤時期禁軍約二十萬，其中十萬駐守京城，十萬分屯各地。

“太祖盛時,皇城之內,有諸班之兵京城之內,有禁衛之兵京城之外,列營猶數十里”。

正如北宋名臣包拯所說“京師者,天下之本也。強本者,歌兵耳本固且強,睬中制外,則天下何患焉”。

京城兵強馬壯，各地方自知兵力不敵，一般不敢萌生異心，這就是“強幹弱枝”的軍事防衛政策，駐屯各地的禁軍，主要是侍衛馬軍和侍衛步軍，兩軍的精銳雖不及主要屯駐京城的殿前軍，但相去不遠，加上各地的廂兵、蕃兵、鄉兵等部隊，其數量則要超過京城兵力至少一倍以上。

如京城有變，各地軍馬聯合起來，以抑制京城之變，這樣“內外相維,無輕重之患”。這樣既不會發生類似唐朝的安史之亂，也不會發生京城兵變。

從北朝末年到五代的約四百年間，在社會的各個階層，都盛行結成義兄弟的風氣，後周太祖郭威有十兄弟，宋太祖趙匡胤也有義社十兄弟，這種帶有集團化的結義兄弟的行為，是對皇權的重大威脅，趙匡胤不想重蹈覆轍，使自己的政權毀於將領的拉幫結社。

“開寶四年十一月,太祖下令,禁止軍民男女結義社”。

開始禁絕這延續了四百年的惡習，這種集中軍權的思想是趙匡胤從前朝滅亡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

五代時期，這是武人的天下，宋太祖趙匡胤也是武將出身，同其他武將一樣，言行舉止不時流露出輕文的傾向。

據《湘山野錄》一記載，有一次，趙匡胤到朱雀門，趙普陪同前往，趙匡胤指者門上的牌匾問趙普“為什麼不直接書`朱雀門",中間加個`之"字有什麼用處“趙普回答說“`之"字是語助詞。”

趙匡胤聽後不以為然，輕蔑一瞥，大笑說“之乎者也，助得甚事”不屑之情，溢於言表。但是，趙匡胤本人對前代驕兵悍將禍國殃民之事也有切身的感受，所以他在統一戰爭的過程中，再三強調要保護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就這點來說，趙匡胤比五代時期的帝王明顯高出一籌，所以他能夠以防弊之政作為立國之法，其中之一就是他決定改變前代重武輕文的傳統。

唐末五代歷經戰亂，禮樂儀制遭到踐踏，官籍散落，倖存下來的禮書也是疏略不備，互相矛盾之處頗多。趙匡胤要恢復五代戰亂時期的疏忽的禮儀，多次下令大臣考循舊制，重新編篡有關禮儀著述，健全禮樂儀制。

用於禮樂的器械在戰亂中也漸漸淪廢，趙匡胤命令有關部門加以考究，予以修復。如懸掛鍾磐的木柱、升堂奏歌的本架、鼓鈕蕭等樂器、武人所執大旗、用於武舞的兵器等等皆如舊制復現於趙宋朝廷。

在不長時間裡，趙匡胤將五代時期被破壞的禮樂制度恢復完善，是與趙匡胤改變五代時期武人專政，實行文治分不開的。趙匡胤在青年時期的經歷使他體會到雖然能夠“馬上得天下”，但是並不能“馬上治天下”，文武並用，適當地重用文人，才能夠逐漸消除唐末五代以來武人專政所帶來的各種弊端。

《宋史》“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一,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慼同體,貴為國卿,親若家相,若太祖之於趙普,可謂難矣。”

這段文字表明，趙匡胤與趙普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後周時，趙普已經成為趙匡胤的心腹幕僚。

大宋開國之初，趙普首先進入樞密院，然後成為宰相，始終掌握著中樞大權，趙匡胤對趙普極為信任和倚重，待遇殊絕。

《長編》卷九記載,開寶元年十月“雷德驟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膝憤惋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甚厲,並言趙普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日`鼎擋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櫻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鱷二齒,命左右曳出,詔宰相處以死刑。既而怒解,止用闌入之罪處焉。”

趙匡胤壓下了對趙普的控告，表明了他對趙普的極度信任。

因此，趙匡胤在治理國家定製法律法規時，趙普起的作用也是至關重要的，趙匡胤的集權思想，控制兵權，也採用趙普的建議，趙普多次向趙匡胤建議，要求解除石守信等佐命功臣的兵權，授予其他職務，趙匡胤起初並沒有聽取。

趙匡胤回覆：“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趙普說“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

“不得自由耳”這句話，十分刺耳，趙匡胤不禁想起陳橋兵變時自己“不自由”的情況，幅然醒悟，接受了趙普的建議。隨後透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統兵大將的兵權。

乾德元年二月，趙匡胤想任用符彥卿典掌禁軍，趙普反對，認為符彥卿名位己勝，不能夠再委以兵權。趙匡胤說“卿苦疑彥卿何也聯待彥卿至厚，彥卿豈能負聯也”，趙普說“陛下何以負周世宗”，趙普這句話，使趙匡胤收回了成命。

符彥卿“武勇有謀，善用兵”，又是周世宗柴榮和趙匡胤之弟趙光義的岳父，是一位名望地位都很高的將領，用他典禁軍是非常危險的，位高則權重，加之名望高，就有潛伏著策動兵變的可能，所以趙普不能不極力反對。

趙普提出的建議是針對時勢的，建議趙匡胤掌握兵權有效地防止了禁軍將領發動叛變的可能性，是當時維護趙宋政權穩定所必須的。

趙匡胤所立下的“祖宗家法”，產生了積極和消極這二個重大影響。

積極的一面：加強中央集權，強化皇權，使得北宋政府能夠較快地剷除士族門閥地主與軍閥勢力的割據，消除了分裂之禍，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封建統治，基本上保持了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發展，使得農民人身依附關係相對減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促進了社會經濟和文化科技的持續發展。

消極的一面：禁軍廂軍數量激增，趙匡胤時禁軍只有有19萬人，太宗時激增為35萬人，真宗時又增至43萬人，仁宗時猛增至82萬人，,廂軍數量也相應地由趙匡胤時期的18萬人增至仁宗時的43萬人，合計125萬，給人民帶來沉重的負擔。在軍隊中，將帥只有統兵權，而沒有發兵權，兵權的控制權掌握在皇帝手中，雖然這有效地防止了將領發動兵變，而且將領的迴圈調動，使他們很難有自己的腹心部隊，但是造成了軍隊中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局面，使得將兵疏遠，軍隊的戰鬥力低下。

趙匡胤時期重文抑武，是當時的形勢決定的，五代時的武將酷刑暴斂,，茶毒生民，不明治道，給廣大人民帶來沉重的災難。而且，國家文化不興，當時國家統一和文治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趙匡胤以文臣統治人民後，天下漸漸得到蘇息。而且，趙匡胤抑制武將也是為改變五代以來的武將飛揚跋扈的局面。

雖然趙匡胤的政策是有一些矯枉過正，但是在趙匡胤時期是符合現狀的，只是後世繼任者把抑制武將作為祖訓教條，不順應時勢的變化而改變，以致出現了後來的宋朝武功不競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