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才是正確的，共傳十六帝，享國二百七十六年。

元末民不聊生，爆發紅巾起義，朱元璋加入郭子興隊伍。一三六四年朱元璋稱吳王，建立西吳。一三六八年朱元璋稱帝，國號為大明，因皇室姓朱，又稱朱明，定都於應天府，朱元璋即位後採取輕徭薄賦，恢復社會生產，確立裡甲制，配合賦役黃冊戶籍登記簿冊和魚鱗圖冊的施行，落實賦稅勞役的徵收及地方治安的維持。整頓吏治，懲治貪官汙吏，促使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史稱洪武之治。同時朱元璋多次派軍北伐蒙古，取得多次勝利，最終在捕魚兒海之役平定北元，消除外患。

朱元璋平定天下後，大封功臣，也對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圖謀不軌。而有的功臣也越過禮法，為非作歹。朱元璋藉此興胡惟庸案和藍玉案，清理權貴和不法功勳。一三八零年朱元璋以擅權枉法之罪名殺胡惟庸，又殺御史大夫陳寧、御史中丞塗節等人。一三九零年有人告發李善長與胡惟庸關係密切，李善長因此被賜死，家屬七十餘人坐死，總計株連者達三萬餘人，史稱胡惟庸案。

一四零五年朱棣將北平改名北京，稱行在，設立北平國子監等衙門。一四一六年，朱棣公佈遷都的想法，隔年開始大規模營造北京，一四二零年完工，隔年遷都。

朱棣實行積極的外交策略，自一四零五年開始派鄭和下西洋，與各國進行政治經濟來往，增長財政收入的同時將朝貢制度推向巔峰。其艦隊規模空前龐大，最遠到達東非索馬利亞地區，擴大明朝對南洋、西洋各國的影響力。

明初歷經洪武之治、永樂盛世、仁宣之治等治世，政治清明、國力強盛。中期經土木之變由盛轉衰，後經弘治中興、嘉靖中興、萬曆中興國勢復振，晚明因東林黨爭和天災外患，導致國力衰退，爆發農民起義。

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縊殉國，明朝覆滅。明朝宗室在江南建立南明，隨後清朝擊敗大順、大西、南明弘光、隆武、紹武等諸政權。一六六二年永曆帝被殺，南明覆滅。一六八三年清軍攻佔臺灣，奉明正朔的明鄭覆滅。

興起於西亞的近世性民族主義的潮流,透過突厥系民族波及蒙古系、滿族系民族,其勢力壓制下的漢族終於也開始出現消極的國民意識覺醒。但是,面對總是領先一步的北方民族之民族主義,漢族不得不逐漸後退。在南宋滅亡後將近百年的時間裡,漢族在元朝的統治之下完全失去了民族的自由。但儘管如此,漢族在此期間並未停下發展的腳步,一度由於戰亂而陷入荒廢狀態的華北,也在治安狀況好轉後逐漸走向復興。此外,雲南的大理國被蒙古滅亡之後,漢人自由地遷居至大理舊地,使長期以來作為撣裔民族自治之國的雲南地區也逐漸漢化。但是無論如何,這一時期漢族最重要的根據地是長江以南地區。南宋滅亡時,南方因受到戰禍的影響相對較小,在南宋亡國後順利地恢復了安定狀態,所以其經濟實力終於漸漸地壓倒了其他地區。此外,由於蒙古人採用的招撫海外諸國的策略頗有成效,南洋諸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變得頻繁,其中獲利的主要就是中國南方地區。於是,史無前例的以中國南方為依託的漢民族復興運動便由此興起,而明王朝的建立正是這一運動的結晶。

明朝的興起是漢人民族主義運動的首次成功,但其中存在著一個矛盾。一方面,漢人自古以來秉持著中華思想,認為異族乃是低劣於自身的夷狄,所以恢復為夷狄所奪之中國當然是一大美行。但與此同時,漢人也有肅正君臣名分的大義思想。一旦作為臣下侍奉君主,則必須在君臣大義面前反省自身。所以,儘管明朝高舉“攘夷”之大旗,煽動漢人對異族王朝的反感,但是對於那些一度成為元朝之臣下的人來說,反對元朝必然會成為破壞大義名分的舉動。事實上,元朝末年漢人發動起義時,漢族出身的文官中有不少人以出身進士為由,選擇盡忠於元朝,併為之殉難。也就是說,從中國的傳統思想來說,以君王的夷狄出身作為理由來反對君王是不能成立的。不過,最終克服了這一忠誠與背叛的矛盾問題,使明朝得以統一天下的,卻未必是人民對明朝

攘夷思想的共鳴,而更多的是元朝治理方式本身的破綻。因此,明朝能夠得以興起的理由,大半要從元朝滅亡的原因中來尋找。

首先,由於宋代銅錢盛行,所以元朝在交易時仍舊使用前代留下來的鑄幣,並同時發行了名為“交鈔”的紙幣,以供公私使用。但由於交鈔是法定貨幣,所以其發行量一旦增加,價值就隨之跌落,而政府又不得不進一步增加發行量。如此一來,人民深受物價高騰之苦,對政府失去信任，元朝就此失去民心。

交鈔可以作為租稅上交,但鈔價下跌導致政府的租稅收入實際上是減少了。為了彌補不足,政府試圖增加對間接稅的徵收,但由於以往間接稅的主要徵收物件是鹽的專賣收入,所以政府一旦提高鹽的標準價格,則一方面會導致走私變得猖獗,另一方面也會使以黑市商人為後臺的秘密結社變得活躍起來。這些動向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會成為孕育反抗的母體。因此,到了元朝末年,浙江首先發生了方國珍的起義,接著江蘇又發生了張士誠的起義。

不容忽視的一點是,鹽的走私在一定意義上也發揮了失業救濟的作用。也就是說,由於農村的人口容納能力有限,為了維持政府的運作,城市所承受的財政負擔相對較輕,而農村承擔的負擔則相對較重。因此,農村人口傾向於向城市流動。但是,一旦農村陷於疲敝,那麼城市也無法繼續維持其繁榮。所以,當城市中的剩餘人口無法進入正規的工商業謀生時,這些失業的城市人口就變成了黑市上的販鹽者。因此可以說,鹽的走私的盛行程度與失業者的數量是成正比的。

元朝末年,黃河發生洪災,賈魯奉命治水。他召集了30萬名勞工，以河南為中心,構築堤壩,整修河道。但是防洪築堤工程結束後,勞工被遣散,社會上便出現了大量失業者。在此背景下,韓山童、韓林兒父子以宗教為聚眾手段,乘勢而起,其勢力從河南一直波及江南。鹽民張士誠在長江口起兵後,北京與江南之間的聯絡被切斷,北方因此失去了糧食補給的途徑。

此後,淮水以南地區大體上都脫離了元朝的統治,紛紛宣告獨立,中國南方陷入了群雄割據的狀態。正值此時,佔領了南京的朱元璋的勢力愈發強盛,不僅壓倒了張士誠,而且將長江下游的穀倉也納入治下,此舉為其成就霸業奠定了基礎。長江下游平原不僅是重要的糧食產地,同時也是為長江流域供鹽的產鹽地。就這樣,朱元璋平定江南之後,華北及蒙古地區在資源和人口上都無法與之相比。所以,當明太祖朱元璋的北伐軍逼近大都時,缺少糧草的元軍已經鬥志盡失,元順帝還一度逃至蒙古草原(1368年)。然而草原上物資更加匱乏,在明朝軍隊的追擊之下,蒙古王公的軍隊大多投降,只有元順帝與其近親進一步北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