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沒有什麼區別，但從王安石變法和慶曆新政的內容來看，王安石變法涉及的內容很廣，而且好多都是之前沒用的，正所謂改變了祖宗之法，例如青苗法，免役法，將兵法，這些或多或少的改變了宋初設立的制度。

商鞅變法更是改變了之前的制度，無論是廢井田，開阡陌，土地私有，還是軍功爵制都是進行了創新。

反觀慶曆新政，只不過是在原有制度的基礎上，提出了類似於淨化行政幹部的方法，“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只是為了整頓官僚機構，增加國防力量，提高百姓的收入，相比於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內容小，覆蓋面狹隘（個人觀點，不喜勿噴）

在我看來，二者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都是改革的意思。

如果硬要區分，可能就是內容性和全面性的區別。也就是說，變法涉及的領域廣、改革透徹、對社會影響大。新政主要針對某一制度方面進行的改革。歷史教材上提到的改革中，叫新政的比較少，國內的我就記得慶曆新政和清末新政了，慶曆新政是針對官吏制度、清末新政是政治制度（立憲的問題），國外的有個羅斯福新政 ，針對的是經濟改革。所以，用數學的不等式來表示的話，我自認為變法大於或者等於新政。

我們對比分析一下王安石變法和慶曆新政。

王安石變法幾乎涉及了社會的各個領域，包括政治軍事（置將法、保甲法等）、經濟（均輸法、市易法等）、文化教育（《三經新義》、改科舉等）、農業（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等），所以他的改革是比較全面的，也是相對徹底的，對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

而慶曆新政，范仲淹上的《答手詔條陳十事疏》中提到的十項措施，主要以整頓吏治為中心，其餘的措施很少。所以其只是影響了朝廷內部，對社會上的影響就相對少。

還有一點我個人的看法。為什麼不叫它范仲淹變法，而叫慶曆新政，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要突出皇帝在這次改革中的重要性。因為慶曆是宋仁宗的年號，所以慶曆新政是宋仁宗實行的政治制度改革，這樣或許更有利於推行下去，也間接突出了皇帝在改革中的主導性。當然，我這只是猜測，不一定成立。

商鞅變法也稱秦孝公變法，王安石變法稱作熙寧變法。

范仲淹變法是在慶曆年間，所以稱慶曆新政，而且主導者並非范仲淹一人。

而王安石、商鞅變法除了當時國君，都是靠自己一個人主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