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子騫辭官：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

魯國“三桓”架空魯國公室，且有無數越禮之舉，孔子是極為憤怒的，為此還發出過“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強烈抨擊。從這個意義上講，季康子問孔子關於子路、子貢、冉求三個人是否可以從政時，南懷瑾解釋為孔子認為季氏太囂張跋扈，所以不讓他們三人去從政，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季氏找孔子第一流的學生從政，他們當然不會幹，於是他私底下來拉一個人——閔子騫，請他去當費宰。

誰知這位閔子騫比他的老師更直接，對季府的獵頭HR說：“請你好好替我推辭吧！如果再來召我，那我一定跑到汶水那邊去了。”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公元前536--公元前487)，姓閔名損，字子騫，魯華人，孔子的學生，比孔子小15歲，孔子弟子，孔子學院思想政治系高材生之一，僅排在顏回之後，也是孔子門下七十二賢之一。

復我，是再來召我的意思。汶，水名，即今山東大汶河，當時流經齊、魯兩國之間，在汶上，是說要離開魯國到齊國去。

費，是季氏的封邑，在今山東費縣西北一帶。子路曾經讓子羔去作費宰，被孔子罵了，說：“這簡直是害人子弟。”公山弗擾也曾經據費邑反叛。所以，孔子對那個地方是不感冒的。閔子騫對這個地方也不感冒。

朱熹對閔子騫的這一做法極表讚賞，他說：處亂世，遇惡人當政，“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即硬碰或者屈從都要受害，又剛又柔，剛柔相濟，才能應付自如。

司馬遷稱讚閔子騫“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

閔子騫以孝聞名，為二十四孝之一。孔子稱讚說：“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元代郭居敬編的《二十四孝》和明朝編撰的《二十四孝圖》，均將閔子騫《單衣順母》、《鞭打蘆花》列為第三篇。原文說：“周閔損，字子騫，早年喪母。父娶後母，生二子，衣以錦絮；妒損，衣以蘆花。父令損御車，體寒，手無法握住韁繩。父查知故，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聞，悔改。有詩讚道：閔氏有賢郎，何曾怨晚娘？車前留母在，三子免風霜。”在中國傳統戲曲中有晉劇《蘆花》以此為背景創作。

閔子騫為人謙和。“閔子侍側，誾誾如也。”閔子騫侍立在孔子身旁，一派和悅而溫順的樣子。魯國翻修長府的國庫，閔子騫道：“照老樣子下去，怎麼樣？何必改建呢？”孔子道：“這個人平日不大開口，一開口就說到要害上。”孔子稱讚他處理事情很會處理，話說得很好，“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後世的莊子也曾經辭官不做。《莊子·秋水》記載說，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莊子願意做個自由自在的龜，哪怕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做受人擺佈、拘拘束束沒有自由的供品。

雖然一個是儒家，一個是道家，但閔子騫和莊子或有一比吧

因為他：

不屈於權，不甘於祿

謝謝邀請！“學而優則仕”學有成就以後，可以當官任職，舉直錯諸枉，民服，合乎常理。學而優，就是成就善人，君子，賢人，聖人這類人應當去做官。閔子騫不想做官原因可能正是成就學而優的理念，胸懷若谷，寬廣能主動讓賢吧。不是真的辭官不做。古人云“賢人在野，宰相之過”。任人為賢的舉動，側面體現正確的為官之道。

孔子認為，做為君子，首先要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至於是否從政做官，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自己的道德和才能足以能為國、為民出力，出來做官就是合乎道義的，若非特殊情況，就不要推辭；如果出來做官是被別人強迫和利用，或者違背道義，那麼即使是高官厚祿，君子也不會接受。《述而》篇中，孔子曾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述而第七），《里仁》篇中孔子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為了堅守“仁”的理想，孔子認為一切皆可以放棄，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閔子騫是有名的孝子，他的道德品行非常好，他對當時魯國季氏家族的專權，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不想為虎作倀，不願意做他的官，表面上看似清高，實則彰顯了閔子騫崇高的道德操守。

孔子的思想影響了後世一大批有骨氣的知識分子，東晉大詩人陶淵明，年輕時本有“大濟於蒼生”之志，可是在國家瀕臨崩潰的動亂年月裡，陶淵明的一腔抱負根本無法實現，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願卑躬屈膝攀附權貴，因而和汙濁黑暗的現實社會發生了尖銳的矛盾，產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

為了生存，陶淵明最初做過州里的小官，可由於看不慣官場上的那一套惡劣作風，不久便辭職回家了。後來，為了生活他還陸續做過一些地位不高的官職，過著時隱時仕的生活。陶淵明最後一次做官，是義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過“不惑之年”（四十一歲）的他在朋友的勸說下，再次出任彭澤縣令。有一次，上級派督郵來了解情況，有人告訴陶淵明說：那是上面派下來的人，應當穿戴整齊、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淵明聽後長長嘆了一口氣：“我不願為了小小縣令的五斗薪俸，就低聲下氣去向這傢伙獻殷勤。”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故事，與閔子騫何其相似！他因此而獲得了心靈的自由，獲得了人格的尊嚴，寫出了影響一代文風並流傳百世的詩文，為後人留下寶貴文學財富，也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他也因“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高風亮節，成為中國後代有志之士的楷模。

伴君如伴虎，古代有一些時期的官場是非常黑暗，拉幫結派，如果不同流合汙，則處處碰壁，左右為難。如果被汙染變成貪官汙吏，那就對不起自己所學的聖賢之道。當官不能為了百姓，不如回家種番薯。

孔子的高徒子張跟幾個學習好的同窗說：學而優則仕。意思是說，學習好，就應該去從政做官。此話雖“功利”，但符合孔子的辦學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孔子做過魯國的大司法官，辭官以後一直從事治學為師，教書育人。他有弟子三千，賢者72人，其所創儒學影響至今，巨大且深遠而廣泛

閔子騫同學是72賢人之一，是學習比較優秀的好學生。但是他為什麼要辭官呢？難道他對同學子張有意見，不贊成他說的學而優則仕？還是對當官沒興趣或沒能力？

孔子辦學培養人才，把道德放在首位。先做人，後做事。自然，當官的前提是不缺德，行有餘力，就可以去做事，做官。做官既要有德行，也要有能力，包括知識、才藝還有智慧、勇氣，還要有權變等等。

閔同學是什麼情況呢？下面我們看看他的大資料介紹：

閔子騫（前536--前487），名損，字子騫，尊稱閔子。魯華人。

閔同學比孔子小15歲，出身貧寒，生母早逝，很小就從事體力勞動，經常隨父親外出謀生，過著十分清苦的生活。不過他的祖上也曾經大富大貴過。

後來閔子騫拜師孔子，成為孔子“仁禮”文化的忠實傳播者推和積極踐行者。他在孔門中以德行與顏回並稱，為七十二賢人之一，以孝道名聞天下。他終生不仕，直到50歲時去世。

孔子評價閔子騫同學：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任用德行，（在弟子中可仕之人）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閔同學德性高，毫無疑問，有資格從政，且可以很好實施孔子倡導的以德治國的理念。如他所說：任用德行，（在弟子中可仕之人）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但他卻推掉了季大夫發來的任職offer ，想必他有自知之明，雖然有為官之德，但無為官之能，興趣不大，難以勝任，故而謝絕。

難道一定要當官才算從政嗎？孔子基本沒有當官，除了很短暫的做了一段時間魯國的司法官，剩餘的時間基本就當老師。他教了一輩子書，不過也有人勸過孔子從政，且看孔子回覆如下：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雲：‘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大意是說：《尚書》上說：要把孝敬父母，友愛兄弟的道德風氣影響給從政者。這樣做也是從政了呀，為什麼一定要做官才算從政呢？

所以，閔子騫不當官，並不能說他反對學而優則仕，我們不必過度解讀閔同學的辭官舉動，這只是他的個人行為，不存在“反儒”或“犯規”。不當官不等於沒從政。如孔子所曰，我們如果可以各種方式去影響從政者，這也是從政。

社會發展到今天，只要是在為人民服務，是在為國創富，是在為國安民，如解決就業等等，都是在從政治國。

有資料說，其實閔子騫已經做了一年的費宰，但是最後發現，做官不是為了國家，而是幫季氏（春秋時期魯國權臣），就辭官不做了，而後才有了下面這句：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出自《論語·八佾篇》

孔子說季氏一族（魯桓公後人），祭祀家廟使用周天子祭祀的八佾舞，僭越禮制的事情都做了，還有什麼事情不敢做。

在《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推測季氏在國境內使用武力，不使用文治教化的方式，是對魯國有異心。

孔子東遊，其中有部分原因和季氏一族有關；據說春秋時期魯國孔子建議國君，墮毀三桓(魯國公族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的私邑（墮三都），失敗後，孔子與季氏產生矛盾。

閔子騫15歲拜孔子為師，是孔子的早期弟子，並且在孔子學生中很有名望，屬於孔子的左膀右臂的級別。

根據以上可推斷，閔子騫辭官是認清了，季氏拉攏自己對付老師的陰謀，所以才堅決不做官，甚至要跑到齊國去。

我認為這個問題需要分為兩個層面來解答：

第一，“學而優則仕”是誰提出來的？真的能代表儒家的主張嗎？

第二，閔子騫不做官的原因是什麼？

實際上，“學而優則仕”並非孔子提出來的，在春秋時代，也沒有被儒家弟子普遍接受。之所以後來成為代表儒家的“至理名言”，是為了迎合後世統治者籠絡人才的需要。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也就能明白，閔子騫不做官只是個人的選擇和喜好，並不違背儒家的行事準則。

我們熟知的這句話，出自《論語·子張》，原文是這樣說的：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可見，這句話是子夏說的，並不代表孔子和其它弟子的意見。說到子夏，他是孔子弟子中比較另類的一個。

子夏的很多思想和言論，都與當時的儒家主流不合，他認為儒家理論應與時俱進、經世致用，從這個角度來說，有點偏向法家。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就評價道：

如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

以上列舉的四個人，都是當世著名的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其中吳起更是法家的代表。可見，子夏的弟子，大多都有從政做官的傾向。

那麼，孔子對子夏怎麼評價呢？我們從《論語》中的一些片段，就能得到答案：

子貢曾經問孔子：子張和子夏這兩個人，誰比較賢？

孔子回答說：師也過，商也不及。（子張名“顓孫師”，子夏名“卜商”）

意思是說，子張賢得太過，子夏則不夠賢。言外之意，子夏這個人的品德有一些小問題。可見，孔子對子夏一些比較功利的主張，是不認可的。他還曾經告誡子夏：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這句話就說得很明白了，子夏在孔老夫子的眼中，屬於走了歪路的學生，算不上“君子”。

不僅孔子不認可，其他弟子也常與子夏發生爭論，如子張和子游，這些事蹟在《論語》中都有所記錄。我們完全可以猜想，像閔子騫這樣德行高尚的人，大機率也是對子夏的言論嗤之以鼻的。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

其中列舉的德行代表有四個人，閔子騫僅列在顏淵之下。如果我們深入瞭解這四個人，就會發現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出身貧寒。

由此我們可以總結出閔子騫不做官的幾條原因：

春秋戰國時代，中國處於典型的貴族社會，門第出身十分重要。如果出身不行，有財富也可以。但閔子騫顯然兩樣都不佔。

據史料記載，閔子騫的先祖是魯國第四代國君魯閔公，但傳到閔子騫，已經過了八、九代了。在古代的分封制下，爵位越往下分越小，分到最後，就成了庶人。所以閔子騫其實跟劉備一樣，雖然有一個貴族祖先，但本身沒什麼地位。

他從小就跟著父親幹體力活，而且受到繼母的欺負，冬天連一件棉衣都沒有。但閔子騫並不抱怨，依然孝順繼母。這段事蹟後來還被寫進“二十四孝”。

像閔子騫這樣的出身，想要做大官幾乎是不可能的，只能被一些貴族“招聘”，自己沒有選擇權。

德行好不代表就善於做官。

尤其是在貴族社會，為官者需要精通各種技能，包括：禮、樂、射、御、書、數，同時還得有一定的口才。要掌握這些技能，就需要良好的家庭條件和資源，而閔子騫大機率是沒有的。

在《論語》、《史記》這些史料中，也只記載了閔子騫德行好，關於他的其他才能，幾乎沒有提及。可能閔子騫除了在德行方面，的確沒有太多突出的事蹟。

這一點，我認為閔子騫自己也很明白。他覺得自己不適合做官，就算做官，也無法融入官員群體，自己也會很不舒服，那還不如不做官。

和他有共同想法的，可能還有顏回、仲弓。

司馬遷在《史記》中這樣評價閔子騫：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

“汙君之祿”四個字，其實就是在罵季氏。這裡的季氏，指的是季桓子。在當時的魯國，季氏把持政權，地位如同君主。孔子對此現象十分不滿，曾經提出“削三桓”。也就是說，孔子和季氏是對立的關係。

作為孔子的得意弟子，閔子騫又怎麼會認同季氏呢？他更不會去季氏手下為官。

其實，季桓子不但邀請了閔子騫做官，還邀請了孔子的其他弟子，其中就包括仲弓（冉雍）。冉雍一開始還很樂意，接受了邀請，在季氏手下做了三個月的小官，但後來“諫不能盡行，言不能盡聽，遂辭去，復從孔子”。從此，冉雍再也沒考慮過做官。

這樣的事，閔子騫當然不會幹。

透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幾個結論：

第一，“學而優則仕”並不是儒家的行事準則，只是子夏的個人意見。閔子騫沒必要認同這句話，更沒必要去遵守；

第二，閔子騫貧寒的出身，令他不具備做官的條件和技能；

最後，說一點個人想法。

“學而優則仕”這句話之所以有那麼大的影響力，跟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官僚體制息息相關，它一定程度上是為統治者服務的。但隨著時代的進步，我們應該理性看待這句話，根據個人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理想，理性的選擇自己要走的道路。

閔子騫（前536—前487），名損，字子騫，春秋末期魯華人。他是孔子的高徒，為孔門七十二賢之一，在孔門中以德行和老成持重著稱，尤以孝行聞名於世。有一天，當時魯國的權臣季家派人請他去做費地的行政長官，他告訴來人說，好生給我辭掉吧，如果再來請我，那我就一定會跑到汶上去。汶上不是指現在的汶上縣，是指汶水之北的齊國之地，意思是逃往外國。

儒家向來主張“學而優則仕”，為什麼閔子騫卻辭官不做？

孔子認為，做為君子，首先要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至於是否從政做官，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自己的道德和才能足以能為國、為民出力，出來做官就是合乎道義的，若非特殊情況，就不要推辭；如果出來做官是被別人強迫和利用，或者違背道義，那麼即使是高官厚祿，君子也不會接受。

《述而》篇中，孔子曾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述而第七），《里仁》篇中孔子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為了堅守“仁”的理想，孔子認為一切皆可以放棄，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

閔子騫是有名的孝子，他的道德品行非常好，他對當時魯國季氏家族的專權，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不想為虎作倀，不願意做他的官，表面上看似清高，實則彰顯了閔子騫崇高的道德操守。

孔子的思想影響了後世一大批有骨氣的知識分子，東晉大詩人陶淵明，年輕時本有“大濟於蒼生”之志，可是在國家瀕臨崩潰的動亂年月裡，陶淵明的一腔抱負根本無法實現，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願卑躬屈膝攀附權貴，因而和汙濁黑暗的現實社會發生了尖銳的矛盾，產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

為了生存，陶淵明最初做過州里的小官，可由於看不慣官場上的那一套惡劣作風，不久便辭職回家了。後來，為了生活他還陸續做過一些地位不高的官職，過著時隱時仕的生活。陶淵明最後一次做官，是義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過“不惑之年”（四十一歲）的他在朋友的勸說下，再次出任彭澤縣令。有一次，上級派督郵來了解情況，有人告訴陶淵明說：那是上面派下來的人，應當穿戴整齊、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淵明聽後長長嘆了一口氣：“我不願為了小小縣令的五斗薪俸，就低聲下氣去向這傢伙獻殷勤。”說了這番話後，陶淵明脫掉官服，辭官歸隱。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故事，與閔子騫何其相似！他因此而獲得了心靈的自由，獲得了人格的尊嚴，寫出了影響一代文風並流傳百世的詩文，為後人留下寶貴文學財富，也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他也因“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高風亮節，成為中國後代有志之士的楷模。

儒家思想形成了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學而優則仕”體現也是一種仁道。閔子騫辭官與當時歷史背景相關，是特殊時期，特殊選擇，不能以偏概全，從而否定仁道。

“仁”是一種道德範疇，與現今社會以德為先是不謀而合。人人樹立正確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迫在眉睫，摒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不勞而獲的思想。

疫情期間，各行各業“逆行者”，展現中華兒女“大愛”精神，讓世界為之感嘆，這種精神將永遠傳承下去。無論做什麼，無論從事什麼工作，無論在哪個領域，最起碼在人生道路上不會偏航，不會走捷徑，永遠向著正確方向前進。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需要先弄清楚閔子騫拒絕做官的原因，以及踐行孔子“學而優則仕”理念所需要的現實環境。

閔子騫是孔子的高徒，不論是才華還是品行均受到過孔子的高度肯定。孔子曾誇獎閔子騫雖然平時話不多，但一開口總是能說到點子上，即“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孔子還曾將閔子騫和自己最喜愛的顏淵並舉，誇讚他們都是品行高潔的君子，即“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不過如此優秀的閔子騫曾拒絕了去費地做官的機會。他對前來聘請自己做官的人說：“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大意為請來者務必替自己推掉這份差事，如果再有人請他去做官，他就會逃到汶水那邊去。從字面意思上看，閔子騫對進入仕途如此不感興趣，似乎背離儒家“學而優則仕”的主張，但如果對該理念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會發現閔子騫拒絕做官一舉跟“學而優則仕”並不衝突。

首先“學而優則仕”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為：做官是才學優異的人最終極的歸宿。因為在孔子以前做官的確是士這個階層的終極目標，但從孔子開始士的使命被賦予了新的含義，做官不再是他們的終極目標，而只是他們用來踐行“道義”的手段，正如孔子說的“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因此鮑鵬山先生認為，按照孔子本人的經歷來看，“學而優則仕”中的“優”不宜理解為優秀，而應該理解為有餘力，所以這句話應該理解為：在學有餘力的情況下，可以去做做官。

其次，是否選擇做官是有條件的。比如《論語·衛靈公》中就提到什麼情況下可以去做官，即“邦有道則仕”，這是說是否選擇做官取決於天下是否有明君當道。但當時天下大亂，魯國被三桓把握朝政，聘請閔子騫的季氏更是僭越禮樂，多次參與魯國政變，是魯國權臣亦是不折不扣的亂臣賊子。在這樣的國家狀態下儒家更主張“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學而優則仕”則不適用於這種場合。

綜上，儘管閔子騫拒絕為官，但並不和儒家“學而優則仕”的理念相矛盾，這是由該理念的內涵和特定適用範圍決定的。這也啟發我們在理解一種理念時，不能將其絕對化，而需要結合它特定的條件和情境去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