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宋朝開國皇帝，五代亂世的終結者，同時也是將藩鎮割據地方權力關進牢籠的終結者。如此多的修飾詞不是為了說明趙匡胤有多厲害，畢竟搶奪後周孤兒寡母政權是事實的存在，這些修飾詞只是為了說明趙匡胤為啥給子孫後代留下了不殺士大夫做鋪墊。

唐朝中後期，皇帝權力被宦官和地方藩鎮稀釋，後果是什麼呢？皇帝成為傀儡。五代亂世，武將的地位權力更加的突出，趙匡胤就是武將出身，而後奪取政權的代表。所以趙匡胤明白國家想要長治久安，不能馬上治天下，武將權力必須要限制，怎麼辦呢？提高文臣的地位，給予文臣特權。

不殺士大夫就是趙匡胤給予文臣的一道免死金牌。

只有這一道免死金牌也沒用啊，帝王的權力也要被約束，而後趙匡胤又給予了文臣另一道特權，上書言事，就是說文臣士大夫可以上朝議論，這種上朝議論不是隨便說說的，而是給予實質性權力的，對此皇帝不能動輒將他們斬殺或懲處，這是有現例項子的，比如宋太宗和寇準議事時，話沒說完，宋太宗想走，也就是不想聽寇準再囉嗦，寇準直接拉住宋太宗的衣服，然後把事情說完才讓宋太宗走，事後宋太宗也沒懲處寇準。宋仁宗想為自己愛妃的伯父升官，象徵性的徵詢群臣建議，包拯直接跑到宋仁宗的面前爭辯，唾沫星子噴宋仁宗一臉，事後升官之事作罷，宋仁宗也沒懲處包拯，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宋朝是整個中國歷史上言論最寬鬆的朝代。

這一切的根源皆是趙匡胤當初的貢獻，沒有他這一道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遺訓，宋朝計程車大夫哪能過得如此逍遙自在。

宋太祖趙匡胤是一個十分有作為的皇帝，沒有宋太祖的重視文人，就沒有後代大宋眾多的名人賢者。

起初，並不是不殺文人，而是不殺言官，因為言官進諫，是為了這個國家的發展著想，不管意見是否正確，出發點是好的，難道你要殺一個對你好的人嘛？

其次，言官進諫，不可能全是至理名言，因為那個時代的人不可能掙脫那個時代的價值觀束縛，所以後世才會有褒有貶，但無論如何，趙匡胤要讓他們說話，如果言官說皇帝不喜歡聽的，皇帝就要殺掉言官，那以後誰還敢說真話，好話，實話。

最後，宋代的文人為什麼能夠捨身為國，為什麼能夠暢所欲言，為什麼能夠視死如歸，因為這個國家形成的風骨就是這樣，既然重視文人。文人就要擔負起保護國家的責任，看不起武人沒關係。保護國家的重擔文人抗。

雖然很遺憾，一個國家需要武力，但時代的束縛，價值觀的改變是非常難的。

唐朝因為武將手握兵權導致強大的唐朝在“開元盛世“之後先是“安史之亂“後期又藩鎮割據天下大亂，藩鎮不從皇權互相攻伐。為了改變一直一來重武輕文的局面，趙匡胤不得不限制武將，剝奪其兵權，大力培養文臣力量，故不士大夫，以此來杜絕宋朝從內部瓦解的可能。而縱觀兩宋，也確實並沒有發生太大規模的叛亂，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還出現一批文臣護國，最終崖山海戰，文臣陸秀夫背少帝跳海的悲壯。

在宋朝滅亡時候，有人曾在宋王朝太廟中發現了一座趙匡胤生前所刻的“三誓碑”，又被稱為“勒石三戒”，王夫之《宋論》卷一《太祖三》中有記載：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保全柴氏子孫；不殺士大夫；不加農田之賦。

我們可以看到，這其中就有一個規定，那就是：凡我子孫，不得殺士大夫，不殺文人。其實，“大宋朝不殺士大夫”這條規定，應該是被大家美化過了，與真實的歷史情況有所出入。很多學者認為：趙匡胤不是不殺士大夫，而是希望大家暢所欲言，並不會因為說錯話而掉了腦袋。這樣一來，很多文人學者都可以闡述自己的觀點，以此鼓勵有識之士可以更好的融入到國家大事的討論之中，從而，開啟了宋朝文化繁榮的局面。其實，“大宋朝不殺士大夫”這條規定，應該是被大家美化過了，與真實的歷史情況有所出入。很多學者認為：趙匡胤不是不殺士大夫，而是希望大家暢所欲言，並不會因為說錯話而掉了腦袋。這樣一來，很多文人學者都可以闡述自己的觀點，以此鼓勵有識之士可以更好的融入到國家大事的討論之中，從而，開啟了宋朝文化繁榮的局面。

我想這裡的不殺，應該也不是絕對不殺，只是不輕易誅殺把應該是。

宋太祖誓詞三行：一為“柴氏（周世宗）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這段著名的宋太祖誓詞在正史中無記載，出自陸游所撰寫的《避暑漫抄》中，是真是假無從辨別，不過，宋朝歷代皇帝的行為和這段誓詞要達成的目標非常接近，就姑且當是真吧，至於宋太祖為什麼強調不讓後世皇帝殺害士大夫，小編以為有兩點原因。

皇族是沒有辦法單獨治理天下的，必須要有一個合適的群體來幫助皇族，宋以前是皇帝和門閥共治天下，到宋朝時，門閥已經消失，皇帝需要重新找一個群體做幫手，五代以來的經驗告訴趙匡胤，武將集團太危險，於是他選擇了士大夫。

這個士大夫群體是以寒門出身為主的讀書人，趙匡胤防範武將，但也不希望回到隋唐時皇族與門閥共治天下的局面。士大夫在民間有很高的聲望，讀書人在古代向來受人愛戴和欽佩，他們的一言一行都能影響到無數百姓，得到士大夫的擁護就相當於收穫了民心。

讀書人明理，明什麼理？他們講究忠、孝、節、義，這是古代士大夫刻在骨子裡的精神，因此，士大夫或許會爭權，但絕對不會造反，而且古語有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以士大夫群體為執政主體，趙匡胤不用擔心他建立的皇朝從內部生亂。

宋時計程車大夫集團是團結的，但也是鬆散的，他們不像隋唐時的門閥和世家，幾個門閥互相一聯姻，聯合起來就是一股能威脅到皇權的集團，宋時的宗族力量已經大大減小，來自五湖四海計程車大夫無法聚合成造反的力量，皇族可以放心使用。

皇權需要一定的限制，士大夫們明白，皇帝趙匡胤也明白，否則出現一個無人壓制的荒淫無道的皇帝，大宋就有可能陷入絕境，趙匡胤本人能剋制自己的慾望，但他並不能保證後代子孫都能像自己一樣，為此，他樹立起士大夫這個群體來制衡後代皇帝。

終宋一朝，士大夫集團基本上達到了趙匡胤的要求，萬眾一心的對皇權進行制衡，宋朝的皇帝遠沒有其他朝代的皇帝過得舒心，就是因為他們的日常被士大夫們牢牢的盯著，稍微有一點出軌行為，士大夫們就會一擁而上的幫助皇帝糾正錯誤。

整個兩宋期間，只有北宋末期的宋徽宗因受不了士大夫集團的監督，而使用了宦官這個群體來抗衡士大夫，用宦官幫助他掌政，掌軍，北宋著名的奸臣“六賊”中就有三人是宦官，結果宋徽宗玩脫了，導致了北宋的滅亡和自己悲慘的結局。

總結：宋太祖趙匡胤在給後代子孫的遺囑中，強調不得殺害士大夫，首先是為了鞏固皇權，為了皇族不勢孤力薄，於是拉攏士大夫集團，即所謂的“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們全是精英分子，完全能夠成為皇族在政治上的盟友。其次則是利用士大夫集團來遏制後代子孫的荒唐想法和行為，希望後代子孫能成為好皇帝。

趙匡胤的想法很好，有了整個士大夫集團的支援，兩宋三百多年也幾乎沒有什麼內亂，雖然兩宋的結局都很悲慘，但宋朝的皇帝們在士大夫集團的擁護下，也建立了一個文治最輝煌的封建王朝時期，宋太祖遺言或許真，或許假，都已經不重要了。

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約，證明這個開國皇帝確有政治遠見，其誓約不僅是保證言路暢通和監察權實施的重大措施，也體現了封建專制時代難能可貴的進步——據陸游《避暑漫抄》記載，宋太祖稱帝的第三年，即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此後每代新皇帝登基，照例由一個不識字的宦官“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掲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然後由皇帝親自到碑前“再拜，跪瞻黙誦訖，復再拜而出”。儀式莊重而神秘。碑中“誓詞三行，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在迷信觀念極重的古代，第三條當然是極重的毒誓。但到北宋末年，金軍攻破開封，太廟“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秘密就此公開。此外，被俘的宋徽宗，也曾託曹勳向宋高宗轉達重要口信，據曹勳向宋高宗上奏: “(太上皇)又語臣曰:‘歸可奏上，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故七祖相襲，未嘗輒易。每念靖康年中，誅罰為甚。今日之禍，雖不[在]此，然要當知而戒焉。’”(《松隱文集》卷26《進前十事札子》，《會編》卷98《北狩聞見錄》，《要錄》卷4建炎元年四月，《宋史》卷379《曹勳傳》) 在君主專制的條件下，敢於直言是極其不易的。眾所周知，唐太宗虛心納諫，從善如流是出名的，但這隻屬個人的政風，並未立下什麼制度性的死規矩。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約，證明這個開國皇帝確有政治遠見，其誓約不僅是保證言路暢通和監察權實施的重大措施，也體現了專制時代難能可貴的寬容政治和政治文明的重大進步。與其他朝代相比，宋朝強調優禮士大夫，臺諫官的諫諍和糾劾條件在不少場合下是比較寬鬆的，他們受到宋太祖誓約的保護。官員最重的處罰不過是流放嶺南。古代的專制政治當然是殘酷的，且不說平民布衣，就是大臣，也動輒遭殺身之禍。宋人謝逸在《讀阮籍傳》中說:“魏晉之交，王室不競，強臣跋扈，殺戮大臣，如刲羊刺豕，無所顧憚。一時名士，朝不謀夕，如寢處乎頹垣敗屋之下，岌岌然將恐壓焉。”其實，在整個中國古代，又何嘗不是“殺戮大臣，如刲羊刺豕”。北宋末年，陳公輔上奏說: “漢法，大臣有罪，皆棄市夷族。本朝祖宗恩德之厚，未嘗殺戮大臣，然竄逐嶺表固有之矣。” 宋太祖誓約在北宋歷代執行得相當嚴格，如大臣盧多遜和丁謂圖謀皇位，也僅流放了事。在北宋後期的激烈黨爭中，大批反變法派流放嶺南，變法派章惇、蔡卞製造冤獄，確實想將他們定為“大逆不道之謀”，而置於死地，但宋哲宗說:“已謫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宋史》卷200《刑法志》)只有在宋欽宗時開了殺戒。宋徽宗認為宋欽宗誅斬王黼、朱勔、童貫等人“不祥”，故命曹勳傳話，要宋高宗引以為訓。 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這是宋朝政治冤獄和文字獄最濫，正直士大夫受禍最烈的一代，主要也僅開三次殺戒:第一次是殺張邦昌、宋齊愈等降金媚敵者，第二次是殺害直言敢諫的名士陳東和歐陽澈，第三次是殺害岳飛、張憲和岳雲。秦檜得勢之後，睚眥必報，殺心極重，但畢竟受到了皇帝的羈束，而在大部分場合下，皇帝也仍受宋太祖誓約的羈束，對許多正直士大夫的重懲，也就是流放嶺南或海南島。 南宋第二個權臣韓侂冑得勢時，“坐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但也僅是貶竄了事。為時不久，“偽黨之禍寖解”，並未開殺戒。後韓侂冑在政變中被殺，宋寧宗最初並不知情。後有詔斬其同黨蘇師旦，才開了殺戒。蘇師旦原是“平江（府）之胥吏”，又當韓侂冑之“廝役”，屬武官，在宋人眼裡不算士大夫。第三個權臣史彌遠為人陰鷙，他以謀反的罪名，殺害了武學生華嶽和濟王趙竑，但對許多名士，也僅是設法將他們逐出朝廷，外任地方官。第四個權臣賈似道，對政敵和名士，“小忤意輒斥，重則屏棄之，終身不錄”，也未開殺戒。賈似道最終流放到漳州，在木綿庵被縣尉鄭虎臣“拉殺”，即擊殺，並非出自宋廷的命令。宋廷明令斬殺的，只有其幕僚翁應龍。 由此可見，陳公輔的說法是符合史實的。後世認為宋政“寬柔”，從政治文明的角度看來，宋太祖的秘密誓約確是體現了“寬柔”的積極方面。當然，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總體制下，此種政治文明的進步畢竟是有限度的，不可估計過高。特別宋高宗不顧宋太祖毒誓，親自下令的兩次屠戮，即使在中華古史上也是罕見的兇殘。 自宋以後的金、元、明、清以至更晚，在政治文明方面的倒退，則是顯而易見的。皇帝的專制淫威不斷強化，政治過程的殘暴化，動輒迫害和誅戮，草菅人命，反而被視司空見慣。從珍視人命的現代人權和文明理念看來，這是理應被批判、譴責而唾棄的歷史罪惡傳統。

太祖“不殺士大夫的遺囑”，南宋著名詩人陸游在《避暑漫抄》有明確記載：太祖代周稱帝的第三年，即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此後，每代新皇帝登基，照例都由一個不識字的宦官“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掲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然後由皇帝親自到碑前“再拜，跪瞻黙誦訖，復再拜而出”。儀式莊重而神秘。碑中“誓詞三行，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在迷信觀念深入人心的中國封建社會，第三條之約，從法理和道德兩方面給後世子孫的繼任者們帶來約束，讓他們不敢肆意妄為，敗壞國家。

那麼問題來了，太祖為什麼要立此約“不殺士大夫呢”？我想大約應該有以下幾點原因：

唐朝中後期，本身處於權力核心的皇帝的權力被廷宮宦官和地方藩鎮所分割代取，直接導致皇帝成為傀儡。五代亂世之局，也正是由此造就。藩鎮也好，諸侯也罷，要想在這亂世之中突圍而出，做出成績，就必須有強大的軍事勢力。武將的地位由此提升，手中的權力也更加的突出，趙匡胤以武將之身，逆取後周江山。為避免擁有同樣軍事實力的驕兵悍將依樣畫葫蘆，趙匡胤明白，必須削弱他們的實力，從根本上限制他們的權力。以儒生士大夫們為主體的文官，成為打壓他們最好的棋子。提高文臣們的地位，給予他們特權，讓他們敢於直言進諫。能不能虛心納諫不重要，重要的是，朝廷上的力量向文官們傾斜，那怕是出於自身集團利益的考慮，文官們也會把挑剔和犀利的目光鎖在功勳武將們身上，讓他們不敢輕舉妄動。皇帝的權威透過對文官的拉和對武將的壓得到空前加強。那如何能保證文官集團的力量不被頃刻間團滅呢？立誓約，白紙黑字留下，任何敢違背誓約的就是大逆不道，文官士大夫們不會丟掉性命，文官集團勢力的牽制作用就會一直存在，朝廷權威得到加強。

唐太宗虛心納諫，從善如流，集思廣益，終有貞觀之治。太祖皇帝以他為模範，力圖繁榮國家。他知道，要治理好一個國家，任何個人，即便他再偉大，也不可能一個人完成，事事都對，時時英明。一個人的智慧遠遠抵不上群策群力。那些通曉古典文化、熟知社會傳統計程車大夫們，就是集體智慧的來源。太祖立下秘密誓約，證明這個開國皇帝確有政治遠見，其誓約保護住士大夫們的性命，就等於保證進諫言路的暢通和監察權的實施，這也體現了封建帝制時代難能可貴的政治寬容和政治文明的進步。與以往的歷朝歷代相比，趙氏王朝強調優禮士大夫，臺諫官的諫諍和糾劾條件在不少場合下是比較寬鬆的，他們受到太祖誓約的保護。對有罪官員最重的處罰不過是流放嶺南。這同樣也是人性光輝的表露。以前的專制政治殘忍而冷酷，且不說平民布衣，就是朝廷大臣、地方要員，也是動輒遭殺身之禍。宋人謝逸在《讀阮籍傳》中說:“魏晉之交，王室不競，強臣跋扈，殺戮大臣，如刲羊刺豕，無所顧憚。一時名士，朝不謀夕，如寢處乎頹垣敗屋之下，岌岌然將恐壓焉。”太祖之仁德，由此可見一斑。

我考慮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太祖趙匡胤在陳橋驛發動兵變，揮師入京，取代孤兒寡母的周家天下。要知道，太祖在世宗皇帝活著的侍候，可處處以忠臣自居的，在世宗面前的那份恭順、那份忠勇，有目共睹。世宗皇帝從未懷疑他的忠誠。太祖自己也曾說，世宗皇帝在位時，從未懷疑過我的忠心。然而，陳橋一叛，畫風突變，大跌世人眼鏡！

——難道這傢伙的忠心一直是裝出來的？其實是早就居心叵測了？這傢伙藏的可夠深啊！世宗皇帝死不瞑目啊！一輩子英明，還是臨終看走眼了！——

太祖趙匡胤畢竟跟以往那些軍閥不同，對於流言蜚語，他沒有采取強硬措施，而是從心理根本上消除這些對自己名頭不利的影響。怎麼辦呢？從源頭做工作。傳播流言蜚語的，無非就是些儒生士大夫。那好，給你們不可拒絕的天大恩典，看你們還有什麼話說！老話不是常說“吃人嘴短，拿人手軟”？“不殺士大夫”，前朝未有，後朝無繼。在保全性命的同時，士大夫們可以參與到國家建設中來，與皇帝一起分享權力的盛宴，衣食無憂、悠哉樂哉，至於國家是姓周還是姓趙，與他們何干系呢？！

太祖實際上看透了儒生士大夫們的心思，所以他才能做到對症下藥，進而藥到病除。趙氏江山能傳承300多年，賴太祖之功甚也。

因為作為皇帝，自己也不能把天下的官職都一人當了；還是要把官職封給別人，還是要把權力分給別人；

趙匡胤陳倩病變，黃袍加身輕而易舉就篡奪了後周的江山，他是知道武將的厲害的。所以，趙官家是不敢任用武將的！

不敢認用武將就只能任用文人了，那麼怎麼收買文人就是個問題了；

文人手無縛雞之力，一個個的怕死得很，趙匡胤不殺文人的這話一出來就像給文人吃了一副安胎藥；

而且，也能讓文人幫自己粉刷自己竊奪別人家家業的黑歷史！

宋太祖趙匡胤為什麼會不讓後人殺害士大夫？

第一、時代背景，武將掌權危害太大

唐朝的時候為了加強防禦力量，在全國設定節度使統率諸軍、鎮，以此方便徵調全國軍隊。節度使一職對一方的軍隊有專制的權力，“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符，樹六纛。外任之重，無比焉。”發展到後來，節度使更是集軍、民、財三政於一身，各地往往對朝廷保持著不同程度的離心狀態。

唐玄宗時期，在緣邊防禦外族的地區設立了十個節度使，全國精銳部隊多調於此，而安祿山更是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唐朝出現了外重內輕局面，終於在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釀成了安史之亂。

後來雖然安史之亂被平定，但是並未能進一步消除節度使對朝廷潛在的威脅。唐朝末期，黃巢起義之後，唐帝國已名存實亡，各方節度使形成擁兵自重的局面，其中以宣武節度使朱全忠、河東節度使李克明、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等人勢力最大。各節度使在自己的管轄區域為所欲為，朱全忠更是一度控制了皇帝，濫殺朝臣，最終在開平元年（907年）廢唐哀宗，自行稱帝，建立了後梁。唐朝最終滅亡在自己起初用意於維護統治而設定的節度使之手。

朱全忠建立後梁之後，並未能統一全國，之前唐朝設定的一些勢力強大的節度使紛紛擁兵自重，且互相攻殺，失敗的一方則為之兼併。其中軍事實力最強、在唐亡後建號稱帝者，先後有五代，其餘還有割據一方，立國改元子孫相傳者為十國。五代十國時期的封建統治者，依靠武力，分別割據一方，原本的唐王朝被許多小的政權所代替。

五代十國境內之節度使亦多驕橫跋扈，其部下也多為強兵悍將，武力奪權之軍事政變不斷髮生。唐朝的節度使遺禍延續至此仍未結束，長期的戰亂以及動盪的政局給廣大人民造成極大的危害。

第二、根據自身的經驗

北宋王朝是宋太祖趙匡胤以軍事將領的身份發動陳橋兵變，奪得帝位建立的國家。此前節度使林立，擁兵自重，有的藩鎮將領公然宣稱：“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藩鎮將領們各自依靠自己手中掌握的軍隊，互相吞併，兵變奪權事件頻繁發生。“兵權所在，則隨之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之以亡”。

對於皇帝來講，控制有實力的軍隊的將領便可以建立並維護一個穩固的國家，一旦失去對軍隊的統屬權之後便會皇權不穩，因之敗亡。宋太祖趙匡胤便是依靠自己的殿前都點檢身份控制禁軍，然後才能夠成功的發動陳橋兵變，並建立了宋王朝。

趙匡胤以唐後期以來的政權變更情況和自己的親身經歷，深切體會到兵權對於國家穩定的影響。為了維護其統治，必須採取措施削弱藩鎮節度使以及朝廷大將的權力。這就是宋代重文輕武國策出臺的大背景。

北宋王朝依靠軍事發動政變奪得政權，因此其統治者對大臣的防範措施也是相當嚴密。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基礎，趙宋王朝的統治者推行重文輕武國策。

第三、士大夫不會造反，就算造反也不會成功

“士”在中國古代政治中最早屬於先秦分封制下的一個底層貴族階層，此後其政治地位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髮生改變。春秋戰國時期，士不再特指分封制下的最底層貴族，而是指擁有一定技藝和知識，並以此在諸候國中獲得官職。其後，分封制解題，士大夫演變為官僚制的職級，並逐漸與士並稱為“士大夫”，官僚制下計程車大夫身份具有二重性即“官僚一知識分子”。

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以儒士文人為主計程車大夫階層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步提高。但統治者對於儒學是採取工具主義的態度，透過儒學倫理道德來維護統治秩序，但實際行政中卻往往儒法並行甚至是外儒內法。

根據上述可以看出，宋太祖趙匡胤之所以會要求後代不得殺害士大夫，其最主要的目的還是想讓大宋國祚綿長，大宋是怎麼建國的，趙匡胤深有體會，加上當時處於五代十國的大亂世，動不動就改朝換代的時期，趙匡胤為了防止自己建立的大宋也會如此，那麼必然要不待見武將，既然趙宋皇族不待見武將，那麼必須要依靠文人（士大夫）才能治理好一個國家，既然要依靠文人，而且文人也不會去造反（造反也不會成功），那麼何不讓士大夫死心塌地的維護趙宋皇族呢，所以給予士大夫一些甜頭是必須的，而不殺士大夫恰恰是最大也是最好的好處。

所以，宋太祖趙匡胤在立下這條祖訓的時候，肯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也是最符合趙宋皇族利益的。

在封建社會，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往往會對社會各個層面進行控制。“思想”雖然是一種虛無縹緲的東西，但卻能左右人的行為，因此歷代統治者都十分注重加強對百姓們思想上的控制。

在封建時代，整個社會中最具思想獨立性的就是讀書人了，他們熟讀史書典籍，知道真正的“盛世”該是如何。

一個王朝的正常運轉要靠讀書人，但是一個王朝的毀滅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讀書人，很多封建王朝都有過“文字獄”，都迫害過讀書人，但是宋太祖趙匡胤卻立下了“不殺士大夫”的祖訓。他的這一做法奠定了北宋“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局面。

宋太祖之所以提出這一祖訓是因為，在宋朝建立初期門閥貴族已經沒落，無法擁護宋王室。趙匡胤不願重現“安史之亂”的局面，所以對於武將勢力十分忌憚，在這種背景下，布衣出身的讀書人是趙匡胤最好的選擇。

除此以外，作為開國之君，趙匡胤必然會為了王朝的長久存在做打算，縱觀封建歷史，有多少昏庸君主貪圖享樂使祖宗基業毀於一旦。

為了避免這種局面的出現，他必須扶持新的勢力集團來規範君主行為，士大夫階級飽讀詩書，深受忠孝禮儀制度的薰陶。他們的存在，能夠維持王朝的正常執行。

唐朝末年，皇室衰微，地方上節度使權力壯大，兵變不斷。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與此同時，自先秦以來就形成的儒家文化受到了極大的衝擊，在當時整個社會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都發生了極大的轉變。

安史之亂後，唐朝陷入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藩鎮割據狀態，這種社會現象對當時的經濟文化軍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五代時期，各路軍閥混戰不休，在短短的半個多世紀當中，中原地區換了六個政權（含北宋）。整個社會一片混亂，沒有禮儀制度，沒有忠君報國，凡是手中有兵權的無論出身，皆可造反。

宋太祖趙匡胤透過兵變奪取了後周政權，開創了大宋王朝，歷經五代混亂時期的他深知武將專權的危害，在他看來只有偃武修文才是鑄就盛世的治國之道。

可是宋朝在建立初期，依然存在武將軍閥集團發動叛亂的慣性，整個社會缺乏穩定的政權，宋朝在建立後想要維持政權穩定就必須掃除過去武將軍閥集團亂政的現象。

之後，宋太祖透過“杯酒釋兵權”收回了武將手中的兵權，這一做法奠定了整個大宋王朝“以文治天下”的國策。這一國策得到了當時社會各階層的認可，經歷過上百年的亂世，百姓們普遍認為太平盛世才能保障自己的身家性命。

即使是武將，也認為太平盛世才能享受榮華富貴，在亂世當中，即使手中握有兵權，也要整日裡提心吊膽。

除了控制武將集團以外，這一政策對於安撫底層百姓也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宋朝時期的科舉制已經十分完善了，很多底層百姓透過科舉進入了仕途，因為有“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宋朝時期士大夫的待遇極佳。

因此社會上形成了“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邊讀。”的風氣，整個社會對科舉考試都有著極其狂熱的追求。在這種環境下，讀書人傾盡畢生精力追求科舉功名，幾乎不會對統治階級產生威脅。

宋太祖在開創大宋王朝之後，必須尋找新的政治盟友來共同治理王朝。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勢力如日中天，隋朝時產生了科舉制度，門閥勢力遭到破壞，但是隋朝存在時間比較短，對於門閥的打擊並不大。

到了唐朝時期，這些門閥氏族的勢力依然很大，直到武則天在登上王位後，嚴格實施了科舉制度，透過科舉制朝廷中產生了一大批士大夫階級，他們是對抗門閥世家的重要力量，在統治者的支援下，門閥勢力受到衝擊。

經歷過五代之亂，門閥勢力更是一蹶不振，根本無法幫助宋皇室。與此同時，趙匡胤系忌憚武將勢力絕不可能重用武將。

在這種條件下，士大夫階級成為了最好的選擇，在古代社會，讀書人在民間是有很高的威望的，他們的一言一行會得到無數人的支援。從漢朝起，儒學就在讀書人之間產生了極大影響，儒學講究封建禮儀制度，推崇忠孝兩全。

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士大夫階級本身就是厭惡造反這種行為的，在他們看來造反有違倫理道德。

除此以外，士大夫階級本身並不像過去的門閥世家那樣，存在各種各樣的血緣婚姻關係，文人士族來自五湖四海，雖然他們都受儒家思想的薰陶，但是本身是分散的，他們很難形成大規模的與皇族所抗衡的權力集團，所以選擇士人階級作為政治同盟有利於保證政治的穩定性。

除此以外，士大夫階級熟讀史書典籍對於政治有著自己的看法，相較於武將來說，士大夫階級更懂得如何維持政治的正常運轉。此時的大宋早已過了拓展天下的階段，維持政治的穩定執行才是當前統治者的首要目標。

相比於其他朝代，宋王朝是純粹的“文人政權”，宋朝擁有封建時代最龐大的文官集團，有很多位皇帝本身就酷愛文學。

宋太祖“不殺士大夫”家法的提出，奠定了整個大宋“重文輕武”的基調，這扭轉了五代時期“尚武輕文”的風氣，減少了武將專權，兵變不止現象的發生，鞏固了政權，維持了社會穩定。

但他的這一行為也給整個大宋造成了極其不利的影響，宋朝常常由文臣執掌兵權，這些文臣不熟悉軍務，導致了軍隊戰鬥力的減弱，使整個大宋飽受契丹、遼的欺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