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棠自稱是個“土著”作家，他的作品題材多以京東運河(北運河)一帶農村生活為題材，其小說格調清新淳樸，筆調舒緩婉轉，滲透著雋永含蓄的韻味。其在創作中主要透過以下2個方面展現了民族風貌：

1、把富有地方色彩的北運河畔風俗俚習、人情世態注入到時代背景中，呈現出這個地區特定歷史年代真實的民族圖景；

2、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民族性格的普通農民形象。

我將從這兩方面出發，結合劉紹棠的作品回答問題。

劉紹棠

閱讀劉紹棠的小說，讀者彷彿去到了美麗的京東平原，那碧水荷葉般的十八里運河灘，那月光下的布穀鳥，都瀰漫在鄉村生活的濃郁氛圍之中。

他的小說以廣闊的視野和敏銳的觸角把上世紀三十年代故鄉的社會生活寫得歷歷如繪，浸染著更為濃郁的地方色彩。

如《蒲柳人家》描繪周檎和望日蓮的愛情故事，民俗氣就十分濃厚。兒童時代的周檎，頭戴柳圈兒，斜掛兩個柳枝串起的花環；望日蓮穿著個肚兜兒，頂了一張荷葉，兩個孩子堆個土堆為天地桌，插起三根艾蒿作香燒，以地梨代替子孫餑餑，劃個方塊作洞旁，天真無邪地玩“拜花堂”。

這個兒童時代的遊戲，透過孩子提問的方式，惟妙惟肖地表現出北方農村傳統的結婚禮儀，把周檎和望日蓮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愛情萌生刻畫得活靈活現。

尤為精彩的是作品對望日蓮於乞巧之夜拜月的描繪。天真的何滿子聽奶奶講了七夕之夜牛郎織女相會的傳說，夜間溜到葡萄架下，沒有聽到織女的哭聲，卻窺見了望日蓮正給垂掛中天的月兒焚香叩拜，默默祝願自己與心愛的人兒結成良緣。

作者透過何滿子的視角，把美麗的神話和人間的現實融合在一起，那充滿抒情意味的筆調，從這古老風習的描繪中透露出受盡苦楚的望日蓮對於幸福的強烈渴求，童年的何滿子對生活的好奇感也躍然紙上。

還有《草莽》中寫桑家班的賣藝生活，同樣別具一格。在二百八十里的北運河水面上，民間藝人桑家班的白帆天船，時而沿岸停泊，綠樹濃蔭下玩一頓拳腳；時而趕奔蟠桃宮廟會，父子大戰三十回合；特別是有時往返十二大渡口，上京下衛，水上賣藝，更描繪得栩栩如生，讀後能使人產生對北方農村生活的美感。

像這樣真實地再現生活風貌，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諸如《蒲柳人家》中何大學問用“拴賊扣”把孫子拴在葡萄架立柱上引起的一場風波；《瓜棚柳巷》中柳葉眉於瓜香月夜與吳鉤結拜師兄妹的友誼；《花街》中金瓜帶著小丈夫摘楊芽、採柳葉，連吃帶玩的生活情趣等都是十分精彩的。

劉紹棠正是藉助於富有地方色彩的北運河畔風俗俚習、人情世態的精心描繪，使讀者從字裡行間不僅聽到北運河的流水聲，呼吸到河畔瓜園的恬淡香味，飽覽著北運河的秀麗風光，而且也體察到敦厚、質樸的蒲柳農家、瓜棚小戶、花街長工、草莽藝人的歡樂和優傷，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希冀，對理想的追求，從而加深了作品的民族化特色，增強了藝術的感染力量。

作家給讀者展現的生活畫卷又決不是一幅“田家樂”。他不僅刻意描繪出動人的風景、風俗畫，還總是把濃濃的時代光彩注入到民俗民情之中，從而使人物的音容笑貌、舉止風度、心理狀態，乃至於飲食服飾、結婚禮儀、求愛方式，甚至連農民生活中的悲和喜、愛和恨，都呈現出這個地區特定歷史年代的真實面貌。

作者選取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的社會生活作為背景，寫的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時期。他的作品雖然沒有過多地描寫當時農民痛苦生活，但從一些片斷的文字中，仍可以揭示出民族危機和階級壓迫給普通農民帶來的悲慘命運。

他們苦不聊生，掙扎在飢餓和死亡線上。如《蒲柳人家》中何大學問為主人趕的幾百匹馬被偽政府以“莫須有”的罪名沒收，還差點送了命；《花街》中水警連陰天以催稅為名，扣下了蓑嫂賴以謀生的一艙魚等等，都從不同的側面暴露出整個社會的黑暗現實。

《草莽》中高利貸者對農民的重利盤剝也是驚人的。地主放的“驢打滾兒”，出手十里抽一，一個月一打利。每到月頭，他們騎著小叫驢，肩背錢搭子，走村串戶，點名逼債，尤如勾魂索命。農民典妻當子，也得償還利錢。無怪乎連十三歲的女孩子陶紅杏都喊出了“屈死不告狀，窮死不借錢”的民謠，真是令人心酸。

命運最悲慘的還要數運河灘的婦女，在窮困不能度日的情況下，她們則要承擔最大的痛苦和犧牲。如《花街》所描寫的那樣，她們長到十三四，就要賣的賣，嫁的嫁，不是賣給過往行船的老客，就是嫁到運河灘的外村。

尤為可恨的是，罪惡的娼妓制度甚至毒害到北運河的水面上，《草莽》中的所謂“花船”官稱水妓，是北運河特有的產物。這些女子，大部分是農家出身，因貧困無奈，或受騙上當，被典賣到船上。更有甚者，花船妓女大多是春來冬去，開河上船，封河回家，如扛長工一般，過著非人的生活。

在這裡，劉紹棠寫下的每一個細節，都是富於地方色彩的，然而又無不打上了民族、時代和社會的烙印。

如此，作者就使京東北運河地區動人的風俗畫帶有較為深廣的社會內容和時代氣息，為作品中的人物造成了一種典型而又獨特的環境，一個便於人物活動其間的氛圍和舞臺。

“真正的民族性不在於描寫農婦穿的無袖長衫，而在表現民族精神本身。”（果戈理語）

劉紹棠不僅寫出了美麗的運河風光，而且透過民族化的生活環境，塑造了民族化的人物性格，謳歌了感人肺腑的勞動人民的人情美和道德美。他筆下的人物表現了民族精神，使讀者從這些普通農民身上看到了中華民族的高尚品德和鬥爭精神。

《蒲柳人家》中的一丈青大娘雖年過半百，但有膽有識，豪氣逼人。作品一開頭就以她河邊怒斥縴夫的故事情節，凸現出這個人物具有傳奇色彩的性格特徵。

她看不慣縴夫赤身露體，便大聲呵斥讓他們都穿上褲子，不能醃攢了大姑娘小媳婦的眼睛。她語言鋒利，敢作敢為，行走如風，力大無比，“咯吧”一聲，便能折斷河柳，揮舞著趕縴夫下河，並且不依不饒，罵不住聲。

作者對一丈青大娘的刻畫，沒有僅僅侷限於她的正直潑辣、嫉惡如仇的外在性格，從她身上，還可以見到中國古代農民英雄那種捨己救人、慷慨大方、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傳統美德。

她不顧生命危險，從彈坑裡把鄰居家的童養媳望日蓮扒出來的舉動，看到望日蓮遭受毒打敢於冒險援救的行為，以及為了能使望日蓮跳出火海，心甘情願陪一筆嫁妝認她為義女，並竭力成全她的婚姻的熱腸，都是一般人所不能做到的。

由於人物外在行動和內在品質的統一，因而使得一丈青大娘的性格閃現出動人的光輝。這種光輝體現的中國農民的美好心靈和凜然正氣，與我國曆史上農民英雄那種愛僧分明的品格也是一脈相承的。

與一丈青大娘一樣，《草莽》中的桑鐵甕父子也是具有這種英雄傳奇色彩的動人形象。他們武藝高強，品格高尚，行動規矩，堂堂正正，雖闖蕩江湖，卻從不拈花惹草。

所不同的是，作者對一丈青大娘重在突出她的“情”，而對桑家父子，則著力刻畫出民間藝人那種“受人一飯之恩，當以萬石相報”的義氣。

花船上的月圓姑娘在淪落風塵之前，曾於鵝毛大雪之際，把討得的飯食煮熱，給了被困於破廟裡的桑家父子。當他們知道恩人受騙被典賣到花船之後，桑鐵甕想盡辦法湊齊了月圓姑娘的贖身錢，把她從苦海中救了出來。

作品把桑家父子的講究義氣、知恩必報的性格特徵刻畫得栩栩如生，富有誘人的藝術魅力。桑家父子的這種傳奇式的俠義舉動，放在特定時代、典型環境的背景之下，就不單純表現出知恩必報的江湖義氣，更多的成分是出於對窮苦人們苦難命運的同情，出於對黑暗邪惡勢力的憤恨，因而更能反映出民族性格的傳統美德，更具有中國農民的本質特徵。

在黑暗的舊社會，底層人民深受剝削和壓迫，但苦難的生活，撲滅不了他們精神上的火花，阻擋不住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追求。

《花街》中的蓑嫂，就是具有這種品德的勞動婦女形象。她帶女逃難，和長工葉三車邂逅相遇結成夫妻，她那勤勞的雙手，把家務操持得滿滿當當。蓑嫂前夫的突然出現，葉三車的再娶，使她泯滅了破鏡重圓的希望，但她沒有失去對生活的追求。

葉三車自賣身到門頭溝，她挑起了繁重的生活擔子。她待伏天兒如親生子，供他上學，盼望雞窩裡出鳳凰。受到稅警的欺凌，她強嚥淚水，等待葉三車回來唱一出“打漁殺家”。但她始終掙不脫黑暗社會的羅網，最終只能懷揣剪刀，以死相拼。

蓑嫂是中國千千萬萬勞動婦女中的一員，她的生活步履，體現了那種為求得生存而苦鬥，為盼望運轉而忍耐的精神。

文學藝術的民族性，就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標記。劉紹棠匠心獨運，把傳統的民族性格熔鑄到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身上，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

這種民族性格，是我們古老祖國的生命力，是我們偉大民族迭遭侵凌而不屈的根基，也是我們不折不撓、克敵制勝的源泉。

當然，在人物塑造上，劉紹棠作品中的人物似乎有雷同重複之感，有不少性格相類以及命運相近的人物。他筆下的一大批北方普通農民形象，由於生活在同一的社會環境中，因而必然具有某些共同的民族性格。

但由於人物本身的經歷不同，因而又各自顯現出鮮明的個性。作者正是在各類人物複雜多樣的聯絡中，把握住其最本質的特徵，求其同，寫其異。

如同樣是潑辣彪悍，農家婦女一丈青大娘有心軟性善的一面；而行伍出身的武大師姐卻顯得心急手快。同樣是對孫子的愛，一丈青大娘是那種帶有母性的溺愛，半天不見面就如丟了魂兒；而武大師姐則一心想叫孫子頂天立地，整天教練槍棒。

同樣是俠骨義腸、肝膽相照，何大學問顯得慷慨豁達、胸懷博大柳罐鬥顯得深沉凝重，含而不露吉老秤則是粗獷簡單、義俠血性。同樣是滿口前清遺老遺少的酸臭，老拔貢做的是皇上重登龍庭的美夢，酸味濃些老秀才訓弟子開口“子曰詩云”，酸味淡些。

也同樣是大膽率真而又帶有野性，柳葉眉如一漢清泉，誠實純淨花三春則花言巧語，狡黠油滑。類似這樣的人物對比，作品中還有不少。

總而言之，從他的作品中，能強烈地感受到他對家鄉的農民和一草一木都有著刻骨銘心的愛，他把對故鄉的深切思念溶解在普通農民的美麗心靈裡和清新自然的生活圖畫中。這種堅實的生活功底和對故鄉的深厚感情，以及他的較高的文學素養，使他奏出一曲大運河的讚歌，使他的鄉土小說呈現出鮮明的民族風貌。

回答完畢。

劉紹棠是中國當代致力於鄉土文學創作的著名作家，他自稱是個“土著人”。無論是早期的《青枝綠葉》、《運河的槳聲》、《運河灘上》、《田野落霞》，還是80年代後的《蒲柳人家》、《瓜棚柳巷》，作者都把自己的眼光集中在京東運河灘上，寫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展現家鄉的美麗景色、風土人情，反映時代風貌。他以約700萬字的鄉土小說創作和一整套完美的鄉土文學理論構建了自己獨居風采的“大運河鄉土文學體系”。林斤瀾曾讚頌他：“寫的是古樸的風俗，卻永有清新的芬芳，寫的是那一塊貧窮苦難的鄉土，讀來卻體貼心甜。”劉紹棠的小說格調清新淳樸，結構簡潔完整，情節新穎曲折，人物鮮明獨特，語言明麗流暢，鄉土色彩濃郁，讀來引人入勝，具有較高的文學鑑賞價值。

1 地方色彩的呈現

對民族風格的描寫可以體現出民族、地域的文化特色，劉紹棠透過鄉土習俗的藝術表現，提供了從20世紀30年代至今北運河鄉村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形象史料，是一部運河風俗的精神文化歷史。劉紹棠透過優美的文辭和筆調惟妙惟肖地表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猶如一幅幅充滿詩意的畫卷。

2.妙趣橫生的方言俚語

民間有著不同的言語詞彙、俚語等，是民俗在日常生活中習慣使用並廣泛流傳的用語，這些語言的使用與文學的民族性、地方性特色密不可分。巧妙適當地將獨特的民間語言融入到小說中，可以使小說的地域語感、水土人情得到有力的強化，突顯作品的藝術性。劉紹棠在小說創作中，對方言進行變通，透過語境、語調、語意的創造，反映出當地民眾的文化氛圍與妙趣橫生的思維。劉紹棠的大運河鄉土文學體系可以說是一部河北民間諺語，民俗的大彙集，作品中運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