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元帝在歷史上給人留下儒君皇帝的形象，主要由於他與父親漢宣帝的一段對話：

歷史記載，宣帝晚年，尚為太子的劉奭抓住一次陪侍父親的機會，假作隨意地說：“皇上用刑太重，應該多用儒生才是。”

宣帝聽到這話，臉色一變，怒形於色道：“你懂什麼？我們漢家的制度，本來是雜用王霸之道，以符合時勢。而不是純粹學習周朝，專行德政。而且庸俗的儒生不通時務，喜歡是古非今，使人迷亂於繁雜的義理概念之中，不知道堅守什麼！這樣的人，怎麼能夠委於重任？”

宣帝認為，劉奭軟弱猶豫的性格，以及對儒術的過度嗜好，都不是勝任皇帝之位的良好品質。他曾一度嘆息：“亂我家者，太子也！”但因為不忍辜負故劍情深的許皇后，最終沒有做出換儲的決定。

漢元帝（劉奭）繼位登基，實現了自己“多用儒生”的願望，前後統治了16年。但漢朝沒有因此變得強盛，反而走向了衰落。人們不禁疑問，果真所謂的“雜霸王道而用”，才是治國良策嗎？推行“純粹”的儒教政策，果真是漢朝走向衰落的罪魁禍首嗎？

其實不然。深入分析，發現漢元帝的儒化政策，所用非人，走了岔路，兼之國家積弊已久，暮氣沉重，多重因素組合，才使得西漢王朝走上了下坡路。

漢元帝乍始登基，就受人左右，迫害死一批最有才幹的儒臣。

宣帝給他指定三名輔政大臣，分別是蕭望之、周堪和史高。前兩者是碩學望儒，後者是血緣外戚。其中蕭望之最有才能，深受宣帝賞識。原來在宣帝末年，蕭望之就有可能出任丞相。但他心氣頗高，輕視老丞相丙吉。宣帝一氣之下，將他貶去給太子教書。他的另一層用意，是讓蕭望之培養與太子的感情，日後輔佐新皇。

元帝繼位，蕭望之果然成為首輔大臣。以他為中心，再加上週堪、金敞、劉向、張猛等，組成一個緊密的儒臣政治聯盟，銳意進行改革。然而其中措施，衝擊到宮廷內兩個宦官弘恭和石顯的利益，引起強烈不滿。他們拉攏外戚史高，共同排斥儒臣。

史高是宣帝在民間時的親戚，本來就沒有什麼學識文化。宣帝為了酬恩，確保史、許兩家外戚的利益，才特別指定他輔佐元帝。蕭望之連丙吉這樣的老官僚都輕視，更加看不起土氣的史高。平時議政，將他當成泥雕木塑式的，沒給插嘴的機會。史高不滿已久，與弘恭、石顯一拍即合。

於是，儒臣聯盟與外戚、宦官聯盟，展開了一場激烈而殘酷的鬥爭。漢元帝這位傾心儒學的皇帝，終究抵擋不住與史高的親情，以及左右宦官的日夜譖毀，倒向了理性相反的一方。幾個回合下來，儒臣聯盟一敗塗地。蕭望之、張猛被逼自殺，周堪驚憂而死，劉向被廢黜禁錮。

父親給他指定的三名輔政大臣，漢元帝一下就搞死兩個。剩下一個史高既沒文化，也沒能力，形同擺設。他的後半生，就由弘恭和石顯兩個宦官擺弄了。

其實，無論儒家政治，抑或法家政治；王道政治，抑或霸道政治，本質上都屬於人治模式。如果政治改革沒有擁有才幹的人來設計執行，最後效果都會大打折扣，甚至導致失敗。很明顯，漢元帝失去最優秀的一批儒學人才。之後他雖然尚儒、崇儒，但質量乃至本質已不可同日而語。

勝利者們深諳元帝的心理。他不是好儒嗎？那麼他們就找聽話的儒生，推薦給他。年近八十的貢禹，官海浮沉，庸碌一生。在接受石顯的保薦後，終於飛黃騰達，躍升相位。然而他受恩於宦官，不得不對他們唯唯諾諾，馬首是瞻。受史高舉薦的匡衡，亦是如此。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生們有了進階官場的穩定通道。自此催生了一大批庸俗、勢利的官迷，他們眼中只有功名權位，沒有理想情懷。與貢禹、匡衡具有相同經歷，被宦官和外戚拔擢提升、深受元帝重用的儒臣，還有韋玄成、薛廣德等。他們身居高位，卻一心只為稻粱謀，抱著持祿保位的心理，得過且過。類似蕭望之式觸動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他們想都不會想。

漢元帝得到這些背後被操控的“名儒”，大喜過望，在他們配合下，推行了一系列以儒學思想為指導的政策：

第一節財省用，終止宮館臺閣修繕，減少珍禽異獸的豢養，裁減宮廷宿衛。

第二勸農安民，還田於民，鼓勵生產；多次賑災，減徵賦稅；不再設建陵邑擾民。

第三杜絕與民爭利，廢除鹽鐵官營。

第四推行道德教化，簡化刑罰。

第五強化儒學，多次要求地方薦舉通經異才，免除他們的賦役，廢除對博士弟子名額的限制。

第六進行禮制改革，廢除郡國廟，確立京師廟。

第七在外交和軍事上採取保守策略，主動放棄海南島，打壓在西域擅自進行軍事行動的甘延壽和陳湯。

這些措施，成效甚少。原因一，一些雞零狗碎的規定，沒有令國家和人民切實受益。原因二，一些理想化的錯誤政策，沒過多久就被矯改。原因三，漢政府體制腐敗，政令不達，某些政策只是虛張聲勢。

為了讓元帝加深對他們的依賴，貢禹、匡衡等人還將元帝導向了繁縟、瑣屑、教條的儒學復古主義道路上。西漢中後期，《周官》、《禮記》等大批儒教典籍面世，使得儒教政治化有了明晰的參考典範。然而當時對儒學的信仰，已經達到迷戀乃至迷信的地步。元帝想依葫蘆畫瓢，將書本的內容複製到現實中，實現太平盛世。在一批迂儒的推波助瀾下，儒學復古主義浪潮趁勢興起，一直延續到西漢滅亡。

班固曾經批評元帝“牽制文義”，只瞭解儒學的皮毛和表面，未了解精義。他的一系列措施，也只能滿足自己愛儒、好儒的個人心理，對國家和社會未產生正面影響。在某些方面，元帝很像一個玩心甚重的孩子。儒學，只是他迷戀的一件玩具而已。

在更宏觀層面，皇室宗族和官僚機構的臃腫，民間土地兼併的加重，外戚宦官變本加厲地干政，進一步侵蝕王朝肌體。原來蕭望之的改革，即是對它們對症下藥。隨著他的失敗，挽救成為了不可能。這些隱患潛疾，附體在徒有其表的儒學復古主義浪潮上，將延續了近兩百年的王朝裹挾向了衰敗之路。

總而言之，不能簡單認為漢元帝崇尚儒學，才導致西漢由盛轉衰。歷史上有以儒術治國強盛的例子，也有以儒術治國衰弱的例子；有以霸道治國強盛的例子，也有以霸道治國滅亡的例子。所謂的王霸之爭，也從不是涇渭分明、相別霄壤。否則，何以解釋鄙夷德政的漢宣帝，給繼承人安排了兩個碩學望儒作為輔政大臣？

在人治時代，等而下之的制度和法則，並不是國家必然強盛或衰落的原因。很多時候，偶然性因素髮揮的作用，比想象的要大得多。假如元帝沒有逼死蕭望之和周堪，假如他沒有寵用奸佞的宦官，假如他對儒學不是“牽制文義”、紙上談兵……西漢王朝可能是另一個走向。

封建王朝其實就是是皇帝與貴族對國家機器掌控的遊戲。這個用期貨投資解釋比較形象。皇帝是莊家但不是絕對的主力貴族裡有散戶也有主力。國家每一段走勢都是由主力完成的。國家走勢經常不在莊家控制範圍內。如果莊家有能力干預國家走勢就就可控。如果沒能力干預隨時會崩盤。

治國思想只是給你提供一個學習理論，至於治國方法就是沒有不變的方法，多數人用的方法都是沒用的，某個方法用的人越多就越不管用。皇帝往往是以少數人打敗多數人。從這個角度看具體理論成熟之時這個理論就沒有用了。

儒家理論不能左右國運走勢。當權者也不能絕對左右。

因為儒學就是弱國愚民之學！儒學治國，中國已經多次亡國滅種，就是鐵證！

一、孔丘自己治國就不行

孔老二總得理解儒學精髓吧？他當過大司寇攝相事治國，除了殺人曝屍，強拆三都外，就是裝腔作勢，窮奢極欲、巧言令色（連他馬仔都看不慣）、岐視女性……

反正就沒見他幹過什麼人事，幾個月後就被逼近辭職了！別說使魯國富強了，後來慘到被他沒禍禍過的楚國滅了！他自己下臺後灰溜溜地亡命到齊國給高召子當奴才去了。

被孔子治理過的魯國後來被人輕鬆滅國。而且魯國被滅之後魯人一點反抗都沒有，在齊魯大地的歷史上來說這是極少見的，

說明孔子的政治學說不僅未能富國強兵，在民間也得不到支援，到處被人民驅逐！

二、王莽儒學治國，身敗名裂

信奉儒學的他篡位後真的克己復禮，結果以身死國滅、禍及九族而告終。

《周禮》有云：“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這鬼話，儒家信徒王莽不但信了，而且做了。

按孔子的禮制，現代所謂的新儒家們只要看過一場大型歌舞都該殺頭。上街也不許男女同行……，這些措施，不是弱智，誰想得出來？！

儒學的保守性註定了它不能奮發有為，它最大的好處是維護穩定，而不能進取。儒學統治下，會培養出人身上的奴性。有了奴性，就會喪失獨立的思考和辨別的能力。思想保守就會帶來行動上的保守。中國的科技成就，包括四大發明沒有一項是儒家發明的。歷史證明，儒學已經淪為與太極大師耍嘴的境地。

漢元帝的父皇，漢宣帝劉詢在世時曾經說過：“亂我家者，太子也！”而事實上，漢元帝果然不幸被其言中，成為了西漢衰落的罪魁禍首。

其實，倒不是說崇尚儒學，以儒家思想治國就不好，而是要看統治者是怎麼用的。當初漢武帝重用大儒董仲舒，透過推行“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強化了大一統思想，從而開創了輝煌的漢武盛世。但問題就在於，漢元帝跟漢武帝的層次是不同的。

漢朝在文景時期，長期堅持道家的“無為而治”思想治國，儘量輕徭賦稅、與民休息，開創了清明的文景之治。可這套治國思想到了漢武時期，已經不符合漢朝發展的需求了。當時，漢武帝迫切希望將文景以來漢朝積攢下來的國力發揮出來，扭轉漢匈之間的對峙態勢。這就需要一種更加進取，更加統一的思想，以此來擺脫“無為而治”對漢朝開疆拓土的束縛。

而漢武時期的儒家思想，經過董仲舒的發展，摻雜了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等的思想在其中，是具備了相容性和發展性的。因此，漢武帝才會選擇以儒家思想來代替道家思想，這便有了輝煌的漢武盛世。

漢元帝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由此形成了“柔仁好儒”的性格。因此，他對儒家是盲目的推崇，而並不懂得兼收幷蓄。

這一點，其父皇漢宣帝可是有十分清晰的認知，所以曾對漢元帝說過這樣一番話：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出自《漢書-元帝紀》）

還真是“知子莫若父”，漢宣帝看出了漢元帝對儒家的盲從，也深知“俗儒”治國對國家所帶來的危險。只可惜，漢元帝並沒有及時改掉其“柔仁好儒”的性格。即位後，重用蕭望之等儒臣，改弦更張地推行所謂的“仁政”，致使漢朝自廢武功。加上漢元帝優柔寡斷，無法明辨忠奸，後期又導致朝堂奸宦當道，大權旁落。

而漢元帝的這些失敗舉措，最終也導致了漢朝的快速衰落。還真應了漢宣帝那句：“亂我家者，太子也！”

和用不用儒家沒半毛錢關係，只不過是黃宗羲定理在起作用，儒家對國家維穩有好處，統治這麼大國家必須統一思想，歷史不以個人意志做大的改變，只會小幅度的偏差，要用大趨勢去看問題。

黃宗羲定律是由秦暉先生依據黃宗羲的觀點而總結出來的某種歷史規律：歷史上的稅費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稅費改革後，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侷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又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黃宗羲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

儒者好為虛言，行則虛禮，以之治國，必弱其國。宣帝稱得繼文帝之後的一代明君，可惜在明知元帝會以儒誤國的情況下，由於一時心軟，沒有更換太子，給西漢王朝埋下了滅亡的種子，終致天下大亂，王莽得以篡位。

所幸天不亡漢，天之驕子的劉秀橫空出世，炎漢得以浴火重生。

人在跑累了之後是不能立馬停下來休息的，一放鬆就會筋疲力盡！

靠高壓維持的統治，只能緩慢釋放，如果驟然低壓，會炸的！

反對勢力被壓抑了太久，往往會強烈反彈！

：治國之道，張馳並用，政寬則民慢，民慢則糾之於猛，文景採取道家之無為而治，對內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對外以和親為主，國力大增，至武帝其本人雄才大略受夠了匈奴人的騷擾，決定對其大規模的打擊，經過數十年的戰爭，終於単於夜遁逃，到晚年漢武帝也認識到窮兵瀆武給國家帶來的災難，國力疲憊民不聊生，所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不象人們想象的那樣，治國之道漢武帝比誰都明白。至於漢元帝用儒而國衰，這個責任不應該推到儒家身上，儒家思想自成一家體系看你從那個方面去理解，如果死搬硬套重用一批腐儒，不知變通，不懂改革，一味的仁政，不衰才怪，法家思想確實在短期內能使國家富強但決不能持久，自古治國既王道霸道視形勢而定，如劉備剛入西川為了收買人心要施仁政於民，諸葛亮曰：不然劉璋闇弱，民不知畏法，必須嚴刑峻法，使民知畏法。諸葛亮諸子百家無所不懂，豈不明白這個道理，這就是執政的靈活性，換現在的話說，思想不能僵化，淺見如此。謝謝。

北宋宰相趙普回答宋太宗：“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自此有了半部論語治天下。漢元帝那麼推崇儒學，為到了他這裡確實日漸衰微呢？

漢元帝多才藝，善史書，通音律，少好儒術，為人柔懦 。在位期間，因為寵信宦官，導致皇權式微，朝政混亂不堪，西漢由此走向衰落。

好儒術卻不太懂政治，當他還是皇太子時，眼看著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動不動就用刑罰懲治下屬，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僅僅因為“刺譏辭語“就被殺害，很不以為然。一天乘著陪父親用餐時，委婉地說：“陛下使用刑罰略有點過分了，應該多多重用儒生。”漢宣帝劉詢頓時變了臉色，厲聲說：“漢朝自有漢朝的制度，本來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樣單純地使用所謂的"德政"呢?更何況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變化，最喜好厚古薄今，連"名"與"實"之間的區別都分不清，怎能交給他們以治理國家的重任! “說完了這番話，漢宣帝又長嘆一聲道：“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元帝

為人柔懦，沒有君王之威。面對朝堂下的權勢大臣，柔懦的君王是鎮不住的，也很容易導致皇權旁落，打破現有的平衡態勢。宣帝臨終前，已為元帝安排“三駕馬車“輔政，以樂陵侯史高領銜，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為副。蕭望之憂慮外戚放縱、宦官擅權，向元帝建議：中書是國家政事之本，應由賢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優遊飲宴於後庭，任用宦官掌管中書，不合乎國家舊制，且違反“古不近刑人之義“，必須予以糾正。此動議，卻招致宦官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等人嫉恨，於是他們與史、許兩姓外戚聯手，共同對付蕭望之，只用兩個回合，就將蕭望之逼死。

蕭望之飲鴆自殺，元帝非常震驚，為之痛哭流涕，責怪弘恭、石顯等人害死自己的賢傅。但他卻沒有懲治逼死師傅的幕後推手，只是口頭責問弘恭、石顯等人，使其“免冠謝“而已，事後對他們寵信如故。

在政治上犯了非常低階的錯誤，寵信宦官，有理想有抱負，卻不懂得執行，如果真的尚儒就應該重用儒生，而不是放縱宦官逼死蕭望之，放逐其他儒臣。

老子說過：“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漢元帝雖然嘴上沒說喜歡誰誰，但是其作為無不在告訴他人他很信任宦官，這樣宦官的權力就會激增。從而削弱其他勢力。漢元帝這一波騷操作，完全就是在自廢武功啊。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漢元帝自己作死，口號喊得震天響，行動上屁都捨不得放一個。

如果認為儒學不適合那就是大錯特錯了。儒學自漢武帝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這個主張確立儒學的主導地位，對中國的政治、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裡的儒術不是就只是儒術，那樣理解就太過狹隘了。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摻雜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新思想。它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維護了大一統的局面這些都是有積極作用的。也為後世封建統治者提供了統治的理論基礎。

他們一直在遊說各個暴力集團的首領。那個時期的保利集團可是非常赤裸裸的暴力，連一點禮儀都不講，就是公然宣佈要多收稅，寡人好色，寡人好財，這麼直接乾脆。怎麼可能去施行仁義？孔孟之人跟他們去說你們要仁義，要有同情心。

如果儒生這幾年孜孜不倦的宣傳仁道，可能我們的先人幾千年來活在一個威權，一個到處都是打打殺殺的土壤上。怎麼可以因為一個政權的衰敗而怪罪儒學呢？這種想法真的不可取，做人一定要懂得辯證的看事情。

如果說東漢的滅亡歸咎於桓、靈二帝，那麼背上導致西漢滅亡的鍋的人就是這個漢元帝。

西漢之傾頹，源於“元成哀平”四帝，而這個漢元帝劉奭就是西漢由盛轉衰的拐點，是他斷送了"昭宣“中興的大好局面。

可奇怪的是，這元帝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昏君，他節儉，他愛民，他不好女色，他尊師重道，他喜愛儒家經典，他還有著極高的音樂天賦。

他完全合乎儒家對於帝王的要求，按理說應是一代明君，萬世楷模，可他在位，過度推崇儒士，導致帝國權力不平衡，後來又寵信宦官，禍亂朝政。

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讓宦官石顯玩弄於股掌之間，他最初用石顯的原因也簡單，因為宦官沒有家室，不會締結“外黨”，可笑可悲。

他優柔寡斷，仁慈卻昏庸，全無其父宣帝的帝王威嚴，一個不懂得帝王術的皇帝，也不過能在一些小事上面有所作為。

劉奭還是太子的時候看著父皇重用法家，喜好吏治，覺得用刑太重，曾勸說宣帝，說：“陛下使用刑罰略有點過分了，應該多多重用儒生。”

宣帝當時臉上就變了，厲聲說道：

不愧是中興漢室的宣帝，一句話就道破了漢朝統治的真相：王道，霸道兼之，以儒家教育萬民，以法家維持制度。

他說儒士厚古薄今，不能予以重任，事實證明，他是對的，後來王莽篡漢，恢復周禮，搞得民不聊生，天下大亂。

他說儒士不能洞察世事變化，事實證明，他還是對的，後來列強的堅船利炮開來，光緒皇帝變法圖強，還有那麼多人高喊祖宗之法不可變。

宣帝劉病已其實早就看出了劉奭的問題，說過：“亂我家者，太子也！”幾次想廢太子，立次子劉欽，這個兒子更像自己，熟悉律令，懂得外儒內法。

可惜，劉奭的生母是宣帝的結髮之妻，作為在民間貧苦生活了多年的皇帝，宣帝對髮妻的感情特別深，加上劉奭又有儒家集團的支援，私德又沒有毛病，沒有理由廢立太子，於是就妥協了。

元帝在位期間，漢朝依舊強盛，對外作戰依舊勝利連連，但也是衰落的轉折點。

豪強地主兼併之風盛行，朝廷黨政不斷，中央集權逐漸削弱，社會危機日益加深，從此西漢皇帝在儒士、外戚、宦官爭鬥的漩渦無法自拔。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崇尚儒學就能不衰落嗎？一個朝代衰落的原因是非常複雜的。

首先，所崇尚的儒學是不是自己真正能做到，言行一致。其次，自己對儒學的理解對不

對。從孟子以後一直到現在，各家註解儒學各不相同，到底哪家理解的才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