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日近代化過程，中國的洋務運動是如此的艱難，而隨後的歷次改革和革命卻都以失敗告終，而日本卻能華麗轉身，僅30年的功夫，一躍超過中國成為亞洲強國，這其中又是什麼原因呢？

許多人覺得古代中國和古代日本是一樣的。其實不然。日本和中世紀西方差不多，幾乎是真正的封建制國家，將軍，大名，諸侯割據一方，天皇則有名無實。仔細研究1853年前的中日兩國，也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日本是一個狹長的島國，島與島之間是分割的，島上又多是山區，造成了日本的氏族傳統和地區獨立，中央政府很難形成大一統的局面，中央集權無法形成，日本才是真正的封建制。而且，日本的文化就像個洋蔥頭，由一瓣一瓣組成的，剝開其中的一瓣，你就能發現有外來文化的印記，而剝到中心，卻是空的，也就是說日本根本沒有自己的原創文化，所以日本善於向外學習。

日本地圖

2.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其實已經具備了維新成功的絕大多數條件。明治維新能夠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日本到幕府時期，已經實行了700多年的虛君制，實權由幕府將軍掌控，幕府下面由200多州藩掌控。但是，日本的幕藩體制並不是一個穩定的中央集權體制，而幕府和幕府將軍，也不是一個穩定的中央集權政府，同時由於有天皇的存在，幕府將軍雖然是實際上的國家權力掌控者，但是並不是國家權力的最終擁有者，因為名義上的天皇才是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幕府後期時，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和倒幕運動導致幕府對於全國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大幅降低的時候，倒幕派自然而然的搬出了天皇來質疑幕府統治的合法性，而不是謀求建立一個新政權。明治維新是日本重新確立更加穩固的中央集權，建立現代民主國家的一個過程。也就是說明治維新不同於中國的洋務運動，是一場政治體制的改革。

日本幕府

3.日本的閉關鎖國遠沒有清朝的嚴重，比如長崎一直向中國和荷蘭開放，荷蘭人把西方的文化源源不斷地帶入日本，荷蘭人的語言和生活習俗受到很多日本人的追棒，以至於當時日本社會還興起一種新的文化，叫蘭學。

日本當時的科學技術達到怎樣的水平呢？據斯塔夫裡阿諾斯所著的《全球通史》記述：“當時日本總的知識水平已經達到了下列狀況：在自然科學方面，物理學已經從化學中分離出來；在醫學方面，學生已經開始學習外科、兒科、產科和內科；在長崎海軍學校裡，只有在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的基礎打牢之後，才能開始學航海和射擊。”這已經達到民國初的水平。

袁偉時先生在《中國現代哲學史稿》一書中說：“1744—1852年，日本翻譯西方書籍約500部，這相當於在戊戌維新前的總合，但中國卻晚了半個世紀。”

4.在教育普及上日本甚至很可能是當時全世界最好的。其識字率之高簡直是一個奇蹟，全國成年男子半數以上識字，這個數字在當時歐洲似乎也只有荷蘭等極少數幾個中小國家勉強可比。而在科學文化上，即使鎖國時期，日本蘭學透過長崎這個視窗，仍然相當程度上保持了對歐洲科技的追蹤。

其最明顯的證據就是在維新後不久，日本就湧現出了大量能與歐美同行相比的一流科學家和工程師。而中國長期推行愚民政策，民眾的文盲率超過90%，連知識階層都對現代科學體系基本上也是一無所知，洋務運動是少數上層精英所推動，下層民眾處於盲目被動，對現代文明更是一無所知，大家瞭解一下義和團運動中的民眾精神狀態和認知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穿和服的日本人

5.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的時代，也是民族國家紛紛獨立的時代。人們可以為自己民族流血流汗，也可以為自己的民族與他們認為的入侵者或是異族統治者作戰。總而言之，民族主義即是十九世紀最能凝聚人心的思想，也是十九世紀多民族國家最恐懼的思想之一，每當國家政權不穩時，邊緣民族就會要求獨立。

但是日本是個單一民族，由三千多萬大和人以及十萬左右的阿伊努人組成，而且始終有一個名義上萬世一系的天皇，所以，當德川幕府被推翻後，君主立憲就自然形成了。而中國是個少數民族入侵的國家，漢人佔絕大多數，以滿人為主導的君主立憲是很難被大多數漢人所接受的。所以當孫中山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並提岀“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政治綱領後，滿清政府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了。

我希望我們的愛國人士，要多瞭解日本的歷史，瞭解日本從一個弱小落後的國家成為世界強國的發展過程，哪些是值得我們借鑑和學習的地方，而不是一味地空喊愛國，做些抵制日貨，毆打國內同胞的愚蠢、野蠻的行為，愛國不能依靠無知和愚昧。

關於中日兩國近代化異通的文化思考

面對西方文明的威脅，日本迅速脫亞入歐步入了近代工業文明的發展道路、成為世界強國的基本原因在於民族文化的作用。文化地理學的基本原理指出，任何一種生產方式的產生是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日本是一個孤懸在太平洋上的島國，四面環海，國土狹小，資源貪乏。窮困艱險、孤立無援的地理環境使得這個島國上的居民為了維持生存求得發展，必須視野向外齊心同力地吸收外來營養，於是形成了門戶開放引進文明的民族心理。從歷史上看，日本屬於中國儒教文化圈，受中國文化的輻射傳播，先進文化的刺激和促進因素啟動了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給日本文化注射進唐朝“聖藥”。透過變革，建立起一套完全以唐朝為藍本的封建中央集權君主體制。光輝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基礎。19世紀中葉，西歐成為資本主義新文明的肇源地，侵略、擴張，殖民成為資本主義新文明的獨特傳播方式。在建設近代化工業國、或者淪為西方帝國主義殖民地的選擇面前，日本人無所畏懼地放棄了長期的習慣，引進西方文明“脫亞入歐”，進行了舉世聞名的明治維新。

中國多少世紀以來，一直在亞洲佔據支配地位，它一向認為其他國家與它之間是某種形式的貢屬關係。天朝至尊思想根深蒂固，所以中國皇帝遇到藩屬進貢時，往往認為有必要把比貢品更貴重的禮物賜給對方，以示“皇恩浩蕩”。中國封建社會擁有世界最優秀的文化，所以使人們不知不覺地養成了一種文化優越感。而當其固有文化的防線被突破，迫使其不得不放棄舊有文化時，又產生了一種自卑感。這種自卑感扭曲畸形的表現就是消極自保，盲目排外。

19世紀中葉，中國看到西方的“蠻夷”依仗其技術力量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中央王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受到極大震動。面對同樣的挑戰，日本決定不惜一切代價實現近代化，而中國人卻不願放下自己的架子。李鴻章所謂“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一語道破了這種“中體西用”思想的全部精髓。在這些洋務派看來，只要學會了西洋人的“火器”，就可以實現中國的近代化。梁啟超曾追述，當時德國首相俾斯麥曾経敏銳地發現了這些中國人目光短淺，並預言：“日本其興，中國其弱。”因為日本人遊歐洲“講座學業，求地官制，歸而行之”，而中國人則“尋某廠艦炮之利，某廠價值之廉，購而用之”。1894年中曰甲午戰爭，清王朝一敗塗地，梁啟超三十年後不勝感慨這位首相“不幸而言中矣”。

清王朝對外來者敢於入侵堂堂華夏感到震驚，天朝大國的至尊思想卻使中國難以承認“洋人”先進並向“夷狄”學習。對於西方科學技術，不是稱之為“奇技淫巧”，就是認為“縱好，何益於身心”！甚至無聊地宣稱西洋的技術“原在吾儒覆載之中”。中國人被洋槍洋炮驚醒的時候，缺少像日本那樣虛懷若谷地承認戰敗的態度。當美國人佩裡率艦隊敲開了日本的門戶時，日本並不把它當做一種恥辱，而是慶幸由於這個刺激使日本驚醒，因為日本自古以來就有輸入文化的傳統，沒有值得炫耀的歷史，面對著鉅變，他們只有接受先進文明才能生存。中國卻不然，它象一個赤身裸體而衰老患疾的夢遊者，被鴉片戰爭驚醒後，發現自己所處的窘境，卻認為驚醒它的人罪該萬死。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走上近代工業化的道路，而中國卻不肯以自己的文化來冒險。

中國人是仗著自己的文化誇稱上國的，現代技術是可以普遍應用的，它所要求的標準化程度帶來劃一的結果，同別國的人不分上下，這是當時大多數中國人斷難接受的思想。技術的現代化對當時中國的威脅比任何國家都大，因為它那唯我獨尊的思想受到根本的挑戰。當世界上出現更高一級的近代資本主義文明，以天朝大國自居，唯我獨尊、盲目排外、不求變更的封建傳統文化，徹底切斷了中國走向工業化強國的發展道路。

日本目睹清王朝的危機，他們當然可毫無負擔地放棄“漢化傳統”，躋身於西方的懷抱。一百年後，當美軍在日本列島登陸時，他們同樣可以自然而然地認為：既然在太平洋戰爭中粉碎日本這架使人敬畏的経濟和軍事機器發祥於一個民主社會，那麼在這歷史的抉擇關頭，必須再度進行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就像明治維新情真意切擁抱帝國主義一樣，掉頭擁抱資本主義。對日本人來說，時代不同，正義的含義也就不同；所謂正義亊業是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的。因為日本是一個沒有”絕對正義感”的功利主義的民族，在面對生存危機時，他們具有極強的適者生存和為我所有的特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