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

話說晚清時候，朝中出了兩個大官，一個叫李鴻章，當了中堂大人，是文華殿大學士；一個叫彭玉麟，當了兵部尚書，一品俸祿。二人位極人臣，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是誰也不知道，二人的老師都出在咱們肥東梁園，而且都姓蔡。李鴻章的老師是蔡四先生，而彭玉麟的老師則是蔡璞齋。

這裡單說李鴻章的老師蔡四先生。

其實李鴻章最早是由父親李文安啟蒙，後又到私塾讀書，先後求學於堂伯父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21歲進京，拜父親的同科進士曾國藩為師。但在肥東梁園，關於李鴻章老師是蔡四先生的說法流傳很廣。

李鴻章小時候就天資聰穎，文思敏捷，四書五經八股文章詩詞歌賦更是無所不通，這就難壞了家中的教書先生，也讓父親李文安天天頭疼。後來，李文安好不容易找到了才華橫溢的蔡四先生，乾脆把李鴻章送到梁園讀書。

蔡四先生治學嚴謹，對教誨李鴻章是盡心盡力，他看出這小子將來必定前途遠大，於是對他要求更加嚴格。如此三年，師生感情日益深厚。

舊時私塾教育，手拿戒尺的老夫子是典型標誌形象。李鴻章後來少年得志，考中進士，在京當了大官，但是蔡四先生卻屢試不中，與科場無緣。李鴻章每每想起恩師，都坐立不安，每想報答，可惜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徒嘆氣。

這一天進宮之後，李鴻章硬著頭皮向慈禧奏道：“老佛爺，臣今日為皇家效力，但從未忘懷恩師教誨之恩，臣想保舉恩師出來為大清效力，請老佛爺恩准。”

慈禧心想，學生都如此聰明能幹，何況老師呢，便說：“你既有如此心願，忠孝可嘉，恩准。不過，我要當面考考你的先生。”李鴻章大喜，謝恩退朝之後，連忙安排家人將蔡四先生請進北京城。

時隔月餘，蔡四先生風塵僕僕來到北京，拜見慈禧。慈禧一見他，就問：“蔡老先生，為何徒中師不中？” 蔡四先生一生未見過大官，何況是當今太后，一時冷汗直冒，嚇得一句話也不敢說，平時的才華橫溢頓時無影無蹤。

李鴻章見老師悶著頭不吭聲，怕慈禧怪罪，連忙出面打圓場：“老佛爺，我這位老師是茶壺裡裝元宵——有貨倒不出啊。”慈禧見狀：“既然對答不出，我不怪罪，念你們師徒情深，給他日付青蚨一千枚，以度晚年。”師生二人連忙謝恩不止。

從宮中出來，李鴻章埋怨老師：“您老人家飽讀詩書，今天這是怎麼啦？”蔡四先生仰頭長嘆，隨口答道：“只因心強命不強啊！”李鴻章暗想：“這不對得挺工整嗎。”突然之間，李鴻章似乎大徹大悟：心比天高，命如紙薄，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1901年，也就是中國農曆的辛丑年。這一年，如果按照西曆的話，應該是二十世紀的頭一年，聽起來頗有萬事待興、朝氣蓬勃之氣象。不過，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一年卻實在沒有什麼值得慶賀的。就在前一年的夏天，由於八國聯軍佔領了紫禁城，慈禧太后也只好帶著光緒皇帝狼狽的逃到了古都西安。當二十世紀的新年鐘聲敲響的時候，慈禧太后的臉上卻沒有絲毫的喜氣。此刻的她，正在焦急的等待著北京談判的結果。好在老臣李鴻章在洋人們中間斡旋，雖然最終賠了不少銀子，但總算把這些外國兵給打發走了。慈禧太后聞訊後，嘆了口氣，雖然有些傷感，但也算是心定了點---終於可以迴鑾了。

　　老太后逃出北京後，天下大亂，人心洶湧，幾乎國將不國。這大清國也真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不過，再難慈禧太后也得繼續當下去，她也不想這大清的宗廟社稷最後敗落在自己手裡，日後無臉去見列祖列宗。於是乎，為了平息因義和團錯誤政策而帶來的民憤(當然也不乏討好洋大人們之意)，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釋出諭旨，出人意料的打出一張“新政”牌。

　　這道變法的上諭是以光緒的名義釋出的，諭旨中大談變法經，什麼“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又是“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總而言之，言而總之，“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

　　隨後，諭旨又批評了洋務運動，“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捨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強耶?”諭旨中明確表態，說要“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懲前事之失，乃可作後事之師”。最後，朝廷下發任務，“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要政，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舉所見”，並要求以兩個月為期限，“詳悉條議以聞”。

　　眾所周知的是，慈禧在三年前還親手扼殺了光緒皇帝和康有為等人發起的維新變法，這時為何來了個三百六十度的大轉彎，變得如此開通了呢?慈禧太后想到這一點也頗為尷尬，雖然她事實上是接過了維新派的變法旗幟，但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她便借光緒皇帝的口在諭旨中與康梁等人撇開關係：“康逆(有為)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皇太后何嘗不想更新，朕何嘗概行除舊?……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興，嚴禁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如此一來，慈禧太后一下就把她在戊戌年乾的那些破事給推了個一乾二淨，還倒打維新派一耙，“變法自變法，康有為謀逆自謀逆，”這次新政沒他們什麼事。

　　慈禧太后也很清楚，殺了幾個維新派倒不是什麼大事，關鍵還是義和團的事鬧得太大了，鬧得幾乎讓大清帝國徹底玩完。要不是她老人家還有點威信，這大清哪還不早東南互保、西北獨立，支離破碎了?如今此一時彼一時，老太后倉皇出奔到西安，惶惶然如同喪家之犬，若再用老一套的手腕的話是吃不開了。好在慈禧太后是個聰明人，雖然她當年已經是個六十六歲的老婦了，但當時腦筋還過得去，不像後來的幾年每況愈下。為了挽回民心，慈禧太后帶領她的流亡政府不斷的下罪己詔、保薦人才詔，最後乾脆在內外壓力下宣佈變法，以示開明。以上就是慈禧太后晚年的新政[呲牙]

本質上來說，無論是慈禧晚年實行的新政，還是維新變法，其根本目的都在於維護滿清末期的腐朽的封建統治統治的，都是統治階級自上而下發起的一場不徹底的改革運動，都是一場與慈禧和封建統治階級展開的權力爭奪戰，最後都遭遇失敗。

不過從表現形式上來講，兩者卻有很大區別。

甲午戰爭中國慘敗、被迫割地賠款，當時進京趕考的1300多名舉人發起了“公車上書”運動，要求拒絕承認《馬關條約》，要求進行變法圖強，但因頑固派阻撓遭遇失敗。

之後康有為、譚嗣同等維新派讀書人提出效仿日本進行維新變法、以圖強求變，得到傀儡皇帝光緒支援，從而展開的一場改革運動，稱之為維新變法。

而慈禧新政發生在八國聯軍侵華東南督撫互保、日俄戰爭中國淪為主戰場之後，以袁世凱、張之洞等地方督撫提出、清政府迫於輿論壓力黑內外壓力的情況下，發生的一場的所謂“君主立憲”的政治運動，倡導者聲稱立憲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

維新變法的發起者和主力軍是康有為、譚嗣同這樣的讀書人，而晚年新政的發起者是袁世凱這樣的地方實權督撫，主力軍則是慈禧以及以她為首的滿清皇族。

當變法遭遇挫折，光緒等變法發起人和主力軍抱頭痛哭，然後寄希望於袁世凱等人，結果被出賣，光緒被囚禁中南海瀛臺，戊戌六君子被殺，大批支援變法的官員或被殺或罷黜。

而慈禧新政由於換湯不換藥，本質上還是為了加強皇權，激化社會矛盾，最終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轟然倒下。

維新變法包括改革政府機構，裁撤冗官，任用維新人士；鼓勵私人興辦工礦企業；開辦新式學堂吸引人才，翻譯西方書籍，傳播新思想；創辦報刊，開放言論；訓練新式陸軍海軍，同時規定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取消多餘的衙門和無用的官職。

慈禧新政的施政措施基本與維新變法相同，但她從內心來講是不願意實行真正的憲政，交出手中的大權的。她藉助實現憲政的機會迫使袁世凱將已練成的“北洋六鎮”交出四鎮，劃歸滿族親貴控制的陸軍部統率。同時削減地方督撫的權力，於次年八月，把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袁世凱調任中央任軍機大臣，剝奪了這兩位實力最強的漢族總督的實權。

之後又出臺《欽定憲法大綱》，藉助立憲之名進一步強化皇權。在慈禧和光緒死後又實施皇族內閣，死死抱著軍政大權不放。

維新變法的種種措施實際上嚴重危害了以慈禧為首的守舊頑固派的利益。而這些人掌握著滿清王朝從上到下的種種大權，因此在光緒皇帝發出各種變法詔令的時候，各級官員以慈禧為後援公然違背皇名，使得變法措施成為了廢紙一張。

而慈禧新政由於是地方督撫發起、以慈禧等皇族主導的一場政治變革運動，而且還得到了康有為等曾經的維新變法參與者的支援，因此在政府層面上實施起來幾乎沒有遭遇什麼阻力。

不過由於換湯不換藥，而且強勢剝奪了諸多漢人督撫的權力，很快遭遇了諸多袁世凱、張之洞等地方實權督撫的反對，而立憲派和社會輿論對此也倍感失望，認為清政府無意立憲，部分人倒向革命陣營。

在辛亥革命大潮來臨的時候，地方官員大多抱著看熱鬧的態度，幸災樂禍樂觀其成。

慈禧晚年實行新政，並準備立憲，其中一些改革舉措，不僅超越了百日維新，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她用鐵腕把戊戌變法扼殺在血泊之中，兩年之後又用鐵腕實施了戊戌年間提出的變法主張，並且還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

慈禧的新政，就其重要者說，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

　　行政制度的改革。裁撤或合併一些有名無實或職能重複的衙門。創設了一些新的官署，最重要的是將總理衙門改組為外務部，改變了沿襲千餘年的傳統的六部建置，而且品級高於其他各部。此後還設立了前所未有的商部、巡警部和學部(教育部)。

　　軍事制度的改革。裁汰綠營十分之二三，取消武舉，命各省創設武備學堂。設立練兵處，控制各省的新軍，光緒三十二年併入陸軍部。改革的目標是按西方模式，建立一支強大的新式軍隊。

　　教育制度的改革。頒佈《學堂章程》，這是我國近代第一部完備的教育法規。學堂有普通學堂和專業學堂。改書院為學堂，命各省於省城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縣改設小學堂。學堂的管理、課程設定和考試方法完全是從西方引進的。1905年明令廢除了沿襲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

　　法律制度的改革。中國的法律制度起源甚早，直到清代，還沒有適應工商業發展需要的民法和商法。為此，制訂了《商會簡明章程》、《大清商律》、《公司註冊章程》和《礦務章程》等等。同時，參照西方的法律修訂了《大清律例》。

　　慈禧新政，無論從深度和廣度說，大大超過了被她一手扼殺的，戊戌變法，這是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但有識之士逐漸意識到，僅僅是實行這些新政而不改變國體，是不能使國家富強的。於是，便有了變更國體的議論。而這種議論，也來自地方實力派。

　　1905年7月2日，直隸總督袁世凱、湖廣總督張之洞、署兩江總督周馥，聯銜奏請立憲，要求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政治。慈禧採納了他們的建議，以光緒帝名義頒發上諭，決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

　　五大臣先後考察歐美及日本等十幾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並親眼看到了這些國家工業、交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況。他們回國後，慈禧多次召見，詢問考察心得。他們一致讚揚這些國家的立憲政治。出國考察政治的載澤、端方，都先後上折，請慈禧太后準備立憲。

　　經過王公大臣一番辯論之後，慈禧釋出懿旨，宣示預備立憲。懿旨說，“我國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阽險，憂患迫切”，“國勢不振，實由於上下相睽，內外隔閡，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衛國。而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君民一體，呼吸相通，博採眾長，明定許可權，以及籌備財用，經劃政務，無不公之於黎庶。又在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慈禧這次急轉變，也是迅猛的。自聽取出洋大臣的考察報告之後，短短的一個多月，便下懿旨，宣示仿效西洋，為立憲作準備。

　　專制暴戾之西太后，晚年承諾採用立憲制，曾遇到來自兩種勢力的反對。一種勢力是一批頑固守舊大臣，他們反對的理由有兩條，一條是立憲妨礙君主獨攬大權，一條是立憲利於漢人不利於滿人。另一種勢力是清末的革命黨人，他們認為，西太后預備立憲是假的，是為了麻痺革命黨人的意志而進行的欺騙宣傳。一開始就採取了激烈的態度。當慈禧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政治的時候，他們便密謀予以阻撓。在五大臣乘火車出京時，革命黨人吳樾勇敢地擲放炸彈，吳樾壯烈犧牲，五大臣只有兩人受輕傷，出洋考察政治改期進行。

　　慈禧晚年實行新政，並準備立憲，其中一些改革舉措，不僅超越了百日維新，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她用鐵腕把戊戌變法扼殺在血泊之中，兩年之後又用鐵腕實施了戊戌年間提出的變法主張，並且還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歷史的潮流是不能阻擋的，即使像西太后那樣頑固出了名的鐵腕人物，也不例外。慈禧的新政無可非議，承諾預備立憲也非一無是處。但慈禧的頑固保守和她的急轉變，仍然逃避不了歷史的譴責。正是她的頑固保守，喪失了改革政治體制的大好時機。當她實行新政、承諾預備立憲時候，一個新的政治氣候已經形成。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不推翻清政府不足以重新整理政治，不足以使中國走向富強。這個新的政治觀念，代替過去那個在君主專制體制內進行政治改革以使中國走向富強的政治觀念。民主共和與君主專制的較量，取代了君主立憲和君主專制的較量。即使慈禧的立憲是真誠的，也只是君主立憲，而且只是一個承諾。挽救覆亡的努力，儘管由鐵腕人物掛帥，但為時已晚。她的預備立憲的承諾，遇到的是革命黨人舉起的民主共和的大旗，一面推翻君主專制的大旗。

　　歷史是無情的。幾年之後，清王朝就被革命黨人推翻了。鐵腕太后的種種努力，都不能挽救清室的覆亡。

清末朝廷有過一場巨大的權力鬥爭，鬥爭的焦點是革新與守舊。激烈鬥爭中的兩個陣營，都有大量的漢族高階官員和著名知識分子，且在兩個對立陣營中各自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場鬥爭的結局，對中國歷史發展的程序影響深遠。權力鬥爭背後的鐵腕太后也起著一言九鼎的作用，歷史學家對這位鐵腕太后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主張，基本上是持批評和譴責的態度的。這位鐵腕太后，就是本文的主角慈禧太后。　　洋務和維新時期的慈禧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之間爆發了甲午戰爭。如何應付這場戰爭，清政府內部存在著兩派。一派以慈禧太后為首，史稱後黨，主張避戰求和；另一派以光緒皇帝為首，史稱帝黨，是主戰的一派。光緒皇帝雖已親政，但重大事務的決策權仍在慈禧手裡。後黨是當時最有實力的一派，從中央到地方，掌握實權的大臣，都仰承慈禧太后的意旨行事。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是對日作戰的軍事統帥，卻是慈禧太后的寵臣。儘管當時中國已經擁有用洋槍洋炮洋軍艦武裝起來的海軍和陸軍，單從軍事力量來說，與日本不相上下，官兵們為國捐驅的獻身精神也是可歌可泣的。但由於政治腐敗、戰略錯誤，甲午戰爭以中國慘敗告終。中國被迫簽訂了《馬關條約》，這是自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以來，西方列強迫使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最苛刻最貪婪的條約。　　《馬關條約》，成為中華民族救亡圖存新覺醒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被一個新近崛起的小國打敗，這一嚴酷事實，不能不引起一批有識之士的思考。　　日本向西方學習和中國“師夷之長技”，差不多是在同時和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開始的。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的洋務運動，用了差不多相同的時間。但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以後，短短三四十年之間，由落後的被人欺侮的小國，奇蹟般地變成令人刮目相看的強國。而中國呢，經過30年的洋務運動之後，雖然建立了許多近代工礦企業和頗具規模的近代海軍，依然還是貧窮落後的國家。中國“師夷之長技”的“洋務運動”，只著眼於技術，不求政治革新。雖然建立了一些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但政治上依然是封建主義的君主專制。洋務派是要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就是說，只允許在工業技術方面進行改革，不願也不敢提出把專制制度改革為民主的政治制度。洋務企業無論是官辦、官督商辦或者是官商合辦，官場上的種種惡習都帶進了企業，使企業衙門化，缺乏生機和活力。企業裡養了一批根本不懂得企業經營管理和在科學技術上一無所長的官僚，官僚們的一大批親朋好友也在企業裡掛名分肥。積弊積弱的中國，沒有透過30年的求富圖強的運動真正富強起來。　　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的“洋務運動”不同之點在於，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時推進。1881年10月天皇釋出詔書，宣佈1890年召開國會並制定憲法。1885年2月11日由天皇頒佈日本憲法。1890年召開國會，舉行第一次大選。憲法將各項改革成果從法律上肯定下來，標誌著君主立憲形式的近代天皇制的最後確立。　　一些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洋務派那種只在工業企業上向西方學習無補於大局，非革新政治不足以救亡圖存。於是便有了光緒皇帝支援下的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領的戊戌維新運動。　　維新派的目標是要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度，醉心於擁立光緒皇帝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實現國家的獨立和富強。光緒皇帝之所以支援變法，其目的是希望大清江山繁榮昌盛，慈禧太后又何嘗不希望大清江山繁榮昌盛呢?她的侍衛女官德齡在回憶慈禧時曾說：“我希望我們中國將來會強大。”就拿洋務運動來說，慈禧開始並不反對，如果那時她說半個“不”字，奕欣、文祥、李鴻章、曾國藩，就不敢有任何作為，什麼向西方學習、製造洋槍洋炮、開辦新式工廠、派人出國留學等等，一件事情也辦不成。據《慈禧傳言錄》載：“後嘗告德宗，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凡以圖富強也。”慈禧太后有一條鐵的準則是必須嚴守的，即“師夷之長技”可以，但“祖宗之法不可變”。　　《馬關條約》剌痛了光緒，“皇上日夜憂憤，益明中國致敗之故，若不變法圖強，社稷難資保守”。難道《馬關條約》就沒有剌痛慈禧太后?她就心甘情願地把大清江山割讓一塊給外敵?她就心甘情願地把白花花的銀子作為戰爭賠款送給外人?據《盛宣懷未刊信稿》載，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1899年10月6日)慈禧在召見盛宣懷時曾說：“你說的甚是，必要做到自強。但是現在外國欺我太甚，我所以十分焦急。”不要讓大清江山被列強蠶食鯨吞，帝黨和後黨之間是沒有分歧的。光緒變法圖強之初，慈禧採取了有條件的支援態度。光緒帝在下決心變法之前，曾到頤和園叩見慈禧太后請旨，慈禧對光緒說：“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違背祖宗大法，無損滿洲權勢，即不阻止。”還曾明確表示：“苟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製也。”致國家於富強是共同的要求，變法也是可以的，但還是要堅守那條鐵的準則：“祖宗之法不可變”!當然皇太后的絕對權威，滿洲的權勢，也是不允許有絲毫觸動的。慈禧太后尤其不願看到的，是在光緒皇帝周圍聚集了一股新的勢力，一批不受慈禧太后喜歡的人；而這些人也不喜歡慈禧太后所寵信的死守著祖宗舊法的老臣。這是帝黨和後黨之間矛盾的焦點，這兩方面的人愈聚愈多，矛盾也就愈來愈激烈。當恭親王奕欣還活著的時候，由於他的特殊地位，既能約束光緒皇帝，也能向慈禧太后進言，實際上起到了在帝后兩黨之間進行協調的作用。奕欣關於變法的主張接近於慈禧，他認為“祖宗舊制不可盡更，新進之士不可遽用”。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日(1898年5月29日)，恭親王奕欣去世，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緒帝頒發《明定國是詔》，標誌著戊戌變法的開始。幾天以後，光緒不得不遵照慈禧的旨意砍斷自己的左臂右膀，下諭將草擬這個《明定國是詔》的翁同和開缺回籍。同日以榮祿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又命二品以上大臣要到慈禧太后處謝恩。慈禧這幾項措施，是對剛剛起步的維新變法的當頭一棒。光緒心裡明白，他已失去了二品以上大臣的進退黜陟之權，軍機大臣及各省督撫只對慈禧效忠，對皇帝的詔諭卻可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甚至公然抗旨。帝后兩黨之間的裂隙已經演變成了鴻溝，變法的失敗已成定局，只是時間遲早而已。慈禧對待維新變法，就像貓對待利爪下的老鼠一樣，隨時可以把它一口吞下。但暫時讓它在心驚肉跳中活著，當作玩物一擒一縱地捉弄它，向那些敢於向自己的權威挑戰的人顯示自己的權威。　　由於操縱朝廷實權的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堅決反對，自6月1日光緒皇帝頒發《明定國是詔》起，維新變法只進行了103天。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幽禁光緒皇帝，處死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史稱“戊戌六君子”。先後罷免或遣戍參與新政的官員數十人，康有為、梁啟超等一批維新志士亡命海外。慈禧策動政變的得力親信榮祿，內調為軍機大臣，節制北洋各軍，操軍政大權。被光緒革罷的官員，一一起用。恢復八股舊制，停止經濟特科，除京師大學堂等少數幾項外，廢除了絕大部分新政詔令。

慈禧的宣戰與求知　　1900年6月10日，英國海軍提督西摩率英、德、俄、法、美、日、意、奧等國侵略軍2000人，從天津向北京進發，在廊坊一帶受義和團抗擊。6月17日晨，英德俄法美日意奧“八國聯軍”以優勢兵力向大沽炮臺發起猛烈進攻，激戰數小時，炮臺失守，守將自盡。　　這時，清政府面臨空前嚴峻的內憂和外患。內憂是人數眾多、具有強烈盲目排外思想的義和團；外患是用精良武器裝備起來的八個國家聯合起來的侵略軍。如何對付義和團，如何對付八國聯軍，這是當時關係國家命運的艱難選擇。慈禧為此召開了四次御前會議。名為御前會議，實際上是慈禧一人說了算。這時，慈禧獲得兩個完全不準確的資訊，一個資訊是義和團有刀槍不入的神功，有不怕洋槍洋炮敢於和一切“洋鬼子”血戰到底的決心和信心。這個資訊使慈禧太后得出了民心可用的結論。另一個資訊是各國公使要求慈禧太后歸政光緒皇帝。這個資訊使慈禧得出了洋鬼子可恨的結論。在6月19日召開的第四次御前會議上，慈禧太后已經決定向各國宣戰。這是一個草率的決定。在沒有進行任何戰爭動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均無準備的情況下，便向為數眾多的強國宣戰，總署隨即照會各國公使，令他們在24小時內離京。宣戰之後，慈禧所作的唯一重大決策是“招撫”義和團，利用這些未經軍事訓練手持簡陋武器的團民去圍攻外國駐華使館，擊殺外國人。由於慈禧的所作所為，一場本應是全國軍民高舉反侵略的偉大旗幟，堅決抵抗入侵之敵的正義鬥爭，起碼在外觀上扭曲成了一場愚昧的盲目的排外活動，而這個活動中還夾雜著帝后兩黨之間的權力鬥爭。　　慈禧頒佈宣戰上諭之後，曾令各省督撫將義民“招整合團，借御外侮”。但東南地區的地方實力派，卻提出了與慈禧主政下的北京中央政府完全相反的政治主張，史稱“東南互保”。所謂地方實力派，主要是指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還加上江蘇、湖北、安徽、江西、湖南等省的巡撫。他們認為，義和團是“邪教”，是“亂民”，他們戕害無辜洋人，焚燒洋貨洋房，殺死外國外交官員，必然造成全域性混亂，不可收拾。這些地方實力派公然對抗慈禧太后的決策，要求立即剿滅義和團；要求飭令各國使臣分別向各國道歉；要求“明諭各省保護洋商、教士”。幾個地方督撫大員竟敢串通一氣，如此明目張膽地與朝廷對立，這是從清王朝建立以來前所未有的奇變。公然抗旨，其罪當誅，這是大家心裡都明白的。可是這時的慈禧太后卻顧不得這些，在報告有關東南互保的電文上，無可奈何地批了三個字：“知道了。”她心裡當然明白，這些督撫大員的行動，無論怎麼辯解，都越出了可以容忍的界限，但她不得不容忍他們的越軌行為。　　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燒殺搶掠，慈禧驚惶失措，帶領光緒和一些王公大臣，向西逃亡，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賦予便宜行事之權，收拾她留下的亂攤子。在倉皇逃命時，還沒有忘記下令將珍妃推入井中淹死。　　受命為全權大臣的李鴻章，非常清楚與聯軍議和這副擔子的分量。要使聯軍停止在華的燒殺搶掠，結束戰爭行動，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在一項新的曲辱條約上簽字是避不可免的。李鴻章猶豫了，朝廷多次電催他兼程北上，而他於7月21日從廣州到達上海，便稱病在此暫住，直到9月14日，也就是派他為全權大臣之後一個月零七天，他才自上海起程北上。　　慈禧太后從6月21日下詔向列強宣戰，到8月7日派李鴻章向列強求和，這個急轉變才用了四十幾天的時間。　　與帝國主義列強的議和談判是一個複雜的討價還價過程，最大的難點是懲辦肇事大臣和賠款數額。每一個談判細節都要請示，正如奕劻、李鴻章奏報中所說：“臣等相機因應，筆禿唇焦，卒以時局艱難，鮮能補救，……所有一切辦理情形，均隨時電陳摺奏。”列強屯兵京津，拿到談判桌上的和議總綱十二款，“不容改易一字”，還不時以派兵到西安相威脅。逃亡在外的慈禧希望儘快談成，南方的劉坤一、張之洞則希望儘量減少損失。列強之間由於各自的在華利益不同，相互鉤心鬥角，還需要時間協調立場緩解衝突。求和談判進行了一年之久，奕劻、李鴻章將最後文字電奏，慈禧太后立即批准：“公約業已定議，即行畫押。欽此。”1901年9月7日，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代表中國與德奧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我十一國代表，簽訂了最後議定書，共十二條。因為是辛丑年，故稱之為《辛丑條約》。根據這個條約，中國要向各國賠款45億兩白銀，分39年還清，加上年息4釐和地方賠款，總額超過10億兩白銀。因為是為上一年的事件賠款，所以稱之為庚子賠款。這是自“馬關條約”以來，列強以武力脅迫清政府簽訂又一貪婪無恥的條約。　　慈禧罪己、求言和變法　　1900年8月20日，慈禧在向西逃亡的途中，以光緒帝名義，下罪己詔。詔中對列祖列宗及慈禧太后作了一番頌揚之後說：“不謂近日釁起，團教不和，變生倉猝，竟致震驚九廟。慈輿播遷，自顧藐躬，負罪實甚。……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無論誰讀了這段文字都會知道，承認“負罪實甚”的不應被幽禁的光緒，而是專制獨裁的慈禧。　　8月22日，在向西繼續逃亡途中，在宣化府城又下詔求直言。諭曰：“自來圖治之原，必以明目達聰為要。此次內訌外侮，倉猝交乘。頻年所全力經營者，毀於一旦。是知禍患之伏於隱微，為朕所不及察者多矣。懲前毖後，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責者，於朕躬之過誤，政事之闕失，民生之休慼，務當隨時獻替，直陳無隱。”誰都看得出來，做出這種虛心納諫姿態的是慈禧，而不是光緒。這道求直言的詔書，沒有得到任何反應，因為誰也不敢輕易相信慈禧求直言是真誠的。　　又過了100天，12月1日，慈禧已逃到西安，在西安行在釋出上諭：“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懲前事之事，乃可作後事之師。欲求振作，當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各直省督撫、駐紮各國使臣，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兵政財政等，有因有革，有省有並，各舉所知，限兩個月內詳悉以聞。”要求大臣們在兩個月的限期內，就政治改革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兩個月過去了，屠殺維新志士的恐怖記憶，使大臣們仍然噤若寒蟬。

1901年1月30日(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一向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頒佈了變法詔書。詔書以雄辯的文字說明，只有“變法”，才能使國家漸致富強。祖宗之法也不是不可變的，而且列祖列宗也是在不斷地變法。請看詔書的幾段原文：　　“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來，代有興革。當我朝列祖列宗，因時立制，屢有異同。入關以後，已殊瀋陽之時。嘉慶、道光以來，漸變雍正、乾隆之舊。大抵法積則敝，法敝則更，惟歸於強國利民而已。自播遷以來，皇太后宵旰焦勞，朕尤痛自刻責，深念近數十年積習相仍，因循粉飾，以致成此大釁。現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致富強。懿訓以為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懲前事之失，乃可作後事之師。”　　“今者恭承慈命，壹意振興，嚴祛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禍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機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學之本源也。居上寬，臨下簡，言必信，行必果，服往聖之遺訓，即西人富強之始基。中國不此之務，徒學其一言一話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積習，舍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強邪?總之，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須議更張。”　　慈禧當然知道臣民們對於不久前戊戌政變的被血腥鎮壓會心有餘悸，所以在光緒的變法昭書中不得不作某些新的解釋。說康有為、梁啟超等“妄分新舊”，以致造成“舌辯縱橫”。給康梁定性為“乃亂法也，非變法也”。為表朝廷變法之心誠，昭書還呼籲：“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弊，參酌中西政治，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制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精?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內悉條議以聞。　　慈禧在西安大講變法圖強，儘管娓娓動聽，但很難取得大臣們的信任。除了兩年前那腥風血雨的可怕記憶外，還有眼前的現實：八國聯軍駐在北京，和議談判仍在艱難的進行。此時此地大談變法圖強，總給人以玄機莫測的感覺。疑慮、惶惑、觀望，是當時官員的普遍心態。　　慈禧用成立領導變法的辦事機構，以證明自己倡導變法的真誠。1901年4月21日，下令成立督辦政務處，網羅了當時在位的全部軍機大臣和全部大學士，還加上當時最有影響的地方實力派人物遙為參預。成立這樣一個強有力的督辦政務處，使得慈禧所推行的新政，一亮相就是聲勢顯赫，如上諭所說，“示天下以必信必果”。　　慈禧新政種種　　慈禧下令成立督辦政務處，使得她的變法決心，終於取得大臣們的信任和理解。列名督辦政務處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先後於一個月之內(7月12日、7月19日、8月11日)聯銜會奏，連上三折，即著名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　　同年10月2日，慈禧以釋出太后懿旨和皇帝上諭的形式，充分肯定了劉坤一、張之洞聯銜會奏的變法三折。懿旨雲：　　“自經播越，一載於茲。幸賴社稷之靈，還京有日。臥薪嚐膽，無時可忘。推積弱所由來，嘆振興之不早。近者特設政務處，集思廣益，博採群言，逐漸施行。擇西法之善者，不難捨己從人；除中法之弊者，統歸實事求是。數月以來，興革各事，已降旨飭行，惟其中或條自繁重，須待考求，或事屬創舉，須再參酌。迴鑾以後，尤宜分別緩急，銳意圖成。茲據政務處大臣榮祿等面奏：變法一事，關係甚重，請重申誥誡，示天下以朝廷立意堅定，志在必行，並飭政務處隨時督催，務使中外同心合力，期於必成。用是特頒懿旨，嚴加責成，爾中外臣工，須知國勢至此，斷非苟且補苴所能挽回厄運，惟有變法自強，為國家安危之命脈，亦即中國民生之轉機，予與皇帝為宗廟計，為臣民計，舍此更無他策。爾諸臣受恩深重，務當將應行變通興革諸事，力任其難，破除積習，以期補救時艱。昨據劉坤一、張之洞會奏整頓中法，仿行西法各條，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辦。各省疆吏，亦應一律通籌，切實舉行。”　　從這道懿旨不難看出，慈禧的變法是大膽的、真誠的，而且有很強烈的緊迫感。劉坤一、張之洞聯銜會奏的變法三折，實際上為慈禧繪製了一幅變法自強的藍圖。　　這時的慈禧，還在逃亡途中，此時決心變法圖強，自然與被迫逃亡有關。慈禧以往的口頭禪是祖宗之法不可變，可是堅持祖宗之法的結果是愚昧貧窮軟弱，眼看著龍興之地讓俄國人蹂躪，列祖列宗的陵寢無力守護，不得不告別宗廟社稷，來一個噩夢般地大播遷。教訓當然是慘痛的。以頑固不化著稱的慈禧太后終於明白了： 為了祖宗，為了保住祖宗留下的江山，祖宗之法是可以變的，不變祖宗之法不足以圖富強，到頭來連祖宗的江山都保不住了。

慈禧的新政，就其重要者說，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　　行政制度的改革。裁撤或合併一些有名無實或職能重複的衙門。創設了一些新的官署，最重要的是將總理衙門改組為外務部，改變了沿襲千餘年的傳統的六部建置，而且品級高於其他各部。此後還設立了前所未有的商部、巡警部和學部(教育部)。　　軍事制度的改革。裁汰綠營十分之二三，取消武舉，命各省創設武備學堂。設立練兵處，控制各省的新軍，光緒三十二年併入陸軍部。改革的目標是按西方模式，建立一支強大的新式軍隊。　　教育制度的改革。頒佈《學堂章程》，這是我國近代第一部完備的教育法規。學堂有普通學堂和專業學堂。改書院為學堂，命各省於省城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縣改設小學堂。學堂的管理、課程設定和考試方法完全是從西方引進的。1905年明令廢除了沿襲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　　法律制度的改革。中國的法律制度起源甚早，直到清代，還沒有適應工商業發展需要的民法和商法。為此，制訂了《商會簡明章程》、《大清商律》、《公司註冊章程》和《礦務章程》等等。同時，參照西方的法律修訂了《大清律例》。　　慈禧新政，無論從深度和廣度說，大大超過了被她一手扼殺的，戊戌變法，這是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但有識之士逐漸意識到，僅僅是實行這些新政而不改變國體，是不能使國家富強的。於是，便有了變更國體的議論。而這種議論，也來自地方實力派。　　1905年7月2日，直隸總督袁世凱、湖廣總督張之洞、署兩江總督周馥，聯銜奏請立憲，要求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政治。慈禧採納了他們的建議，以光緒帝名義頒發上諭，決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　　五大臣先後考察歐美及日本等十幾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並親眼看到了這些國家工業、交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況。他們回國後，慈禧多次召見，詢問考察心得。他們一致讚揚這些國家的立憲政治。出國考察政治的載澤、端方，都先後上折，請慈禧太后準備立憲。　　經過王公大臣一番辯論之後，慈禧釋出懿旨，宣示預備立憲。懿旨說，“我國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阽險，憂患迫切”，“國勢不振，實由於上下相睽，內外隔閡，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衛國。而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君民一體，呼吸相通，博採眾長，明定許可權，以及籌備財用，經劃政務，無不公之於黎庶。又在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慈禧這次急轉變，也是迅猛的。自聽取出洋大臣的考察報告之後，短短的一個多月，便下懿旨，宣示仿效西洋，為立憲作準備。　　專制暴戾之西太后，晚年承諾採用立憲制，曾遇到來自兩種勢力的反對。一種勢力是一批頑固守舊大臣，他們反對的理由有兩條，一條是立憲妨礙君主獨攬大權，一條是立憲利於漢人不利於滿人。另一種勢力是清末的革命黨人，他們認為，西太后預備立憲是假的，是為了麻痺革命黨人的意志而進行的欺騙宣傳。一開始就採取了激烈的態度。當慈禧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政治的時候，他們便密謀予以阻撓。在五大臣乘火車出京時，革命黨人吳樾勇敢地擲放炸彈，吳樾壯烈犧牲，五大臣只有兩人受輕傷，出洋考察政治改期進行。　　慈禧晚年實行新政，並準備立憲，其中一些改革舉措，不僅超越了百日維新，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她用鐵腕把戊戌變法扼殺在血泊之中，兩年之後又用鐵腕實施了戊戌年間提出的變法主張，並且還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歷史的潮流是不能阻擋的，即使像西太后那樣頑固出了名的鐵腕人物，也不例外。慈禧的新政無可非議，承諾預備立憲也非一無是處。但慈禧的頑固保守和她的急轉變，仍然逃避不了歷史的譴責。正是她的頑固保守，喪失了改革政治體制的大好時機。當她實行新政、承諾預備立憲時候，一個新的政治氣候已經形成。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不推翻清政府不足以重新整理政治，不足以使中國走向富強。這個新的政治觀念，代替過去那個在君主專制體制內進行政治改革以使中國走向富強的政治觀念。民主共和與君主專制的較量，取代了君主立憲和君主專制的較量。即使慈禧的立憲是真誠的，也只是君主立憲，而且只是一個承諾。挽救覆亡的努力，儘管由鐵腕人物掛帥，但為時已晚。她的預備立憲的承諾，遇到的是革命黨人舉起的民主共和的大旗，一面推翻君主專制的大旗。　　歷史是無情的。幾年之後，清王朝就被革命黨人推翻了。鐵腕太后的種種努力，都不能挽救清室的覆亡。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慈禧後來施行的新政叫“清末新政”，又叫做“庚子後新政”，是庚子事變後經慈禧點頭才得以施行的。

維新變法就是“戊戌變法”，又叫做“百日維新”。是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透過光緒帝進行資本主義改革的活動。

二者有相同之處，但清末新政內容不但包括戊戌變法，而且比其改革面更廣更深。

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不是變法內容的好與壞，而是其本身的改革措施觸碰了以慈禧為核心的守舊派利益。那麼既然變法會使自己的利益受到衝擊，為什麼慈禧後來又同意了清末新政呢？所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眼看大清都要亡國了，再不死馬當活馬醫能行嗎？

眾所周知變法都是要有原因和前提的，我們先來看看戊戌變法吧：

一，國際和國內的政治形式。

在清朝末期，國際上的有些國家如英國、法國等逐漸完成了工業革命，建立了新的資本主義制度，使其國力本身有了質的飛躍。日本也透過明治維新走上了資本主義新道路，國力也在飛速崛起。反觀清國，依然過著刀耕火種的生活而不思進取，即使偶爾搞搞洋務運動，但治標不治本，除了耗費國力別無他用。

列強由於本身的強大，也不斷向外擴張自己的勢力，對於東方這隻熟睡的雄獅已是覬覦已久，導致後來逼迫清政府簽訂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此時清政府在政治方面對抗列強已捉襟見肘。

二，戊戌變法基於的經濟基礎現狀。

清朝末期不可避免的同歷史將亡的朝代一樣，社會經濟狀況已千瘡百孔。本來就敗落不堪的民眾生活，因一條條不平等條約的鉅額賠款，更是雪上加霜。

面對鉅額賠款，清政府從百姓身上榨乾了油水，又向外國銀行借得鉅款用於賠付。本就一毛錢都沒有了，還借了外債，可謂屋漏偏逢連夜雨啊。

所以在國際國內形勢上，在自身的經濟基礎上，維新派人士深深感覺到，只有變法才能圖強，才能穩固江山社稷。

三，戊戌變法的基本內容。

其實康有為的變法革新是建立在原有的封建制度上的，說白了就是“保皇派”。其改革主要是針對清政府這臺看機器加以修理和整改的。

戊戌變法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實施。其主要內容有：改革政府機構，裁撤冗官，任用維新人士；鼓勵私人興辦工礦企業；開辦新式學堂吸引人才，翻譯西方書籍，傳播新思想；創辦報刊，開放言論；訓練新式陸軍海軍同時規定，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取消多餘的衙門和無用的官職。

比變法內容最大的亮點就是學習西方文化和改革措施，也可以說戊戌變法是清朝末期的思想啟蒙之法。但最終還是在利益面前得罪了慈禧，以失敗告終。

再看清末新政。

由於義和團一系列的扶清滅洋運動（毀鐵路、拔電線杆等），致使了八國聯軍對清國的進攻，老太后慈禧也因此被迫拖家帶口的去西安避難溜了一遭。慈禧回來後，列強繼續施壓，守舊派也不得不主動提請變革，這才最終成就了清末新政的實施。

上面已經說過清末新政的內容和戊戌變法的內容基本相同，但更深更廣。比如新政直接廢除了科舉制度、訓練新軍、在改革政府機構去除冗員之外，還仿行君主立憲制等（但議會不能干涉君主），這一系列的改革有好有壞，但最終還脫不了清廷封建專制的毛病。

清末新政雖然最後由於執行不利，很多專案造成擱淺的局面，但其內容和初衷對後世的影響還是很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