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人評價：唐玄宗是個昏君。此昏，指他不愛江山愛美人，還抓住權不放！導致外藩外戚專權。安史之亂後中央集權削弱，實際上影響了六百多年，也就是從755年至1368年，直至朱元璋遣徐達收復元大都，安史之亂的影響才基本消除。安史之亂的禍害前期為藩鎮割據，後期為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導致中原無險可守，中國始終強盛不起來。這也證明，領土問題是最大的政治。

我認為不能把“安史之亂”的責任一味的推到唐玄宗身上。事物的發展是由內因決定的，我想從唐朝政治、科舉、經濟、軍事制度的發展簡要的談談自己的觀點。

一、唐朝政治制度的發展

唐朝中央政府實行的是“三省六部一臺”的制度。先說三省，即：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中書主發令，政府的一切最高命令皆有中書省以皇帝的名義發出，叫做“敕”，中書省長官為中書令、設中書侍郎（副長官）、中書舍人（擬撰詔書）等職位；門下省主詔令覆核，行封駁事，政府每一個命令必須門下省付署才能正式生效。門下省長官為侍中，設侍郎（副長官）、給事中（辦事員）；尚書省為執行機構，負責政策的具體落實，設吏、兵、戶、工、刑、禮六部，尚書省長官為尚書令，因唐太宗登基前做過尚書令，故此職位常虛懸其缺，改設左右僕射（副長官）。武則天時期把中書省改為“風閣”，門下省改為“鸞臺”。一臺為御史臺，為獨立監察機構，不屬三省，其具體職責稍後做介紹。

唐朝地方政府分為州、縣兩級。唐玄宗時，全國有358個州、1573個縣，州長官為刺史，縣長官為縣令。唐朝時，州縣長官無權任用部屬，皆由中央分發，故地方官升遷的機會不大，於是在官吏中漸分清濁，影響行政實際效力極大。

接下來再講御史臺。唐中宗時，御史臺分為左、右御史，左御史監察中央政府，謂之“分察”，但中書、門下不在監察之列；右御史監察地方，謂之“分巡”。全國分為10道，派去監察御史稱之為“監察使”，後改為“巡察”、“按察”，最後叫“觀察使”。這些御史明明是中央官，派到地方巡視，結果常駐地方，成為地方更高一級的長官。尤其是在邊防重地，對地方事務臨時全權支配，這就是“節度使”。“節”是當時一種全權印信，故“節度使”在其地域可以指揮軍隊、管理財政、任用官吏，到唐玄宗時期甚至發行貨幣，逐漸形成“藩鎮”。唐玄宗時期大量的節度使由軍人擔任，從而形成“割據”，本意為中央集權，卻演變為尾大不掉，直至把唐朝消滅。明清時期的督撫之制亦如是。

二、唐朝科舉制的發展

隋唐之前官吏的選拔任用採取“九品中正”制，其本意是為當時的用人之道出一個客觀的標準，但後來逐步變成擁護門第、限制範圍。唐朝針對時弊採取“懷牒自列”，不用地方長官的推薦，大開入仕之門。但隨著報考人數的不斷增加，錄取名額亦不斷放寬，學子求官者多，得官者少，中央只有不斷擴大政府組織來接納，於是就有了“員外官”“候補官”。可以說，此項流弊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西方社會是先有中產階級，再有入仕預聞政治，我謂之“商而優則仕”，如現在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川建國同志）。而中國則不然，2000年前的孔子就提出了“學而優則仕”，歷代統治者只激勵人們入仕，而打壓工商資本，存心引導民間聰明才智，結果造成政府臃腫，讀書人成了政治脂肪，唐朝科舉之初便已顯現此等現象。想出人頭地的人多了，就不免有攀附強權、勾心鬥角者，結果造成政治內耗。唐玄宗趕走了張九齡，任用李林甫、楊國忠等一眾庸才激化了社會矛盾，點燃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索，唐朝後期的“牛李黨爭”成了唐朝覆滅的加速器。

由此可見，一切合理性的、有法度的制度都應不斷進步、不斷生長。

三、唐朝經濟制度的發展

唐初田賦制度稱為“租”“庸”“調”。“租”是配給人民以耕種的田地；“庸”是對國家義務勞役。唐制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調”是各地須以土產貢獻中央，租即是粟米之徵，庸是力役之徵，調是布帛之徵。唐初租庸調製用意，在使有身者同時必有田有家，於是對政府徵收此輕微的稅額，將會覺得易於負擔，不感痛苦。

唐朝中期逐步演化為兩稅制。有多少田，政府便向你收多少租，義務勞役也可以花錢免除，政府不再授田，民間自由兼併，自由買賣，打破了均地權、受田畝的做法。其初衷是好的，但弊病日顯，兩稅制變成了一種硬性規定，隨地攤派，而不再有全國一致的租額和稅率了，各地的田租額輕重不等，大相懸殊，百姓窮的更窮，富的更富，加劇了社會兩級分化。

四、唐朝軍事制度的發展

唐初實行“府兵”制。府兵有自己的耕地，在武裝集團裡開展生產，寓農於兵，全兵皆農，不要國家一文錢，一粒米給養，一面保衛國家，一面還自立生產。但後來府兵制度也失敗了，怎樣失敗的呢？這也不是當時人不要此制度，而實由於人事頹廢所導致。一是各地府兵要到中央輪值宿衛，久而久之士兵變成了官宦世家不要錢的苦工，受人賤視，下次就逃亡規避了。二是士兵陣亡撫卹不及時。玄宗時期政府鬆懈疏慢，軍隊士卒死亡，其家屬得不到政府及時撫卹，人心漸失。三是軍人雖有勳位榮譽，但無社會地位，兵員逐漸枯竭，政府有錢臨時買外國人當兵，這就是“募兵制”。安祿山、史思明就是募來的外國人，逐步成為邊疆大吏，寄付國防重任。募來的兵只知有節度使不知有皇上，更沒有民族認同感，只要給錢就敢造反。

唐玄宗雖締造了開元盛世，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制度弊端和社會矛盾日益凸顯，“安史之亂”也是必然中的偶然，只是爆發的時間問題了，可悲的是讓唐玄宗李隆基趕上了。

安史之亂始於唐玄宗不假，帶來50%的人死亡有點誇張。

唐玄宗開元時期，社會經濟雖然達到空前繁榮，可是土地的兼併，以至大部分百姓遷徙流亡！而唐玄宗整天過著縱情聲色的生活，楊貴妃一家勢傾天下，任意揮霍。楊貴妃的哥哥楊國忠，“不顧天下成敗”，只顧循私誤國，公行賄賂，妒賢忌能，驕縱跋扈，不可一世。尤其是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爭權奪利，成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線。

再加上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壞，唐玄宗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這樣就增加了中央和地方軍閥勢力之間的矛盾，也是促成安史之亂最為重要的因素。

安史之亂經歷了七年三個月，差不多趕上抗日戰爭的時間了！雖然以安祿山為首的叛軍最終被鎮壓住了，可是唐朝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呀！

戰爭影響

戰亂使社會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整個黃河中下游，一片荒涼，人煙斷絕，千里蕭條。活下來的人，因家園被毀，無處可歸。所以，後來又鬧了一場饑荒，屍堆成山！有野史記載，這場戰亂死了3300萬人！這個數字，是不是戰前唐朝總人口的50%就不知道啦！

至於說禍亂中華450年，個人感覺有點誇張！因為哪朝哪代都有打仗，都會死很多人！

我想問一下：如果把玄宗換成太宗，安史之亂後還會發生嗎？你的答案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

我的答案就是：不會！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安祿山可是李隆基的乾兒子，安祿山口口聲聲愛國，大肚子裝的是對皇帝的赤膽忠心。上面都愛聽拍馬屁的話！所以小人才能得志。

說實話，唐朝的民族也好，亦或是軍事也罷，依然帶有很濃重的胡人色彩，唐朝承自關隴貴族集團，這本來就是一個胡漢混合的軍政集團，而到了唐朝，胡人色彩並未被抹去，而周遭的胡人民族是非常之多的。

所以唐朝任用胡人為將領掌控軍權已經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了， 如太宗時的阿史那社爾，執失思力，後來的哥舒翰，李光弼，再到安祿山，史思明等等，胡人將領在唐朝歷史上屢見不鮮。

現在有許多人說安史之亂的原因就是因為唐玄宗任用安祿山為將掌控兵權，實際上不能一言以蔽之，當時的唐朝任用胡人將領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不能完全怪罪於唐玄宗，當時的漢人之中不缺名將，如王忠嗣這等人物，是能壓住安祿山的，可惜，唐玄宗一概不用。

至於說禍害中華450年，並不能這樣說，唐朝由盛轉衰確實是因為安史之亂，可安史之亂平定後唐朝並沒有完全喪失作為中央政府的威嚴，真正讓唐朝一蹶不振的是涇原兵亂，而禍害中華數百年的，應該是石敬瑭割讓幽雲十六州。

這問題存在爭議，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曾看過一篇文章，好像說安史之亂影響中華1200年，其中有一個觀點是說安史之亂以後，漢族建立的政權重文抑文，以至後來被異族侵佔，建立了元朝和清朝政權。這是百家齊放，百家爭鳴，觀點是多種多樣。

我認為本題說法待商榷，本題說安史之亂造成唐朝人口50％死亡，禍害中華450年，這個問題應從哪方面角度來看，交戰區人口史料記載損失非常嚴重，像《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都寫到了這方面問題，而且叛軍蓄謀以久，強悍野蠻，邊疆異族人也很多，破壞性嚴重，還有吐番乘安西都護府等地所轄邊防軍回內地平叛時機攻佔的地區人口損失也嚴重，江淮以南地區叛軍沒有染指，居民人口談不上過大損失。影響450年這事也是觀點各異，還有的觀點認為安史之亂藩鎮割據也是指河北一帶，其餘地區還是聽從唐中央政府的，畢竟唐朝907年才滅亡，這距安史之亂已有一百多年了，只是黃巢起義流動性強，各地在鎮壓黃巢起義過程中才真正形成了藩鎮割據局面。宋朝重武抑文政策主要是吸取五代十國軍人當政更迭頻繁原因，跟安史之亂沒有太直接關聯。

安史之亂髮生在755年至763年，7年時間吧，和清朝“三藩之亂”時間差不多，但“三藩之亂”波及影響面廣，而安史之亂主要在現在河北、河南、陝西、山西一帶進行，唐肅宗李亨在寧夏靈武繼位的，安史之亂分安祿山和史思明兩個叛亂部分，安史之亂髮生及叛軍反覆鬧事客觀存在一定因素，但是唐玄宗、楊國忠及楊氏姐妹存在很大失誤失德原因，唐玄宗和唐肅宗存在嚴重用人及指揮失誤，否則，叛軍不會那麼猖狂。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原因，這個觀點被史學界認為，其餘許多觀點都存在爭議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