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四(5月14日)油價收高，美國原油6月期貨結算價上漲2.27美元，漲幅9%，至每桶27.56美元，因美股上漲且國際能源署(IEA)預計下半年原油庫存將減少；週五(5月15日)亞市盤初，美原油6月期貨仍在27.56附近徘徊。

　　IEA指出，為避免負油價再次衝擊，近一個月以來多家基金和平臺已經提前調整策略，許多銀行都吸取中行事件教訓，包括提前換倉、暫停原油相關合約開倉等。然而，有分析指出，大規模地移倉會造成近期合約流動性在一段時間縮減，倉量減少，這樣對於那些遲換合約的銀行投資者來說，是一個不小的利空。

　 如何轉危為機？中國需要從戰略高度考慮。

看看曾經的三次石油危機

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暴發，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為了打擊對手以色列及支援以色列的國家，宣佈石油禁運，暫停出口，國際市場上的石油價格從每桶3美元漲到13美元，上漲了4倍。

　　石油價格暴漲引起了二戰後西方國家的首次經濟衰退，並促成了國際能源署（IEA）的誕生，西方國家開始重視與中東關係和中東戰略。

　　危機衝擊了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石油開始作為政治武器出現，1960年成立的OPEC從西方七姐妹油氣公司手中奪回石油定價權，作為全球重要經濟組織強勢崛起。

　　1979-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機。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暴發，巴列維王朝謝幕。此後，伊拉克與伊朗持續八年的兩伊戰爭暴發，石油日產量銳減，每桶石油的價格從14美元漲到了35美元。

　　石油價格驟升引起了西方主要工業國的經濟衰退，此輪危機後，石油戰略儲備重要性在西方得到空前重視，消費國加快發展替代能源，有意識壓縮石油消費，加強本國及非OPEC國油氣生產，世界石油供需結構開始改變。

　　OPEC影響力達到巔峰。

　　1990-1991年，第三次石油危機。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灣戰爭暴發。伊拉克隨後遭到西方國家制裁，伊拉克的原油供應完全中斷。短短3個月，石油從每桶14美元迅速竄到40美元。

　　透過應對前兩次石油危機，西方國家已經建立起充沛的石油戰略儲備、降低了對中東石油的依賴程度，加之，擁有了沙特這一堅定盟友全力支援，本次危機影響得以最小化。

　　IEA啟動緊急計劃，每天將250萬桶的儲備原油投放市場，以沙特為首的OPEC也迅速增加產量，穩定了石油價格。

　　OPEC在世界石油供應側的比重下降、讓出了定價權，NYMEX（紐約商業交易所）旗下的WTI和IPEC旗下的Brent（布倫特）崛起成為定價工具，國際油價的決定權從OPEC轉為OPEC和國際壟斷資本相互抗衡。

本輪石油危機有什麼特點？

　　此前三次石油危機都是供給側極短時間內發生重大變化，本輪石油危機則是需求側與供給側同時劇變。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導致需求側急劇衰減，疊加沙特價格戰的供給側鉅變，進而引發了油氣全產業鏈危機。

　　新冠肺炎疫情公共衛生事件發展至今，如下圖所示，已經走過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國境內疫情作用全球。

　　中國嚴防死守，在最大程度上切斷了傳播途徑，同時，也造成國內油品消費嚴重萎縮。中國抗疫所取得的成果給予全球市場足夠信心，全球金融市場在經歷了最初恐慌階段後穩中有升，特別是大宗商品之王原油，在2月初下探底部後，在2020年2月20日之前走出的“七連陽”行情，凸顯出市場對中國快速走出疫情影響及其後V型反彈的期許。

　　第二階段，中國境外疫情開始作用於國際油價，OPEC+減產預期託底國際油價。

　　第三階段，早前期沙特價格戰，由於缺乏中國的高效管制與早期干預體系，歐美疫情暴發、不得不封城封國，供需雙殺，國際油價數次探底。5月1日減產協議執行以來，疊加歐美復產復工利好預期，國際油價執行區間抬升。

　　需求側坍塌使得3月7日暴發的價格戰難以為繼，4月12日，OPEC+減產協議達成，這場打了47天的價格戰創下了閃電戰記錄。

　　歐美現在急於復工復產，確實是等不起了，需要儘快重啟經濟，但是需求側難以V型反轉，復甦之路並不順利，而且美國“鍾南山”福奇已經警告過早解封或導致不必要的死亡，阻礙經濟重啟。

　　在現貨市場不得不解決的產供儲運等現實問題面前，5月1日起，產油國協議減產與獨立石油生產商主動減產成為本輪減產特點。相關資料顯示，獨立石油生產商減產力度反而更大。

　　如下圖所示，全球原油庫存快速累庫，資料顯示，全球原油庫容短期見頂並非虛言。

　　全球需求跌至25年來最低點及負油價的出現，是本輪石油危機最大特點。

　　油氣全產業鏈面臨大考，並可能重塑。

　　上游，全面進入至暗時刻，特別是對勘探開發、油田服務行業傷害極大。低油價時代，勘探開發投資極大抑制，油田服務行業只能儘量壓縮成本，轉崗轉型，安排富餘勞動力。

　　中游，煉化行業面臨前期高價庫存，產品出路通暢與否問題。

　　下游，銷售行業需要全力確保庫容、銷路與現金流。

　　在過去的石油危機中，高油價觸發了經濟衰退，而本輪石油危機中，原油這種原本可靠的大宗商品跌成負值給全球經濟增長敲響了警鐘。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預估，今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0%。有分析稱，全球經濟正出現二戰以來最快的萎縮。

　　全球經濟的築底可能成為本輪石油危機如影相隨的一大特點。目前來看，美聯儲雖注入流動性，並在此後有多項財政政策託底，但是救金融易，穩增長難。未來兩三年，全球經濟將面臨較大通縮壓力，低油價可能常態化，油氣行業尤其是上游如何生存，將是當務之急。

中國油氣行業面臨什麼困境？

　　2019年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已經超過70%，能源是國家命脈，石油是戰略資源，緊迫形勢下中國近年來高度重視能源安全，一直致力於提升中國本土油氣勘探開發。

　　石油行業作為資金密集型長週期行業，單純的上游行業往往難以抵禦風險。一體化能源公司被證明是對抗行業風險的最好道路，西方七姐妹油氣公司都是上下游均衡企業，近年來中東產油國國家石油公司都致力於提升煉化及倉儲物流能力。

　　上游能確保企業擁有海內外油氣資源，既有利於建立穩定石油供應渠道，又可以平抑高油價帶來的風險；中游能確保企業“油路”通暢，實現石油價值增值；下游能確保企業品牌形象，透過直分銷網路直達客戶，洞悉石油行業終端變化，更好決策。

　　石油行業是長週期行業，勘探開發初始投入高回收週期長。中國油田不少已進入開採晚期，高度依靠驅油技術維持產量，作業成本高是不爭的事實。“三桶油”承擔了中國本土油氣勘探開發以及油田保供重任，在當前低油價下“三桶油”上游環節受到的衝擊最大。

　　最新上市公司財報顯示，中國石油2020年第一季度淨虧損162.3億元，去年同期盈利102.51億元。中國石化2020年第一季度淨虧損197.82億元，去年同期盈利147.63億元。

　　按理中下游可以補償“三桶油”損失，但是，目前中國“地板價”的設定使得這一補償難以兌現。

　　中國成品油價格中稅費佔比不小，其中消費稅更是接近零售價格的1/3；中國執行煉廠出貨環節徵收消費稅，汽柴油消費稅金額較大，同時國內消費稅屬於中央稅，由國稅部門徵收，地方積極性不高，非合規經營企業的稅費套利空間較大，消費稅往往成為偷漏稅重災區。

　　國際油價相對高位時，“三桶油”一體化競爭優勢下，整體調節空間大；國際油價低位執行時，尤其是前期保能源安全時，已在上游投入重金的“三桶油”，將面臨合規合法經營的下游無法有效補充現金流的困境。

　　近期，國際油價已跌破每桶40美元的調控下限，中國3月18日以來開始執行國內汽柴油價格“地板價”政策。同時，按照2016年釋出的《油價調控風險準備金管理辦法》，國內煉油企業應計提並繳納風險準備金。

　　汽柴油價格“地板價”限制下，沿海調油料套利進口視窗開啟。一方面，全球疫情暴發，需求大幅下降，國內成品油出口出路受阻，轉銷國內；另一方面，海外輕迴圈油、混合芳烴利用稅制漏洞，大舉進入國內市場。

　　以往，國家發改委公佈的是汽柴油的最高零售價，國內汽柴油的批發價格常常與之背離，是國內市場供求關係的晴雨表。但2016年引入的“地板價”原則及配套的油價調控風險準備金政策，“三桶油”不打折扣完成風險準備金繳納，而非合規經營的地方煉廠因不開汽柴油發票，無法徵收風險準備金。

　　“地板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場批發的價格扭曲，“三桶油”煉廠處於競爭劣勢地位，市場份額被逐漸侵蝕，下游不能反哺上游，“地板價”保護國內上游產能的政策初衷落空。

　　中國煉油能力結構性過剩趨重，據信2019年過剩能力達到1.2億噸/每年。煉化行業的資金密集型特點突出，對當地GDP拉動作用明顯，往往各級地方政府對煉化專案落地投產熱情高漲，中國陸續還有大型煉化專案上馬。

　　目前，中國已基本放開原油進口，但是，中國又執行嚴格的成品油出口配額管制，國內成品油行業競爭趨於白熱化，部分企業透過稅收漏洞獲取非對稱性競爭優勢，劣幣驅逐良幣愈演愈烈。

　　下圖顯示了中國近年來煉油產能增長情況。

我們可以怎麼做？

　　過去幾十年，全球化成功高度依賴信用擴張，支撐信用擴張的是需求與經濟的持續增長勢頭。

　　在新冠肺炎疫情管控下，全球人員限制流動，消費及出行需求銳減——當前，全球經濟活動被摁下“暫停鍵”，信用擴張的基礎面臨巨大挑戰。失業潮一旦到來，逆全球化成為選項，全球經濟滯脹風險驟升，民粹主義可能相繼在全球各國抬頭。

　　面臨全球巨大變局，中國經濟發展需要發揮“定海神針”作用。中國經濟“三駕馬車”（出口、內需和投資），出口受阻，投資需要時間。面對外部複雜環境，中國需要深度挖潛，充分釋放內部需求，刺激需求鼓勵消費，普惠民眾，讓錢流動起來。

　　對於油氣產業鏈而言，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高，煉化產能結構性過剩嚴重，應考慮做如下調整：

　　第一，上游環節重視科技投入與資源儲備，適當關停高成本油田區塊。

　　當前低油價下，上游往往都面臨無米下鍋的窘境。但是，石油行業的週期性決定了，此時不做好科技投入與資源儲備，未來高油價時就會被動挨打。

　　中國在上游的投入應有所側重，勘探不能停，可以不開發，但需要發現並儲備可用油氣資源區塊，留待未來不時之需。不少高成本油田區塊，可以適當關停。

　　第二，大力提升中國原油儲備能力。

　　鼓勵加大加強境內戰略儲備和商業儲備能力，充分發揮倉儲優勢。中國應考慮效仿美國90天戰略儲備能力，大幅提升當前中國戰略儲備能力。

　　增加中國戰略儲備符合新基建思路，可以安排“三桶油”富裕勞動力，致力於中國的戰略儲備，確保手裡有糧、心中不慌；同時，也可以吸引沙特阿美，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等中東產油國主動參與到中國戰略儲備庫建設中來，形成與中東產油國的資產紐帶關係。

　　在國際油價暴漲暴跌中，中國可以運用戰略儲備扭轉不利局面，干預油價。

　　第三，徹底放開成品油價格，鼓勵市場充分競爭，形成金融要素市場。

　　中國一直在執行的“地板價”，實際不利於刺激需求，如果取消則有利於釋放消費預期。同時，“地板價”變相鼓勵劣幣驅逐良幣，清出合法合規經營的企業。當前，央企由於上游承壓難以實現盈利，如果下游被變相打壓，將讓中國石油企業在未來油價上揚時無法有效確保上游能源安全。

　　中國成品油行業已高度市場化並進行著充分競爭，徹底放開成品油價格是打通改革關口的最後一公里。

　　第四，改革現有稅制，確保合法合規競爭。

　　改革消費稅分配機制，提高地方徵管積極性，儘快將成品油消費稅改為中央和地方共享稅，同時，建立科學規範的績效考核和問責機制，調動基層稅務部門徵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能動性。

　　考慮到油價的週期性，為了平衡稅收與平抑輸入型通脹，中國可以考慮在不同油價週期設定不同稅率，直接調控成品油價格。

　　對於成品油稅收制度，當前數字經濟高度發達，可考慮透過技術手段實現產品與稅收全環節溯源，改變粗放式管理辦法。

　　第五，放開成品油出口，產業金融雙驅動。

　　當下，中國石油市場已形成橄欖型結構，國內上游產出不高、對外依存度高、煉油能力結構性過剩嚴重、內貿市場增長空間相對有限。

　　由於大量煉化基地已投產或上馬在即，中國成品油出路矛盾愈發尖銳，放開成品油出口是為數不多的備選方案。

　　第六，發展新能源不能放鬆。

　　上世紀80年代，沙特前石油部長謝赫·艾哈邁德·扎基·亞馬尼曾說：“石器時代之所以結束，不是因為石頭用完了；石油時代也將結束，也不是因為石油用完了”。

　　能源安全並不是單純的石油安全，新能源制高點的爭奪對大國博弈具有極大影響。新能源應用的核心是經濟效應，前期投入是巨大的，中國應有相應佈局。

　　處於當前百年未有之變局，面對嚴峻複雜的國際疫情和世界經濟形勢，我們要充分估計中國石油行業在本輪石油危機中面臨的困難、風險和不確定性，善於化危為機，下好先手棋、把握主動權，有效化解風險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