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宋詞作為中國的文化瑰寶，在世間廣為流傳，而這些詩人、詞人為何不得志呢？我給你舉兩個例子。

李白是詩仙，厲害吧，沒話說。而他也不是一直不得志，他的詩被當時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所看中，到宮中去寫詩，相當於成為一個樂師，還是很受寵的。可是李白他很囂張，讓高力士脫靴，這高力士也是寵臣啊！而且天天和皇帝呆在一塊兒，隨便說你點兒不好，就讓你收拾東西走人。果不其然，他走人了。

還有一個故事，王安石讚美宋神宗獨斷專任，結果蘇軾就說了“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富奸伐，晉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總結來說就一句話：同樣的事可能有不同的結果，所以不能一刀切，就說這樣好。王安石一聽，你個蘇軾，敢和我對著幹，你完了，貶官吧，然後蘇軾就被貶了。

總結來說，就這幾個原因。

1.有一些缺陷。比如容易醉酒，容易耍酒瘋等等。

2.情商太低，太耿直。不管你牛不牛，沒情商肯定是沒法在官場上混。蘇軾說的其實是在理的，可是你公然遞交辭呈去反駁比你高的官，人家面子上過不去，當然讓你走人。

3.時逢亂世、奸臣當道或皇帝昏庸。奸相李林甫自己沒文化，害怕找一些讀書人來了之後，批判他，說他壞話，危害他的利益，就告訴皇帝說人才都在朝廷了，民間沒有厲害的人了，關鍵是皇帝還相信了。

因為唐宋的詩人詞人大都有遭貶和流離失所的經歷，經歷挫折的詩人的文章更有啟發性，感染力。他們的人生故事也更有傳奇性，對大眾而言更樂於接納。他們未必在當時就有名，文采未必最好，也遠不及御用詩人受重視。但吹盡黃沙始到金，最終沉澱下來的是他們。如果蘇軾仕途一帆風順就不會有臨江黃州的故事，大江東去的句子，夜半閒庭的雅緻。如果楊慎不負眾望得中狀元，也許多的是一代名相，但也就少了看淡北邙荒丘的慷慨，悲歌長江東逝的激昂，徘徊金沙萬里樓的柔情。所以葉嘉瑩說天降百兇生一詞人。所以韓愈悼念柳宗元時候說，雖使子厚得其所願，為將相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為相，或為文人，或是生前享盡榮華，勒石燕然，或是身居陋室零落此生，卻落筆蓮花，談吐錦繡。人生難得兩全。

詩人多恃才傲物。人如李白，才是任何人也懷疑不得的，但那股傲氣在官場上如何也行不通。縱使愛之 也落得個飛揚跋扈為誰雄的判語，眾人皆欲殺我獨憐其才的惋惜。所以詩人很多也不適合當官。例如李白當縣令（或知府），上官來視察在喝酒睡覺；群眾鳴 冤在喝酒睡覺；發大水了在喝酒睡覺，怎麼可能不貶官呢？還有蘇軾，除了造蘇堤外，基本上沒有任何治理民生方面的成績。

唐宋文人處於世家庶人之爭中。唐中期以後世家子弟對文化 科舉考試的壟斷在減弱。相比兩漢魏晉，唐宋文人中相當一部分出生不佳，只能以出仕謀生。一旦仕途不順，生活就會陷入困苦。而兩漢魏晉時期，文人多是士族大家出生，出仕與否對其生活影響很小。相比明清的文人，唐宋文人的出路更狹窄一些，幾乎除了出仕別無他途。明清文人則可以做塾師，靠給別人寫墓誌銘謀生等。明清的文人結社也多一些，可以緩解仕途不順帶來的痛苦。所以唐宋文人筆下悲傷的東西比較多，大概這樣會留給現代人他們都遭到貶謫的印象。

再就是官員一生仕途坦蕩的很少，大多有貶官的經歷，無非就是詩人把經歷寫下來，例如韓愈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蘇軾在黃州詩作《定風波》等

“唐詩宋詞在當朝十分盛行，但絕大多數詩人和詞人都不得志呢？”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理解是: 朝廷是政治主導一切，權利復蓋朝野。而詩人和詞人把詩詞當作最高藝術來展示自己的才華，從而夢想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但在那個封建時代，絕大多數情況下，政治現實與藝術理想不可能產生火花而結出成果。

不管哪個朝代，即使是象李世民這樣的明君，朝廷裡明爭暗鬥也很激烈。朝廷是權利的天堂，不是藝術的殿堂。詩詞藝術就如同今日的茶藝一樣，只是閒暇時節官僚們的欣賞園地而已。

這就是絕大多數詩人和詞人都不得志的深層次原因。

唐宋詩詞盛行，成就了一個時代高峰。說“得志”，應該是指做官，或更指仕途順暢。那麼詩人和詞人中做官的，做官而且仕途順暢的，畢竟還是少數，逃脫不了一個金字塔的規則，底層的詩人或詞人，雖頂著名人桂冠卻仍為布衣的不在少數。

如果去考究《全唐詩》，其中存詩達五千多首，詩作者兩千多人。其數量之多，作者之眾，內容之廣，風格流派之多，共同見證了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最繁榮最輝煌的時代。有人統計過，《全唐詩》二千三百多的詩作者中，僅有四百餘人入仕，而其中做過州官以上的“得志"者不足五十人，百分之二左右的水平。

當然，如果只看《唐詩三百首》就不一樣了。流傳久遠的孫洙編輯的《唐詩三百首》，選入唐代詩人77位共310首詩。77位詩人中就有多半人做過官，其中像白居易、張九齡等還做過入相的高官，更不用說還有一位李隆基（唐玄宗）是做皇帝的。

唐宋詩詞盛行，科舉制度也成為最大推手。但大多數詩人詞人並不“得志”，我想主要原因至少有下面幾點：

其一是屢試不中而不得志。比如孟浩然，甚至寫了一首《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來向當政者公開表達不得志的抱怨：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

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這時的孟浩然和王維並稱“王孟”，在田園詩創作上名氣很大，卻因科舉不第，仍缺一頂官帽，因而心生怨氣。

其二是恃才傲物而不得志。像最近熱播的電視劇《清平樂》中就有不少的例子，甚至連歐陽修、范仲淹這樣做過高官的大才子，也會因此而遭到貶謫或外放。還有唐朝那位“仰天大笑出門去”的自認不是“蓬蒿人”的詩仙李白，即使到了皇帝身邊做了翰林院的官，也因恃才傲物得罪權貴而被賜金還山。

其三是遭逢戰亂而不得志。像杜甫，本來在工部做左拾遺，官位雖小（只是從八品，相當於現在副科級），但終歸是朝中做官大把機會升遷，卻因一場突如其來的“安史之亂"，攜家帶口顛沛流離幾千裡，到成都郊外草堂安身。“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飽受戰亂之苦加上後來又入永王幕站錯隊，差點丟了老命。杜甫的“不得志"在那首著名的《登岳陽樓》下半闕中表達得如泣如訴：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站在岳陽樓上面對壯觀景色，想到的卻是自己不得志的命運，孤苦痛哭，十分感人。

唐宋詩人和詞人，以輝煌的詩詞創作，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歷史遺產。當時的詩詞作者多不得志是一個社會現象，成因當是多方面的。我這裡談到的幾點，掛一漏萬，膚淺得很，僅供參考。

你這個問題問反了，我可以告訴你，我們現在讀到的唐詩宋詞，它們的作者絕大多數都沒有什麼不得志，所謂“不得志”，那只是相對來說的。

咱們從初唐開始算起，那些“得志”的就不說了，比如王勃早亡，駱賓王住監獄，宋之問貶謫嶺南。王勃他爺爺可是國子監博士，擱現在那就是清北教授，自己十六歲就考上進士，授予了“散朝郎”這樣的官，自己作死寫《鬥雞賦》被免，幾年後又被授予“虢州參軍”，然後再次作死，私殺官奴，再次被貶。就這樣，人家還能在唐朝那個年代，穿越大半個中國，去交趾（現在的越南）去探望父親，回來的時候渡海落水，驚悸而死。這不能算不得志，這是自己作死的。

駱賓王雖然被武則天感嘆過，說這個人朝廷不得用是“宰相之過也”，但是人家也做過揚州王徐敬業的書記，擱現在那就是大軍區領導的秘書，徐敬業反武失敗，他跟著坐牢，這沒什麼得志不得志的，自己的人生選擇而已。

宋之問那就更不得了，老幹體拍武則天馬屁那叫一個溜，要不是有嚴重的口臭，都能當女皇的馬子了，有什麼不得志的。

李白，挎把劍到處遊山玩水，吃喝玩樂，名氣大到進了皇帝的秘書班子，給皇帝最喜愛的小老婆寫馬屁詩。受不了拘束不幹了，還能得個賜金還山。拿著國家補貼到處遊山玩水，有啥不得志的？

杜甫，看作品那叫一個慘，簡直分分鐘都要餓死了，但那再怎麼說也是廳級幹部，在安史之亂中比起來絕大多數人，還是要好得多。再說世道如此，他還能天天大魚大肉，作威作福不成？真要那樣，也就沒有那些偉大作品了。

其他包括白居易，劉禹錫等人，那可都是在中央當過要職的，即便是“不得志”被貶，也能到地方上當個市公安局長，一樣生活有保障，並沒有窮困潦倒。

至於孟浩然，賈島，即使不當官，起碼吃穿不愁，小有家產，要不然憑什麼不事生產，讀書寫詩，飲宴交友。不得志，還是相對來說的。

其他唐詩作者，絕大多數都有個官身，說他們不得志，那是你想多了。

宋詞也一樣，范仲淹最不得志的時候，也還是外省當個市長。蘇軾最不得志的時候，也照樣有酒喝。李清照最不得志的時候，還能因為有一車古董吸引小夥子娶她。姜夔一輩子沒當官，就憑在范成大家寫兩首詞，范成大就送他一個漂亮妹妹。辛棄疾一輩子不得志，照樣在江西湖南福建各地當過官。其他宋代詞人，照樣絕大多數是官身，不得志的說法，並不令人服氣。

典型的是柳永。放到今天，那就是個寫黃色歌詞的傢伙，被中央點過名批評過。但是就那樣還是給了個“屯田員外郎”，這可是個處級幹部，不小了啊。他自己平時去天上人間之類的各大會所，點當紅頭牌都不花錢的，給當紅女明星寫寫詞，就能白吃白喝還能白睡。這尼瑪也叫不得志？死了沒錢辦後事是他自己不善於經營，跟得志不得志掛不上勾。

那些作詩填詞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當官的。當了官就得有政治立場，有了立場就難免捲入政治鬥爭。政治鬥爭的事情哪兒有長盛不衰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不過文人往往在經過挫折之後，作品會更上一層樓，這就是所謂的“文章憎命達”吧。得志不得志都在兩說，比起來絕大多數書都讀不起的勞苦大眾，他們好得多了。

唐詩宋詞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兩座豐碑，唐詩或綺麗風采、或低沉物哀，而宋詞或含蓄樸實、或豪邁奔放，但是會有人產生疑問，為什麼唐宋詩人作出的詩詞如此精湛，仕途卻一直不順暢呢？我想，可以用古代文學批評中的“興觀群怨”說、“美刺說”、“發憤抒情”說三個著名學說進行詳細解讀。

中國詩詞歌賦的發展核心精神是以“人”為原點的，並將“人”的本質視為“文”的本源，所以中國古人一直強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學思想，意在表達文人作詩詞歌賦可以抒發自己的感情志向，所以在孔子的《詩大序》中提到：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古人認為，文學來自於人，人本身有一定的志氣，志氣在心中透過景象進行物化，說唱出來，就成了詩，詩詞與情感聯絡、語言表達、書面呈現，便可以憑藉作品的形式流傳於世。所謂“風格即人格”，唐宋文人很注重自我的內在修養，這些文人多生活在一個較為寬鬆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即使出身卑微，也可以透過科舉取士，登上政治舞臺，然而，文人為官總是命運多舛，他們多借助詩詞來表達自己的志向，在作詩時，他們不僅會表達自己的志向，還會與自己的仕途相連，便有了一定的政治功能，也就是孔子對傳統“詩教”的延伸，他在“詩言志”的基礎上提出了“興觀群怨”，即：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這句話揭示了孔子對詩歌內涵的表達，其中“興”是指作品蘊含人格，“觀”指對社會現狀的認識，“群”是指人們透過詩歌交流感情，而“怨”卻揭露了詩歌的政治功能。所以，當詩人在仕途受挫時，他們往往透過“群怨”的方式來撫慰自己的痛苦，他人的傷心。

如唐代詩人李白，他因出身商人無法透過科舉入仕，便不斷遊歷全國，希望得到他人的引薦，終於在玉真公主的引薦下，到朝廷做了小官，當時的唐玄宗雖然非常喜歡李白的才氣，卻只封賞了一個記錄員的官職，為官數年，抱負不得舒展，更是在他人的陷害下貶謫出京，李白是一個胸懷理想，不肯安於現狀，討厭權貴鬥爭的詩人，於是他經常以“酒”、“月”為伴，寫下《月下獨酌》：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作者趁著月色喝酒解悶，舉杯卻無處訴衷腸，只能一人面對著月亮，看著自己的影子，喝著悶酒，在這首詩中，李白採用“群怨”的方式，與宇宙交流，表達自己表露自己懷才不遇、渴望遇到知心之人的焦灼，更是表達自己對國家政治清明的慰藉。

所謂“美”，在孔子看來是“美盛德之形容”，而“刺”是“下以風刺上”，從中國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無論是“美”，還是“刺”，皆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行為，即官員們透過寫詩作詞的方式來向皇帝進諫，表達自己的耿直之心，忠誠之志。

在唐宋時期，國家制度對文人的態度是十分包容的，特別是宋朝，在建國之初，宋太祖趙匡胤就立下了不可殺諫官的規定，這一規定給了官員們最大的權力，文人們可以不顧任何後果，向皇帝諫言，即使皇帝多麼不喜歡聽大臣們的諫言，都不能將他們置於死地。相反，當文人發現，皇帝的所作所為非常不符合社會變化時，他們便敢於直諫，作詩詞歌賦來表達心中的不滿。

如北宋文人歐陽修，他在范仲淹被貶謫出京後，便寫下《朋黨論》來抒發自己心中的不滿，歐陽修寫道：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在這篇散文中，作者歐陽修用“小人是偽朋”，他們經常為了利益而結為朋黨，但“君子是真朋”，他們經常為了忠心仁義、國家利益同舟共濟，君子結為朋黨不可怕，因為君子們是為了國家興盛，但小人結為朋黨，是為了殘害國家百姓，是真正該打壓的人。歐陽修作文上諫宋仁宗，深刻的揭露了當時政黨紛爭的亂象，提醒皇帝應該明辨是非，不能聽信他人讒言，隨意扼殺為國為民的君子。

“美刺說”表現出的強大政治功能，使得唐宋文人可以藉助詩詞來表達自己仕途潦倒無助時，內心的痛苦、怨恨、憤怒等情緒，這時候的文人往往能夠集結心中的怒氣，寫下令後人難忘的作品。

“發憤抒情”之說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當時的屈原因進諫遭貶，便在《惜誦》中寫下了：

惜誦以致愍（min）兮，發憤以抒情。

意在說自己痛惜到極點，非常憤怒，鬱結心中，不得不抒發出來，表達屈原當時因直言進諫而遭讒被疏的憤懣不平，這就是屈原的“發憤以抒情”。

而寫下“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司馬遷，更是在被陷害閹割後，承受著肉體的煎熬和精神的恥辱中醞釀出千古絕作《史記》。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寫道：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司馬遷舉了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子的例子，稱這些偉大的文人多是“發憤著書”，我們能夠透過他們著書以求不朽的心態，更能體會到他們在發憤時，注入的生存勇氣，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更是以“蚌病成珠”的比喻，來形容古人在面臨憤懣時往往能夠做出永流傳的著作，是可歌可泣的。

自古以來，“發憤著書”的精神就主張文學要抒發怨憤之情，表達諷刺之意，強調一種記錄寫實的精神，像是一種不完美的人生，以完美作品的形式給歷史留下了璀璨的星光。

從唐代詩人杜甫的“文章憎恨命達”到宋代詞人蘇軾的“身窮詩乃亨”，歐陽修在慶曆黨爭時告訴梅堯臣“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在唐宋詩人的看來，只有在經歷身心疲憊、走投無路之時，才會發出高強度的呼聲，正符合韓愈筆下的“不平則鳴”。

如北宋慶曆新政結束者蘇舜欽，他因為賣掉一些廢紙被百官彈劾監守自盜，數次掙扎後仍被削籍為民，他準備帶著妻兒去蘇州隱居，鬱結於心的蘇舜欽，以詩文寄託憤懣，寫下轟動朝野的《滄浪亭記》：

人固動物耳。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為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惟仕宦溺人為至深。古之才者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衝曠，不與眾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閔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為勝焉！

在這篇文章中，蘇舜欽承認自己容易受到外物影響，自己情感壓抑，悲愁化解不開，卻感嘆古今多少文人因為政治失意鬱悶而死，他覺得古人是沒用悟出人生是自我主宰的過程，自己看見古人抑鬱而死，自己想著要過得豁達，一笑泯萬古，才是超脫的人生態度，但蘇舜欽此生並未真正做到超脫，他最後也鬱結而死，死時年方四十。

“發憤抒情”涉及到創作發生的理論，它強調了偉大的作品都是作者發憤著書的產物，而唐宋時期的文人多仕途不順，他們在鬱結於心時，將自我的情感寄託在詩詞中，在憤懣之時將自我與現實的衝突一爆而發，開闢了一種新的詩詞風潮。

唐宋時期，由於科舉入仕的選拔人才制度，讓很多文人開始公平競爭入朝為官，這在一方面打擊了豪門士族，為寒門人士提供了參與政治、登上文壇的機會，當時的朝堂政治雖然比較清明，但是卻時常有朋黨之說，文人相互派遣內心鬱結的方式非武力，而是寫書著文。以“興觀群怨”來彼此安慰，尋求情感的寄託，再以“美刺”之說自上而下的諷喻諫言，來表達自己在不受重用、遭到質疑時反駁的武器，最後終於形成深深地怨懟之心，飽受身心之痛的文人們在仕途無望後，開始著書立說、作詩寫詞來抒發內心的鬱悶不得志，發出內心的最高聲，彰顯了文人們”身窮而後工“的人生狀態，這是文人們在面臨現實衝突時的一種創作精神，他們的情感來源於現實的矛盾，文人們無法解決這些矛盾，他們才會“以筆為武”，對仕途進行無盡的討伐，而討伐的結果，亦悲痛、亦曠達，都是詩人本身的人生選擇。

得志的話，如何寫下如此經典詩篇呢？

得志的話，哪有閒情去思去慮去感嘆？

得志的話，怎麼會有萬千經歷去提煉？

得志的話，還怎能讓後人去當做閒談？

只有不得志，內心才有憾...

內心有了憾，恨意綿綿才能無絕期！

加v回答:

你的這個問題，其實答案很簡單，用一個字回答就是＂酸＂，四個字解釋就是＂酸氣太重＂。

古詩人的特點，

一是有文化，想象力豐富。說話往往酸酸溜溜的，令周圍的人心中作嘔。

二是凡事講究隱約，罵人不帶髒字。老百姓笑諷為＂不會說人話的人＂。三是為人處世往往脫俗於世外。給人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感覺。

這些人如處在朝堂，往往很難與同僚合流，人際關係很差。參政議政往往不合世理，不通人情。其意見和建議很難為當權人所認同和採納。久而久之，自認為懷才不遇，生不逢時。牢騷滿腹，自暴自棄。結果是或被當權者罷黜，或辭官回家。因此，一般仕途不會很順

＂天生我材必有用＂。古詩人雖然在仕途上不得志，但他們回家隱居後，卻可以發揮特長。吟詩作詞，從而造就了唐詩宋詞的輝煌，俢成了正果。這也不失為一條正途吧！

古詩人的＂酸＂氣，在古詩詞中處處可見，處處可聞。我們學古詩詞歌賦，重在其遣詞造句，字斟句酌和用韻用律上，其＂酸＂氣千萬不能學。那是糟糠。

現在有一種現象，就是對古詩作過度解讀，給人一種古詩詞首首都是精品，首首都是香花的感覺。這種現象對傳承古詩詞有害無利。

在我們的印象中，古代的文人，大多都是在官場不得志的，譬如李白、王維、蘇軾等等，甚至還留下了許多自己懷才不遇的詩文著作。這種現象為何在古代文人身上經常出現？看完下面這幾位不得志文人的德行，恐怕你當領導也不會重用他們！

一、李白

李白有才大家都知道，那才氣，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幾乎都不為過。可他在為官方面，做的真不怎麼樣。皇帝在翰林院給了他一個官職，他呢？每天上班喝酒，喝的酩酊大醉，用他的時候，都得先把他澆醒。後來竟然天天曠工去遊山玩水。

你說這樣的人去治國，最後遭殃的不是老百姓嗎？

二、蘇軾

北宋大文豪蘇軾，當了一輩子官，從來就沒有順過，王安石當權時他反對王安石，司馬光當權時他又反對司馬光，數次被貶，還喜歡暗諷發牢騷表達不滿，對朝廷的不滿，對皇帝的不滿，結果整出個烏臺詩案，差點把自己腦袋都整沒了。

雖然阿諛奉承不對，但管不住自己的嘴亂髮牢騷，就不太好了，還有牆頭草的特性，你是領導你能重用他？

三、孟郊

四十多歲考上了進士，皇帝在溧陽城給了他一個官職，可他覺得，這和自己想的不一樣，覺得自己應該被重用，然後在上班期間，發現溧陽城外有個湖，那個美啊，綠樹蔭蔭，沁人心脾。於是經常上班去那遊湖、看花、寫詩。有事找他都找不到。

擱現在，下基層是多麼重要的履歷，凡事從小做起，你又沒經驗，上級給你一個基層崗位，好好幹就行了，天天曠工算什麼！

四、禰衡

三國時期的禰衡，和孔融齊名的才華橫溢，不過在官場上，過的可不怎麼順！開始被曹操嫌棄，送給了劉表，然後被劉表嫌棄，送給了黃祖，最後黃祖嫌棄，一刀把他殺了。為什麼？因為他愛罵領導啊！

如果你有個手下，整天看不慣你做任何事情，還經常罵你，你會要他嗎？

五、唐伯虎

人們口中的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好不容易進京參加科考，卻因為別人賄賂考官而受牽連，鋃鐺入獄。出獄後給他一個小官職他不願意做。實際上，唐寅就算是科舉成功了，當上大官了也不能很好的為民服務，為什麼？

他太狂了，取得一點成就就狂的沒邊，還喜歡縱情聲色。若不是他有才，有人替他求情，他連鄉試都過不了。這樣的人如果委以大任，不知道會狂到什麼地步。

六、岳飛

很多人覺得岳飛是武將，但同時岳飛也是個文人，官場上雖然曾經官職做的也比較大，可說到底還是處處坎坷不得志，最後還被人害死。而究其根本，他一心想迎回二帝的行為，害他不淺。

試問，如果你是皇帝，單單站在皇帝的立場上，你會不會殺岳飛？

古代的文人，有才不否認，但很多自命清高，有些又比較浮躁，或幻想色彩太濃厚，而且尚不知真正治國的水平怎麼樣，如果你是領導，你會要他們嗎？

文人有文人的傲岸，詩人有詩人的氣質。但官場有官場的規則。說到底，真正的文人（包括詩人）不適宜為官。他受不了官場的規矩，在官場他顯得格格不入。他覺得官場中人為人太圓滑、太世故，而辦事又太規矩、太死板。不像他們是性情中人，喜怒哀樂隨心，哪管他人眼色！像陶淵明就是。還有還是大機率是詩人沒什麼本事但又悲天憫人。背被貶了，發發牢騷，時間久了，人數一多，自然就積累了許多好作品。

可能是與人相處有問題或者過於檸檬精。

文人一般都挺理想化，也就是不切實際。

詩詞歌賦是唐宋時代的主要文學藝術表現形式，也是朝廷開科取士的重要考試內容。所以，唐宋時代有名的詩詞大家多是狀元、榜眼、探花及進士及第級人物，都有齊家、治國、平天下遠大抱負，學成後大都被錄用為朝廷命官，為皇帝輔佐天下。

唐宋文人騷客雖有憂國憂民情懷，以及治國治吏的獨特主張，但文人相輕，自視清高，恃才傲物等文人缺點使其不能夠與阿諛奉承、拉幫結派、爾虞我詐的朝廷風氣相融合，加上文人書生意氣，秉性剛直，敢於秉筆直書，得罪朝廷奸佞而不自知，被皇帝一貶再貶，如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孟浩然、蘇東坡等。也正是跌宕起伏的官場生活，被貶謫邊塞的離愁別緒，以及對基層民生的密切接觸，豐富了唐宋詩人的寫作內涵，迎來了唐宋詩詞創作高峰，留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千古名篇。

唐詩，泛指創作於唐朝詩人的詩。形式多樣，主要以五言和七言為主。還創作出風格特別優美的近體詩文字精煉的藝術特色將唐詩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全盛時期。主要代表人有詩仙李白、詩聖杜甫。在不到300年的時間裡，唐詩的創作達到了非常高水平，至今都在流傳。

宋詞，是宋代盛行的一種文學體裁，是一種相對於古體詩的新體詩歌之一，標誌宋代文學的最高成就。宋詞句子有長有短，便於歌唱。因是合樂的歌詞，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CROWN上光輝奪目的明珠，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清照、蘇軾。

古代唐詩宋詞詩人不得的幾大原因

詩人，包括其它型別的文學家，他們身上有著與眾不同的塑性，越是偉大的詩人，其特質越強烈。而這些獨特的地方，往往與仕途的基本要求，形成強烈衝突。

1.特質：感性與理性的衝突 詩人是感性動物，他們能讀得懂秋風的悲，河流的暖，山川的博，綠色的情；他們的筆可以攪動人的心扉，可以撩撥人的慾望，可以刺破人的夢魘；哪怕一粒塵埃、一絲清香、一個淺笑，在他們的世界裡，都是萬千氣象。 所以，他們是理想主義、浪漫主義、超現實主義和悲情主義的化身。 政治家的特質跟詩人完全相反，兩個字足以概括——現實！他們是現實主義，思維模式必須是理性的。 魯迅先生曾經撰文回憶，他在日本仙台大學學醫的經歷，說他有一次畫人體血管時，覺得血管的位置不美，將它挪了一點位置，顯得更美觀。這就是典型的感性對理性的“戕害”，果然後來魯迅先生棄醫學文了。 感性就像生活的調味劑，理性才是主食，詩人恰恰生活在胡椒、味精、辣子、陳醋的混雜世界，這種特質是天賦，給了他們在藝術領域的入門證，又把他們阻擋在仕途之外。

2.能力：才華的幾個誤解 詩歌中最常見的一種情愫就是“懷才不遇”，如韓愈的“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絳英。”曹植的“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蘇軾的“新恩猶可覬，舊學終能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 似乎詩人是古代最倒黴的一個群體，明明裝的一肚子學問，卻被人當作啤酒肚。可是當我們把這些怨氣沖天的詩人們，拉出來曬曬，就會發現，其中大多數只能說是有“才”，卻無“能”。 我們常說“才能”，其實“才”和“能”不是一回事。才，是知識儲備量，有才的人儲備量大，知識廣博，往往表現為敏銳的洞察力，可以稱之為“有見識的人”。能，則是解決問題的實際操作能力，它跟知識儲備關係不大，往往取決於人的社會閱歷、性格、胸懷等方面。 舉個簡單例子，張良陳平就屬於“才人”，劉邦就是“能人”。酈食其當初應聘時就對劉邦說：你的見識和品行都不如我！劉邦一點不生氣，這是實情，酈食其說的是“才”，劉邦確實自認才華不夠。 大詩人王維，進士出身，才華橫溢，中進士當年就被任命為太樂丞，居然在一次典儀中，安排伶人舞黃獅子。按唐律規定，黃獅子只有皇帝才能使用，這個大烏龍導致他開局不順，被貶地方。安史之亂時又被迫出任偽職，差點因此被砍頭。 詩人們認識不到才與能的區別，把“能”視作低階吏員該做的事，不屑於參與，自恃才華空悲切。

3.性格：念著中庸走極端 詩人的性格缺陷幾乎是通病，他們孤傲、清高、脾氣古怪、行為乖張，不合群，情商低，缺乏自我管理，放縱不羈，一邊念著中庸之道，一邊走著極端的路。 比如李白，辛辛苦苦十幾年，挖門盜洞四處拜山頭干謁，寫了很多拍馬溜鬚的詩歌，終於得到了唐玄宗的賞識。可是不到一年時間，老毛病又翻了，沉迷於酒色山水，唐玄宗經常找不到他人，交代的工作也不能勝任。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李白又恃寵而驕，瞅誰都是一肚子泔水的蠢貨，與唐玄宗身邊的人矛盾不斷。高力士著靴這個故事雖然是編的，但李白當時的心態確實就是如此。 極端化是文學表現形式的慣用手法，詩歌極度誇張，極端情緒的表達，才能形成強烈的感染力，才能與讀者形成共鳴。政務則不行，那是個很“低階趣味”的活，詩人的性格不適合。

4.權謀：燒傷的是自己 古代詩人是孔孟教育最成功的典範，他們清澈如水，執拗又單純。這個人群與權謀二字很難沾邊，可是仕途離不開權謀，越往上層越如此。 詩人們固執地以為，儒家就是最大的道，也是官場之道，結果灼傷了自己。 蘇東坡大概是中國最偉大文學家，他的詩詞高度曠古爍今。但是蘇東坡的仕途一生坎坷，剛一出道就被譽為未來的宰執，可結果一輩子在京城沒呆幾年，反倒是風沙吃了，荒山爬了，海腥聞了，離宰相的位置越來越遠。 蘇東坡一生有個“可愛”的毛病——不識人，看著誰是好人，

結果一次又一次受傷害，很容易被人忽悠瘸了。 跟詩人談權謀，就像跟井底的娃談天一樣！ 所以，詩人本質上是不適合混仕途的，他們的特性決定了與仕途的不匹配，從事仕途對詩人來說，不光是趕鴨子上架，更是對個人才華的壓抑和浪費。

得志的詩人都去當官了，也就不寫詩了。其實當官也寫詩的就是乾隆皇帝，他寫的詩最多，流傳有五萬多首，其實都是狗屁，沒有一首好詩，因為他沒有真情實感的流露。

詩詞寫的好，不見得在官場就好。

一身傲骨，自然不會逢迎，更不會陽奉陰違，尤其是他們那張嘴，想說啥就說啥，他們的人又不會看風使舵，當然就吃不開了。

再說，他們喜歡寫詩詞，喜歡抒發自己的感情。唐朝時，很寬鬆，沒有文字獄，這就給詩人們提供了自由自在的創作環境。

文得為時代服務。得為統治者唱讚歌。任何一個皇帝誰喜歡與自己唱反調的？

李白只做了兩年官，就結束了官場生涯。

一開始，天寶元年，玄宗看了李白的詩大為欣賞，就傳李白麵聖。

李白知識淵博，對玄宗提出的問題對答如流，玄宗大為高興，於是官封李白。

這麼多人都去玄宗那告李白的狀，玄宗大失所望，原來李白是這麼個人啊！

於是在眾人的擠兌之下，李白不為親近所容，只好被迫辭官。

我們從李白身上就能看到大多數的詩人，他們雖然詩詞寫得好，但是他們是不適合做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