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分兩種，一種是魏秦法家，一種是齊法家。前者是儒生假扮，後者是黃老。其實分辨就看核心思想：是否以自我為核心干涉，是否上位者立言立法，是否喜歡把國力用在戰爭上。這就很容易分辨了。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韓非。法家不是出於儒家和道家。法家韓非雖然開始時師從於儒家最後一位大師荀子，他和荀子一樣，都認為人性是惡的。但兩人在人性處理上是不同的，荀子認為透過復古可以變惡為善。韓非和商鞅則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透過法律和制度來發展社會，而不是復古倒退。因而兩人先後以法治為中心，改革舊法，幫助秦王制定嚴刑峻法，以中央集權來治國，不是像儒家提出的人人變善，而是人人不作惡。故秦國最後打敗六國而取勝，法家思想起了重要作用。道家以無為而治的思想與法家相距遠了。

法家很可能不是本土誕生的，只是進入中國後被本土化了。

最早的法典出現在古巴比倫，之後經歷亞述帝國不斷完善，四處傳播。

而道德文化是本土文化，人性本善論是給個人修為樹立了一個目標。

法律文化全球很多地區都有，西方就是純法律文化，和中國本土化的法家文化的共同點都是人性本惡論。人性本惡論為法律實施管束提供了理由。

後來儒家為代表的本土道德文化和法家代表的外來法律文化的鬥爭中失利，但儒家根基在中下層已經很深，道德有很大浮動性，能對立法權以上的權力構成一定的約束。

法律文化樹立了法律為權威，其權威性支點在西方名義上是造物主，實際上是武力。在中國古代則是以一個堅守道義的君主的意志為權威支點。共同點是要求人們對法律無條件服從，從而使立法權成為國家最高權力。在西方因為沒有人性本善的道德文化，所以除了武力之外，對於立法權以上的權力無法進行有效約束。

相應的，道德文化中的義務和責任，在英文裡其實沒有對等翻譯，之前的翻譯錯誤導致這兩個詞的意思被反過來影響出現了多重意義。

轉自維基百科：Duty。最早源自拉丁語：debere或debitum，本來是指債務，變成古法語devoir的過去分詞due。變成中古英文duete，最終成為英文名詞，意指虧欠的債務，應該要做的事。類似的名詞還有obligation、liability等。漢語譯名最早來自丁韙良譯《萬國公法》，其中使用了權利與義務的譯語。這個譯作流傳至日本後，影響了西周及法學家箕作麟祥（日語：箕作麟祥），箕作麟祥的著作又反過來影響了中國。

所以英文裡的義務和責任，原本是指債務，是比較法律化的術語。

其實中英文有很多詞彙都沒有對等翻譯，很多詞彙的真正意義需要參考文化，日本人在近代翻譯英文詞彙中創造了大量“香蕉詞”，意義並不準確，因為近代中國落後了，這些意思不準確的香蕉詞又反過來曲解了原本的意義。

在東亞，道德其實一直在對立法權構成一定程度約束。因為道德文化是儒家文化圈獨有的。如果西方有道德，也不會到現在這麼肆無忌憚出來侵略，屠殺，掠奪。他們眼裡只有武力是否具有優勢，只要他們武力具有優勢，他們就會自己隨心所欲的立法，以法律的名義來把自己的行為包裝成正當的。今天出個香港法案，明天出個臺北法案，就宣稱這是他們的“內政”了。哪天要出個地球法案，那地球還不得成他家的了？

法律的支點是武力，西方文化是單純的法律文化，因此他們的特點就是：武力對等才會有契約，武力不對等就意味著契約隨時可以撕毀。實力對等才是盟友關係，實力不對等只存在主僕關係。

因此對美國來說，武力不對等，伊核協議隨便撕，不服來戰便是。實力不對等，“你，用到了我的技術，哪怕只有1%，那麼你就要無條件服從我，否則，我就制裁你。”就是這麼霸道，順我者昌 逆我者亡。法律沒有道德約束，只是用來逐利的工具而已。

先秦諸子學術，道家是總綱，其餘皆為枝葉。諸家基本思想均從道家來，具體側重點不同罷了。儒家重在構思應該有個怎樣的社會，即未來應該如何。法家重在如何應付當前局面。荀子號稱儒家，但其實跟孟子不同路，孟子理想主義，荀子現實主義，故就救時而言，法家理所當然是現實主義，故從荀子門下出。現實主義的思想，道家很顯著，因為道家源自史官，專研歷史，政治術和歷史經驗豐富，法家觀點，也偏向於此，故言多與黃、老合，則常道法並稱。

儒家孔子最與道家合，孟子和荀子各走極端，觀點均有偏激之處，故後世儒、法分歧嚴重，漢代將兩者融合，取儒表法裡之術，自有道理。孟子一系，雖被譏為迂腐，然而亦有優點，堅持理想。

中國傳統文化，當從先秦至宋前去尋。自與佛學交融，發展出宋明理學，根基已變，錢穆稱以中國自身時間線看，宋朝方為近代史開端，道理在此。像魯迅所指出的傳統文化弊病，幾乎都在宋明理學上找到根源，近人所謂禮教吃人，亦是宋明理學。

中國最早的法家思想出自春秋時期，叫鄭人鑄刑書。

戰國初期，魏文侯用李悝為相開始變法，魏國在戰國初成為一方雄強。而魏文侯和李悝都曾求學於儒家西河學派，這個西河學派是由孔子的弟子、孔門十哲之一的子夏所創立的。

相傳李悝把魏國變法的內容記錄於書，名《法經》。後衛國公子衛鞅到魏國相府公叔痤門下作小吏，並於相府內讀到了李悝的《法經》，深受啟發，也成為了他日後在秦國施行變法的理論基礎。

韓非和李斯都是戰國末年法家的著名人物，二人都曾師從儒學大家荀子，並深得性惡論的要旨。後來李斯從事實務，協助秦始皇一統六國；韓非閉門著書，完善法家理論。

可見，無論是戰國初年變法的魏文侯和李悝，還是戰國末年的李斯韓非，其思想均源於儒家。所以個人認為法家思想出自儒家。

問這個問題就是相當在問阿拉加斯加為什麼是俄國，現在卻是美國的土地，為什麼不是蘇聯？

百家爭鳴是那百家，是怎麼來的，儒傢什麼時候有的，道家法家是什麼時候定義的？記住的我說的是什麼時候定義的？燕京、北平、北京是哪裡知道嗎？

春秋時期是周禮天下，戰國是“禮崩樂壞”的社稷，（注意我用的詞，是“天下”“社稷”好好感覺這些詞）。老子孔子李悝商鞅是春秋時代時候的人物，這個時候學術沒有分派，都是官學，記住“官學”貴族才有資格讀書，讀書非今天的讀書。孔子是沒落貴族出生，一生求仕（求做官），老婆跑了，兒子比自己走了，孫子子思繼承了《論語》，可悲的一生，孔子老了培養弟子2000多，出名的是72個，看看系統學習《論語》，發現都是做官做人的道理，沒有一句錯的，如果有錯業是解釋註解的人無知錯誤，孔子是聖人，是第一人，我們都不算是人。這個學術就是儒家的創立，儒家第一人，平民化的讀書學習，學術等等。

子思繼承後，孟子學習，荀子學習儒家，荀子的《非十二子》六派加《韓非子》分派荀子孟子有了八派，這個時候是儒家分出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縱橫家等。

各種兵家雜家派系都出來了。

漢董仲舒時候，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儒又分行善性惡論，孟荀分開儒家兩派，宋時候朱熹民間在野派王安石執政當政派……

宋元明清……沒有五年學習很難說明白……我說遠了。

韓非和李斯是荀子學生，荀子是自稱孔子弟子，延續儒家學派，以下專家證明：

經學史著名專家周予同先生曾列五經傳授的簡表如下：

《魯詩》：荀子——浮邱伯(包邱子)——申公

《詩》《韓詩》：引荀子以說《詩》者凡四十四人

《毛詩》：子夏——曾申——李克——孟仲子——根牟子——

孫卿——大毛公

《穀梁》：荀子——浮邱伯——申公——瑕丘江公

《春秋》《左傳》：左丘明——曾申——吳起——吳期——鐸椒——

虞卿——荀卿——張蒼—賈誼

看我已經發布的專家論文也有更詳細內容。

韓非的《韓非子》奠定了法家派系的開始，韓非是禮論派，相當現在學院派。李斯是實踐派。荀學儒家專家認為韓非與李斯沒有完全學會荀子思想，運用自然出問題，傳統文化問題就是從這兩個學生沒有學好，後面走偏了。

先後問題，定義時間，學派的出現及開始，後人定義，前人沒有分。

當今很多學術都是胡扯，根本不是一個軌道，數學中數字有點、線、面、立體、空間，超空間……中華學術都講的是面、立體、空間、超空間的事物，西方學術都是面、線、點的事物，中國教育都是西方體系，中華體系基本都被當糟粕破壞放棄了，無法說，說多都是淚……我們自強學習吧。

不吹牛了，老師們看到又批評我不學無術，天天吸粉噱頭，大家多看看古籍文獻，不看當今忽悠解釋了。共同自強砥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