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對“青天老爺”總有一種特殊的情結，而“老爺”常有，“青天”卻不易見。在千百年來官民對立的緊張下，遙遠的“皇帝”往往成為一般人心中最後可信賴的仲裁，最後的“青天”。清朝嘉慶帝對待民間詞訟，常用“覆盆之冤”這句成語。所謂覆盆之冤，是借Sunny照不進倒放的盆子裡頭的形象，來譬喻真情被遮蔽、冤枉無處申述，而皇帝自認為就是那一束照亮黑暗的強光。“進京告狀”成了底層小民伸冤求公道的最後指盼，而統治者也彷彿給臣民開啟了一條可以“直達青天之上”的梯道。所以長久以來，像“楊乃武與小白菜”這樣洗冤成功的傳奇在民間傳頌不絕。李典蓉博士的專著《清朝京控制度研究》依據臺北故宮檔案，系統研究了有清一代的京控制度，她告訴我們的歷史，卻沒有多少“沉冤昭雪”、“得見天日”的大團圓氣氛，真相只是在“中央不信任地方官員，百姓不信任地方官員，地方官員也不信任百姓的迴圈裡，百姓只好相信皇帝”這樣一個充滿了無奈和無趣的故事。
從“叩閽”到“京控”：“告御狀”的傳統
所謂“進京告御狀”，有著悠久傳統。《周禮》就有“肺石聽辭”、“路鼓之制”的說法。“路鼓”後來演變為“撾登聞鼓”、“鳴冤鼓”、“上表投書”、“邀車駕”等等，容或形式不同，秦漢以降各朝允許小民上訴的渠道還都是有的。明洪武元年，“置登聞鼓於午門外，日令監察御史一人監之，凡民間詞訟皆自下而上，或府、州、縣省官及按察使不為伸理，及有冤抑重事不能自達者，許擊登聞鼓，監察御史隨即引奏，敢沮告者死”。到了清朝，登聞鼓設於右長安門外，後移入通政司，別置鼓廳。電影《讓子彈飛》裡，鵝城縣衙門前那一口碩大的鳴冤鼓，經年未用而繞滿了藤枝，但一旦被叩響，就可能為“沉冤大白”的前奏，而這已經是在“共和”了的民國。可以想見，在有皇帝的年代，對有冤無處訴的百姓來說，親叩登聞鼓、讓冤情直達天聽、贏得上位者的公正裁決，是怎樣一種祈望與蠱惑……
歷代流變的“告御狀”形式，習慣上被統稱為“叩閽”，意即直接跪拜宮門或叩謁皇帝。而“京控”作為系統化的審理制度，是在前者基礎上發展起來，並逐漸常態化。對這兩個古代法律術語，《清史稿·刑法志》是這樣定義的：
凡審級，直省以州縣正印官為初審。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訴者笞。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軍統領衙門呈訴者，名曰京控……其投廳擊鼓，或遇乘輿出郊，迎駕申訴者，名曰叩閽。
簡單說來，小民“擊登聞鼓”或是邀車駕為“叩閽”，發生地點可在京城，也可在皇帝出巡途中；至京師都察院、通政司或步軍統領衙門等處投遞呈詞，則曰“京控”。李典蓉發現，在明末清初，“京控”這樣的名詞尚未廣泛出現。“幽幽宮門深幾許”，鄉野小民見官尚難乎其難，進京叩謁九五之尊，又談何容易？於是乎，趁聖駕出走深宮、巡遊民間之際“邀車駕”，俗稱攔駕告狀，就成為了膽大氣盛者鋌而走險的一招。但這實在不是一件輕易的事：
凡冤獄不得直於本省官長，則部控，又不能直，乃叩閽。然叩閽極難，其人須伏於溝，身至垢穢，俟駕過後，乃手擎狀，揚其聲曰冤枉。如衛士聞之，實時捉得，將狀呈上，其人拿交刑部，解回原省。
如果從“叩閽”成功率來算，生活在康熙朝的百姓可能算是相對幸運的。眾所周知，康熙曾六下江南，又常北至熱河秋獮，百姓叩閽的機會不少。而且康熙素來勤政，記性又好，一次巡幸五臺山，有一人叩閽，皇帝喝止了正欲驅逐的侍衛，回想起曾見過此人，道出其籍貫姓名及上次呈控的內容。臣下一問，居然和皇帝所說一一相符。康熙對叩閽尚屬寬容，且勤於批審，但這樣的皇帝並不多見。如李典蓉指出，“這並非生成於制度，而是依賴皇帝本身的能力”，實難以為繼。就算勤政不輸祖父的乾隆，一生多次出巡，但他對沿途叩閽者就缺少耐心，多將原告視作患了“瘋症”、“痰症”的精神病人，打發了事。嘉道以後的皇帝，文采武功較諸康、乾均大為遜色，無論秋獮南下，次數劇減，小民一近帝輿的機率幾近為零。
清朝規定嚴格的逐級告狀制度，凡詞訟須自下而上陳告，先經州縣衙門審斷，不服，再向上司衙門（府、道、司、院）逐級上控，如越級控訴，即為越訴。京控是放在《大清會典·刑律》訴訟門中的“越訴”項裡的，哪怕告實，也須罰“笞五十”。叩閽則不屬於越訴，屬直訴，與京控最大的不同是，妄奏照“衝突儀仗”問罪，判“杖一百，發近邊充軍”。屁股捱打，外加流刑，受罪實在也不小。乾隆中期後，對叩閽的量刑趨嚴，即使控實也有罪；相反京控得實卻可能“免議”，即使出現誣告的情況，有時獲罪也不重。再者，京控的定點投告讓連京城門朝哪邊開都摸不著邊的小民有了方向，而叩閽則難免隨機、臨時、安全無保障等等弊端。具有充分“理性”的訴冤者，在選擇上訴途徑時越來越傾向於京控，而不是叩閽。
根據李典蓉蒐集的清代叩閽案例，順康朝即佔一半，嘉慶朝後漸少，也基本上在這一時期，京控成為一種常規執行制度。都察院和步軍統領衙門為受理的機關，對京控案有奏交、諮交、駁回三種處理方式。一旦受理，根據情節輕重分為奏交或諮交案件，前者須向皇帝具奏，再發督撫衙門審辦，後者則直接發回原省交督撫辦理。地方督撫分奏諮案件限期辦案，每半年結算一次，將審理結果匯奏呈覽。刑部則負責複核地方審理的京控案，奏請皇帝最後裁決。
誰對京控負責：皇帝、欽差、督撫，還是讞局？
在李典蓉看來，統治者之所以允許叩閽和京控存在，“一方面是法古人德政，另一方面是預防官吏為非，借百姓申訴以達到監察官員的作用”。所以皇帝通常關注的案件多牽涉職官，或命盜重案。不過負責受理的都察院，把他們認為重要、值得奏聞的一律上奏，呈狀山積，再勤政聰明的皇帝也無法應付。乾隆晚年發現他面對著越來越多的案件，不由大發牢騷。美國學者歐中坦分析其原因，由於乾隆寵信和珅，使政敵無法在奏摺裡對他彈劾，於是都察院透過奏交的京控案來向皇帝表達國家政治出現的問題，故意不給皇帝篩選。這讓我們想起，孔飛力在《叫魂》中深刻揭示的一點：官僚負責制度的運作是圍繞著對資訊的控制而展開的。到了嘉慶帝親政，在整肅和珅後，為一振已頹多年的政風，決意“廣開言路，聰目達聰”，但他同樣發現都察院的弊病，即“瞞上不瞞下”。皇帝派遣欽差下省審案，算是補救的一法，但大員浩浩蕩蕩下省，耗費國家公帑，又驚動地方，成本高昂，而且部院大臣與地方官常有暗中交通的情況，以此應付每年遞增的京控案，終非長久之計。嘉慶帝最後也只能把約束上控的壓力轉嫁到地方，他說：
小民健訟刁風，固不可長，若一概禁遏，使民隱不能上達，亦恐覆盆之冤無自而伸。息訟之道，全在地方大小官吏勤於聽斷，果能案無留牘，曲直較然，則政平訟理，上控之風，將不禁而自息。
對中央來說，將案件發交地方督撫審理是最便利的方式。督撫審案應提人證卷宗至省，親為審辦，道光帝就這樣要求他們：“遇有京控事件，務須親為聽斷。冤抑者立予伸理，刁誣者從嚴懲治，以冀讞獄持平，期於無訟。”但督撫既為封疆大吏，公事庶務繁雜，面對每月如雪片紛飛的京控奏諮案件，想一一親自審理，如何能辦到？比如山東省，離京較近，京控數比他省為多，曾有山東巡撫吉綸到任後，提審京控各類積案七百餘件的記錄。長此以往，督撫親提審問京控人犯的要求根本難以實現。他們對特旨交辦和諮交案件也常區別對待，前一種有皇帝盯著，不敢怠慢，後一種則多視為泛案，任意積壓。
督撫無力顧及，而中央審限逼人，於是發審局（又稱讞局）應需而生。督撫身邊形成了一個專審省內案件的班子，其成員多出自“候補”官員，同樣談不上有何司法素養。局員獎懲標準在“量”與“效率”，並非當真“平抑冤屈”，為求案件速結，常使用刑罰逼供。曾國藩對京控案的審理發出過感嘆：
近來直隸京控之案，一經發交讞局，平日則多方彌縫，臨事則一味含糊。告官得實者，承審官迴護同僚，但議以不應重不應輕之咎。告吏得實者，承審官刪改情節，但料以笞杖及除名之罪，其控告全系虛誣，則又曲庇賤民，惟恐反噬，但以懷疑妄控及愚民無知等語了結之。
乾嘉之際，京控審理者的身份漸由中央轉向地方，中央欽差轉向地方督撫，繼由地方督撫轉向屬員道府。這一種“下放”也意味著，其審理後由下呈上的流程和原有地方司法審轉流程並無不同。“政風傾頹，天下烏鴉一般黑，豈能寄‘撥雲見霧’之重任於發審委員”？轉了一個大圈，又繞回了原點。若百姓可以透過正常管道在地方解決訴訟，何至於千里迢迢地離家京控呢？
“官逼民告”的邏輯
從李典蓉收集的四百多個京控案中，我們看到，這些案例涉及命盜比重較大，平均為百分之五十八，以呈控物件身份論，涉及地方官府的差役、書吏、門丁等，平均約佔百分之二十七，官員約佔百分之十九，富戶地霸則佔百分之六。資料集中指向了一點：“負責審理地方司法事務的州縣在運作上出了問題，他們顯然也受到社會各階層群體的質疑。”州縣是清代司法審判的第一級機關，州縣官卻成了京控案中出現最多的被告，這是怎麼回事？
“天下之政在州縣”。清人方大湜言：“興除利弊，不特藩臬道府能所不能行，即督撫亦僅託空言，惟州縣則實見諸行事，故造福莫如州縣。”也就是說，州縣官（知州、知縣）為真正的行“政”之官，即治事之官，而他們的上司——府道、藩臬司、督撫——都是治官之官。州縣官品秩雖低，在地方行政中卻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而出現問題最多的，也是這一群人。讀過瞿同祖先生《清代地方政府》的人，大概都會對瞿老精闢總結州縣官性質即為“一人政府”印象至深。州縣政府所有職能都由州縣官一人負責，而他的四個輔助集團（胥吏、差役、長隨和幕友）均隨其一人進退而進退，州縣官與其被叫做老百姓的“父母官”，不如理解為前述四集團的“父母”，因為他的個人收入（微薄的薪俸+不定數的陋規）也就是一個州縣政府的財政收入，衙門六房書吏，分掌刑名和錢穀的師爺，出巡的皂隸、馬快，捉盜的捕役等等，都要從中分一杯羹。據李典蓉統計控告州縣官員差役的案件，大體可分為以下幾類：（1）勒折浮收；（2）攤捐苛派；（3）侵吞匿抽；（4）傳呈勒索；（5）捺案勒息；（6）監斃人犯；（7）串仵匿傷縱盜弭兇。“國家和公眾看作越軌或腐敗的行徑，也許被官吏們看作遵循行業性約定俗成的行規而已。”這樣的“潛規則”提供數不清的尋租機會，無異於開啟魔盒的潘多拉，控案在身的老百姓難免其害。
由於基層政府的“混沌”屬性，州縣衙門等於帝國的基層法庭，州縣官也身兼法官業務。清代培訓官員的專業方向與司法完全是兩條道路。文科八股取士，取四書五經命題，所謂“讀書萬卷不讀律”，州縣官在獲得功名前，無法受到司法審判的實質訓練。當然，精熟律例的州縣官並非沒有，但終清一代，李典蓉也不過能舉出劉衡、樊增祥兩人（讓人深感意味的是，樊增祥恰以文名聞世）。到處都有的，倒是黃仁宇筆下那種“詩人似的縣官”。進而言之，清代法律不外是行政的一種工具，作為行政長官而兼司法長官的州縣官，其注意力也只是在使鄉民安分守己，減輕自身受到“考成”的壓力。如清代審判極重口供，幾乎是“無供不能定案”。京控者常大力抨擊衙門“刑仵串賄捏詳”、“刑書朦詳改供”，原因就在於州縣衙門為把持審判結果的第一關。審理者可以借取供詞拖延審案，也可以據此合理地對兩造使用刑訊，以求案件速結。雍正皇帝曾抱怨州縣對口供案卷的“精心鍛鍊”，只是為了對按察司負責，按察司的詳察，只是為了應付督撫，督撫精心修改，又是為了避免三法司的駁案。
清代有官員感嘆州縣行政效率的低下：“州縣審斷不公，縱匪不辦，故小民不能不上控。”李典蓉也說，如清代基層司法能夠有序運作，對行政人員管理規範，行政人員素質皆有一定水準，那麼“上控”的機率將大幅度地下降。而這些求之於當時，幾乎是一個迴圈難解的死結。清代州縣本身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是橫亙在京控前的一座大山。
京控者的“原罪”？
朝廷與社會共同造就了作為“天下之政”的州縣困境，迫小民走上京控之路。官方對京控原告的態度，卻是一種壓抑的方式。《大清律例·刑律》中的訴訟門，最多的是嚴厲打擊“越訴”、“誣告”、“教唆詞訟”的規定，而維護告狀人權利的“聽訟迴避”只有一條。難怪有人說這不是什麼訴訟法，而壓根就是“不讓告狀法”。李典蓉在京控案裡發現的最有趣的一點是，被告不一定被判罪，獲罪的往往是原告，官員常用“原告有罪”的預設去審理案件。一部分檔案裡，京控原告在未判之前即被稱作“該犯”，如被告確實有罪，也都是先擬原告的罪，再擬被告的罪。如此“有冤無冤皆可罰”的怪現象，屢屢讓期待“青天”的小民失望。官方對原告如此不信任，主要出自一種長期的惡性迴圈：地方官表面上為了“無訟”、“息訟”的理想，事實上卻經常“壓訟”，對某些“無利可圖”的詞訟，或是可能牽連衙門上下官吏的訴訟不予受理。
負責京控審理的官僚有意識地排斥原告，並將問題故意轉嫁於上控者與唆訟者，以掩蓋自身缺失與不作為。在官方史料裡，“訟師”與“生監”是兩個不斷地被汙名化的群體。李典蓉總結了訟師何以如此令官員反感的原因：（1）造成地方興訟，違背“無訟”理想，增加政府負擔；（2）勾結衙門書役；（3）牽累無辜；（4）挾制官吏；（5）挑戰官權；（6）結黨聯盟；（7）影響邊疆安定與和諧。訟師獨立於地方與國家利益之外，可能更注重經濟利益，不屬任何衙門管轄，他們讓官府難以控制，所以被視為“眼中釘”，也成了控案紛繁的替罪羊。“生監”是地方知識分子代表，有文化，也有影響力，在基層社會中，他們很容易成為煽動百姓抵抗政府、隨意包攬地方事務的“不良分子”。李典蓉注意到，作為一個由少數民族管理多數民族的政府，清朝對集體行動，尤其地方士紳的集體行動的敏感程度超過前代。生監常常為群眾的領頭羊，也是官方最討厭的“挾制官府者”。道光十九年湖北崇陽縣發生“鍾九鬧漕案”，秀才鍾人傑因代被浮收漕費的花戶出頭，大鬧縣丞，最後帶領花戶攻佔縣城。在官方文獻裡，鍾人傑非但是好訟之徒，更是逆匪的棍徒；但在當地民間口頭傳說中，他實是為民請命。貌似對立的正史與民間傳說，體現了兩個階層對同一事件的評論與價值觀。
伸冤路上的“捷徑”與“阻礙”
俗話說“赴京路迢迢，銀兩作道橋”。一旦赴京呈控，也就意味著不菲的開銷，但京控還是成為越來越普遍的訴訟途徑，這除了官吏本身的腐敗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在於透過京控降低訴訟成本。這裡包含著原告的理性：面對官役的持續勒索，又不能預期州縣能夠迅速結案，寧願直接京控，畢竟路費開銷有限，衙門需索無窮。官方對於上控採取壓抑方式，也影響到京控者或代作呈詞者的“策略”，那就是“圖準不圖審”。為突破案子被拖延不審的困境，只有憑藉出色的文筆或是張牙舞爪的指控來贏得注目，而“虛構詞狀”主要表現在三方面：（1）訴說己方的良善與無辜；（2）凸顯對方的強橫與兇惡；（3）誇張案件的事實與情節。日本學者滋賀秀三看了臺灣《淡新檔案》後，認為透過檔案很難準確把握案件實情：“訴狀中常常有誇張成分，還有不少是為了‘聳聽’而捏造的假象。”在傳統官僚主義下，所謂“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方針一直是百般無奈下最有用的辦法。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大河移民”上訪時，不也是用著“說”（對自身苦難的敘事技巧）、“鬧”（逼迫政府立即解決問題）、“纏”（抓住站得住的理由後就不間歇地密集上訪）這不見得新鮮的三招嗎？
京控越來越普遍，相應衍生出對京控百姓的一連串服務：鄉民進城告狀，來回路程有幾十裡到百里不等，如不能馬上受理，勢必要在城裡過夜，有民人涉訟進城，必須覓地居住等候傳喚。在縣城裡多有專供呈告者投訴的旅館，一般稱為“歇家”。黃六鴻曾建議州縣普設“便民房”，與今日官營招待所意義不同的是，此等便民所專為訟事之人而設。歇家非包攬官司之人，即希圖賺打官司入錢之人。他們有一套自己的人脈，可以協助沒有訴訟經驗的百姓交通衙門裡的關係，或替他們代找訟師寫手，逐漸發展成“一條龍”的服務。
京控漸成職業化的趨勢，但小民京控註定是一條崎嶇的路。州縣對上控者的壓制層出不窮，非法監禁原告的情形非常普遍，或拘役原告家屬以為要挾，甚至將原告誣為精神失常者，這樣那些關係官員過失的案件也就瞞天過海了。為阻止原告上控，一些地方不惜中途“截拿”。有被控的地方豪強沿途佈防，不讓原告上路，甚至搶走行李盤纏，這些豪強勢力若沒有官府撐腰，是無法在地方上為所欲為的。清朝漕運積弊叢生，有地方官甚至養打手“專毆控漕之人”，使得東南辦漕之民，控告無門，又進一步激起民變。在具有“民告官”性質的京控案中，還有原告遭遇“跨省”截拿。道光十六年四川陳姓民人打算京控，到達北京附近的涿州時，因為東西被竊而告官，當地查驗現場時搜到狀紙一張，涿州州官立即報告直隸總督琦善，將陳某解回四川原籍，不令京控。
京控檔案裡確有一部分原告獲得了平反，不過通常那樣的情形，是建立在他們或其家屬先已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之上。清朝末年，京控制度糾正錯案的效率越來越低。一件京控案件，少則需要三年兩年，多則需要十幾年二十年方可審結。到光緒年間，關於“近年各省京控，從未見一案平反”，或“州縣承審京控上控各案，往往逾期不結”的記載，極為常見。
李典蓉不止一次地強調，明清時代為中國傳統王朝“最為保守”、“最墨守成規”的朝代。京控制度是清王朝對社會問題的一種因應，卻不能對既有的官僚弊病與司法問題作出根本改善，也無法滿足社會的真實需求。表面上，京控保護的是允許百姓上控的傳統，在地方實際操作裡，主要保護的卻是官僚的烏紗帽，維持統治者內部的平衡。作為京控制度的研究者，李典蓉說它“看似是法制史的領域，事實上也許更接近於社會史”，再放開一點眼光，京控何嘗又不是一個政治史的問題？本書的實證研究證明，在行政與司法無法各自獨立的集權王朝，依賴京控補救司法，只是一個幻覺。它最大的功能就是披著傳統德政“伸冤”外衣，繼續利用著對上控可能會成功的美好期待，麻痺民間潛藏著的改變動力。
華人對“青天老爺”總有一種特殊的情結，而“老爺”常有，“青天”卻不易見。在千百年來官民對立的緊張下，遙遠的“皇帝”往往成為一般人心中最後可信賴的仲裁，最後的“青天”。清朝嘉慶帝對待民間詞訟，常用“覆盆之冤”這句成語。所謂覆盆之冤，是借Sunny照不進倒放的盆子裡頭的形象，來譬喻真情被遮蔽、冤枉無處申述，而皇帝自認為就是那一束照亮黑暗的強光。“進京告狀”成了底層小民伸冤求公道的最後指盼，而統治者也彷彿給臣民開啟了一條可以“直達青天之上”的梯道。所以長久以來，像“楊乃武與小白菜”這樣洗冤成功的傳奇在民間傳頌不絕。李典蓉博士的專著《清朝京控制度研究》依據臺北故宮檔案，系統研究了有清一代的京控制度，她告訴我們的歷史，卻沒有多少“沉冤昭雪”、“得見天日”的大團圓氣氛，真相只是在“中央不信任地方官員，百姓不信任地方官員，地方官員也不信任百姓的迴圈裡，百姓只好相信皇帝”這樣一個充滿了無奈和無趣的故事。
從“叩閽”到“京控”：“告御狀”的傳統
所謂“進京告御狀”，有著悠久傳統。《周禮》就有“肺石聽辭”、“路鼓之制”的說法。“路鼓”後來演變為“撾登聞鼓”、“鳴冤鼓”、“上表投書”、“邀車駕”等等，容或形式不同，秦漢以降各朝允許小民上訴的渠道還都是有的。明洪武元年，“置登聞鼓於午門外，日令監察御史一人監之，凡民間詞訟皆自下而上，或府、州、縣省官及按察使不為伸理，及有冤抑重事不能自達者，許擊登聞鼓，監察御史隨即引奏，敢沮告者死”。到了清朝，登聞鼓設於右長安門外，後移入通政司，別置鼓廳。電影《讓子彈飛》裡，鵝城縣衙門前那一口碩大的鳴冤鼓，經年未用而繞滿了藤枝，但一旦被叩響，就可能為“沉冤大白”的前奏，而這已經是在“共和”了的民國。可以想見，在有皇帝的年代，對有冤無處訴的百姓來說，親叩登聞鼓、讓冤情直達天聽、贏得上位者的公正裁決，是怎樣一種祈望與蠱惑……
歷代流變的“告御狀”形式，習慣上被統稱為“叩閽”，意即直接跪拜宮門或叩謁皇帝。而“京控”作為系統化的審理制度，是在前者基礎上發展起來，並逐漸常態化。對這兩個古代法律術語，《清史稿·刑法志》是這樣定義的：
凡審級，直省以州縣正印官為初審。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訴者笞。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軍統領衙門呈訴者，名曰京控……其投廳擊鼓，或遇乘輿出郊，迎駕申訴者，名曰叩閽。
簡單說來，小民“擊登聞鼓”或是邀車駕為“叩閽”，發生地點可在京城，也可在皇帝出巡途中；至京師都察院、通政司或步軍統領衙門等處投遞呈詞，則曰“京控”。李典蓉發現，在明末清初，“京控”這樣的名詞尚未廣泛出現。“幽幽宮門深幾許”，鄉野小民見官尚難乎其難，進京叩謁九五之尊，又談何容易？於是乎，趁聖駕出走深宮、巡遊民間之際“邀車駕”，俗稱攔駕告狀，就成為了膽大氣盛者鋌而走險的一招。但這實在不是一件輕易的事：
凡冤獄不得直於本省官長，則部控，又不能直，乃叩閽。然叩閽極難，其人須伏於溝，身至垢穢，俟駕過後，乃手擎狀，揚其聲曰冤枉。如衛士聞之，實時捉得，將狀呈上，其人拿交刑部，解回原省。
如果從“叩閽”成功率來算，生活在康熙朝的百姓可能算是相對幸運的。眾所周知，康熙曾六下江南，又常北至熱河秋獮，百姓叩閽的機會不少。而且康熙素來勤政，記性又好，一次巡幸五臺山，有一人叩閽，皇帝喝止了正欲驅逐的侍衛，回想起曾見過此人，道出其籍貫姓名及上次呈控的內容。臣下一問，居然和皇帝所說一一相符。康熙對叩閽尚屬寬容，且勤於批審，但這樣的皇帝並不多見。如李典蓉指出，“這並非生成於制度，而是依賴皇帝本身的能力”，實難以為繼。就算勤政不輸祖父的乾隆，一生多次出巡，但他對沿途叩閽者就缺少耐心，多將原告視作患了“瘋症”、“痰症”的精神病人，打發了事。嘉道以後的皇帝，文采武功較諸康、乾均大為遜色，無論秋獮南下，次數劇減，小民一近帝輿的機率幾近為零。
清朝規定嚴格的逐級告狀制度，凡詞訟須自下而上陳告，先經州縣衙門審斷，不服，再向上司衙門（府、道、司、院）逐級上控，如越級控訴，即為越訴。京控是放在《大清會典·刑律》訴訟門中的“越訴”項裡的，哪怕告實，也須罰“笞五十”。叩閽則不屬於越訴，屬直訴，與京控最大的不同是，妄奏照“衝突儀仗”問罪，判“杖一百，發近邊充軍”。屁股捱打，外加流刑，受罪實在也不小。乾隆中期後，對叩閽的量刑趨嚴，即使控實也有罪；相反京控得實卻可能“免議”，即使出現誣告的情況，有時獲罪也不重。再者，京控的定點投告讓連京城門朝哪邊開都摸不著邊的小民有了方向，而叩閽則難免隨機、臨時、安全無保障等等弊端。具有充分“理性”的訴冤者，在選擇上訴途徑時越來越傾向於京控，而不是叩閽。
根據李典蓉蒐集的清代叩閽案例，順康朝即佔一半，嘉慶朝後漸少，也基本上在這一時期，京控成為一種常規執行制度。都察院和步軍統領衙門為受理的機關，對京控案有奏交、諮交、駁回三種處理方式。一旦受理，根據情節輕重分為奏交或諮交案件，前者須向皇帝具奏，再發督撫衙門審辦，後者則直接發回原省交督撫辦理。地方督撫分奏諮案件限期辦案，每半年結算一次，將審理結果匯奏呈覽。刑部則負責複核地方審理的京控案，奏請皇帝最後裁決。
誰對京控負責：皇帝、欽差、督撫，還是讞局？
在李典蓉看來，統治者之所以允許叩閽和京控存在，“一方面是法古人德政，另一方面是預防官吏為非，借百姓申訴以達到監察官員的作用”。所以皇帝通常關注的案件多牽涉職官，或命盜重案。不過負責受理的都察院，把他們認為重要、值得奏聞的一律上奏，呈狀山積，再勤政聰明的皇帝也無法應付。乾隆晚年發現他面對著越來越多的案件，不由大發牢騷。美國學者歐中坦分析其原因，由於乾隆寵信和珅，使政敵無法在奏摺裡對他彈劾，於是都察院透過奏交的京控案來向皇帝表達國家政治出現的問題，故意不給皇帝篩選。這讓我們想起，孔飛力在《叫魂》中深刻揭示的一點：官僚負責制度的運作是圍繞著對資訊的控制而展開的。到了嘉慶帝親政，在整肅和珅後，為一振已頹多年的政風，決意“廣開言路，聰目達聰”，但他同樣發現都察院的弊病，即“瞞上不瞞下”。皇帝派遣欽差下省審案，算是補救的一法，但大員浩浩蕩蕩下省，耗費國家公帑，又驚動地方，成本高昂，而且部院大臣與地方官常有暗中交通的情況，以此應付每年遞增的京控案，終非長久之計。嘉慶帝最後也只能把約束上控的壓力轉嫁到地方，他說：
小民健訟刁風，固不可長，若一概禁遏，使民隱不能上達，亦恐覆盆之冤無自而伸。息訟之道，全在地方大小官吏勤於聽斷，果能案無留牘，曲直較然，則政平訟理，上控之風，將不禁而自息。
對中央來說，將案件發交地方督撫審理是最便利的方式。督撫審案應提人證卷宗至省，親為審辦，道光帝就這樣要求他們：“遇有京控事件，務須親為聽斷。冤抑者立予伸理，刁誣者從嚴懲治，以冀讞獄持平，期於無訟。”但督撫既為封疆大吏，公事庶務繁雜，面對每月如雪片紛飛的京控奏諮案件，想一一親自審理，如何能辦到？比如山東省，離京較近，京控數比他省為多，曾有山東巡撫吉綸到任後，提審京控各類積案七百餘件的記錄。長此以往，督撫親提審問京控人犯的要求根本難以實現。他們對特旨交辦和諮交案件也常區別對待，前一種有皇帝盯著，不敢怠慢，後一種則多視為泛案，任意積壓。
督撫無力顧及，而中央審限逼人，於是發審局（又稱讞局）應需而生。督撫身邊形成了一個專審省內案件的班子，其成員多出自“候補”官員，同樣談不上有何司法素養。局員獎懲標準在“量”與“效率”，並非當真“平抑冤屈”，為求案件速結，常使用刑罰逼供。曾國藩對京控案的審理發出過感嘆：
近來直隸京控之案，一經發交讞局，平日則多方彌縫，臨事則一味含糊。告官得實者，承審官迴護同僚，但議以不應重不應輕之咎。告吏得實者，承審官刪改情節，但料以笞杖及除名之罪，其控告全系虛誣，則又曲庇賤民，惟恐反噬，但以懷疑妄控及愚民無知等語了結之。
乾嘉之際，京控審理者的身份漸由中央轉向地方，中央欽差轉向地方督撫，繼由地方督撫轉向屬員道府。這一種“下放”也意味著，其審理後由下呈上的流程和原有地方司法審轉流程並無不同。“政風傾頹，天下烏鴉一般黑，豈能寄‘撥雲見霧’之重任於發審委員”？轉了一個大圈，又繞回了原點。若百姓可以透過正常管道在地方解決訴訟，何至於千里迢迢地離家京控呢？
“官逼民告”的邏輯
從李典蓉收集的四百多個京控案中，我們看到，這些案例涉及命盜比重較大，平均為百分之五十八，以呈控物件身份論，涉及地方官府的差役、書吏、門丁等，平均約佔百分之二十七，官員約佔百分之十九，富戶地霸則佔百分之六。資料集中指向了一點：“負責審理地方司法事務的州縣在運作上出了問題，他們顯然也受到社會各階層群體的質疑。”州縣是清代司法審判的第一級機關，州縣官卻成了京控案中出現最多的被告，這是怎麼回事？
“天下之政在州縣”。清人方大湜言：“興除利弊，不特藩臬道府能所不能行，即督撫亦僅託空言，惟州縣則實見諸行事，故造福莫如州縣。”也就是說，州縣官（知州、知縣）為真正的行“政”之官，即治事之官，而他們的上司——府道、藩臬司、督撫——都是治官之官。州縣官品秩雖低，在地方行政中卻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而出現問題最多的，也是這一群人。讀過瞿同祖先生《清代地方政府》的人，大概都會對瞿老精闢總結州縣官性質即為“一人政府”印象至深。州縣政府所有職能都由州縣官一人負責，而他的四個輔助集團（胥吏、差役、長隨和幕友）均隨其一人進退而進退，州縣官與其被叫做老百姓的“父母官”，不如理解為前述四集團的“父母”，因為他的個人收入（微薄的薪俸+不定數的陋規）也就是一個州縣政府的財政收入，衙門六房書吏，分掌刑名和錢穀的師爺，出巡的皂隸、馬快，捉盜的捕役等等，都要從中分一杯羹。據李典蓉統計控告州縣官員差役的案件，大體可分為以下幾類：（1）勒折浮收；（2）攤捐苛派；（3）侵吞匿抽；（4）傳呈勒索；（5）捺案勒息；（6）監斃人犯；（7）串仵匿傷縱盜弭兇。“國家和公眾看作越軌或腐敗的行徑，也許被官吏們看作遵循行業性約定俗成的行規而已。”這樣的“潛規則”提供數不清的尋租機會，無異於開啟魔盒的潘多拉，控案在身的老百姓難免其害。
由於基層政府的“混沌”屬性，州縣衙門等於帝國的基層法庭，州縣官也身兼法官業務。清代培訓官員的專業方向與司法完全是兩條道路。文科八股取士，取四書五經命題，所謂“讀書萬卷不讀律”，州縣官在獲得功名前，無法受到司法審判的實質訓練。當然，精熟律例的州縣官並非沒有，但終清一代，李典蓉也不過能舉出劉衡、樊增祥兩人（讓人深感意味的是，樊增祥恰以文名聞世）。到處都有的，倒是黃仁宇筆下那種“詩人似的縣官”。進而言之，清代法律不外是行政的一種工具，作為行政長官而兼司法長官的州縣官，其注意力也只是在使鄉民安分守己，減輕自身受到“考成”的壓力。如清代審判極重口供，幾乎是“無供不能定案”。京控者常大力抨擊衙門“刑仵串賄捏詳”、“刑書朦詳改供”，原因就在於州縣衙門為把持審判結果的第一關。審理者可以借取供詞拖延審案，也可以據此合理地對兩造使用刑訊，以求案件速結。雍正皇帝曾抱怨州縣對口供案卷的“精心鍛鍊”，只是為了對按察司負責，按察司的詳察，只是為了應付督撫，督撫精心修改，又是為了避免三法司的駁案。
清代有官員感嘆州縣行政效率的低下：“州縣審斷不公，縱匪不辦，故小民不能不上控。”李典蓉也說，如清代基層司法能夠有序運作，對行政人員管理規範，行政人員素質皆有一定水準，那麼“上控”的機率將大幅度地下降。而這些求之於當時，幾乎是一個迴圈難解的死結。清代州縣本身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是橫亙在京控前的一座大山。
京控者的“原罪”？
朝廷與社會共同造就了作為“天下之政”的州縣困境，迫小民走上京控之路。官方對京控原告的態度，卻是一種壓抑的方式。《大清律例·刑律》中的訴訟門，最多的是嚴厲打擊“越訴”、“誣告”、“教唆詞訟”的規定，而維護告狀人權利的“聽訟迴避”只有一條。難怪有人說這不是什麼訴訟法，而壓根就是“不讓告狀法”。李典蓉在京控案裡發現的最有趣的一點是，被告不一定被判罪，獲罪的往往是原告，官員常用“原告有罪”的預設去審理案件。一部分檔案裡，京控原告在未判之前即被稱作“該犯”，如被告確實有罪，也都是先擬原告的罪，再擬被告的罪。如此“有冤無冤皆可罰”的怪現象，屢屢讓期待“青天”的小民失望。官方對原告如此不信任，主要出自一種長期的惡性迴圈：地方官表面上為了“無訟”、“息訟”的理想，事實上卻經常“壓訟”，對某些“無利可圖”的詞訟，或是可能牽連衙門上下官吏的訴訟不予受理。
負責京控審理的官僚有意識地排斥原告，並將問題故意轉嫁於上控者與唆訟者，以掩蓋自身缺失與不作為。在官方史料裡，“訟師”與“生監”是兩個不斷地被汙名化的群體。李典蓉總結了訟師何以如此令官員反感的原因：（1）造成地方興訟，違背“無訟”理想，增加政府負擔；（2）勾結衙門書役；（3）牽累無辜；（4）挾制官吏；（5）挑戰官權；（6）結黨聯盟；（7）影響邊疆安定與和諧。訟師獨立於地方與國家利益之外，可能更注重經濟利益，不屬任何衙門管轄，他們讓官府難以控制，所以被視為“眼中釘”，也成了控案紛繁的替罪羊。“生監”是地方知識分子代表，有文化，也有影響力，在基層社會中，他們很容易成為煽動百姓抵抗政府、隨意包攬地方事務的“不良分子”。李典蓉注意到，作為一個由少數民族管理多數民族的政府，清朝對集體行動，尤其地方士紳的集體行動的敏感程度超過前代。生監常常為群眾的領頭羊，也是官方最討厭的“挾制官府者”。道光十九年湖北崇陽縣發生“鍾九鬧漕案”，秀才鍾人傑因代被浮收漕費的花戶出頭，大鬧縣丞，最後帶領花戶攻佔縣城。在官方文獻裡，鍾人傑非但是好訟之徒，更是逆匪的棍徒；但在當地民間口頭傳說中，他實是為民請命。貌似對立的正史與民間傳說，體現了兩個階層對同一事件的評論與價值觀。
伸冤路上的“捷徑”與“阻礙”
俗話說“赴京路迢迢，銀兩作道橋”。一旦赴京呈控，也就意味著不菲的開銷，但京控還是成為越來越普遍的訴訟途徑，這除了官吏本身的腐敗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在於透過京控降低訴訟成本。這裡包含著原告的理性：面對官役的持續勒索，又不能預期州縣能夠迅速結案，寧願直接京控，畢竟路費開銷有限，衙門需索無窮。官方對於上控採取壓抑方式，也影響到京控者或代作呈詞者的“策略”，那就是“圖準不圖審”。為突破案子被拖延不審的困境，只有憑藉出色的文筆或是張牙舞爪的指控來贏得注目，而“虛構詞狀”主要表現在三方面：（1）訴說己方的良善與無辜；（2）凸顯對方的強橫與兇惡；（3）誇張案件的事實與情節。日本學者滋賀秀三看了臺灣《淡新檔案》後，認為透過檔案很難準確把握案件實情：“訴狀中常常有誇張成分，還有不少是為了‘聳聽’而捏造的假象。”在傳統官僚主義下，所謂“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方針一直是百般無奈下最有用的辦法。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大河移民”上訪時，不也是用著“說”（對自身苦難的敘事技巧）、“鬧”（逼迫政府立即解決問題）、“纏”（抓住站得住的理由後就不間歇地密集上訪）這不見得新鮮的三招嗎？
京控越來越普遍，相應衍生出對京控百姓的一連串服務：鄉民進城告狀，來回路程有幾十裡到百里不等，如不能馬上受理，勢必要在城裡過夜，有民人涉訟進城，必須覓地居住等候傳喚。在縣城裡多有專供呈告者投訴的旅館，一般稱為“歇家”。黃六鴻曾建議州縣普設“便民房”，與今日官營招待所意義不同的是，此等便民所專為訟事之人而設。歇家非包攬官司之人，即希圖賺打官司入錢之人。他們有一套自己的人脈，可以協助沒有訴訟經驗的百姓交通衙門裡的關係，或替他們代找訟師寫手，逐漸發展成“一條龍”的服務。
京控漸成職業化的趨勢，但小民京控註定是一條崎嶇的路。州縣對上控者的壓制層出不窮，非法監禁原告的情形非常普遍，或拘役原告家屬以為要挾，甚至將原告誣為精神失常者，這樣那些關係官員過失的案件也就瞞天過海了。為阻止原告上控，一些地方不惜中途“截拿”。有被控的地方豪強沿途佈防，不讓原告上路，甚至搶走行李盤纏，這些豪強勢力若沒有官府撐腰，是無法在地方上為所欲為的。清朝漕運積弊叢生，有地方官甚至養打手“專毆控漕之人”，使得東南辦漕之民，控告無門，又進一步激起民變。在具有“民告官”性質的京控案中，還有原告遭遇“跨省”截拿。道光十六年四川陳姓民人打算京控，到達北京附近的涿州時，因為東西被竊而告官，當地查驗現場時搜到狀紙一張，涿州州官立即報告直隸總督琦善，將陳某解回四川原籍，不令京控。
京控檔案裡確有一部分原告獲得了平反，不過通常那樣的情形，是建立在他們或其家屬先已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之上。清朝末年，京控制度糾正錯案的效率越來越低。一件京控案件，少則需要三年兩年，多則需要十幾年二十年方可審結。到光緒年間，關於“近年各省京控，從未見一案平反”，或“州縣承審京控上控各案，往往逾期不結”的記載，極為常見。
李典蓉不止一次地強調，明清時代為中國傳統王朝“最為保守”、“最墨守成規”的朝代。京控制度是清王朝對社會問題的一種因應，卻不能對既有的官僚弊病與司法問題作出根本改善，也無法滿足社會的真實需求。表面上，京控保護的是允許百姓上控的傳統，在地方實際操作裡，主要保護的卻是官僚的烏紗帽，維持統治者內部的平衡。作為京控制度的研究者，李典蓉說它“看似是法制史的領域，事實上也許更接近於社會史”，再放開一點眼光，京控何嘗又不是一個政治史的問題？本書的實證研究證明，在行政與司法無法各自獨立的集權王朝，依賴京控補救司法，只是一個幻覺。它最大的功能就是披著傳統德政“伸冤”外衣，繼續利用著對上控可能會成功的美好期待，麻痺民間潛藏著的改變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