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很簡單。如果學術權威與地方利益牽扯過深，必然會歪曲史實，製造一系列學術垃圾，反而混淆視聽。
其實只要認真讀書一般就會發現：成周實指鎬京，平王東遷之後，雒邑始稱成周，相應地鎬京成為西周。
《書序》簡，伏生《大傳》詳，兩者實一致：周公生前在豐，死後欲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歿，成王知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積骨於畢”，故葬周公於畢原。成王從未以雒邑為都，如果以雒邑為成周，又怎麼能說“不敢離成王”呢？所以成周是指成王所在之鎬京無疑。
豐鎬遺址在今西安市西南約25公里灃河中游的馬王鎮、斗門鎮一帶。豐邑在灃河西岸的客省莊、馬王村、張家坡、大原村、馮村、曹家寨、西王村，約6平方公里；鎬京在灃河東岸、滈河故道南岸，斗門鎮花園村、普渡村至洛水村、郡鄔嶺的高阜地帶，約4平方公里。
豐、鎬夾灃河相望，步行可達，故《史記•魯周公世家》說：“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司馬貞《史記索隱》注云：“豐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也。”
畢即畢原。裴駰《史記集解》說：“《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也引《括地誌》說：“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畢原在鎬京東南，其地域其實很廣。
《史記•魯周公世家》“（接上引）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遂國之。”對於成周，《集解》兩種解說並存：
顯然，“成周雒邑”實“成周之雒邑”，而非“雒邑曰成周”，何休之解為得；而《公羊傳》以東周的習稱去論西周之事，殊妄。為什麼嘉會這樣說呢？
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候表》敘中說的很清楚：“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如果成周為東周，那麼齊晉秦楚已迭興為霸，怎麼能說“微甚”呢？
再者，《衛康叔世家》也有：“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如果成周為雒邑，三監之亂時尚未營造，不取鎬京而攻殷人能叫“作亂”嗎？此成周，司馬貞《索隱》所解也頗為荒唐不經：“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猶居西周鎬京。管、蔡欲抅難，先攻成周，於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上引《史記•魯周公世家》已說的很明白，成王七年周公已致政，三月始往營“成周之雒邑”，彼時三監之亂早已結束。所以小司馬讀書不慎之處，也比比皆是。
拘泥雒邑為成周，豈只公羊氏、小司馬、梁玉繩呢？
司馬遷有先見之明，似乎未卜先知後世必有“西周以雒邑為都”之爭。然嘉會讀去年仙逝的李學勤先生的《何尊新釋》（原載《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不僅以雒邑為成周，而且大談“遷都問題”，依先生之學力，何至如此！
鎬京為西周都城，伴隨西周始終；而豐邑一直為周王宗廟所在，西周諸王常居豐處理國政。如果西周有“兩京”，那麼就是宗周豐邑、成周鎬京！如此方與《尚書》文獻相合，茲不細考。
《說文》：“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周禮》：距國五百里為都。”在豐鎬五百里之外的雒邑，無周文、武之廟，以何言都？有趣的是，在北京琉璃河燕都祭坑內出土了一片有“成周”字樣的甲骨，但曲阜和琉璃河能稱“成周”嗎？
這個問題很簡單。如果學術權威與地方利益牽扯過深，必然會歪曲史實，製造一系列學術垃圾，反而混淆視聽。
其實只要認真讀書一般就會發現：成周實指鎬京，平王東遷之後，雒邑始稱成周，相應地鎬京成為西周。
《書序》說：“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 《大傳》說：“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積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成王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書序》簡，伏生《大傳》詳，兩者實一致：周公生前在豐，死後欲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歿，成王知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積骨於畢”，故葬周公於畢原。成王從未以雒邑為都，如果以雒邑為成周，又怎麼能說“不敢離成王”呢？所以成周是指成王所在之鎬京無疑。
為便於廣大讀者理解，先簡單介紹一下豐、鎬和畢 ：文王作豐，武王都鎬，文王、武王、周公皆葬於畢原豐鎬遺址在今西安市西南約25公里灃河中游的馬王鎮、斗門鎮一帶。豐邑在灃河西岸的客省莊、馬王村、張家坡、大原村、馮村、曹家寨、西王村，約6平方公里；鎬京在灃河東岸、滈河故道南岸，斗門鎮花園村、普渡村至洛水村、郡鄔嶺的高阜地帶，約4平方公里。
豐、鎬夾灃河相望，步行可達，故《史記•魯周公世家》說：“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司馬貞《史記索隱》注云：“豐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也。”
畢即畢原。裴駰《史記集解》說：“《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也引《括地誌》說：“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畢原在鎬京東南，其地域其實很廣。
成周本指西周鎬京，此說《史記》甚明。後世以成周為雒邑，實受《公羊傳》之誤《史記•魯周公世家》“（接上引）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遂國之。”對於成周，《集解》兩種解說並存：
《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顯然，“成周雒邑”實“成周之雒邑”，而非“雒邑曰成周”，何休之解為得；而《公羊傳》以東周的習稱去論西周之事，殊妄。為什麼嘉會這樣說呢？
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候表》敘中說的很清楚：“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如果成周為東周，那麼齊晉秦楚已迭興為霸，怎麼能說“微甚”呢？
再者，《衛康叔世家》也有：“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如果成周為雒邑，三監之亂時尚未營造，不取鎬京而攻殷人能叫“作亂”嗎？此成周，司馬貞《索隱》所解也頗為荒唐不經：“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猶居西周鎬京。管、蔡欲抅難，先攻成周，於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上引《史記•魯周公世家》已說的很明白，成王七年周公已致政，三月始往營“成周之雒邑”，彼時三監之亂早已結束。所以小司馬讀書不慎之處，也比比皆是。
拘泥雒邑為成周，豈只公羊氏、小司馬、梁玉繩呢？
西周“兩京制”謬論由來已久，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以“太史公曰”專門批駁，而當代權威學者仍不乏誇大營建雒邑之意義者，令人噓噓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所謂‘周公葬於畢’，畢在鎬東南杜中。”司馬遷有先見之明，似乎未卜先知後世必有“西周以雒邑為都”之爭。然嘉會讀去年仙逝的李學勤先生的《何尊新釋》（原載《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不僅以雒邑為成周，而且大談“遷都問題”，依先生之學力，何至如此！
鎬京為西周都城，伴隨西周始終；而豐邑一直為周王宗廟所在，西周諸王常居豐處理國政。如果西周有“兩京”，那麼就是宗周豐邑、成周鎬京！如此方與《尚書》文獻相合，茲不細考。
《說文》：“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周禮》：距國五百里為都。”在豐鎬五百里之外的雒邑，無周文、武之廟，以何言都？有趣的是，在北京琉璃河燕都祭坑內出土了一片有“成周”字樣的甲骨，但曲阜和琉璃河能稱“成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