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國小孩教育的家長都知道，孩子犯了錯常常被訓斥的一句話就是“還敢不敢再XX了”，孩子怕了就會說不敢了，為什麼不敢呢，因為再做就會被修理，這是法家規則制度他律作用的層次；可一旦沒威懾住就會升級到儒家自律擔當，是非對錯，能不能做的層次，甚至會頂嘴頂撞，比如當前疫情肆虐時很多西方人仍不願遵守禁令，帶口罩保持社交距離，這樣做在道德層面就很無恥，看似不違法但會影響公共衛生安全，因此做人不能單單依靠法家基本的他律，不違法就什麼都能做，有時候會很無恥，因此儒家才說“知恥而後勇”，做事不能只顧自己，不能喪天害理，要有更高的自律要求，儒法兼治，既要基本的法家他律監督約束，更要自覺的儒家自律擔當，美國當前就處在這個關鍵的突破期。長此以往就能再進一步，突破到儒道銜接的“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甚至道家自性的“無為而治”，即常說的不想做，想都不想，為什麼不想呢？不需要，內部和外部的形勢環境都不需要我多此一舉，順勢即可，“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嘛！只有儒家才“下德無為而有以為”，“不可為而為之”呢。因此不敢不能不想，代表了法儒道層級管理的三個不同進階層次。您說呢？
回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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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老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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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雲卷雲書
其實你所說的這三點本質上哪家都不是，如果你非得要靠個什麼主義的話，那就給他一個“保守主義”美名吧！本質上它是無能之輩三要素，也可以把它作為檢驗好官與狗官的首要條件。
這種說法，有道理。
從小系統【智和信】對應原子結構來看，智相當於原子核，和相當於電子層的非外層，信相當於電子層的外層。
系統內的運轉稱為封閉式內迴圈體系，系統外的運轉稱為開放式外迴圈體系。
系統的外迴圈，由外層電子的活動決定，就是信文明體系的客觀物質世界的基本規律衍生出來的秩序在起作用，在人際社會就是合理的法律體系作為底線。所以法律講究以客觀事實為依據，不以起心作論斷。這種對系統的作用，如同題主所說的他律制度，因為影響著整個系統，關係重大，代價巨大，讓審時度勢的全責人產生敢不敢的心態。不是全責人，不存在這種心態。
為了保證系統外迴圈的安全性，在系統內迴圈的電子層裡就必須對外層電子進行規範與約束，這就是和文明體系的人心的互動約束與制衡，是名為道德，決定了心念出現後能不能具現的問題。這是曾經儒學的研究重點，這可以說是社會規範下的自律要求，重點表現在中庸之道上面，舉例就是【發乎情止乎禮】，就是說話做事的分寸感，就是概念體系的定義域的邊際明確。因此，沒有制衡與約束的社會，就沒有高效的制度體系。
而為了保證人際社會的互動約束與制衡，重點在於起心動念的正確性，也就是原子核本身的思想方法體系與客觀規律的吻合性，這就是智文明的成熟自洽圓滿性。從此，隨心所欲皆合理，但凡不合理的想法都不會出現，也就是題主所說的想不想的問題。
凡俗常態下，當共鳴性意念探知，智文明代表的意念體系與信文明代表的客觀規律具有相融性的時，就會產生直接表達的形式，也就是俗稱的【直】；當意念與形勢有衝突的時候，就必須藉助和文明中的規範，使衝突產生的破壞影響力被化解，達成趨利避害的效果；如果和文明的規範作用沒有達成趨利避害的效果，那就是直面法律所代表的秩序體系。
中國的傳統商人都是在運用趨利避害的方法經商，因此產生了富不與官斗的職業規則，因為傳統中的官代表著秩序體系。而富不與官斗的規則，也直接助長了官僚的不合理行為，只是因為沒有與官僚體系制衡的力量存在。正因為欠缺制衡官僚的力量，傳統的中國富人只能淪落為官僚的附庸。西方的商人參政，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商人對官僚的附庸性，但遠不如美國利用【人民擁有槍枝】對官僚人身的制衡效果好。
人際社會的良好道德的良好效應，建立在力量的處處制衡的基礎上。
題主論及的管理的三個層面，都是各有限制的。只有這三個層面都合理完善，整合之後的效果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