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薦讀）

《論語·為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這兩句話後面還有一句：“民免而無恥”。

當下的語法和古代的語法千差萬別，要理解這兩句話就要把它變成現代的語法習慣。

導之以政：用引導的方法來治理國家（精神文明建設）。

齊之以刑：用刑法的方式來管理民眾（健全法律法規）。

孔子的初衷是好的，孔子是反對用“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來治理國家的，使用“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以後會導致“民免而無恥”，這種方式會讓整個社會看起來很安分守己，但社會的核心是卻是“不恥”的。

這兩句話在傳承的過程中，被歷史做了無數次的修正，以至於後面的那句“民免而無恥”被遺忘了前年。

它慢慢變成了一種治世御民的方法論，並且被冠以儒家的頭銜，這種百試不爽的方法論從古至今都被貫徹的很徹底，每朝每代皆是如此。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其實這不是某個人能夠選擇的，這是幾千年得來的經驗教訓。

治理貴在簡單直接，任何組織或國家的治理都存在遞減效應，這種遞減效應是由人性造成的，是無法杜絕的，中國通史裡面的例子是比比皆是。

孔子講的為政，不是談政治，以現在觀念勉強說來，他講的是政治哲學，或說是政治的原理。他說領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如果以政治體制為領導，再用法制來管理，“齊之以刑”，使大家不犯法，犯法就罰他。但是用法制來管理人民，這樣一來“民免”，一般人會逃避，鑽法律的漏洞，而且他逃避了責任、法律及處罰，他還會自鳴得意，認為你奈何他不了，毫無羞恥心。這和道家老子講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道理一樣，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

因此孔子又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假如以道德來領導，每個人都有道德的涵養，“齊之以禮”，以禮教化。這就談到禮義精神了，大家能自動自發，如果做錯了，有那慚愧的心情，這樣做到人人有恥，不敢做不道德的事，不要等到法律制裁，自己就很難過，這就是有恥。到了這種情形，則“且格”，就達到了政治的目的。所以他是主張用道德的政治、道德的感化，這就是儒家與法家的精神之不同了。不過，中國的政治，向來是道家、儒家、法家合用的。

把道引入政，而匹配刑法，只是免除人民的羞恥之心。意思就是，民風不好，用強權的手段是治標不治本。需要倫理道德，自覺地發揚和傳承才行

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對依法治國的評價，是論語中話！有貶低法制之意！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羞恥且格！儒家思想，褒將儒家之意！名句！

以德為榮，歷史已經證明了道德在極端勢力下和不平衡實力下毫無價值！以法為綱違法必究，看還有違法者打著道德名義違法違章不！

孔子《論語•為政》篇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導”：其含意和含義是指———教育、教養、教化、疏導、指導、教導、輔導的意思。

“齊”：其含意和含義是指———共同、一起、一夥、相互之間、有一些人或一部分人、許多人、夥伴、夥同、同夥、同伴的意思。

“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翻譯成現代漢語白話文的意思是———聖人、君子、讀書明世理的人，官方、官府或士族階層的人，教育、教養、教化、教導、指導天下蒼生、黎民百姓或者官場上的人，要仁者愛人，實施或擁護、擁戴仁政（仁義道德的政治、政權），維護、支援官方、官府的仁道主義統治和政治權力，對哪些共同聽不進去、不聽人言、不聽人勸、不聽話、不聽教育、不聽教化和教導、玩世不恭、頑固不化的一些人、許多人要重罰、重處、處之以刑罰，實行管制、牢教、坐牢，對這樣一些厚顏無恥之徒的愚民，來個不講情面、不講仁義道德的辦法對付、對待、看待他們，不能跟他們講什麼仁者愛人的大道理、不能以仁義、仁愛、仁道、仁禮相待，要絲毫不能客氣、不能手下留情。

論語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史記 酷吏列傳》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意思是：孔子說：“用政法來誘導百姓，使用刑法來約束他們，老百姓只是暫時地免於罪過，卻沒有廉恥之心；如果用道德教化誘導他們，使用禮教整頓他們，人民不但有羞恥之心，而且人心歸服。”

錢穆先生說：孔門政治理想，主德化，主禮治。此章深發其趣。蓋人道相處，義屬平等，理貴相通，其主要樞機，在己之一心。教育政治，其道一貫，事非異趨。此亦孔門通義，古今異時，此道無可違。

孔子的治國理念，主張以德治教化為主，輕視刑罰在國家治理過程中的作用，在這個章節中有了具體的體現。可是，能支撐這個意見的證據，只是理想中先王先聖時代德化政治。而事實上，這些理想的政治時代是沒曾存在過的。現實的政治中，無論古今，都沒有純用德治的先例。所以，孔子的這個意見，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是不成立的。

孔子只是一廂情願地認為，上古先賢是純以德來治理天下的，並將這一意見用作自己政治學說的基本原則。而這一原則在實踐上無驗，在學理上也難通。儒家學說最後發展到荀子，荀子的思想又深刻影響了法家學派的興盛。在先秦諸子思想中，只有法家學說是最切實用的政治論。一直深刻影響著幾千年的古代社會。所謂外儒內法，儒是控制人民思想的工具，法才是治國理政的實際手段。

孔子在這裡把政、刑和德、禮放在了對立面上，這是不可取的。朱熹和張居正的註解中都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政---維持統治的律法、法規之意

政、刑和德、禮其實本質上都是在講統御之術，統治和治理老百姓的方法。這兩種方法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缺少了哪一面都不行。

政、刑的最主要作用是防止壞人辦壞事，這是一個社會執行的最低底線和越線後的懲罰手段。這個不牽扯道德問題，只是防止人變壞的手段。好人行事都在這條線之上，基本上對好人無效。

德、禮是讓好人更好的一種治理手段。如果一味只講德、禮，其實是對好人的一種不公平。壞人會利用好人的德、禮，去做出傷害好人的事。

政、刑和德、禮是並存，只是在一個社會的不同時期，重視的程度不一。一個動盪的時期，政、刑應必為首選，防止壞人往壞的方問移動，把人拉回正規；穩定時期，德、禮會成為社會的提倡和引導方向，讓壞人向德、禮靠攏，讓好人更有德、更講禮，這樣社會的總體會在德、禮範圍之內。

如果畫一個同心圓，內圈為道德，外圈為法律底線，只要不超過外圈，一切就都應該是被允許的。揹負過多的道德，不僅看不清事物，同樣也會內蝕自己。

知恥與不知恥，關鍵是看社會提倡的是什麼，鼓勵的是什麼，獎勵的行為是什麼；道德口號喊的再響用處不大。

朱子對這章的解釋說，這個道，唸的是第三聲，不念道，是引導的意思。「謂先之也」，就是你要去引導。「政，謂法制禁令也」，用什麼來引導大眾?你用法制禁令，就是法律、規章、制度去引導大眾，這叫『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這個「齊，所以一之也」，一就是統一。用刑法去制裁那些不遵守法制禁令的人，使到所有的人、老百姓全部都要遵從政治、法令、規章，這叫「齊之以刑」。

　　這會出現什麼樣的效果?朱子說，「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假如用政治法律去領導人民，這為政者制定很多施政條文，讓老百姓去遵行。如果老百姓不遵行就加以刑罰，去處罰，逼著他們要遵行，這樣得到的效果就是『民免，而無恥』。人民百姓免而無恥，免叫苟免。苟免於刑罰，也就是說，他被迫服從政令，勉強去遵行，但心裡是不服的，他沒有羞愧之心。雖然他不敢去作惡，是因為他怕法律制裁，可是他為惡之心沒有忘記。也就是說他沒有羞恥心，不會以惡為恥，等到刑罰稍一鬆弛，他們就會犯法了，這叫「民免而無恥」，這樣的一個效果並不是很好。我們講到的用法治，強調法治的結果就會是這樣，所以不能光用法治。應該什麼?要用禮治，用禮治為主，輔之以法治，這才有好的效果。

　　《管子·牧民篇》裡面，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治國，這四個方面很重要，禮義廉恥。禮義廉恥需要怎麼樣成立?要教育。用倫理、道德、因果來教育國民，國民就懂得道德。懂得道德，他恥於作惡，不用刑法去威逼他，他自己就不會作惡。如果國民無恥了，不以作惡為羞恥，就像殺盜淫妄，不僅不以為恥，甚至會引以為豪。比方說殺，殺生害物，甚至殺人，都不感覺到羞恥。這個淫，好像現在有錢了，不娶個二房、三房，都好像覺得不好意思，這是什麼?根本是無恥。人如果都沒有恥心，那亡國之日不遠矣。禮義廉恥這國之四維都崩塌了，那還得了。用法律也制裁不過來，再完善的法律都會被人鑽空子，所以孔子這裡教我們，應該『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德就是道德，用道德去引導人民。如果人民不能夠遵從道德，就要用禮去整飭之。這個禮就像規矩，無規矩不能成方圓。用禮來統一大家的行為，所得到的效果，是人民『有恥，且格』。有恥就是恥心，老百姓懂得作惡是羞恥的，不去作惡，那怎麼會去犯法?其實法律就是道德規範的一種強硬的維護措施，法律是保護道德的。不可能說有不道德的法律，這個法律一定是不好的，法律一定是保護道德，以道德為目標。

　　假如人都懂得道德，都能守住禮，自然就不犯法。「有恥，且格」，這個格有幾種說法，都很好。第一種是鄭康成的批註中說，「格，來也」，格是來的意思，來什麼?民心來歸這個意思。人民百姓都懂得作惡是羞恥，犯罪是羞恥，所以都不去作惡，都不去犯罪，都能夠誠心來歸順政府，擁護國家，這個是格的意思。

　　第二個意思是朱子講的至的意思，「格，至也」。他講到，「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這是講到為政者，就是國家的領導人，「躬行以率之」，他自己能夠努力落實道德，遵循禮儀，這躬行。率之就是為人民做好表率，那麼人民自然就有所觀感，他就看到你的所行，知道你這一言一行，都符合道德禮儀，他就有感悟，他就興起效法的心，他也來遵循道德仁義，遵循禮。

　　當然在遵循禮的當中，講道德的當中，肯定有淺深厚薄，也就是程度有差。有的比較好，有的比較差，但是同一個方向，都是要遵循道德、禮儀。總是有先進的、後進的，那怎麼辦?總要有一個行為標準，於是就制定禮，以禮一之,把不一的、有差異的這些行為，我們統統做一個最低的規範標準，這就是禮，禮是道德的規範，人人必定要遵守。所以儒家講的道、德、仁、義、禮，最高的是道，有道者必定有德。其次是德，有德者未必有道，但是有德就難得了。有德，德不講了那就得講仁，仁者愛人，想到自己要想到別人。講道、講德，是沒有自己，心裡只存別人，大公無私，這是道德。仁裡頭還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則立人，己欲達則達人，他還有個自己，他有二人，所以有我也有人，這就比道德境界差一等了，這是仁。

　　仁要是都不講了，講義，義是「宜也」，就是應該做的。這個應該也是以道德、仁做為標準。應該做的就做，不應該做的就不做，這叫義。連義都達不到的話，那要用禮了，禮是一個最低的道德標準。符合禮的就要遵守，不符合禮的就不能去做，這是禮。等到禮治都沒有，只好講法治了，大家都不講禮，那社會不就亂了嗎?所以不得不制定一套法律，來規範人們的行為。不遵守法律的就要制裁，就要去坐牢，甚至槍斃，這就是法治，就是「民免而無恥」的。

　　所以孔子教導我們，特別是為政者，最低限度要有禮，法是不得已。禮都被破壞了，那隻好用法了。所以你看看，社會安定的層次有高低不同，最高的是以道治國，其次是以德治國，再其次是以仁治國，以義治國，以禮治國，再最後不行了，才以法治國。所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人民百姓就有恥心，恥於不善，以不善為恥，他就不去行不善了。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他才能夠去斷惡修善，所以這個是用「至」來講這個格。

　　第三種說法，這是三國時代何晏的《論語集解》裡頭講的，「格，正也」，當正字講。《書經》裡說「格其非心」，這個格就是正的意思，把那個非心正過來。非就是惡的、邪的，現在正過來。人民有羞恥心，就能歸於正了，這叫民恥且格，三種說法都很好。

　　朱熹，朱夫子最後小結中說到，「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這是勸告為政的領導，說政者，這政治、法治、制度，都是為政的工具，治國的工具。這個刑者，就是刑法、法律，是輔助你的政治的這些方法。包括我們講的國家機器，輔助你的國家政治。德和禮是出治之本，它能夠幫助我們真正得到安定和諧的根本，這是講德和禮。而德和禮之間，德又是禮的本，剛才講到的，道德仁義禮。最根本是道，大道無形，表現出相了，那就是德，德是禮的根本。這個政、刑、德、禮，要相輔相成，都不可以偏廢，不能夠偏於一邊。

　　講政和刑，只能使人民百姓遠離罪惡。他怕犯法，怕制裁，所以他能遠罪而已，就是到此為止。它沒有辦法使人民去行善，只能是離惡而已，這充其量。「德禮之效」，德和禮的效果，不僅可以幫人斷惡，「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還能夠往善的方向去發展，愈來愈善良，而且潛移默化，自己不知道都在進步。所以治國的人，不可以只是抓住枝末，什麼是枝末?政和刑是枝末。應當深探其本，要去探摸到根本，根本是德和禮。因此國家領導人現在提倡以德治國，這是抓住根本。那怎麼樣子才能真正以德治國?必須要恢復傳統文化的教育。胡錦濤主席講的，中華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家園，我們要回歸到這裡來。

　　我們簡單的把蕅益大師他的意思再帶一下。他說「五霸雖駕言於德禮，總只政刑。帝王雖亦似用政刑，無非德禮」。五霸是指春秋五霸，雖然他們都在揚言講自己遵循德禮，但是都是用政和刑來治國。帝王是指文王、武王，這是聖王。他們雖然也好像用政和刑，但實際上都是在輔助德禮，還是以德和禮來治國。「蓋德禮，從格物誠意中來，孟子所謂集義所生。政刑，徒賢智安排出來，孟子所謂義襲而取也」。這個德和禮是從格物、致知、誠意這種修身當中得到的。也就是我們自性中性德的流露，那需要怎麼樣?不斷的集合正義的行為，才能成聖，孟子說的「集義所生」。孟子講的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不是義襲而取的。義襲而取，襲就是偶然做一點，偶然做一點正義的行為，就僥倖取得，那不是真正的浩然之氣。

　　政和刑是賢智，就是賢能的人、智慧的人，他們安排出來的，這政治條文，他們定出來的，刑法也是他們定出來的，這是什麼?只能夠幫助、輔助德禮，它不是集義所生，是義襲而取得的，僥倖而得到。也就是說，人民他只是遵守政刑，他不能得到真正的德禮。

　　【評析】

　　在本章中，孔子舉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治國方針。孔子認為，刑罰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恥的道理，而道德教化比刑罰要高明得多，既能使百姓守規蹈矩，又能使百姓有知恥之心。這反映了道德在治理國家時有不同於法制的特點。但也應指出：孔子的“為政以德”思想，重視道德是應該的，但卻忽視了刑政、法制在治理國家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