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上結論：春秋沒有農民起義主要是因為氏族還是血緣紐帶，農民沒有形成獨立的階層；戰國沒有農民起義主要是因為授田制正在推行，還不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

1、說春秋戰國就要從夏商周三代開始。因為三代的社會主體是氏族，個體家庭都是氏族的一分子。儘管氏族內部也存在剝削，但整體來說是比較溫情的。而且氏族具備一定的民主性，儘管族長是一族君長，但沒有完全的專制權力。所以說，就算是氏族中種田為主的底層成員，政治權利不會太低，生活也不會太差。他們更多是團結在族長周圍齊心對外，國人暴動另一種記載是“公卿懼誅而禍作”，這裡國人就是公卿的族人，他們本身又是軍隊的主體，有造反的實力。

2、儘管春秋時期氏族開始解體，出現了一些個體小家庭。但是整體來看，小家庭的數量並不多，春秋依然是氏族為主體的社會，個體家庭面對集體氏族，是沒有能力取而代之的。更重要的是，當時還是人少地多的情況，就算是宋鄭中原之地，春秋末年兩國之間還有幾塊空地，所以就算自耕農也不至於餓死。奴隸起義就更不可能了，中國根本不存在典型奴隸社會，而少量奴隸更多也是家庭奴隸，從事農業生產也是以家庭成員身份。根本形成不了起義的力量。

3、戰國到西漢前期，氏族進一步解體，開始出現地主和農民階層。當時政府主要實施的授田制，即是將國有土地授予私人使用並收取田稅。孟子多次提到“百畝之田”“五畝之宅”是授田制的理想規劃，在《睡虎地秦簡》《銀雀山漢簡》都能找到授田記載。不過授田的數量肯定是有限的，而人口卻不斷增長，那麼授田制就不可能一直推行，自然走向土地私有化。加上國家對商業的壓制，吸引更多地主投資田產，所以從西漢中期開始就“富者連田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4、先秦雖然有不少暴動，但都不能視為農民起義。國人暴動、百工起義，實際上他們都是國人，矛盾主要存在於氏族之間。盜蹠、莊蹻起義，史料本身也比較含糊，盜蹠一說是春秋後期孔子時期人物，一說又是春秋前期柳下惠弟弟，在《左傳》也沒有此人資訊；莊蹻一說是楚懷王時盜賊，一說又是楚頃襄王時楚將。是否真實存在人物都難說，更別說就是農民起義。而陳勝吳廣起義的原因也是“失期法當斬”，並不是被地主剝削得難以生存，而後繼者主體明顯也不是農民。

在封建社會，大一統帝國，就是最大的壟斷，壟斷必然導致行業的退化和官僚化。

壟斷企業使用各種手段排除競爭者，使市場不具備良性競爭，因此企業不會挖空心思的提高產品質量來提高競爭力，而是降低產品質量以降低成本，同時提高價格。

同樣的，作為最大的壟斷者，缺乏競爭的封建大帝國內部會不斷的腐朽、退化，對人民的剝削越發嚴重，而提供的保護、福利卻越發的少。一旦到達一個臨界值，人民活不下去了，就會奮起反抗。

而春秋戰國時期，諸侯林立，形成了良性競爭，人們完全可以選擇，在這個國家或者去另一個國家。所以，為了吸引人口，每個國家恨不得讓境內所以人民過上好日子。

春秋戰國時期鮮有奴隸起義的原因在於社會的形態，在春秋戰國時期農耕階段剛剛開始，社會形態剛剛行成，社會底層人民對自己的地位和應享有的權利還處在朦朧的階段。春秋戰國時期的奴隸還是少數的，因為當時是屬於氏族社會。

1 春秋戰國時期是屬於氏族社會，儘管出現了一些氏族分裂的情況，但主流還是氏族。還沒有哪一個個體能和氏族相抗衡。而且當時國家混亂，連年征戰，人少地多，自給自足還是沒有問題的。況且當時的奴隸都是屬於個人或者家庭的，奴隸不會太集中，所以不容易集體暴亂。

2 春秋戰國的體制還是周朝留下來的體制，也就是分封制。在分封制的大體制下，各個諸侯國之間都有比較大的自治權。也就是說各個諸侯國進行的具體策略不一樣，這就行成了一個好處，這個國家的君主不好還可以到別的國家生活，國家內的人民統歸諸侯管理。所以某一個地區暴政也不會引發大面積的暴亂。

3 春秋

戰國時期各個國家相互征戰，各個國家也積極變大，紛紛為勞苦大眾和國家大計著想。在這一大背景下，國家除了農民就是士兵，只有極少的人經商。能作戰的青壯年都在部隊了，所以自然而然的也就不可能起義時件。而且諸侯國之間比拼實力也需要有足夠多計程車兵，所以當時的待遇還是很好的。

4 當時的人們思想沒有得到解放。想當多的人認為人的出身是上天決定好的了，出生時就是這樣，老時也是這樣，根本不會想著去拼搏奮鬥，憑自己改變，“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春秋戰國時期是從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建立東周開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齊統一六國為止，這期間還屬於奴隸社會，那麼既然有奴隸為什麼沒像以後的封建社會出現頻頻的起義呢？一、主觀原因奴隸社會人們的思想意識愚昧，統治階級又向奴隸灌輸君權神授的觀點，像大巫師這樣的職位就是為奴隸主服務的。奴隸主之所以是奴隸主那是上天賦予的，而奴隸永遠是奴隸，也是與生俱來的。在這種思想的灌輸下，絕大多數奴隸並沒有反抗的意識。二、客觀原因1.春秋戰國時期，同時並存的諸侯國非常多，這時期人口本來就不多，又分散在各個諸侯國當中。各個國家為了領土爭端或者是其他利益經常爆發戰爭，這就需要國家維持相當數量的部隊，各個家庭除了婦女和老弱病殘都需要當兵，平時需要種地，戰時需要打仗。每當戰爭爆發就會存在死亡，造成人口減少，而死亡的這些士兵都是家中的頂樑柱，家中只剩老弱婦孺也無法起義。其實頻頻起義的問題，即使在封建社會大分裂的時期(比如南北朝時期，五代十國時期)也不曾出現。2.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水平依然較低，金屬冶煉技術本身就不是很成熟，而且只掌握在統治階級手中，冶煉的武器只用于軍隊中。在奴隸社會對農民所使用的金屬有嚴格的規定，一般只用於耕種，拿著農具跟正規部隊作戰無異於以卵擊石。反觀，在日後的大統一王朝，一些先進的思想可以更快的得到傳播，比如陳勝吳廣起義的口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使很多人一呼百應。大統一的時代沒有更多的割據勢力，戰亂就會少一些，社會生產會得到快速發展，進而就是人口激增，人們對物質生活的要求也會更高，當統治階級出現一些不合理的政策，為了生存這時候就會出現起義。

以上僅代表個人觀點，如果有不同觀點歡迎指正。

大家可能都好奇怪為什麼在奴隸社會不發生奴隸起義，反而進入封建社會統一大王朝後開始大規模發生農民起義，按道理說奴隸社會比封建社會落後，奴隸的生活應該比農民的生活更悲殘才對，反抗的意識也更高才對。剛開始我也很疑惑，後來透過學習慢慢的悟出了其中幾條原因。

一、農民與奴隸的人身自由不同

在奴隸社會奴隸沒有人身自由，被固定在奴隸主的莊園裡或田地上，並且有人看管，根本不具備自由活動，因而形不成大規模聚集，也形不成更大的力量。最多是進行個人反抗，或是在同一個奴隸主家中幹活的奴隸聚集起來進行反抗，這樣的力量就很有限，奴隸主都擁有強大的私人武裝，完全可以自己輕鬆解決。

而農民則不同，自商鞅變法後農民有了自由身，有了自己的土地，個別貧農僱農雖然對地主有依附關係，但地主限制不了農民的人身自由，農民可以自由流動，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大多都是流民聚集在一起形成的。

二、農民和奴隸的生活條件不同

奴隸是奴隸主的私有財產，相當於自己的“工具”，為了能使“工具”正常的為自己幹活必須經常進行維護修繕。因此奴隸主必須給奴隸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條件，最起嗎是解決溫飽問題，甚至還會給他娶妻生子，讓他世世代代為自己家服務。對於有聰明才智的還給於傳授文化知識，提為得力助手，更好的服務於自己。歷史上有很名人都是奴隸出身，如輔佐商湯的開國伊尹，清朝大將年羹饒雍正皇帝的包衣奴。

農民雖然有了人身自由，也有了自己的土地財產，可以想種啥種啥、想吃啥吃啥，看似很幸福其實則不然。有自由就意味沒人給你提供吃喝，有土地財產就必須向政府交稅，一切都得靠自己，一遇上天災人禍就可能面臨破產，有病沒錢看病就必須賣地，所以農民生活沒保障，當天災沒收成時極易出門逃荒要飯形成流民。

這就好比現在上班的人雖然受紀律約束、工資低，但長年生活有保障。自謀職業的人自由，不受別人管，但掙錢沒保障，也可能這個月能掙幾萬塊，也可能半年沒收入，當長時間沒收入時就有可能幹違法亂紀的事。

三、奴隸社會的分封制與封建社會的郡縣制形成的社會空間不同。

奴隸社會大都是實行分封制，諸侯的土地是國王封的，大夫的土地是諸侯封的，一級往下一級，大奴隸主封小奴隸主。奴隸主們在各自的土地上建立方國，行駛權力，而且土地不充許自由買賣，社會形成一個個獨立的空間，沒有自由流通的可能，這就阻斷了奴隸們大規模聚集在一起。

封建社會實行郡縣制，郡守和縣令都是皇帝派去的，全國是相互流通自由的，農民活動空間廣闊，可以從這縣跑到那縣、從這郡跑到那郡，全國到處亂竄。當自然災害來臨時農民沒收成，便跑出去跳荒要飯，人多了就結伴而行形成流民，流民集聚多了有人就會出來組織起義。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制後，政府對地方控制更嚴，地方官也沒能力控制住饑民流動，大統一王朝又給農民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使農民能夠積蓄更多的力量在廣闊的空間內進行農民起義。反觀春秋戰國時大部還是實行奴隸分封制，封建郡縣制剛剛出現，全國還是一個個諸侯國，諸侯國裡是一個個小奴隸主的封地，根本沒有大規模奴隸起義的社會基礎。

再看歐洲國家歷史也鮮有農民起義，因為歐洲國家在中世紀實行的是封建農奴制，同我國西藏封建農奴一樣。農奴不等同與農民，他們對封建貴族還有很強的依附性，貴族可以對逃跑的農奴實行長期的追捕。另外歐洲沒有形成大統一王朝，各個小國各自為政，小範圍內就可解決農奴反抗問題，因此不會出現大規模農民起義。

首先，春秋戰國時期，沒有過大規模起義，也就是沒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們根本就想不到起義。而在封建社會，已經有了陳勝吳廣等一個又一個吃螃蟹的人，所以在人民活不下去的時候就會起義反抗。春秋戰國時期的奴隸根本就沒有這種起義的意識。

其次，在春秋戰國時期因為氏族還是血緣紐帶，農民沒有形成獨立的階層，授田制正在推行，所以還不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

另外，春秋戰國時期人民是可以遷徙的比如，如果在魏國的君主的統治下活不下去，那麼還可以跑去秦國，而諸侯國中間爭鬥最重要的就是搶人，所以也會接納。而封建社會的人民觀點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人民活不下去也沒有地方跑，只能奮起反抗。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最重要時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奠定了中國千年以後文明基礎，沒有春秋戰國，中國就不會有後來文明發展，春秋戰國紛爭不休，乜讓社會出現了一大批傑出人物，孔子.老孑.孟子，儒家.法家.陰陽家.墨家等等，代表了那個年代，人們思想是自由的，統治者還沒注意到人們思想重要，而這樣思想激烈交鋒變革，讓奴隸制社會走到終點。

春秋最大起義和有影響力的，就是柳下蹠領導千人大起義，加速了奴隸社會瓦解，而土地私有制出現，讓一大批新興地主階級，取代了奴隸主地位，讓春秋戰國時代，形成初步封建主義萌芽，到了春秋爭霸，至商鞅變法圖強，讓普通百姓乜有出頭之日，終讓秦國一統天下，中國從此進入大一統時代，車同軌，書同文，郡縣制，度量衡，又讓中國統一了文字思想和政治格局，開創了中國千年不變統治階級制度，只是，無論那個朝代，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這就成了後來王朝解不開死結。

陳勝吳廣大澤鄉起義，到中國的太平天國起義，已經說明了封建主義也不是最完美的，不過換了個位置，到了近代，馬克思資本論出臺，讓人們終於明白原因，沒有剝削就沒有反抗，對於底層人士，只要上層讓出微小福利制度，讓老有所養，少有所依，要求很少，起點不高，這就是為什麼說，自古以來，得人心者，得天下理由。

首先，在古代，爆發農民起義的本質是政治博弈的產物，是不同政治集團之間因為利益分配不均，而發起的戰爭，農民只是在各股政治勢力的引導下參與進來的。

比如秦末農民戰爭、隋末農民戰爭，都是使用軍事暴力手段解決政治矛盾的過程。因為新舊制度的變革、政治權利和政治利益的重新再分配，造成了深刻的政治矛盾，無法調解，就只能靠戰爭來解決。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的一篇文章，是關於秦朝滅亡原因的，裡面簡單敘述了這方面的內容。

完全純粹地由農民發起的暴力反抗是很少的，哪怕有，規模也不大。包括朱元璋的起義，也不能說是純粹的農民起義，他也是依託了很多政治勢力的。

瞭解了這些，我們再來看春秋戰國，就會發現，類似的暴力起義也是經常發生的，只是它們是以另一種形式表現出來的――諸侯混戰。

而造成這種變化，是因為封建制度和帝國制度之間的區別。

奴隸對應的就是奴隸主，一般來說，奴隸主肯定是要保證奴隸最基本的生存的，畢竟他還需要奴隸來幹活，至少，奴隸制存在的前提是大部分奴隸能保證基本的生存。而大一統王朝的農民起義，就是農民活不下去了才起義啊，但凡有口飯吃，誰會起義？奴隸社會不會存在大面積的奴隸吃不上飯的，而封建社會，由於天災人禍等原因，是會經常出現大面積農民吃不上飯的情況的。

《詩經》中有句話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話的原意是抱怨同樣身為王上的臣民，分派的勞役卻輕重不同，後來變成了形容帝王對於國土和臣民的權力，這句話其實也可以部分回答題主的問題。

大一統的帝國讓人們無處可逃，忍無可忍下的人們 ，只能揭竿而起。

比如秦國搞商鞅變法，變法內容中就有一個叫徠民法，這個法其實就是秦國的移民法，鼓勵三晉之地的人移民到秦國境內，要政策給政策，要地給地，只要你能開墾出來，那麼十年不收賦稅，而且三世之內都不用你去當兵上戰場。

諸侯之士來歸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竟之內，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徵。《商君書·徠民》

面對這些強大的外部壓力，春秋戰國時期各個國家的諸侯其實並不敢過分剝削，因為人們真的會“用腳投票”，此處活不下去就逃到彼處，反過來，對於大一統帝國的民眾來說就頗為悽慘，一個是國土遼闊讓“用腳投票”變得艱難，另一個即便你跑到帝國的控制範圍外，也基本上是一些窮山惡水，難以生存的地方。

主要是制度的原因，春秋戰國是分封制度，各諸侯國不會對民眾過度壓榨，對如同民眾也不會控制過嚴。而秦統一以後是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度，對底層每一個的老百姓都施行嚴格的控制，民眾不堪忍受就會群起而造反，中國自從秦朝統一確立郡縣制以後兩千多年每一個朝代起義幾乎就沒斷絕過，有的朝代甚至每一年都有農民起義，原因就是中央集權制度下對普通的民眾壓榨過度，包括各種賦稅、徭役，農民種的地糧食都要交給朝廷，還有各種人頭稅，有的朝代每個人每年都要交稅給政府，還有各種徭役，老百姓要給政府打工，幹苦活，是沒有工資的，死了就埋在工地下，吃的是糟糠菜，有的人不能忍受朝廷的各種賦稅徭役，就逃離家鄉成了流民，而每次農民起義最大的成分就是這些流民暴動。

秦朝滅亡的最大原因就是因為徭役過重，激起民眾反抗。

因為中國根本就沒有西方人所說的“奴隸社會”階段。奴隸社會是西方人發明的，依據是他們自己的歷史，誰能確認中國古代一段時間跟他們一樣是奴隸制

首先糾正一個誤區，歷朝歷代，包括春秋戰國，底層民眾自發反抗統治階級的鬥爭就一直連綿不絕、沒有停止過。

春秋戰國時期是生產製度變革的動盪時期，各國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統治，和準備頻繁的列國戰爭，對奴隸與底層平民的剝削更甚，缺乏組織性和軍事能力的奴隸與底層民眾，通常會採用逃亡的方式反抗，即逃到深山荒蠻之地，史書稱之為“民潰”，而在深山中一些逃亡又不願從事耕作的青壯年勞力，就會採取搶劫路人的方式果腹，史書稱之為“盜賊”。

秦以前的史書對所謂“盜賊”，認為是違背禮數的大逆不道行為，自然很少記錄，但“民潰”還是多少有些提到。公元前641年，梁國強迫民眾修城修護城河，引發民眾的大量逃亡，秦國趁機發兵滅了梁國。楚國由於地廣人稀，走在野外路上經常會遇上盜賊，在晉國首都，盜賊甚至都敢公開活動。最出名的盜賊，就是見諸於許多著作的戰國時期的大盜賊盜拓，相傳他有幾千人馬，橫行山東中原，各國都拿他沒辦法。《莊子》中還有三個與他相關的虛構故事。

春秋戰國時期的底層人民反抗鬥爭，之所以沒有出現建立政權成為政治勢力的現象，是因為列國紛爭的環境使得國家軍事力量被下放到基層，很多地方一個縣就是一個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很難掀起波瀾，只能採取逃亡和為盜賊的方式。另一方面民眾的政治訴求也很低，只是為求得滿足基本生存需求。後世的許多農民起義之所以能成為政治勢力，都是有體制內人員、軍隊甚至貴族參與其中，比如陳涉首義，其本質是軍事叛亂，項羽是六國貴族之後，劉邦也是基層公務員。歷朝歷代到所謂農民起義 沒有體制內人員的參與和領導，根本成不了氣候，只能做做打劫路人的盜賊。

從流傳下來的歷史典籍來看，中國的歷史以秦朝為分界，在改朝換代一事上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

那就是秦後封建王朝的滅亡多半和農民起義脫不開關係，但是先秦時代似乎很少出現農民等被統治階級的起義現象。

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曹劌論戰》的故事很多人都熟悉，但是可能忽略了其中的一個細節。

齊魯交戰，曹劌想要見魯國的統治者，出一份力，但是其鄉人對他說了這樣一句話：

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

他告訴曹劌，齊國打過來了，那是魯國統治者要頭疼的事情，和你有什麼關係？

那麼問題來了，魯國不是曹劌的祖國嗎？敵人進攻怎麼會和他們沒有關係呢？

這就涉及到了“祖國”這一觀念的問題，後世所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這個階段裡還沒有形成。

周朝分封諸侯之後，周和魯、齊等等諸侯國雖然是宗主國與藩屬國的關係，但從實質上來說還是屬於國與國。

但是很明顯的一個現象，這個國家並不是所有人的國家，而是統治階級的國家。

魯國不是所有出身魯國的人的國家，而是魯國那些具有統治地位的貴族的國家，這和底層社會的“士人”、“農民”等等階層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個現象，似乎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國之間優秀的人才經常流動，不給本國效力，反倒是在別的國家混得風生水起，甚至對付其自己出身的祖國來也是毫無心理負擔。

比如說商鞅是衛國人，卻在秦國大顯身手；吳起也是衛國人，在魯、魏、楚三國都有很大功績。百里奚是齊國人，在秦國做大夫……

這樣的例子簡直數不勝數，在春秋戰國階段裡是一個常態。

其根源就在於這些不在統治地位的寒族，甚至一些早已經沒落的宗室貴族，他們並不是其母國實際上的主人，只不過是曾經在這裡居住罷了。

這樣難怪，對於下層百姓來說，無論是齊國來統治還是魯國來統治，他們承擔的義務並不會有太大的差別，生活也沒有太多的改變。

上層社會的變化對於這些人來講，就像“你方唱罷我登場”一般，沒有什麼實際的觸動。

不要感覺這些人很冷血，這就是當時的社會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的形成和權力的世襲有關。

這個階段的階層是固定的，別看有一些出身低微的“士”能出人頭地，但也基本上是一世的輝煌，並沒有很多家族可以延續興盛。

幾乎所有的貴族都是有出身的，他們的祖上就是貴族，一代又一代地傳下來。那些沒有出身的人士，在當時很多國家都是沒有進身機會的，這也就能解釋了為什麼商鞅、吳起等人的變法要以“軍功”等新標準來授予爵位的時候，會遭到舊貴族的大力抵制和底層人士的極力擁護了。

所以，在這種社會狀態下，逐漸就形成了一個固有的、非常牢靠的認知：

國家是貴族階層的國家，底層百姓是永遠不能成為其主人的。

那麼，這樣的認知下，農民起義自然就是一件很荒誕的事兒，這些人不會想著改朝換代，頂多只是聚集起來反對一些苛刻的待遇而已。

但是，這種認知在漢朝推翻秦朝的時候被打破了。

我們說秦朝的建立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因為它第一次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建立了一個封建王朝。中華大地上再也不是諸侯國林立的時候了，而是隻有一個國家。

而之後的漢朝建立，其實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那就是從根本上打破了階級的固定性。

漢朝之前的時代裡，無論是夏商周的君主，還是秦齊楚魏等等諸侯國，其祖上都是貴族，更有甚者本來就是“天下共主”。如果再向前追溯就會發現，所謂的“三皇五帝”其實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絡。

這種情況一直到秦末，與漢朝爭霸的楚國都不例外，項羽本身就是楚國的貴族。

所以，這些人在當時都有成為新的“天下共主”的資格，但唯獨劉邦沒有。

劉邦起身亭長，不僅不是貴族，身份還有點卑賤，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當了皇帝，成為了全天下最大的貴族，這本身就是對固有規則的一次挑釁。

我們從漢朝的用人制度上就能看出來，世襲的官職少之又少，很多都是舉薦出來的。察舉制和徵辟制使得社會固有階層出現了變動。

世家大族固然還是龐然大物，但普通人也不是沒有成為新貴的機會。

朱買臣因為楚辭讀得好就能做官，司馬相如因為文筆好也能當官，衛青因為會打仗就能領兵……最重要的是，很多新貴的家族真的發展成為了可以長久興盛的存在。

這在漢代之前是很少出現的。

那麼可以想見，在春秋戰國階段裡對於自己母國的那種陌生感必然會隨著社會階層的流動而出現變化。

貴族是國家的主人，這是不變的事實，而變化的是貴族階層。也就是說，任何人，無論是沒落的貴族還是普通人，都有機會成為新的貴族，從而成為這個國家的主人。

那麼，往大了想，貴族階層是流動的，那麼最大的那個貴族皇帝同樣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件事情劉邦的登基就是最好的證明。

於是，每當朝代末期，政治昏聵，土地兼併嚴重，或者遭遇饑荒、自然災害等等天災人禍，一旦涉及到農民等階層的利益的時候，這些人不再像春秋戰國時期那樣忍氣吞聲了，他們可以透過推翻現有統治，建立合乎自己意願的新國家。

所以，為何先秦和秦朝之後農民起義的頻率有這麼大的差異？

如果從實際上來說，正是因為被統治階級在面對困境的時候多了一個新的選擇。

未來在黑夜隱匿，於此靜待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