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以後，幾乎歷代皇帝都有起居注，但流傳下來的很少，主要原因是很少外傳，僅作為編寫史書的素材之一。

唐朝的起居注設有“起居舍人”和“起居郎”，李世民時期負責起居注的是褚遂良，不過他應該是個負責人，具體由手下來寫，他來把關而已。到了武則天時期，因為褚遂良反對武媚，被貶到地方了，寫起居注的估計換成武則天的心腹了。

她認為歷代男人做皇帝時可以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嬪，難道女人就應該從一而終嗎?長長黑夜，孤寂一人，這哪裡像個女皇呢?於是她為自己平反，廣選“妃嬪”，當然這些“妃嬪”都是一些高大英俊的男人。

武氏大權在握，至高無上，文武百宮無一敢抗命。一些朝廷大臣為討好女皇，自薦為武氏廣擇“美男”，如挑選美女一樣，挑選貌美體健的男子，結果被選入宮中的，個個貌比潘安。然而選嬪妃有姿色就夠了，但作為面首，光有英俊的外表是不夠的。武后雖年過花甲，但養生有道，再加脂粉釵環，真是姿色不減當年，但人的生理變化是不能夠改變的。

繡幃之間，武后不能夠隨心所欲，動不動就大發雷霆，可憐那班徒有其表的俊男兒，進宮不出三五天就被侍衛捆了手腳，扔在御苑中的萬生池中，餵了蛇蠍。作為武后的女兒，太平公主獨具慧眼，一眼看穿母后的苦楚，於是親自出馬，以身試驗，終於物色到難得的“寶物”，送於母后，真是雪中送炭，大解武后之飢渴，真是知母莫若女。

張易之、張昌宗、沈南謬、僧惠範這些以“陽道壯偉”而受武則天寵愛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經過太平公主親自體驗、細心挑選的。唐朝享樂事件中，母女共用一男，大家共享，也成為時尚。還有就是那些自我感覺很好的男子向女皇“毛遂自薦”。

據《舊唐書》載，柳良賓是由自己的父親推薦的，同時被薦的有侯祥雲，“子良賓潔自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吏侯祥雲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奉宸內供奉”。除了自己的女兒推薦、官僚推薦、男寵自薦，武則天還經常密派宮廷內的官員到民間秘密蒐羅。據說當時宮中女才人上官婉兒就曾接受過這樣的任務。

上官婉兒出發前，武則天還就如何挑選男子向她面授機宜：男子鼻子大、隆直，必陽道壯偉。經過這眾多途徑，武則天的後宮自然“面首三千”了，為了對這些面首加以管理，公元698年，則天女皇成立了控鶴監。控鶴監是則天朝所獨設的一種機構，它的設立，大概是與則天女皇的崇道思想有關。

公元699年初月，則天女皇又設控鶴監丞、主祭官；到了公元700年初，則天女皇又將控鶴監改為奉震府，由張易之、昌宗二兄弟管理，儼然與過去“三宮六院”無異，張氏兄弟就像是東西宮的“皇后”、“貴妃”。

起居注是我國古代記錄帝王的言行錄，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講:"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后王。記注之職，其來尙矣。"從漢以後，幾乎歷代帝王都有起居注，但流傳下來的很少。主要因其一般不外傳，僅作為撰修國史的基本材料之一。

清朝以前，儲存比較完整的有溫大雅撰寫的《大唐創業起居注》和明神宗的《萬曆起居注》。

起居注官又稱起居舍人或者起居郎，一般由史官擔任。關於史官的源起，唐人劉知己說：“斯則史官之作，肇於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鹹異。”④早在商代時，就有作冊、大史、東史、西史、北史等各種名目史官的設定。②《周禮·春官》載：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掌贊書”。這五種史職。都是掌管政府文秘工作的官員。另據《周禮訂義》卷四四載：“然以《左傳》考之，左史即大史，右史即內史。”固唐代起居舍人與起居郎這兩種史官，就是從周代的左史(大史)與右史(內史)演變而來的。唐人褚遂良說：“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④。杜佑的《通典》也說：“今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居之本。”⑨關於左、右史的職能與分工，《禮記·玉藻》說得更為清楚一些，所謂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或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那麼起居郎和起居舍人的職能是什麼?他們又具體負責什麼工作呢?據《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二》載：起居郎掌起居注，錄天子之言動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曆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國史焉。這裡所說的“授之國史”一句，是指每季末送到史館去。同書還載：起居舍人，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之制誥德音，如記事之制，以記時政之損益。季終，則授之於國史。由此看來，唐代起居舍人和起居郎的職能可概括為：記錄天子的言行，修撰起居注。由於起居舍人與起居郎負有“君舉必書”的重大責任，因此凡舉行朝會或皇帝聽政，起居舍人與起居郎均要在場記錄。唐初，不管皇帝在哪裡處理朝政，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均能親歷，記載其所見所聞，給後人提供了較為客觀詳細的史料。唐初定製，天子御正殿，起居郎居左，起居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 貞觀時期，沒有設定起居舍人，“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於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人殿。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 由於唐太宗較能正視歷史，此時起居郎的職能受到了較高重視，其所載史實也較為完備。所謂“貞觀中，每日仗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註記政事，稱為畢備。”凹到高宗時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史載：“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唯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和李義府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為故事。”∞可見，高宗時，起居舍人和起居郎的職權受到較大削弱。他們不能再隨侍皇帝左右，遂使這一制度遭到了極大的破壞。

查閱唐史資料，有明確記載的起居郎有太宗時期褚遂良，上官儀，於休列。中宗時期起居郎沈儉期，吳兢。至高宗時期由於情況發生了變化，為了彌補起居舍人和起居郎的缺失，由宰相撰之“時政記”，但並沒有起到起居舍人和起居郎的作用。直到文宗九年（公元835年），起居舍人和起居郎又一次肩負重任登上歷史舞臺。

所以武則天時期並沒有確定的起居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