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最大的貢獻，應該是緩解了中央財政的緊張局面，整理了中央文官官制，讓宋廷有了一個比較強勢的以皇帝為絕對核心的中央政府。當然這個是好是壞很難說了

他對王安石變法是什麼態度？總的來說，是大力支援的。但是當改革進入深水期，兩個人的矛盾愈發突出。茲舉一例，關於保甲法，王安石的 大致構想是是透過保甲法這一過度，廢除募兵，重新確立府兵制（當然這個構想今人可能覺得迂闊了），宋神宗對此不置可否。之後元豐年間王安石對元豐改制的訊息大驚失色云云，雖然有政敵杜撰的成分，但是翻了翻《臨川先生集》，感覺王安石確實對官制改革確實不怎麼感冒

”議曰：官有定員，則進趣雖多，不能為濫，宜定臺、省、監、寺之員。須有缺然後用。臣某曰：今之臺、省、監、寺之官，雖名曰職事官，而實非前代之所謂職事官，而與前代刺史等所帶檢校官無以異。前代檢校官之類，亦不能定員，待有缺然後擬。前代所謂職事官，即今所謂差遣是也。今之差遣，固已有定員，須有缺然後用人矣。若欲令今所謂職事官亦有定員，則今職事官以差遣員數校之，幾至兩倍，而有功有考當陟者，又未有以御之。欲有定員，所謂可言而不可行者也。“

第三，北宋滅亡的鍋應該不歸於他背，但他有沒有做出了什麼出格事使得後期黨爭愈發激烈，可以怎樣避免。分鍋向來都是奇妙深刻的學問我暫時不想摻和，其他的可指摘之處，大概就是元豐年間罕見的政治高壓。

宋神宗這一生都在為了實現他富國強兵的夢想而努力，且付出了很多行動。

宋神宗在位十八年，基本上都在積極地醞釀、支援或主持變法。變法圖強事業是一項充滿矛盾與鬥爭，充滿艱辛與不確定性的事業，也是宋神宗在十八年裡始終不渝、孜孜以求的偉業。

當然，評價一個人，也會有雙面性。

他是一個怯懦且不自信的人。無論是面對遼國的勒索，還是變法。

對於遼國，他選擇割讓領土。對於變法左右搖擺，最終黨爭不可制。

但是他又不像他的父親那樣刻薄寡恩與無能。儘管他沒有堅持變法到底，但是很多政策還是推行下去，為北宋續命一大波。同時他又繼承了宋太宗一系在軍事上懦弱。

宋神宗剛開始時支援王安石變法，後面受各方面的壓力（太后是保守派）就取消了變法。總體來講魄力不是很足，但是一個有想法的皇帝。

宋神宗和王安石

宋神宗繼承皇位的時候，北宋已經不如以前那麼強大了，而且還存在很多問題，比如國庫虧損嚴重、兵力不強、大權分散等。面對這樣的局面，年輕的皇帝一腔熱血希望進行改革、改編局面。當時的宋神宗特別崇拜王安石，且對王安石提出的改革之法特別看好。在見面後，兩人一拍即合，開始了壯烈而艱難的變法之路，史稱“王安石變法”。

但是變法一開始就遇到各方面勢力的阻礙，大官僚、商人、甚至是宋神宗的妻子、母親，他們認為老祖宗的法不可變，這是在逆天，其實只是變法動搖了他們的地位，他們感到恐慌了，所以才會群起反抗。

從宋神宗努力以壯大國家這方面來看，他確實是一位明君，但是面對那麼多壓力，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宋神宗屈服了，很多時候都不再聽從王安石的建議，最後王安石無奈離開，沒有了王安石的支援，變革也就進行不下去。

太神宗對北宋政治積極因素

解決財政積弊 。神宗登基之初國庫入不敷出嚴重，五年之內，仁宗英宗兩代皇帝大行。國庫見底，幾次動用太祖收復燕雲基金，封柱錢。可到了起登基十年之後，國家居然有力量動員陝西五路數十萬人馬伐夏，雖然功敗垂成但也可見國庫充盈，不復當初。

軍事上緩解了一定問題。河湟開邊是北宋中後期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五路伐夏雖然失敗，但更多的是戰略決策的失誤，不過北宋軍隊的積弊還是得到緩解的，從而後西夏至宋亡一直不振（當然內部因素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河湟開邊幾十年都清晰可見。

六部的重設。如果有人說以上都是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的努力，那元豐改制就是神宗從幕後走向臺前的政績了。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時混亂的官僚體制，為以後的官僚機制奠定了一個基礎框架。

團練討山蠻行動。大大提高了政府對華南的控制能力，為南宋打下了可以敗很多年的家底神宗把本在北方推行的團練弓箭手製度向南方內地鋪開，同時調動北兵發動了多場對山蠻的討伐活動。哲宗和徽宗遵此法式進行，在1120年代基本將四川盆地和荊湖平原的山蠻全部肅清，使得南宋的四川荊湖防禦線內，不會有南宋朝廷控制不了的“第三方勢力”。

北宋滅國

北宋之亡，始於神宗。當然讓神宗來承擔確實冤枉，北宋不像漢唐明，後者屬於逃不開歷史規律的自然老死，前者是猝死，猝死的直接原因是徽欽作死，但根本原因是黨爭導致士大夫無法對皇權錯誤進行修正，而神宗對於黨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對於黨爭，避免黨爭最好的辦法是制衡，但這要求極高的能力和手腕，歷史上做的好的也就極個別幾個。

其次就是打壓，需要把態度表明了，變法是政治正確。可這也是說說而已，北宋過於寬厚和君子的政治環境讓他很難下狠手，更別說碰“不殺士大夫”的政治紅線了。

事實上，宋神宗當時面對的局面挺無解的：一方面改革需要下狠手，自古變法無不流血。另一方面都是先帝留下的重臣，祖宗又留下了寬厚的規矩，他要敢亂來真有可能被“清君側”。

畢竟宋神宗要挑戰的，表面看僅僅是北宋的積貧積弱，本質上是要扭轉古代封建王朝人口陷阱的自然規律。

都說時勢造英雄，皇帝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宋徽宗繼位，他算得上中興之主。

“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覽，勵圖治，將大有為。”“夷考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煩爾。”

這是後人對神宗的評價，褒貶不一！那到底歷史上真實的神宗是什麼樣子的，到底是大有作為，還是奢淫暴虐呢？

宋仁宗慶曆八年四月十日，趙頊在濮安懿王宮邸睦親宅出生。是宋英宗趙曙和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所生長子。八月，宋仁宗賜名為趙仲針，不久被授為率府副率，後三次升遷至右千牛衛將軍。話說有一天趙頊與其父趙曙一起入居慶寧宮，當時他曾經夢到有一位神人捧著他登天。農曆三月，宋仁宗逝世，趙頊父趙曙即位，授趙頊為安州觀察使，封光國公。

據記載，趙頊相貌不凡，舉止皆與常人不一。而且天性好學，每次請教學問都一直到日落而忘記了進膳，宋英宗趙曙見了他如此好學常場派遣內侍去阻止他。趙頊每次正衣冠與行禮都非常注意，即使是最炎熱的時節，也未嘗用扇。侍講王陶進入宮內，趙頊率弟弟趙顥向他參拜，可見對師傅的尊重。

宋神宗被封為皇太子後在東宮讀書時，就十分崇尚法家學說。在法家之中，他尤其喜歡韓非子，對法家“富國強兵”之術頗感興趣；還讀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對王安石的理財治國思想非常讚賞。法家學說對神宗確有很大的影響。

後趙頊即位時，北宋的統治面臨一系列危機，軍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臃腫而政費繁多，加上每年贈送遼和西夏的大量歲幣，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因為國家內外憂患、財政睏乏，所以趙頊對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的“祖宗之法”產生了懷疑。年輕的趙頊深信變法是緩解危機的唯一辦法。

後來王安石入京受命，神宗一聽說他到了京城，異常的興奮，馬上招他進宮！兩人一見如故，君臣二人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認，趙頊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繼位之初就能付諸實施，與王安石的支援有著密切關係

趙頊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要負責變法事宜。同時調整了人事安排，組成新的執政班子。可惜的是，變法一事遭到了滿朝大的反對，說王安石“變祖宗法度”！

熙寧新法雖得到趙頊的鼎力支援，但實行起來舉步維艱，由於新法在多方面觸犯了享有特權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這次改革從一開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對。這股反對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援

後來王安石兩次罷相，都是趙頊向守舊勢力妥協的結果。趙頊的目的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獲得大臣和後族的支援，但是他希望透過變法富國強兵的政治目標並沒有變。他一邊安撫守舊派的大臣，啟用曾被罷退降職的舊派人物呂公著、馮京、孫固等，一邊堅持改革，以平衡新派、舊派的力量。

可為什麼就是這樣一位一心求得變法，想使國家變得強大的君主，為什麼還會有後人對他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其實趙頊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其富國強兵的總目的與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抑制兼併這一點上，他卻沒有王安石堅定，趙頊既想增加財政收入，又不願損害上層既得利益者，最終，負擔只有轉嫁到下層人民身上。（打個比方來講，你想要成為馬雲那樣的人，卻沒有付出和人家想同的努力）

雖然說當時變法沒有真正的成功，但熙寧變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復了生機與活力。新法的實行，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社會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墾田面積大幅度增加，全國高達七億畝耕地，單位面積產量普遍提高，多種礦產品產量為漢代、唐中葉的數倍至數十倍，城鎮商品經濟取得了空前發展。宋朝軍隊的戰鬥力也有明顯提高。

一個人總有優秀的一面，也有平庸的一面！而不管怎麼樣，神宗他維持新政、堅持變革的決心不變，確是宋朝有抱負、有作為的皇帝。

以上就是小九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如有錯誤之處，還望多多指教

從宋神宗的廟號來看下。歷史上一共倆皇帝有這個廟號，宋神宗和明神宗。咱先不評價宋神宗，明神宗那種二十八年不上朝的皇帝，如果不是張居正變法，說不定明朝會怎麼樣，就這樣一個人，廟號神宗。由這個角度看一下，大臣給宋神宗這個廟號什麼意思？難道是誇他的嗎？

當然，從登基後的政績來看，他比明神宗要強很多。宋神宗是宋英宗的兒子，他爹去世了還給他留了個爛攤子。說實在的，他這個皇帝不好乾，軍費開支龐大，機構臃腫，還要每年給西夏和遼歲幣，哪一個都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一個十八歲的大小夥子，剛一上任，野心勃勃的想改變這個現狀，這很容易理解。但是問題是，他的野心與能力不成正比。

剛登基，他就力排眾議任用王安石進行變法，也為變法做好了各種支援措施，但是當變法因為觸及了上層地主的利益遭到守舊派的極力抵制，甚至連他的母親都不支援變法的時候，他就猶豫了，當改革威脅到了統治的時候，他就像守舊派妥協了。作為君主，沒有足夠的魄力。

宋神宗有一個好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很明理，不會隨便聽信讒言。有人舉報蘇軾寫詩謀反，他就沒有聽信這種讒言。

總體來說宋神宗算是一個有勇氣，知上進的君主，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這次改革卻為以後北宋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很榮幸回答。

怎麼說呢？

宋神宗空有大志，夢想富國強兵，卻生不逢時也沒有破釜沉舟的勇氣，更被三無畏宰相帶上歧途，最終憋屈而死。

北宋到宋神宗時期，雖然逐步進入最輝煌的時代，但三冗問題困擾著國家。

冗兵

北宋沒能收復燕雲，導致敵軍冬天可憑藉騎兵輕鬆渡過黃河，直接威脅首都。

同時，北宋為了安撫百姓，大量在流民災民中招收廂軍。所以，到宋仁宗時期，中央禁軍已達82.6萬，七成集中在西北、河北、京畿進行無奈的堆兵防禦。

此外還有廂軍50萬，周邊番兵、勇敢、效用軍及地方鄉兵，全國達到150萬。

冗官

北宋推行文治，官員疊床架屋來分薄權力互相制約。又廣泛施恩，一個官員甚至可帶來十來個子弟恩蔭，致官員數量氾濫。

冗費

因此，北宋全國財政收入近9成用來養兵養官，這樣顯然是危險的，稍微出現災荒就可能導致財政崩潰。

正因為如此，宋仁宗時的慶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期望解決三冗，最終因反對派利益損失太多而失敗。

慶曆新政主持人—范仲淹：

然而哪怕就算是反對派也承認，大宋需要變革來解決懸掛在頭上，隨時可能發生爆炸的三冗問題。所以，初登大位的19歲年輕皇帝宋神宗迫不及待地啟用了王安石。

不過，相對於截流的慶曆新政，完全試圖以開源來解決三冗的王安石迅速失敗了。

為何？

1、王安石變法本就是國家斂財，試圖用各種激進的辦法獲得更多財政收入。雖然國家財政收入確實從7000萬達到了令人恐怖的1.2億石/貫，但顯然這是從下層百姓頭上搜刮來的，而50%的稅金增長必然是100%甚至200%的百姓負擔增長。

2、王安石新黨集團冒升，顯然奪取了原有貴族官員的利益。尤其以曹太皇太后、高太后、向皇后代表的保守勢力集團，均向宋神宗施加停止新法的壓力。

3、王安石黨徒利用新法殘害百姓，同時撈取鉅額財富。

4、王安石將新法的不成熟，實際不可操作性，擾民問題，歸咎於反對派掣肘，以辭職脅迫宋神宗處分反對派。顯然，這破壞了君子政治傳統。

三無畏宰相王安石：

所以，當天下大旱，王安石的學生，八品小官的安門上監鄭俠，冒死透過銀臺司快遞非法向宋神宗呈遞流民圖並當眾誓言：

（廢除新法後）十日不雨，請斬臣首。

巧合的是，宋神宗宣佈暫停新法後，不出三日就是大雨滂沱，王安石的政治生命也就宣告終結，變法徹底破產。

雖然宋神宗此後再次啟用王安石變法，但已經無法挽回頹勢，新黨舊黨徹底撕破臉皮開戰，不是宋神宗可以壓制調解的。

舊黨核心司馬光：

可憐宋神宗，38歲就在憂慮中死亡，而他親自釋放出來的黨爭在持續發酵。最終在兩個兒子對新黨的無限信任下，一路狂奔上了亡國快車道。

宋神宗趙頊，原名仲鋮，宋英宗長子，是北宋第六位皇帝。公元1064年時，趙頊封為光國公，後進封淮陽郡王、潁王。公元1066年(北宋治平三年)立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為宋神宗，時年20歲。宋神宗即位的第二年 改年號為熙寧元年。

趙頊由於對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滿，且他素來都欣賞王安石的才幹，故立即命王安石推行變法，以期振興北宋王朝，史稱“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

公元1085年，宋神宗在福寧殿去世，享年37歲，廟號神宗，諡號為英文烈武聖孝皇帝，葬於永裕陵。

政治上

在政治上，神宗還是勉力維持新政局面的。

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後，守舊勢力以為時事將有大變。神宗卻明確下詔說明新法“間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當。士大夫其務奉承之，以稱朕意。無或狃於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罰而不赦”。

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終神宗朝，除方田法罷廢及部分新法條文被稍作調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貫徹執行。神宗對在外地任職的王安石也多有關照，如北宋熙寧十年以王安石為集禧觀使北宋元豐元年，以王安石為尚書左僕射、舒國公、集禧觀使;北宋元豐三年改制，則以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荊國公。

經濟上

熙寧變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復了生機與活力。新法的實行，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社會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墾田面積大幅度增加，全國高達七億畝耕地，單位面積產量普遍提高，多種礦產品產量為漢代、唐中葉的數倍至數十倍，城鎮商品經濟取得了空前發展。宋朝軍隊的戰鬥力也有明顯提高。

文化上

宋代經濟的發展為編纂《通鑑》提供客觀的條件。趙宋王朝建立後，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伴隨著經濟發展的是文化事業的發達，加之宋王朝實行“右文”政策。雕版印刷術的普及，造紙術的進一步改進，對文化的發展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北宋初期，先後編成了《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四大部書，就是宋代“右文”政策結出的碩果，又是宋代文化發展的標誌。龍圖閣和天章閣分別是度藏太宗、真宗著作的地方，也藏有不少典籍。僅崇文院藏書，據仁宗時修成的《崇文總目》記載，就有書籍30669卷，可謂當時全國最大的圖書館。這就從資料上為書局編書提供了保證。書局遷到洛陽後，神宗又以潁邸舊書2400卷賜予司馬光，併為《通鑑》作序。

軍事上

宋神宗在治內的同時，也非常關注宋朝的邊事。他一反宋朝自真宗以來對遼與西夏的妥協退讓，以強硬的態度對付虎視眈眈的鄰邦，並立志要統一中國。

他在位期間，親自主持了兩次大的軍事行動，一次是對交趾的反擊戰，一次是對西夏的討伐。

交趾位於今越南北方地區，自仁宗末期以來，就時時侵擾宋朝邊境。

公元1075年(北宋熙寧八年)九月，交趾進攻廣西路的古萬寨(今廣西扶綏)。十一月，交趾出動6萬大軍，分水陸兩路大舉進攻廣西路(今廣西)。1076年二月，神宗派郭逵領兵抗擊交趾軍。宋軍連連取勝，收復了不少失地，於十二月攻入了交趾國內，迫使交趾國王李乾德奉表投降。此後，交趾再也不敢侵擾宋境。

神宗對西夏用兵，卻很不順利。公元1082年(北宋元豐五年)，神宗在銀、夏交界修築永樂城來屯軍，想要困住興州的西夏軍。不料西夏出動了30多萬大軍圍城，永樂城失陷，宋軍將校傷亡200多人，損失民夫工匠20多萬。戰報傳至汴京，神宗臨朝慟哭。他從此也失去了鬥志，繼續維持著原來對西夏的納貢和議。

教育上

在一系列變法中，教育方面的改革異議較少，州縣建立小學，朝廷直接領導太學，分外舍生、內捨生、上舍生三等，由定期的考試選拔。外舍生兩千人，考試優秀的升內捨生;內捨生三百人，考試好的升上捨生;上舍生一百人.優秀者可以直接選拔為官。

《宋史》中評價宋神宗：“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諭經史，輒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稱賢。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為。未幾，王安石入相。安石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洶洶騷動，慟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很榮幸回答，宋神宗具體是個怎樣的人？

宋神宗趙頊(xū)原名仲鋮(公元1048年5月25日―公元1085年4月1日)，宋英宗長子，是北宋第六位皇帝。

公元1064年(北宋治平一年)封光國公，後進封淮陽郡王、潁王。公元1066年(北宋治平三年)立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為宋神宗，時年20歲。

公元1067年(北宋治平四年正月)趙頊即位，公元1068年改年號為熙寧元年。由於對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滿，且他素來都欣賞王安石的才幹，故立即命王安石推行變法，以期振興北宋王朝，史稱“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

公元1085年在福寧殿去世，享年37歲，廟號神宗，諡號為英文烈武聖孝皇帝，葬於永裕陵。

政治

在政治上神宗還是勉力維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後，守舊勢力以為時事將有大變。神宗卻明確下詔說明新法“間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當。士大夫其務奉承之，以稱朕意。無或狃於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罰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終神宗朝，除方田法罷廢及部分新法條文被稍作調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貫徹執行。神宗對在外地任職的王安石也多有關照，如公元1077年(北宋熙寧十年)以王安石為集禧觀使;公元1078年(北宋元豐元年)以王安石為尚書左僕射、舒國公、集禧觀使;公元1080(北宋元豐三年)改制，則以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荊國公。

公元1078年(北宋元豐年)間，神宗親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礎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進。他繞開容易引起爭論的理財問題，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頓冗官和強化軍兵保甲問題上。冗官冗費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為了加強皇權，廣授官職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監之權，授官制度複雜，有官、職、差遣之分，造成機構重疊，閒官冗費等弊端。元豐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啟動官制改革，他首先從積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詔令撤銷只領空名的官職，原作為虛職的省、部、寺、監各官皆實際任事。並採用舊文散官的名稱編成官階，作為官員俸祿及升降的品階標準。公元1082年(北宋元豐五年)，以《唐六典》為藍本，頒行三省、樞密、六部新官制。元豐年間中央官制的改革，雖然侷限性很大，但表現了神宗維持新政，繼續改革的心願，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宋初以來混亂的官僚體制，奠定了北宋後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構架。

經濟

熙寧變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復了生機與活力。新法的實行，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社會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墾田面積大幅度增加，全國高達七億畝耕地，單位面積產量普遍提高，多種礦產品產量為漢代、唐中葉的數倍至數十倍，城鎮商品經濟取得了空前發展。宋朝軍隊的戰鬥力也有明顯提高。

文化

宋代經濟的發展為編纂《通鑑》提供客觀的條件。趙宋王朝建立後，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伴隨著經濟發展的是文化事業的發達，加之宋王朝實行“右文”政策。雕版印刷術的普及，造紙術的進一步改進，對文化的發展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北宋初期，先後編成了《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四大部書，就是宋代“右文”政策結出的碩果，又是宋代文化發展的標誌。龍圖閣和天章閣分別是度藏太宗、真宗著作的地方，也藏有不少典籍。僅崇文院藏書，據仁宗時修成的《崇文總目》記載，就有書籍30669卷，可謂當時全國最大的圖書館。這就從資料上為書局編書提供了保證。書局遷到洛陽後，神宗又以潁邸舊書2400卷賜予司馬光，併為《通鑑》作序。

軍事

神宗在治內的同時，也非常關注宋朝的邊事。他一反宋朝自真宗以來對遼與西夏的妥協退讓，以強硬的態度對付虎視眈眈的鄰邦，並立志要統一中國。他在位期間，親自主持了兩次大的軍事行動，一次是對交趾的反擊戰，一次是對西夏的討伐。

交趾位於今越南北方地區，自仁宗末期以來，就時時侵擾宋朝邊境。公元1075年(北宋熙寧八年)九月，交趾進攻廣西路的古萬寨(今廣西扶綏)。十一月，交趾出動6萬大軍，分水陸兩路大舉進攻廣西路(今廣西)。1076年二月，神宗派郭逵領兵抗擊交趾軍。宋軍連連取勝，收復了不少失地，於十二月攻入了交趾國內，迫使交趾國王李乾德奉表投降。此後，交趾再也不敢侵擾宋境。

神宗對西夏用兵，卻很不順利。公元1082年(北宋元豐五年)，神宗在銀、夏交界修築永樂城來屯軍，想要困住興州的西夏軍。不料西夏出動了30多萬大軍圍城，永樂城失陷，宋軍將校傷亡200多人，損失民夫工匠20多萬。戰報傳至汴京，神宗臨朝慟哭。他從此也失去了鬥志，繼續維持著原來對西夏的納貢和議。

教育

在一系列變法中，教育方面的改革異議較少，州縣建立小學，朝廷直接領導太學，分外舍生、內捨生、上舍生三等，由定期的考試選拔。外舍生兩千人，考試優秀的升內捨生;內捨生三百人，考試好的升上捨生;上舍生一百人.優秀者可以直接選拔為官。

總體評價

《宋史》：“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諭經史，輒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稱賢。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為。未幾，王安石入相。安石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洶洶騷動，慟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朱熹。“神水汲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臨頭做得不中節拍，……西番小小擾邊只是打一陣退便了，卻去深入侵他疆界。”

正面評價

《宋史》：趙頊自幼“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

《臨漢隱居詩話》載：神宗皇帝以天縱聖智，旁工文章。其於詩，雖穆王《黃竹》、漢武《秋風》之詞，皆莫可擬其彷佛也。秦國大長公主薨，帝賜輓詩三首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空翡翠，佩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霓散舞衣。”霓“一作”霞“。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曉發西城道，”西城“一作”城西“。靈車望更遙。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幃暗，”幃“一作”衣“。香隨玉篆消。芳魂飛北渚，那復一為招。“一作”可為招“。”慶自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鐘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環沁，”環“一作”還“。樓高已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噫，豈特帝王，蓋古今詞人無此作也。

王安石

《宋史·神宗紀贊》：“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覽，勵圖治，將大有為。”

漆俠認為：趙頊主持的熙寧變法是地主階級的一個自救運動，在根本上是對抗農民的階級鬥爭的;但它又在階級鬥爭影響、推動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發展的前景和勞動人民的要求。

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認為：宋神宗的熙寧變法是以“去疾苦，抑兼併、便趣農為急”。

反面評價

王夫之：“夷考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煩爾。”《宋論》

王才忠認為：宋神宗是變法派的靠山，但他氣魄不夠宏大，思想不夠深刻，性格不夠剛毅。《宋神宗與王安石變法》

華業認為：趙頊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其富國強兵的總目的與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抑制兼併這一點上，他卻沒有王安石堅定，趙頊既想增加財政收入，又不願損害上層既得利益者，最終，負擔只有轉嫁到下層人民身上。所以單從在位時期成就而言，宋神宗只能算是一般的皇帝吧，不過他的改革影響了整個宋王朝延續至南宋。宋神宗耗盡一生心血的新法，在他死後不久，就被他的母親高太后暫時廢除，不過，哲宗親政後又陸續恢復，很多措施一直到南宋仍在繼續執行。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一、對於神宗的總體評價

即位之初的宋神宗血氣方剛、奮發有為,決心把國家治理得國富兵強。他求治心切,對當時的元老大臣寄予很大的期望，這也反應出他做事過於操切的毛病。

在熙寧變法進行到艱難中,與銳意改革的王安石有所不同,神宗好幾次表現出猶豫動搖,以至安石說他:“天下事如煮羹,燒一把火,卻再放一勺水,何時煮得熟!”實際上,神宗作為君主的思路與安石 有所不同,他必須更多考慮協調新黨舊臣的關係,更多考慮把握 富國與斂民之間的尺度。

在對西夏較量上，宋神宗自命大有為之才,是一個有雄心大志的君主。他與群臣說起仁宗朝宋夏交戰、契丹趁火打劫的往事,甚至悲痛得流淚。用武開邊,建功立業,是他一生的夢想。他始終把解決契丹和西夏問題作為自己奮鬥的目標。

在熙豐變法中,他為軍事行動作了物質上的大量準備,先後建了五十一個軍用物資庫,並賦詩明志道:“每虔夕心,安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求勝心切,溢於言表。”

尤其是對西夏,就像是舊主人容不得昔日的小夥計成為他平起平坐的新對手,神宗總想—舉消滅它,以挾制契丹和吐蕃,顯示大宋朝的神威。

然而在一次次軍事失利後，悲憤涕泣,不思飲食,早朝時面對輔臣失聲痛哭群臣不敢仰視。對西夏的永樂之役大大刺傷了神宗,史稱“及永樂陷沒,知用兵之難,於是亦息意征伐”。

他的強兵開邊夢徹底破碎了。不僅精神委頓不振,病情也日漸加劇,身體狀況急轉直下,不到三年,便在深深失望中辭別了人世。

神宗是一個頗欲有所作為的皇帝,熙寧新政、元豐改制、與西夏的較量,得失相參,卻無不凸顯其雄心勃勃的個性。無奈到他即位時,宋朝內政外患諸問題早已積重難返,絕非短期內急功近利所能解決的,這就決定他成不了一代雄主。

他在新法與開邊兩方面都顯得操之過急,在對西夏的戰爭上尤其如此,宋朝在靈州之戰與永樂之役中死傷將士民兵多達六十萬,失誤不可謂不大。

二、熙寧變法中的宋神宗

1.繼位之初的局面

神宗即位第三天,三司使韓絳奏報:自仁宗朝宋夏戰爭以來,徵調財力,動用國庫,“百年之積,惟存空簿”。他這才知道自己繼承的是怎樣一副攤子。

他求治心切,對當時的元老大臣寄予很大的期望。即位次年,他召見前宰相富弼,問以邊事,富弼對他說“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再問治道,回答是“安內為先”。而司馬光所能提供的治國忠告只有“官人、信賞、必罰”六個字,也似乎有點空泛。對朝廷舊臣,神宗未免失望。

實際上,宋朝積貧積弱由來已久。所謂積貧是指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慶曆以後每年赤字在三百萬貫,治平二年(1065年)差額擴大到一千五百七十萬貫。而造成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是數量不斷攀升的冗官和冗兵。

宋朝為達到權力分散的目的,官僚機構牽制重疊,“事即依舊公事,人即加倍添人”,冗官不可避免,僅仁宗皇祐年間(1049—1053年)就比真宗景德年間(1004—1007年)的官員數增加一倍。

而軍隊的增加更是觸目驚心,治平年間的兵額竟是太祖開國之初的53倍,軍隊開支竟佔全部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五。

所謂積弱,是指宋代不斷擴大的軍隊,卻在與遼、夏衝突中一再處於劣勢,康定、慶曆年間的宋夏戰爭實在令宋人氣短。

在農業社會的土地問題上,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併,到仁宗後期,大官富姓佔田無限,這種土地兼併趨勢與天災人禍相結合,迫使大批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跌破貧困生存線。

不僅如此,兼併大量土地的官紳形勢戶還憑藉特權逃避稅役負擔,據治平年間統計,全國土地中,“賦租不加者,十居其七”。土地兼併和賦役不均的直接後果,就是從仁宗中期起,鋌而走險的農民與士兵“一年多如一年,一夥強如一夥”。

慶曆新政時就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因新政天折而延宕了下來。其後,表面危機似乎因宋夏議和而緩解掩蓋,但深層問題並沒有解決。自慶曆、嘉祐以來,當世名士“常患法之不變”,李覯、張方平、文彥博、韓琦,包括王安石和蘇軾等,一大批有識之士要求變革的呼聲從未中斷過。

2.啟用王安石

就說王安石,嘉祐三年(1058年),他在度支判官任上,曾試探性地向仁宗上了一封萬言書。王安石見不用他的政治主張,一直不願入京任職。對此有三種說法:一說他是沽名釣譽,以期博得更高的聲譽和職位;一說他對當時奔競之風不滿;一說他是把地方官作為一種歷練,以期積累經驗實現更大的抱負。

究竟何說為是,很難斷定,但他卻因此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以至朝野無不認為王安石這樣才高學富、難進易退的人才不作執政太委屈了他。天下之論都以為“介甫(王安石字)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大有“安石不起,奈蒼生何”的企盼。

神宗對王安石之名,早就如雷貫耳,即位之初就召他進京，但安石仍稱病不至。神宗詢問宰執,宰相曾公亮力薦王安石有輔相之才”(一說其意在於排擠另一個宰相,即三朝重臣韓琦)。但參知政事吳奎認為王安石是一個臨事迂闊、文過飾非的人。

韓維建議,任用安石不能操之過急。神宗便命王安石改知江寧府(今江蘇南京),五個月後,徵召入朝擔任翰林學士。

這時恰逢韓琦罷相出判相州,神宗問他王安石是否可以大用,韓琦以為他當翰林學士綽綽有餘,卻不能處輔弼之地。但神宗力排眾議,經常找安石“越次”入對。神宗曾問安石如何看待唐太宗,安石以為應該取法乎上,直接效法堯舜。神宗說你對我要求太高。希望今後輔佐我,一起完成治國大業。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君臣之間有段對話。神宗問:“世人都認為你只知經術,不曉世務,你怎麼看?”安石答:“世俗都以為經術不能施於世務,不知經術正所以經世務。”神宗很讚賞這種經世致用的思想,繼續問當務之急是什麼,安石道:“變風俗,立法度,最是方今之所急。”神宗讓他拿出一套方案來。

二十餘日後,朝廷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作為主持變法的機構,由宰相陳昇之和王安石主其事,籌劃與制定新的法規和政策,這就正式揭開了熙寧變法的大幕。

3.變法的評價

熙寧新法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諸多方面,其廣度和深度是慶曆新政無法比擬的,其根本目的是富國強兵。為了培養變法的後繼人才,育才新法也提上了議事日程。但從變法的側重面來看,富國明顯重於強兵,而理財是富國的根本手段,理財方面的新法接二連三地出籠,原因即在於此。而對熙寧變法的爭論焦點也主要集中在理財諸新法上,尤其集中在青苗法和免役法上。

這裡,倘若試圖對新法做一個蓋棺論定的評價,是不自量力的。這種眾說紛紜的局面,從變法當時直到今天,始終沒有定論,因為無論肯定的,還是否定的,抑或折衷的評價,都能毫不費力地舉出足夠的史料。

正因如此,熙寧變法是宋史乃至中國歷史裡一個最具誘惑力的歷久彌新的大題目,在可望的將來仍將是一個沒有定論的歷史難題。

三、元豐改制中的宋神宗

1.元豐改制的內容

宋人與今人都有“熙豐新法”的說法,熙寧新政與元豐改制一脈相承,熙寧新法的絕大部分略作調整後仍在元豐年間繼續推行,因而這一說法大體不錯。

但以王安石第二次罷相為界,熙豐變法明顯可分為兩個階段。其前是以王安石為主導的,其後則完全由神宗來主持的。實際上在安石再相以後,神宗對他的態度已經轉向,即所謂“意頗厭之,事多不從”。

安石曾對人說神宗只要聽從他五分也就可以了,他覺察到自己已失去“師臣”的待遇,這也是他再次辭相的重要原因。

接替王安石與韓絳為相的是吳充和王珪。吳充雖與安石是兒女親家,但對神宗好幾次數說新法的不便,神宗用他為相,一方面固然因吳充中立不黨,一方面也表明神宗在新法立場上的動搖和倒退。吳充請求神宗召回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等舊臣,司馬光聞訊十分興奮,致信吳充歷數廢除新法的必要性。

這時,蔡確搬出蕭規曹隨的典故對神宗說:“新法是陛下所建立的,前相助成,後相廢除,讓老百姓何所適從?“神宗默然,他確實不想完全廢止新法,吳充只好打消改革新法的念頭。

王安石再次罷相以後,神宗一方面反思變法中的弊端,一方面起用部分反變法的大臣。熙寧九年(1076年)在罷免王安石同時,任命馮京知樞密院事,元豐三年(1080年)呂公著也出任樞密副使。

富國強兵是貫穿熙豐新法的主線,但元豐之政頗異於熙寧。神宗主持元豐改制以後,明顯將重點放在改革官制、整頓軍事上。元豐改制,廣義指元豐年間在神宗主持下的各種改革,狹義則僅指元豐年間推行的職官制度改革。

2.職官制度改革內容

宋代職官制度十分複雜紊亂,元豐改制前尤其如此。宋太祖立國,在建設新官制的同時,並沒有全部取消舊官制,許多前代的官名職位都儲存了下來。新舊雜廁,名實混淆,機構重疊職能不專,也就成為北宋官制的普遍現象。

儘管三省、六部、二十四司都有正式官員,臂如戶部尚書,若沒有特旨,他就不能管理戶部的事務,而只是按戶部尚書這個級別領取俸祿和享受待遇。這種官職系統稱為“寄祿官”,簡稱“官”。至於在各省、部、司擔任實際職務的職事官,宋代稱為差遣。

在熙寧新政中,神宗深感官僚機器官員的冗雜和效能的低下,為了減少冗官、省並機構、明確職責、提高效率,他主持了元豐官制改革。

大體從熙寧末年起,宋神宗下令以《唐六典》為藍本,著手研究官制改革的具體方案。元豐三年,頒佈《寄祿新格》,開始執行文臣京朝官的寄祿官新官階。元豐五年,新頒三省以下中央機構的組織法規和《官品令》。

元豐官制改革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以階易官,減少等第。神宗在改官制詔書裡規定:所有僅領空名的寄祿官全部廢罷,更換以相應的階官,作為領取俸祿的級別標準。新的階官共二十五階,比舊寄祿官省減了十七階。新官品仍分九品,每品分正、從,共十八階,比舊官品省減了十二階。以後官員升遷與俸祿都按《寄祿新格》和新《官品令》辦理。

第二,三省六部,循名責實。元豐改制前,三省六部的主要職能都已轉移分割到其他機構,其長官也只是寄祿官,三省六部制徒有虛名。元豐改制恢復中書省主決策、門下省主封駁、尚書省主執行的三省舊制。宰相的辦公機構雖仍設在原來的政事堂,但名稱上不再叫中書門下,改稱都堂。

取消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和參知政事,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為首相,以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為次相(但因採取唐代中書取旨、門下復奏、尚書施行的舊制,實權卻在右相),中書省與門下省各另設一侍郎主管本省事務,與主管尚書省事務的尚書左、右丞同為副宰相。

但都堂與樞密院分掌文武大權的二府制沒有改變,二府長官仍通稱宰執,有人曾主張廢除樞密院,神宗明確反對削弱這種“相互維制”的機制。尚書省下領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為具體職能部門,各設尚書與侍郎為正副長官。原來從六部轉移分割出來的職能機構分別還歸各部,例如審官院、流內銓與三班院歸吏部,三司與司農寺歸戶部,太常禮院歸禮部,審刑院與糾察在京刑獄司歸刑部,等等。

新官制職責分明,系統清晰,機構簡化,費用減省,作為一次官制改革,元豐改制雖然還有生搬硬套《唐六典》的弊病,但還是比較成功的。

總的說來,元豐改制在觸動社會的深度和廣度上,與熙寧新政是無法相提並論的,給人的感覺只是波瀾壯闊以後的一泓死水,這也許是王安石比宋神宗更引起歷史學家關注的重要原因。

四、對西夏作戰的宋神宗

1.靈州慘敗

熙寧元年(108年,變法派傑出的軍事家王韶向神宗上《平戎策》三篇,要旨是先取河湟,控扼西北門戶,斬斷西夏右臂;再威服吐蕃,孤立西夏然後伺機出兵,關門打狗。

這一戰略分析是正確的,但執行起來,就牽涉到宋軍的人才與素質。但神宗顯然大受鼓舞,任命王韶為秦鳳路經略司機宜文字。司馬光、富弼等老臣紛紛上書,認為內政還沒有做好,貿然發動戰爭是很危險的。但王安石卻鼓勵神宗時不可失。

知樞密院孫固和同知樞密院呂公著反對輕率舉兵,並提出個尖銳的實質性問題,誰是合適的主帥?神宗說:“朕已屬李憲。”孫固以為,由宦官李憲擔任主帥是十分錯誤的決定。

但神宗固執己見,七月,命李憲為主帥,出熙河路;高遵裕出環慶路；劉昌祚出涇原路,受高遵裕節制;王中正出河東路,種諤出鄜延路,受王中正節制;五路並進,會師靈州(今寧夏青銅峽東),進而消滅西夏。五路將領中,李憲與王中正是宦官,高遵裕是外戚(神宗的外叔祖)都根本不是將才。

神宗對靈州之役寄予厚望,中夜聽到慘敗的訊息,起繞床榻環行,徹夜不能入寐,因此身染疾病。宋軍在這次戰役中倉促出征,麻痺輕敵各自為戰,相互扯皮。既缺少一個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主帥,又在軍糧供應上嚴重脫節,失敗也在情理之中。相比之下,西夏軍實行堅壁清野、縱敔深入的正確戰略,再捕捉戰機,斷敵糧運,終於取得靈州保衛戰的勝利。

雖然奪取了要鎮米脂等四塞,打通了北進橫山的要道,在西北方向則控制了蘭州,開拓了從腹背壓迫西夏的範圍,但換取這些戰果的代價未免太大。

2.永樂城之敗

實際上,神宗並不甘心靈州戰敗,他在醞釀更大規模的戰爭。元豐五年,鑑於西征時攻克西夏諸州而不能守的經驗教訓,鄜延路經略安撫使沈括與副使種諤建議在橫山一帶築城,作為進瞰西夏的橋頭堡。神宗即派給事中徐禧與宦官李舜舉前往經營其事。

徐禧下車伊始,認為永樂(今陝西米脂西北)地勢險峻,可以築城作為根據地,進扼橫山關隘,長驅直搗西夏都城興慶府。永樂城易攻難守,沈括與種諤都有異議,種諤甚至尖銳指出“城之必敗”。但徐禧固執已見,八月十五日開始築城,僅用十四天即大功告成,神宗賜名“銀川寨”。

對西夏說來,橫山是其心腹之地,當然容不得宋朝在其間插上一根眼中釘。永樂城築成僅十餘日,西夏即出動包括鐵鷂子軍在內的全國精兵,與宋軍展開了殊死的爭奪戰。當時,守城宋軍僅三萬,而攻城的西夏軍達數十萬,沈括曾建議棄城誘敵,被徐禧拒絕。

大將高永能要求在西夏軍尚未成列時出擊,遭到否決。另一將領曲珍請在鐵鷂子軍渡河將半時出擊,再遭否決。戰機頻失處境日險,永樂城小人眾,糧草供應不足,而關鍵的水源竟被西夏軍切斷。爭奪水源成為戰爭勝負的關鍵,曲珍提議繞道襲擊西夏軍最後面的老幼，擾亂其軍心,以擺脫困境，徐禧仍不採納。

眼見城內斷水,坐以待斃渴死者十之六七,甚至有人絞馬糞汁當水喝。二十日,永樂城被西夏軍攻破。是夜,大雨如注,電閃雷鳴,多日飢渴,宋軍已無抵抗能力,徐禧、李舜舉與高永能被亂兵殺死,守城土兵和伕役幾乎全軍覆沒。

當神宗聽到這一訊息後，一病不起，三年後便鬱鬱而終。永樂城慘敗也成為宋神宗的催命符，它間接的促使宋神宗的早亡。而對於用神來形容宋神宗，有的人解釋說，當時神宗去世，是守成派的大臣為其選定諡號。雖然守成派的大臣並不贊成宋神宗的變法革新，但是人剛剛去世，你不可能大肆批評， 這就顯得你為臣不忠。所以就想了神這麼一個明褒實貶的字作為其廟號。

宋神宗趙頊(xū)原名仲鋮(公元1048年5月25日―公元1085年4月1日)，宋英宗長子，是北宋第六位皇帝。

公元1064年(北宋治平一年)封光國公，後進封淮陽郡王、潁王。公元1066年(北宋治平三年)立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為宋神宗，時年20歲。

公元1067年(北宋治平四年正月)趙頊即位，公元1068年改年號為熙寧元年。由於對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滿，且他素來都欣賞王安石的才幹，故立即命王安石推行變法，以期振興北宋王朝，史稱“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

公元1085年在福寧殿去世，享年37歲，廟號神宗，諡號為英文烈武聖孝皇帝，葬於永裕陵。

政治

在政治上神宗還是勉力維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後，守舊勢力以為時事將有大變。神宗卻明確下詔說明新法“間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當。士大夫其務奉承之，以稱朕意。無或狃於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罰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終神宗朝，除方田法罷廢及部分新法條文被稍作調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貫徹執行。神宗對在外地任職的王安石也多有關照，如公元1077年(北宋熙寧十年)以王安石為集禧觀使;公元1078年(北宋元豐元年)以王安石為尚書左僕射、舒國公、集禧觀使;公元1080(北宋元豐三年)改制，則以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荊國公。

公元1078年(北宋元豐年)間，神宗親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礎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進。他繞開容易引起爭論的理財問題，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頓冗官和強化軍兵保甲問題上。冗官冗費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為了加強皇權，廣授官職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監之權，授官制度複雜，有官、職、差遣之分，造成機構重疊，閒官冗費等弊端。元豐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啟動官制改革，他首先從積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詔令撤銷只領空名的官職，原作為虛職的省、部、寺、監各官皆實際任事。並採用舊文散官的名稱編成官階，作為官員俸祿及升降的品階標準。公元1082年(北宋元豐五年)，以《唐六典》為藍本，頒行三省、樞密、六部新官制。元豐年間中央官制的改革，雖然侷限性很大，但表現了神宗維持新政，繼續改革的心願，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宋初以來混亂的官僚體制，奠定了北宋後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構架。

經濟

熙寧變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復了生機與活力。新法的實行，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社會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墾田面積大幅度增加，全國高達七億畝耕地，單位面積產量普遍提高，多種礦產品產量為漢代、唐中葉的數倍至數十倍，城鎮商品經濟取得了空前發展。宋朝軍隊的戰鬥力也有明顯提高。

文化

宋代經濟的發展為編纂《通鑑》提供客觀的條件。趙宋王朝建立後，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伴隨著經濟發展的是文化事業的發達，加之宋王朝實行“右文”政策。雕版印刷術的普及，造紙術的進一步改進，對文化的發展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北宋初期，先後編成了《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四大部書，就是宋代“右文”政策結出的碩果，又是宋代文化發展的標誌。龍圖閣和天章閣分別是度藏太宗、真宗著作的地方，也藏有不少典籍。僅崇文院藏書，據仁宗時修成的《崇文總目》記載，就有書籍30669卷，可謂當時全國最大的圖書館。這就從資料上為書局編書提供了保證。書局遷到洛陽後，神宗又以潁邸舊書2400卷賜予司馬光，併為《通鑑》作序。

軍事

神宗在治內的同時，也非常關注宋朝的邊事。他一反宋朝自真宗以來對遼與西夏的妥協退讓，以強硬的態度對付虎視眈眈的鄰邦，並立志要統一中國。他在位期間，親自主持了兩次大的軍事行動，一次是對交趾的反擊戰，一次是對西夏的討伐。

交趾位於今越南北方地區，自仁宗末期以來，就時時侵擾宋朝邊境。公元1075年(北宋熙寧八年)九月，交趾進攻廣西路的古萬寨(今廣西扶綏)。十一月，交趾出動6萬大軍，分水陸兩路大舉進攻廣西路(今廣西)。1076年二月，神宗派郭逵領兵抗擊交趾軍。宋軍連連取勝，收復了不少失地，於十二月攻入了交趾國內，迫使交趾國王李乾德奉表投降。此後，交趾再也不敢侵擾宋境。

神宗對西夏用兵，卻很不順利。公元1082年(北宋元豐五年)，神宗在銀、夏交界修築永樂城來屯軍，想要困住興州的西夏軍。不料西夏出動了30多萬大軍圍城，永樂城失陷，宋軍將校傷亡200多人，損失民夫工匠20多萬。戰報傳至汴京，神宗臨朝慟哭。他從此也失去了鬥志，繼續維持著原來對西夏的納貢和議。

教育

在一系列變法中，教育方面的改革異議較少，州縣建立小學，朝廷直接領導太學，分外舍生、內捨生、上舍生三等，由定期的考試選拔。外舍生兩千人，考試優秀的升內捨生;內捨生三百人，考試好的升上捨生;上舍生一百人.優秀者可以直接選拔為官。

總體評價

《宋史》：“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諭經史，輒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稱賢。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為。未幾，王安石入相。安石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洶洶騷動，慟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朱熹。“神水汲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臨頭做得不中節拍，……西番小小擾邊只是打一陣退便了，卻去深入侵他疆界。”

正面評價

《宋史》：趙頊自幼“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

《臨漢隱居詩話》載：神宗皇帝以天縱聖智，旁工文章。其於詩，雖穆王《黃竹》、漢武《秋風》之詞，皆莫可擬其彷佛也。秦國大長公主薨，帝賜輓詩三首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空翡翠，佩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霓散舞衣。”霓“一作”霞“。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曉發西城道，”西城“一作”城西“。靈車望更遙。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幃暗，”幃“一作”衣“。香隨玉篆消。芳魂飛北渚，那復一為招。“一作”可為招“。”慶自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鐘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環沁，”環“一作”還“。樓高已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噫，豈特帝王，蓋古今詞人無此作也。

王安石

《宋史·神宗紀贊》：“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覽，勵圖治，將大有為。”

漆俠認為：趙頊主持的熙寧變法是地主階級的一個自救運動，在根本上是對抗農民的階級鬥爭的;但它又在階級鬥爭影響、推動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發展的前景和勞動人民的要求。

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認為：宋神宗的熙寧變法是以“去疾苦，抑兼併、便趣農為急”。

反面評價

王夫之：“夷考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煩爾。”《宋論》

王才忠認為：宋神宗是變法派的靠山，但他氣魄不夠宏大，思想不夠深刻，性格不夠剛毅。《宋神宗與王安石變法》

華業認為：趙頊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其富國強兵的總目的與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抑制兼併這一點上，他卻沒有王安石堅定，趙頊既想增加財政收入，又不願損害上層既得利益者，最終，負擔只有轉嫁到下層人民身上。

要想看清神宗的一生，就要看看當時他的處境以及他一生都做了什麼。

首先，他父親英宗趙曙是仁宗無兒的情況下才被拉過去當繼承人，也就是說英宗沒有受到過良好的“太子教育”，神宗就更不用說了，英宗在位才四年，神宗只接觸了四年政務，這四年能學到什麼？要知道之前可是一點都沒接觸過，更別說什麼能力了，最開始沒有以皇子身份學習，日後只學習四年政務能力就要去管理一個龐大複雜的國家，他能做好嗎？

神宗登基後，立志要幹一番事業，於是開始改革。當改革進行一段時間之後，因不斷受到舊黨人士的反對，沒有定力，開始搖擺不定。改革始終存在問題，但是有成果，他始終在維持這個局面。

後因西夏內亂，國力因改革變得越來越強，因為想借此時機一舉解決西夏問題，於是解開了了五路伐西夏的序幕。

但因某些人的原因(不是最主要的，但是重要的)，還有天氣原因，深入西夏，糧草跟不上無功而返。(其實也不能說無功，涇原路一直勝利，只不過攻破的城池沒法守住)

對於這次西征的結果，他深受打擊，國內因改革積累的財富因戰爭而捉襟見肘。從這件事看來，神宗經受不住太大的打擊，沒有越挫越勇的精神。他為此自責，鬧恨自己，可以看出他性格的缺陷。

之後，又聽徐禧之計，築永樂城，西夏發30萬大軍圍攻永樂城，大敗。宋軍兩次戰敗，神宗希望攻夏雪恥、節省“歲賜”的計劃徹底破產。

這次打擊是致命的，他的理想，他的堅持，他的不甘，之後他更加自責，這件事後也是他人生的轉折點，之後開始生病。

他的母親希望他早點死，他的臣子希望他趕緊去，他只是一個想光復國家卻又不得志的可憐人罷了。

他常常說:“我好孤寒吶！”。這句話是他一生真實的寫照。

母親不愛他與他爭權，臣子與他不和，黨爭不斷，面對這些他都要承受下來了。真的是這個孤獨的人吶！

如果神宗多活幾年，哲宗不會受到壓制以至於一個小孩悶悶不樂早逝，哲宗是有能力的。如果沒有哲宗的早逝，那就沒有徽宗趙佶，怎麼會有後來的亡國滅種之禍？

誰該為宋朝的滅亡買單？誰來背這個鍋，歷史已經成為往事。以現在我們的觀點來看，神宗就是一家之主，他要努力掙錢，他要改變，他要為家庭的困難想辦法，他要為各項事業費心費力。他……太難了！

雖說是一國之主，擁有四海，天下都是他的可他一生始終沒有出過開封城，為什麼要說:“我好孤寒吶”！

總結神宗的一生，他有志改變卻沒有定力，守舊勢力的反對下，神宗雖然搖擺於新舊兩黨之間，但他維持新政、堅持變革的決心不變，是宋朝有抱負、有作為的皇帝。但他卻一生孤獨，孤家寡人一個，本想中興國家，卻因兩次失敗而傷到自己，以至早逝。

及神宗繼統，材雄氣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武、河西專於拓跋，交趾、日南制於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籍賦役，比於漢、唐之境，猶有未全，深用為恥，遂慨然有徵伐開拓之志。

這是司馬光評價的宋神宗，在大宋三百年二十年而言，宋神宗可以說是唯一有進取心的皇帝，只是受制於時局而無法成為一代雄主！

宋神宗剛繼位，就向三司使韓絳問起國用，才知道國庫中除了帳本，什麼都沒有了，百年之積，惟存空簿，血氣方剛的神宗皇帝想富國強兵打仗，一聽沒錢，只有垂頭喪氣，所以，病急亂投醫，誰有本事給朝庭弄來白花花的銀子，神宗就會對誰青眼有加，至此，王安石登上了中國歷史舞臺。

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前夜，宋朝朝庭之上確實是一派暮氣沉沉的景象，執政大臣分別是曾公亮、富弼以及唐介等人，被時人戲謂的生老病死苦諸人，生當然是王安石，宋神宗年輕氣盛，自然看著這些老成持重的大臣不順眼，至此，新法得以推行，由於新法施行過程中，用人不當，再加上觸及即得利益集團的利益，特別不利於王安石的是，新法推行的那些年，正碰上數年大旱，因此變法遭到了大多數朝臣的一致反對，其中反對最激烈的就是歷史上我們所熟知的司馬光、蘇軾、韓琦等人，後來隨著變法的深入，來自各方面的阻力也越來越大，不僅王安石的變法派內部勢同水火，宋神宗對新法也逐漸產生了懷疑，1076年，王安石離朝，標誌著他變法的失敗，司馬光後來上臺，盡廢新法。

神宗時，還進行了著名的熙寧開邊，為了收復西北失地，發動了一系列對夏戰爭，但由於用人不當，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喪師喪銀無數，宋朝從此元氣大傷，不久後，神宗也因此而鬱鬱而終。

宋神宗、王安石的變法，從本質說是為增加國庫收入，然後達到富國強兵目的，以為有錢有糧就可無敵於天下，完全忽視精神層面的作用，後來的洋務運動也是如此。由此觀之，宋朝之患，實不在貧也，宋神宗之時，如果守先朝之小康，大力推行裁汰冗員、減員增效的政府機構改革，增強國民的憂患意識，不急於求成，不貪圖小利，積累二十年，在徐圖進取，或可一舉成功，神宗之敗，就是敗在一個急字上。

趙頊是英宗皇帝趙曙的長子（16歲生下趙頊，共4個兒子，1個早夭），英宗在位時間很短，36歲就去世了，趙頊20歲繼位，改元熙寧，神宗皇帝共兩個年號“熙寧”、“元豐”。

仁宗皇帝是太平盛世，到英宗時，每年進貢給遼人的貢品越來越多，軍費也在不斷增加，百姓的負擔越來越重，甚至有地方揭竿而起，悖逆叛亂。

趙頊即位之時,社會矛盾已經比較尖銳宋初以來就出現的的冗官、冗兵冗費“三冗”問題愈演愈烈。宋初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已經有很多地方不適應社會的現實狀況,百姓日生不滿,小規模的起義也此起彼伏,因此必須在政治、財政、軍事等方面進行一些改革,才能有效地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宋仁宗其實已經發現這些問題,但在施行過程中,由於遭到強大的阻力,他在位時的慶曆新政很快就流產了,主持改革的范仲淹也被迫下臺。血氣方剛銳意求治的宋神宗趙頊即位伊始,就急於尋找一個能夠全力幫助他改革的大臣作為臂膀。王安石就在這時脫穎而出了。王安石在地方為官多年,親眼看到當時社會問題的嚴重性。他曾給當時的皇帝仁宗上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宋仁宗沒怎麼看,未即位的趙頊倒看得很仔細,因而非常欣賞王安石。趙頊即位後,就把王安石召到身邊。第一次召見王安石時,心急的趙頊就問他治國應當先做什麼。

王安石的一番回答令趙頊耳目一新,於是命王安石寫出《本朝百年無事札子》,討論北宋先帝的治國之道。趙頊看後大喜,便於1069年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即副相),並親自督促王安石提出並推行了一整套新法。改革命令一出,朝野大譁,新法中許多措施直接觸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改革,加上新法本身有許多不足,所以幾乎各項新法都遭到強烈反對。而遭到反對最多的就是侵犯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免役法和市易法。一時朝野內外,反對聲四起,就連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也站出來表示對反對派的支援。在這樣的局面下,趙頊有些動搖了,先後將王安石兩次罷相,以平息反對的聲音。不過,王安石下臺後,趙頊還是將部分新法進行到底,其中改革官制與強化軍兵保甲的制度成為改革的重心。由趙頊自己單獨進行的改革被後人稱為“神宗改制”。趙頊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其富國強兵的目的非常堅決,但在抑制兼併這點上,他遭到強烈反對後便往往虎頭蛇尾,既想增加財政收人,又不願損害上層既得利益,結果,負擔只有轉嫁到下層人民身上。

元豐年間，神宗親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礎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進。他繞開容易引起爭論的理財問題，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頓冗官和強化軍兵保甲問題上。冗官冗費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為了加強皇權，廣授官職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監之權，授官制度複雜，有官、職、差遣之分，造成機構重疊，閒官冗費等弊端。元豐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啟動官制改革，他首先從積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詔令撤銷只領空名的官職，原作為虛職的省、部、寺、監各官皆實際任事。並採用舊文散官的名稱編成官階，作為官員俸祿及升降的品階標準。元豐五年（1082年），以《唐六典》為藍本，頒行三省、樞密、六部新官制。元豐年間中央官制的改革，雖然侷限性很大，但表現了神宗維持新政，繼續改革的心願，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宋初以來混亂的官僚體制，奠定了北宋後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構架。

公元1082年(北宋元豐五年)，神宗對西夏用兵，神宗在銀、夏交界修築永樂城來屯軍，想要困住興州的西夏軍。不料西夏出動了30多萬大軍圍城，永樂城失陷，宋軍將校傷亡200多人，損失民夫工匠20多萬。戰報傳至汴京，神宗臨朝慟哭。他從此也失去了鬥志，繼續維持著原來對西夏的納貢和議。神宗皇帝抑鬱寡歡、藥石難愈，僅僅兩月有餘，一心澄清寰宇、重振超綱，立志恢復漢唐盛世的神宗皇帝，夢想還沒開始，就駕崩了，年僅38歲。

宋神宗是北宋第六位皇帝，繼位那年，二十歲。

這是一個好年齡，既充滿熱情，又非少不更事。而且按照正史的記載，這位名叫趙頊（讀如須）的英宗皇帝嫡長子似乎天生就是當皇帝的料。尤其讓士大夫們交口稱讚的，是他知書達理，尊師重道：讀起書來廢寢忘食，見了老師畢恭畢敬，大熱天也不用扇子，侍奉兩宮更是極盡孝道。儘管官修史書難免溢美之辭，但我們願意相信這是真的。

　

事實上神宗剛剛繼位便讓人刮目相看，他發出的第一道詔令竟是大行皇帝的喪事從簡。他還解釋說，仁宗皇帝賓天之時，先帝（由於不是仁宗親生）要避嫌，不敢裁減。朕卻沒有這個顧慮，正好繼承先帝遺志，厲行節約。不難想象，輿論又是好評如潮。然而這位應該不錯的皇帝，死後的廟號卻是神宗。

為何廟號“神”宗？

　　

這是一個說不上好也說不上不好的蓋棺論定。因為按照諡法，民無能名曰神，也就是“無法評價”的意思。中華帝國史上廟號神宗的有兩個，還有一個就是明的萬曆。但萬曆皇帝是數十年不理朝政的，趙頊卻勵精圖治奮發有為。如此天差地別卻都叫神宗，可真是讓人不知說什麼才好。

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大宋君臣有難言之隱。麻煩在於評價系統。按照傳統觀念，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叫“三不朽”。宋神宗的道德品質當然無可挑剔：

他仁慈，體察民情恤孤養老；他謙恭，克己復禮敬畏輔相；他簡樸，從不大興土木遊山玩水；他勤政，總是把帝國的事務放在首位。因此，就連對變法一事頗有微詞的官修史書，也不得不承認趙頊是有德之君。

趙頊的優秀品質甚至很早就表現了出來。他被封為潁王的治平元年某天，手下人給他做了一雙漂亮靴子。愛美之心原本人皆有之，何況這時趙頊才虛齡十七，自己又長得漂漂亮亮帥氣至極，因此接過靴子看了又看，愛不釋手。

旁邊的韓維卻說話了：

親王也需要舞靴嗎？

趙頊滿臉通紅，立即把靴子扔了

親王也需要舞靴嗎？

趙頊滿臉通紅，立即把靴子扔了。

這雖然是一件小事，卻很能說明問題，至少說明趙頊是有志青年。對於大宋王朝，他是有主人翁意識的。他很想將列祖列宗的事業發揚光大，也希望帝國能夠長治久安，這才放下身段虛心納諫，並不以親王或皇帝的身份文過飾非盛氣凌人，反倒如正史所言，折節下士，海納百川。

這種作風他一直保持了下來，以至於朝中大臣爭論不休時難免舉棋不定，對王安石的支援也不能一貫到底。但這裡面其實情況複雜，更不能說是他的道德缺陷。

然而說到立功，就意見分歧。變法派認為他有功，反對派認為他有過。此時臨朝聽政的又是反對派的後臺老闆高太后，只不過當媽的不方便罵兒子，其他人更不敢，便只好含糊其詞，宣佈“不知說什麼才好”，上廟號曰神宗。

說到底，神宗皇帝就像我們現在很多年輕人一樣，胸懷大志，但能力卻匹配不上他的志向，最終輸得一塌糊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