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經濟帶是國家戰略價值！

國務院2010年12月21日頒佈實施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明確了中國國土空間開發的三大戰略格局。在“兩橫三縱”為主體的城市化戰略格局中，沿長江通道是中國國土空間一級開發軸線，下游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是國家重點推進的三個特大城市群之一，也是世界十大城市群之一；江淮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是國家重點開發的大城市群和區域性城市群。在“七區二十三帶”為主體的農業戰略格局中，長江流域是國家七大農產品主產區之一。在“兩屏三帶”為主體的生態安全戰略格局中，以長江水系為主要骨架的青藏高原生態屏障、黃土高原-川滇生態屏障是承擔中國生態安全使命的“兩屏”。

《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根據不同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強度和未來發展潛力、是否適宜進行大規模高強度工業化城鎮化開發等基準，將中國國土空間分為最佳化開發區域、重點開發區域、限制開發區域和禁止開發區域等四類主體功能區。長江三角洲地區是三大最佳化開發區域之一；江淮地區、長江中游地區（含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成渝地區是18個國家重點開發區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由東向西、由南向北拓展”的大趨勢中，長江經濟帶是重要的東部、南部經濟技術轉移承接地帶。

“沿長江通道”歷來是國土開發的一級發展軸線。1987年完成的《全國國土總體規劃綱要（草案）》明確以東部沿海地帶和橫貫東西的長江沿岸相結合的“T”型結構為主發展軸線。1990年完成的《全國國土總體規劃綱要》文字進一步表述為“2000年前後，中國生產力佈局以沿海、沿長江、沿黃河為主發展軸線”。2013年1月，國土資源部公佈的國務院批准的《全國國土規劃綱要（2011-2030年）》明確提出，到2020年形成以隴海、沿江和沿海、京哈-京廣、包昆為主體的“兩橫三縱”城市化戰略格局，到2030年基本形成以“四橫四縱”軸帶為主幹的多中心網路型國土空間開發格局。

在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新背景下，國家高度重視長江經濟帶建設，依託長江開發開放促進東部-中部-西部協調發展。李克強總理9月4日視察廣西時指出，“中國開放發展走的是由沿海向內陸不斷擴充套件延伸的路子，由東向西推進是發展趨勢，當前在提升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等東部沿海發展層次和質量的同時，特別要做好內陸開發開放這篇大文章，這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最大回旋餘地”；“著力打造東北老工業基地、中西部沿長江區域、西南中南腹地三大新的經濟支撐帶是必然選擇”。這番講話不僅標誌著中國區域政策日益細化，也意味著長江經濟帶將成為本屆政府的區域發展重點。9月21日李克強總理又批示：“沿海、沿江先行開發，再向內陸地區梯度推進，這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規律”，“依託長江這條橫貫東西的黃金水道，帶動中上游腹地發展，促進中西部地區有序承接沿海產業轉移，打造中國經濟新的支撐帶”。9月23日國家發改委會同交通運輸部在京召開《依託長江建設中國經濟新支撐帶指導意見》研究起草工作動員會議，會議強調長江經濟帶開發開放在戰略上必須依託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做大上海、武漢和重慶三大航運中心；推進長江中上游腹地開發；促進東西“兩頭”開發，東邊重點建設好中國（上海）自貿區，西邊主要建設好兩大經濟走廊（中國-巴基斯坦經濟走廊、中印緬經濟走廊）。

長江可供開發的水能總量達二億千瓦，是中國水能最富有的河流。長江干流通航里程達二千八百多公里，素有三峽大壩“黃金水道”之稱。

(1)航運。長江是中國主要的運輸河流。客貨運輸密集。長江是海路的延續，將內陸和沿海的港口與其他主要城市連成一個運輸網，其中南京、武漢與重慶具主要作用。萬噸巨輪可上行至武漢，2,000噸船舶可達宜昌，但只有較小的船舶才可到達賓川。長江透過大運河與可通航的黃河及渭水相通，大運河還與杭州及天津的海港聯絡在一起。

(2)資源。長江及其支流和包括洞庭湖、鄱陽湖及太湖這些大湖在內的湖泊魚類豐富。漁業得到廣泛發展，為這一地區許多人口的一主要生計。在中國的河流中可找到多達500種魚類，其中多數棲息在長江及其支流。約30種河流動物具有經濟意義，特別是鯉、歐鯿、鱸、馬蛤(一種大穴居蛤)和七鰓鰻；最有經濟價值的是白、黑阿穆爾魚，比目魚及斑點比目魚。鱘也很重要；峽谷是良好的產卵區。再往下游，可發現大量魚子，它們被收集並分散到全國各地供人工養殖。

(3)水力發電。長江能源生產資源極大，但並未得到大規模的開發。電力總蘊藏量估計超過2億千瓦，約佔中國所有江河能源總蘊藏量的2/5.瞿塘峽、巫峽與西陵峽附近電力蘊藏量特別巨大，約相當於長江總蘊藏量的1/5.長江的許多具有巨大落差和水量的支流——例如雅礱江、岷江和嘉陵江——與作為洞庭湖和鄱陽湖支流的其他河流，也擁有產生大量水力發電能源的蘊藏量。可以預期，經由開發長江流域水力發電蘊藏量而防止毀滅性洪水、開發農業新領域與改善農業條件

長江不僅是中國流程最長的河流，而且也是中國經濟的命脈。長江經濟帶在中國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

無論從長江上游的重慶、成都，還是其中有的武漢、宜昌、九江，乃至其下游的南京、上海，均為中國經濟實力強大的城市；據有關部門資料分析，沿江經濟帶GDP約佔全國總量的三分之一。

目前，長江“黃金水道”運輸繁忙，沿江高鐵鏖戰正酣，成都、重慶、武漢等乘勢而上，蓄勢待發。可以預見，在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格局中，以上沿江城市經濟總量更加突出，長江經濟帶對中國經濟的帶動作用日益明顯！

長江是中國最長的河流，流域面積廣，水量豐富，利於航運，俗稱“黃金水道”，蘊藏著巨大的水利資源，一旦全部開發利用，可造福一方，為工農業生產提供源源不斷的清潔能源。還可將多餘的水輸送到華北地區，解決乾旱和工農業用水緊張的矛盾，經濟價值不可估量，商機無限。。長江也是母親河，幹甜的乳汁哺育著兩岸人民。同時，透過長江主動脈的作用和高鐵、高速的建設，形成了密如蛛網的交通網路，物流四通八達，方便快捷，促進了工農業的迅速發展，湧現了象成都、重慶、長沙、武漢、合肥、南京、上海等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城市，己經成為了全國經濟中心。隨著長江經濟帶政策的實施，形成都市圈，發展空間必將更加廣闊，更具活力。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五個正確把握”，是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原則。尤其是提出要正確把握破除舊動能和培育新動能的關係，正確把握自身發展和協同發展的關係，努力將長江經濟帶打造成為有機融合的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指示，對於建設長江經濟帶協調發展的國內價值鏈新機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國內區域間的產業轉移，一直被學界認為是加強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紐帶，是縮小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實現產業升級的重要途徑。在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中，有一個重要的角度就是全球價值鏈（GVC）對中國東中西三大地帶增長和發展的影響問題。在上一輪經濟全球化中，隨著中國東部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加入GVC，外向化程度高的產業在這些地區高度集聚，不僅使這些產業享受到了來自GVC高階的技術、知識和技能的溢位，提高了這些地區的技術水平和發展水平，客觀上也加大了中國東中西三大地帶的發展水平和程度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點：一是中國東部地區定位於GVC中的低端環節，限制了中國中西部地區發展能力的發揮，是形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東中西發展差距日益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以國際代工為特徵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一般都是處於產業鏈下游，不掌握核心技術等，往往需要動態地引進國外先進裝置進行生產和出口，使中國原本配置在中西部地區的重灌備工業在技術落後的同時，又失去了據以進行產業升級的市場份額。

既然中國地區間增長髮展的地區差距原因，與東部沿海地區嵌入低端的GVC有直接的關係，這就提出了要重視內需和國內市場、透過NVC的構建來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命題。在NVC下，本土企業成為價值鏈的“鏈主”，它們具有在國內各地區間整合資源的主動選擇特徵，可能成為國內產業轉移的組織者和治理者。基於不同產業對成本敏感性的差異，東部沿海地區主要從事研發、銷售等價值鏈的高階環節，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環節自然會向中西部內陸地區轉移和配置，這既有利於東部沿海地區實現產業升級，又為具有資源稟賦優勢的中西部地區騰出了產業發展的市場和增長空間。可見NVC下，國內產業轉移將成為產業空間配置的必然選擇，從而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內陸地區之間就會形成類似於總部和製造地區那種具有互補和協調關係的產業分工格局。

長江經濟帶建設開發的真正含義，是在長江沿線集中的城市、人口、產業、市場的基礎上，透過基礎設施建設（如沿線高鐵等）和統一市場建設，形成長江流域11省市一體化發展效應。其中，長三角地區可以據此做NVC的總部地區或鏈主，按產品內分工原則，逐步把自己的某些缺少比較優勢的產業，透過NVC的治理機制，向長江中上游地區進行轉移。這是產品內國內分工的具體形態，是企業按照利益原則選擇的自發和自主行為，是市場公平交易和一體化的產業鏈延伸。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總格局中，最缺少的就是像長三角這種具有NVC特徵的協調發展機制。如果中國在區域發展戰略中，能多塑造幾個像長三角、珠三角這種NVC機制，中國的地區協調發展戰略的實現就要容易得多。從長江經濟帶梯度空間和產業體系的現實出發，基本的路徑可以考慮在空間層面上，以全球性城市為節點培育世界級城市群，虹吸創新要素集聚。

中國以低端要素加入GVC、基於出口導向的第一波全球化發展的紅利已經透支。當前，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興起的“逆全球化”浪潮，也“倒逼”中國改變過去那種出口導向的國際代工模式，把新一輪的經濟全球化與擴大內需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啟動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首先需要各類全球性城市作為基礎支撐。因為城市是跨國企業開拓全球化市場的載體和重要節點，只有全球性城市，才能具備足夠的內需規模去虹吸全球創新要素。全球性城市在空間上互為節點，形成不連續但又具有相互連線關係的有序群簇，對生產要素的跨境流動、集聚和集中具有重大影響。其中，群簇的中心城市發展總部經濟（主要是設計、研發、營銷、品牌、物流、金融等），在周邊城市則發展製造、生產、加工等工廠經濟功能，這樣總部經濟的交易成本優勢，與工廠經濟的要素成本優勢就能形成優勢互補。

長江經濟帶目前已經形成了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大國家級城市群。這些城市群中的重要城市如上海、武漢、成都等，除上海外，雖然與全球性城市的功能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它們的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分工、公共服務供給等，已經基本具備發展成為全球性城市的潛力。如果以這些潛在的全球性城市為節點，大力培育世界級城市群，那麼長江經濟帶就有可能形成三大引擎共同驅動的區域協調發展模式。與過去只強調長三角地區作為龍頭進行單級驅動的模式相比，這種三大引擎模式不僅能夠為長江經濟帶的總體建設提供更強勁的動力，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將大大緩解單引擎模式帶來的兩極分化效應，從而使長江經濟帶的發展結構更加趨於平衡和協調。為此，我們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努力將長江經濟帶上的三大城市群培育成世界級城市群，以城市群的協同發展帶動區域間的協同發展。在功能體系上，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如上海、武漢、成都等，要進一步擴大開放，提升承載和容納能力，加強與周邊和外圍城市的互補分工與合作；在組織體系上，城市管理方式要由過去那種行政化、命令性的“垂直式”結構，轉化為以市場自組織機制協調為主的“扁平化”結構。同時，三大城市群之間也要積極合作，共同發力，打造長江經濟帶協同發展的三引擎聯動模式。

以內需市場為支撐建立NVC，促進產業梯度轉移。努力培育中等收入階層，利用需求端升級支援本土企業在國內市場實現轉型升級；努力降低本土企業構建NVC的制度成本，如完善社會信用體系、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利用長江經濟帶的空間張力和產業縱深進行產業梯度轉移，同時注意將基於價值鏈環節分離的產業轉移與世界級先進製造業產業叢集建設緊密結合起來。

把“一帶一路”建設與長江經濟帶開發戰略結合起來，構建由我主導的開放的NVC和GVC。長三角地區是“一帶一路”建設與長江經濟帶開發戰略的交匯點和重要節點區域。要沿長江流域中心城市構建開放的、由我主導的NVC和GVC，以及能力分享型的全球創新網路，以此與“一帶一路”國家建立產能國際合作通道，轉移中國豐富的有競爭力的產能。為此需要實施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戰略，以中國巨大規模的內需來虹吸全球先進生產要素，發展中國創新經濟，提升城市經濟地位。

長江經濟帶沿海地區加入全球價值鏈（GVC），是推動改革開放以來東中西三大地帶經濟發展差距日益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新一輪的擴大內需戰略下，建立中國長三角地區本土企業控制的國內價值鏈（NVC），以產業轉移來帶動長江中上游地區關聯產業的發展，是縮小地區發展差異、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最終完成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重要途徑和對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