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要說軍機大臣處理機務時擬稿之事，那麼，就先得從軍機處說起。

軍機處是清代的官署名，也稱“軍機房”、“總理處”，是清廷的中樞權力機關。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廷因用兵西北而設立“軍機房”。

此前，清廷的內閣在太和門外，雍正帝為防止漏洩機密，於是，在隆宗門（位於乾清門前廣場西側）內設定了“軍機房”。

“軍機房”選取內閣當中謹慎周密的人入值繕寫，主要為處理緊急軍務之用，同時也輔佐皇帝處理政務。

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軍機房”改稱“辦理軍機處”，設軍機大臣、軍機章京等職務，且均為兼職。

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乾隆（公元1736年～公元1796年）時期，復設軍機處。

從此以後，軍機處成為清廷的中樞權力機關，一直存續到清末。

由上可知，在清代的初期，是沒有軍機處的。

清廷在設立軍機處之前，皇帝需要釋出的諭旨，大多是由南書房擬定的。

所謂南書房，就是清代皇帝文學侍從的值班之所。

南書房位於乾清宮西南，原本是康熙帝讀書的地方，俗稱南齋。

當日，康熙帝命侍講學士張英、內閣學士銜高士奇入值，此為選翰林入值南書房之始，即內廷詞臣直廬。

翰林入值南書房，初為文學侍從，隨時應召侍讀、侍講，常隨皇帝左右，備顧問、論經史、談詩文；皇帝外出巡幸，亦隨扈；皇帝即興作詩、發表議論等，皆予記注；進而常代皇帝撰擬詔令諭旨、參預機務。

高士奇在南齋時，頗招致物議，當時有句，譏刺其人云：

“萬國金珠貢澹人。”

高士奇（公元1645～公元1704年），字澹人，號瓶廬，又號江村；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樟樹鄉高家村（今慈溪匡堰鎮高家村）人，後入籍錢塘（今浙江杭州）；為康熙帝近臣，是在文、史、哲諸方面都有貢獻的學者；他死後，諡文恪；學識淵博，能詩文，擅書法，精考證，善鑑賞，所藏書畫甚富；著有史學著作《左傳紀事本末》53卷，《清吟堂集》等。

“萬國金珠貢澹人”中，所謂“澹人”，即高士奇的字。

因高士奇親近康熙帝，所以，“萬國金珠（即各國進貢清廷的金銀珠寶）”都可以“進貢”到他那裡。

由此可見，身為皇帝近侍之臣，其權勢的顯赫。

高士奇之所以招致物議，原因大約如下：

一方面，是因為他受貢“萬國金珠”；

另一方面，還是因為，康熙帝重用近侍之臣。

皇帝重用近侍之臣，其實是對權力的收緊與集中。這種收緊與集中，一來與舊規往例有悖，二來也是在擠壓外朝的權力空間。所以，由此而引發物議，自然是正常的事。

最後，高士奇因“萬國金珠”而被彈劾。高士奇被彈劾，自然不只是就事論事的行為；其中，必然有一定的政治動機。假若真如譏刺所云，“萬國金珠”進貢給了高士奇，高士奇的罪可就大了，康熙帝也不可能維護他，將此事輕輕放下，只給他一個“休致回籍”的處分。

之所以要詳說高士奇“萬國金珠”之事，就是想說：清廷當日設立軍機處，其初衷並不是處理緊急軍務、防止機密外洩那麼簡單。

其實，設立軍機處，還是專制體制下，一脈延續的權力集中。

絕對的集中，必然導致絕對的昏聵與腐朽。

這在帝制史中，也是一種完全的倒退。

到了雍正帝時期，張廷玉為軍機大臣。

張廷玉入值時，會攜同編修戴衢亨等人共進。

其時，皇帝有諭旨，編修戴衢亨等會代張廷玉撰擬草稿。

這個時候，還沒有軍機章京的缺額。

回望往昔，雍正、乾隆兩朝的詔書諭旨，內容迴環往復、詳細周密。比如說，朝廷要拔擢起用一個人，必定要明確宣示之所以拔擢起用此人的原因；比如說，要施行一項政策，也必定會表達清楚不得不施行這一政策的良苦用心。這一時期的詔書諭旨中，凡是戒飭臣工的，其內容之懇切，就如同家人父子之間的交心。這一時期的詔書諭旨的篇幅，長至每份達數百字到數千字之多。猜想，詔書諭旨的內容，肯定是皇帝自己確定大意並親自閱讀修改過的。因為，就一些詔書諭旨的內容看，軍機大臣是不敢擅自擬定的。

到了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光緒初年，潘祖蔭、翁同龢號稱績學之士，頗工詞藻。所以，他們在軍機時，詔書諭旨的擬稿，自然沒有多大問題。

戊戌〔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以後，瓜爾佳·榮祿執掌樞機。據說，榮祿曾經在私邸擬旨，同僚都不能參與，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麼寫的、寫了些什麼。同時的瞿鴻禨，雖說是具有文才，但是，他也不敢張揚炫耀。直到榮祿死去之後，瞿鴻禨才稍稍執筆擬稿。

瞿鴻禨在軍機時，鄂卓爾·榮慶也參與當值。因為榮慶是翰林起家的，有擬稿機會時，他總是躍躍欲試。安排榮慶擬稿，每寫一稿，瞿鴻禨都會十分不客氣地進行塗抹修改。在瞿鴻禨面前，榮慶自嘆不如，所以，稿子被塗抹修改時，他也不敢爭辯。

瞿鴻禨罷軍機，張之洞、袁世凱相繼進入軍機。

張之洞暮年，已經有些江郎才盡的情況了。每至擬稿，執筆沉思，半天都寫不出一個字來。袁世凱在旁邊看著張之洞發笑，但是，他自己也不能贊襄一個詞出來。

清德宗光緒帝的遺詔，乃是張之洞所擬。遺詔之中，光緒帝竟然自稱“在天之靈……彌留不起”。讀到遺詔的人，忍不住掩口失笑。

十餘年來，清廷的朝政失綱。

這一時期，似乎就是把軍機處的樞機要務完全看成了例行公事。

凡是需要諭旨批答的事務，軍機處動輒就命令軍機章京查檢以往的案例，照抄過來，隨便修改幾個字，就送進內廷。如果沒有成案，各位軍機大臣就各出私意，湊合著寫成一篇文字，根本就不會考慮文字能不能打動人、說服人，只求完成一天當差的任務就行了。

在此情況下，就發生了很多漏洞百出的事情。

此督、撫參奏的官員，馬上就被彼督、撫保舉；彼省上奏請撥的款項，馬上就被此省截留；甲部上奏確定的奏章，馬上就被乙部動議修改。

這樣亂七八糟的場面，朝廷竟然很少嚴旨詰責。

監國攝政王愛新覺羅·載灃最初主持機務時，他的興致非常高。各省章奏的批答，他也做了調整，將原來的“依議”改作“允行”，有點像史官記事的體裁。摺子後面恭敬讚譽的套話，他還會常常加點濃圈。

不過，後來，載灃也慢慢懈怠了，甚至比光緒帝時期還不如。雖然，也會交秘議秘查的詔旨，但是，累月經年也不回覆，就像是忘了有這事一般，大臣也不會過問。

浙江巡撫增韞（蒙古鑲黃旗人）上奏，請求簡拔王豐鎬為交涉使，硃批“著照所請。”

朝廷二品大員（交涉使實為正三品），沒有正式除授的諭旨，就批四個字了事。聽說這件事的人，沒有不驚怪詫異的。

按照以往的制度，凡是屬於參奏的案件，即便是小到一個典史因為疏於防範而導致案犯越獄，處分時，也是要正式宣降諭旨，以示懲戒。

兩廣總督袁樹勳被彈，密旨交博爾濟吉特·瑞澂查辦。關於此事，內外人等，都在密切觀察其動向。等瑞澂查復請旨時，也是隨折批“著照所請”四個字，就沒有下文了。

己酉（公元1909年）兩宮大喪，民政部請求獎勵出力辦事的司員，有百餘人；禮部也同樣請求。這都是違反舊例濫邀恩澤的舉動，根本算不上是議案。上奏之後，竟然全部奉旨依議。

本文據清人胡思敬所撰《國聞備乘》卷四《軍機不勝撰擬之任》一節成章。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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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軍機處。

軍機處

軍機處大臣張廷玉

再說軍機處擬稿。

軍機處是清朝獨有的皇帝直轄的集權機構，在清朝加強皇權獨裁統治中扮演著十分神秘而又舉足輕重的角色。

明太祖朱元璋之前，皇帝掌權的幫手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為了加強集權獨裁，朱元璋廢除了丞相，自己既當皇帝又當丞相，一個人包辦多年。然而他的後代們，雖然也想徹底掌握權力，但卻沒有能太祖那樣精力旺盛，夙夜為公，於是再挑選飽學之士組成了內閣，皇帝的聖旨先發給內閣，再由內閣下發到朝廷各部或地方，地方和各部的事情也先彙總到內閣，由內閣進行處理並請示皇上。這樣一來，皇上如果懶政，權力又集中到了內閣大臣手中。

大清靠八旗打天下，朝廷雖然沿襲了內閣制度，但一開始的權力中樞並不在內閣，而是由各旗的王爺貴族組成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到康熙時，他用“南書房”這個機構把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削弱了，變成了“議政大臣會議”。南書房，就是康熙在自己的南書房裡召集幾個心腹商定核心大事，相當於大清創立的“新內閣”。南書房雖然架空了八旗王爺，但根據明朝的教訓，時間一久，“新內閣”專權的現象又會出現。繼任的雍正自不甘心，他趁著朝廷當時在西北用兵，每天需要處理很多“軍機”，便繞開以南書房、內閣為彙總的正常行政系統，成立了軍機處。

軍機處成立時是朝廷的臨時機構，“沒有編制”，自雍正起，這種現象保持了100多年，朝廷也一直沒有專門的“軍機大臣”，所有的軍機大臣一直都是皇帝從大臣中挑選的臨時兼職人員。比如皇上可以把吏部尚書調入軍機處，成為“吏部尚書兼軍機大臣”。要提防他分權了，皇上就又會把他調出軍機處，回任吏部尚書，軍機處只乾的是“臨時工”。

而清朝歷任皇帝自然也不會滿足於只處理“軍機”，而是以“軍機”為名的全國所有事情，所以議政大臣會議和南書房就又成空架子了，最終被廢除。內閣因沿襲前朝，雖被保留，也成了空架子，內閣大學士成為榮譽稱號。萬歲爺要發諭旨，就有了兩種途徑：一是按照原來的程式透過內閣，公開下發，諭旨內容除了接旨人員，其他官員也知道，稱為明發上諭；而另外一種途徑就是由軍機處直接密封發走，諭旨只有接旨人員知道，對別人是保密的，稱為廷寄。由於它是打著“軍機”的名義，必須由兵部派專人限時送達，從400里加急到800里加急不等。接到廷寄的官員將來還要把落實情況奏稟皇上，一般都是採用“密摺專奏”的形式，在透過軍機處中轉之後，與皇帝一對一秘密往來。如此一來，官員們成了皇上廷寄的執行人和反饋人，還要秘密工作，跟黑社會老大指揮馬仔似的。

這就是軍機處，它並非一個“處”，而是一套系統，一套高高在上的進行神秘政治的系統，一套讓皇帝的集權獨裁達到頂峰的系統。明代的內閣是國家軍政大權的彙總之地，而清代的軍機處除了掌控軍政大權外，還是皇帝的羽翼和附庸，實際上就是皇帝的“專職秘書處”或者“專用辦公室”，成為皇權落地的最直接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