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的《石灰吟》，詩以銘志。歷史上的于謙，是一位忠心愛國、智勇雙全、耿直誠信的一流名臣。“中華民族的脊樑”，大明於謙擔之無愧。

于謙明朝中期一位忠君報國、盡忠大明卻結局悲慘，慘遭奸臣陷害含冤被殺。一位挽大明於危難、扶大廈於將傾的悲情英雄，卻因皇權之爭而屈死九泉。

我認為于謙是一個大英雄。在瓦剌進犯北京，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虜，二十多萬明軍精銳喪失殆盡。瓦剌首領也先認為抓住明英宗是奇貨可居，以英宗做人質要挾明朝各地守城將領就範，很多城池不攻而克。蒙古軍隊很快打到北京城下。

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北京城內人心惶惶，有部分膽小的大臣主張遷都南京。朝堂上群臣吵做一團，是需要有人站出來的時候啦！于謙——這個英雄挺身而出，挽救明朝與危亡！他聯絡一些主戰大臣堅決反對遷都。力主另立新君以絕瓦剌之望，這在當時是冒很大政治風險的，因為明英宗並沒有死，萬一以後英宗回來要秋後算賬可就麻煩了。但是于謙不顧個人安危得失，而是以大明江山社稷為重。在他力諫下，孫太后也支援，於是立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鈺為帝。徹底斷絕了瓦剌的念頭！然後于謙又在城內積極備戰，整頓軍紀，鼓勵士氣，調派各地軍隊勤王，打敗了瓦剌，也先害怕後路被切斷，被迫撤軍！

後來，明英宗回到國內，趁明景帝病重發動奪門之變，重新掌權，在奸臣建議下處死於謙。錦衣衛搜查于謙家裡時，發現于謙家裡家徒四壁，除了一些日常衣物和皇帝賞賜少量物品外，空空如也。

從以上事件，可以看出于謙是個非常清廉正直、一心為公的大臣。所以于謙的所做所為贏得了後人的尊敬，你不這麼認為嗎！

于謙是個文武雙全的忠臣，他為官清正，不畏權貴，正直愛民。為國家立大功，如果沒有他守住北京，土木堡之變後明朝將成為第二個北宋，靖康之恥將重演。

毫無疑問于謙是一位民族英雄

在後世的我看來，于謙是一個真正的以國事為重的政治家，完全無愧他詩中“粉身碎骨全不怕，為留清白在人間”的錚錚誓言。

不久前曾回答過一個問題時曾評價于謙“謀國不謀身”，他是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學習典範，是憂國憂民的良臣、忠君愛國的忠臣、剛正不阿的直臣。

于謙在永樂十九年間進士及第，歷仕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和景泰帝五朝，曾追隨明宣宗出征平定漢王朱高煦叛亂。

于謙為人剛直清正，不畏權貴，進京述職從不帶任何禮品，自言只帶“兩袖清風”，因此得罪了大太監王振，被誣陷下獄，不久迫於壓力而釋放。

“土木堡之變”後，瓦剌攜大勝之勢大軍南下，進攻大明京師北京城，這時候是擔任兵部侍郎的于謙力排眾議，堅持防守，堅決反對遷都南下，在朱祁鈺、于謙等人的排程指揮下，北京保衛戰取得勝利，瓦剌軍無奈撤回草原。僅僅這一件事就足以使于謙千古留名！

北京保衛戰後，于謙在新帝景泰帝朱祁鈺的支援下革除弊政，整肅軍紀，嚴肅政紀，加上于謙本身嚴於律己，很快使得已經開始走向衰敗的明王朝又有了轉機。

但是由於于謙在“土木堡之變”後支援朱祁鈺登基，同時尊奉朱祁鎮為太上皇，讓朱祁鎮把他列入朱祁鈺一黨。再加上于謙當政期間嚴格執紀執法得罪了不少權貴（主要是“奪門之變”那幾個主謀），因此在朱祁鎮復位之後沒來得及下令廢除朱祁鈺的情況下，先下令處斬于謙。

于謙一生清廉，死後家無餘財，被養子於康葬於杭州西湖湖畔。

他對於大明來說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不管朝廷怎樣對他，在皇帝面前直言不諱，只要是對國家有利的，他都回去做，根本就不怕掉腦袋。

《大明風華》裡的于謙還原度很高。

于謙，於永樂十九年，也就是1421年，登進士第。

宣德元年（1426年），以御史職隨明宣宗平定漢王朱高煦之亂，因為人剛正，嚴詞斥責朱高煦而受宣宗賞識。

明英宗時因不畏權貴入京覲見時不向王振送禮，遭誣陷下獄，百姓、官吏乃至藩王都請願，使他官復原職。

土木堡之變後，明英宗兵敗被俘，他主張反對南遷，堅守國門，升任兵部尚書。

他憂國忘身，口不言功，平素儉約，居所僅能遮蔽風雨。但因個性剛直，招致眾人忌恨。

天順元年（1457年），英宗復辟，大將石亨等誣陷於謙謀立襄王之子，致使其含冤遇害。明憲宗時，于謙被複官賜祭，弘治二年（1489年），追諡“肅愍”。明神宗時，改諡“忠肅”。《明史》稱讚其“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他與岳飛、張煌言並稱“西湖三傑”。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他是這麼以詩言志的，也是這麼躬身踐行的。于謙，明朝名臣、民族英雄。“土木之變”中，他臨危受命，挽狂瀾於既倒，他為官清廉，忠耿正直，卻被誣陷處死，留下了天下奇冤。評價他這樣一個人是困難的，困難在於仰望不知其高，感佩不知其深。讓我們來回顧他在歷史重要關節點的表現，試著走近他。

這是他最大的亮點，也是他最大的“原罪”。1449年8月，御駕親征的明英宗在權監王振的“瞎指揮”下，被瓦剌包圍在土木堡，兵敗被俘，明王朝面臨分崩離析的巨大危機。有人建議遷都避禍，于謙堅決主戰。他聯同其他大臣，支援監國的郕王調集各地軍隊防守京師。剷除王振餘黨，支援郕王即帝位為明代宗，正肅朝綱。組織北京保衛戰，打退了瓦剌的進攻。瓦剌用明英宗威脅，他回以“社稷為重，君為輕”。同時，他不準其他邊關將領與瓦剌接觸，讓瓦剌挾天子以謀利的願望落空。瓦剌送回英宗，他繼續支援代宗為皇，英宗被軟禁南宮七年，過著驚恐不安的生活。1457年，明代宗病重，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貞發動奪門之變，迎接明英宗恢復帝位，誣陷於謙謀反，于謙慘被處斬。于謙在皇權的爭奪中沒有站在明英宗的一邊，這是他被誣陷的根本原因。

直接誣陷於謙的人是石亨、曹吉祥、徐有貞。這三個人分別代表武將系統、內官系統和文官系統，三個權力系統又統一於皇權。“土木之變”後於謙任兵部尚書，選將、練兵、設壘均自他出，在軍隊各級中威望很高。于謙本對石亨有恩，但不願與石亨結黨營私而反目成仇。徐有貞建議遷都南京，被于謙斥責，對於謙恨得咬牙切齒。內侍曹吉祥是王振門下，深恨于謙。于謙受到明代宗信任，國事、政事、人事每多問於他，很多人的利益受損。處在風口浪尖上的于謙，以前有明代宗這把“保護傘”，現在皇帝是也恨于謙的明英宗，於是于謙成了“人人皆曰可殺”的“叛逆”。

于謙早年就因為不送禮得罪過王振，被判處死刑。後來百姓聯名上書救了他。他歷來為官清正，任職的每個地方都受到老百姓甚至是藩王的擁戴。他主持兵部後，明王朝危機加深，他機變行事，即使是勳臣老將不守法度，也請旨責備。明代宗很瞭解于謙，對他推薦的人提拔重用。有些沒有得到推薦的人就非常怨恨他，連御史也多次用苛刻的文詞上奏彈劾他。這些事實說明，不是為官清正就人人擁護你，在明朝整體官場貪汙腐化的背景下，于謙的清正妨礙了別人圖利，這些人聯合起來要置他於死地。其實，貪腐也是一種影響力非常大的政治生態環境，清官不容貪官，貪官更不能容清官。風氣不正，貪官都是一窩一串，在他們的政治生態環境下，清官無容身之地，無生長空間。

于謙身上，具備中國傳統文人的完美性格，他們仗節死義，從不結黨營私為自己考慮。無朋黨則禍至無依。于謙被冤，為他辯護者少 ，落井下石者多。也許，他早就感受到身處危牆之下，但崇高的家國情懷，大道為公的宏願，不允許他退縮。于謙處斬後抄家，家無餘財。于謙死的那天，陰雲密佈，天下共哀之。于謙最後由他養子於康歸葬於杭州西湖三臺山麓。皇太后開始時不知道于謙的死，聽說以後，嘆息哀悼了幾天。于謙死後幾年徐有貞被充軍，石亨死於獄中，曹吉祥謀反被滅族，于謙冤情真相大白。于謙被百姓記在心中，杭州、河南、山西等奉拜祭祀于謙至今。

結論：于謙政治上清廉自守，能力上超拔於群，律己上一身正氣。他的死，是封建王朝的結構性悲劇，是給明王朝敲響的葬鍾。但于謙是英雄，他是黑暗中點亮的微光，他是怒海中顯露的桅尖，他是黎明中眩目的亮紅，他是中華5000年曆史文化中值得我們推崇、值得我們懷念的那一部分美好！

他是明代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赫赫功業與高潔的品格一直受人景仰,而其悲劇性命運更令人扼腕。

幾百年來,人們一直在探討造成這出悲劇的原因，除了各種難以避免的客觀因素之外,于謙本人的性格也確實存在一些缺陷,對悲劇的形成產生不利的影響。

將這一切綜合起來考察,于謙的悲慘結局實在有其必然性。

正統十四年(1449年)秋,瓦剌首領也先大舉侵犯邊疆,宦官王振建議英宗親征。不久,英宗在土木堡之變中被瓦剌俘虜,京師震動。

皇弟朱祁鈺監國,任命于謙為兵部尚書,全權負責籌劃京師防禦。

于謙堅決反對朝廷中有些人向南遷都避敵的主張，後來朱祁鈺即帝位。

也先挾持英宗破紫荊關威脅師,于謙不為所動,分遣諸將列陣九門迎敵,並親自督戰,取得京師保衛戰的勝利,迫使也先請求議和,同意歸還英宗。

英宗被接回後,安置於南宮,稱太上皇。

景泰八年(1457年),將軍石亨、宦官曹吉祥、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等,趁景帝病重,發兵擁立英宗復辟。英宗復位後,石亨和曹吉祥等誣陷於謙要另立太子,謀迎外藩。遂以"意欲"謀逆罪處死,其妻與子于冕戍邊,籍沒時家無餘資。

成化年間,其子于冕獲赦,上疏為父冤,明憲宗親自為其平反。

明孝宗弘治時,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賜祠於其墓曰"旌功"。

于謙死後,歸葬於故鄉杭州西湖之濱,與岳飛、張蒼水並稱"西湖三傑"。清代袁枚有詩云:"江山也要偉人扶,神化丹青即畫圖。賴有嶽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

確實,于謙和岳飛一樣,都是以悲劇收場的。

那麼,于謙的悲劇是如何形成的?

正統十四年英宗親征時,命皇弟朱祁鈺留守京師。

土木之變發生後,朝廷一片混亂。國不可一日無君，孫太后遂命立英宗朱祁鎮之子朱見深為皇太子。因太子年幼,無法理政,又命朱祁鈺監國。

應該說,這種安排無論是從國家大局出發還是從孫太后的個人意願出發,都是合適的。在當時國家千鈞一髮的危急情況下,必須要有一個年長的皇室成員主持政事,收拾局面,所以由朱祁鈺監國。

而從孫太后的個人情感 來說,這也是最理想的安排。因為英宗朱祁鎮與朱祁鈺雖是兄弟,並非一母所生,而孫太后作為英宗的母親(雖非親生,但外人及英宗本人均不知）。

從人情上講,她當然希望皇位能由英宗保持,即使英宗不能回朝,她也希望皇位能由英宗之子繼承,因此決定立英宗子朱見深為皇太子。而朱祁鈺與英宗朱祁鎮兄弟二人關係一直很好,很受英宗的信任。

否則,英宗在親征的時候,也不會讓他來留守。

此時,朱祁鈺雖做了皇帝,但英宗之子朱見深仍為皇太子,將來皇位還是會回到英宗後人手裡。

對於這種結果,孫太后雖勉強接受,但並不滿意。

然而,人的貪慾是無限的。朱祁鈺既然做了皇帝,當然就希望將皇位傳給自己的兒子。景泰三年夏五月,朱祁鈺廢皇太子朱見深為沂王,改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皇太子。這一次的舉動非同小可,因為它意味著皇位從此就從英宗一系轉到景帝一系手裡,英宗的後人徹底與皇位無緣。

因此,不但遭到許多大臣的反對,也必然引起孫太后和太上皇朱祁鎮的不滿。雖然皇太子朱見濟不久就病死了,但朱祁鈺一直拒絕恢復見深的皇太子之位。

這就埋下了後來"奪門之變"的伏筆。

孫太后與英宗的感情甚深,對於景帝和太上皇朱祁鎮之間的鬥爭,居於其間的孫太后的態度舉足輕重。以太后當時的地位和影響力,朱祁鎮要想復辟,不取得她的支援幾乎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這種複雜的局勢下,我們再來分析一下於謙當時的處境及他可能採取的對策。

英宗親征時,于謙與兵部尚書門楚極力勸諫無果,後來決定邛墊隨駕,留于謙處理部裡的事務。不料發生土木之變,五十萬明軍精銳全軍覆滅,連英宗也做了俘虜。

這對於謙來說無異是晴天霹靂。作為受儒家思想薰陶出來的知識分子,于謙雖然具有忠君思想,但在大敵當前、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的情況下,他還是冷靜地建議皇太后以覷王監國,並勸說哪王接受。

他說得很清楚:"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

朱祁鈺監國後,于謙以兵部侍郎的身份極力輔佐,反對南遷之議,積極部署北京的防守事宜。這個時候,郵王把于謙當作自己的左右手和國家的支柱,對其非常信任,很快提拔為兵部尚書,而皇太后對他也非常倚重。

然而,陷在敵手的英宗給於謙出了一道難題,因為他成了也先要挾明朝的工具。于謙接受要挾,明朝就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甚至國將不國;而於謙如果不接受其要挾,就意味著要置明英宗的死活於不顧,才能堅持抗敵,保衛京師,這必然會使他和英宗的關係受到影響,甚至招來禍殃。于謙雖然明白這一點,但為了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他毅然將個人的安危生死置之度外。（其實,他早年的明志詩《石灰吟》就已經將他這種精神 境界展示無遺:"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顧,要留清白在人間。")

抱著這種信念,在面對也先的要挾時,于謙主張"社稷為重,君為輕",頂住壓力,堅持抗敵。

客觀地說,正是因為于謙堅持抵抗,使得英宗在也先手裡沒有什麼利用價值,他才有機會被放回,但于謙的這種態度卻得罪了英宗,並因此招來殺身之禍。

當朱祁鈺稱帝，特別是廢立皇太子之時,于謙並沒有激烈反對,最後都接受了事實,為此還受到進士楊集的指責:"奸人黃贈獻議易儲,不過為逃死計耳,公等遽成之。公國家柱石,獨不思所以善後乎?"這也成為他後來被殺的理由之一。

其實,以于謙當時之地位,他很難動搖朱祁鈺的決心,說服他改變主意。時人唐樞即認為"以景皇之銳念,不可以口舌爭"。王世貞也以為"景帝之信謙,謂其能御圉,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慾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真實地道出了于謙當時面臨的困境。

作為景泰年間的名臣,于謙才華橫溢。

于謙志向遠大,品行高潔,為官不貪不賄。正統年間,宦官王振專權,作威作福,肆無忌憚地招權納賄,大臣爭相獻金求媚,而於謙每次進京奏事,都是兩手空空。有人勸他送些當地的土特產,于謙笑著甩了甩他的兩隻袖子說:"只有清風"。

于謙如此剛正不阿,自然引起了宦官王振的極度不滿,王振藉故將其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後來,因為貴人相助，才將他釋放。

于謙不事田宅,多次拒絕朝廷的封賞,這也引起那些信奉"千里來做官,為的吃和穿"原則的官員不滿,招致其強烈反對,因為這擋了他們的財路。

北京保衛戰勝利後,論功行賞,加於謙少保銜,總督軍務,于謙固辭:"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景帝不允。

景帝改立皇太子,命兼任東宮官者領兩份俸祿,唯獨于謙兩次謝絕。因為于謙的居所簡陋,景帝特在西華門賜給他一所府第,于謙也堅決拒絕:"國家多難,臣子何敢自安。"實在推辭不掉,他也從來沒去住過,只把景帝賞賜的東西儲存在裡面,每年去看一看而已。

由於這些原因,使得於謙在當時的朝廷上顯得比較孤立、無助。

在正統、景泰年間的大臣中,于謙有德有才,然而其性格中確實有一些致命的缺陷,致使他與同僚的關係緊張,甚至最終將一些人推向對立面。

其一,于謙"性故剛,待人嚴苛,不容人過。”所謂眼裡不揉沙子,如發現官員有過錯,就當面斥責,絲毫不留情面。其"號令明審,雖勳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不給轉圜的餘地。

土木之變後,朱祁鈺命群臣商議戰守事宜。侍講徐理認為星象有變,應當南遷避難。于謙馬上厲聲斥責:"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徐理當即被趕出朝堂。

後來他又以為于謙阻止其升遷,"嘗切齒謙"。為了自己的前程,徐理不得已,只好改名徐有貞,最終成為奪門之變的主謀人,並將于謙送上了斷頭臺。

大將石亨本以于謙薦舉而得重用,對其充滿感激之情。北京保衛戰獲勝後,石亨因守衛德勝門之功被進 封侯爵。他覺得於謙的功勞在他之上而沒有封侯,心裡不安。於是就向朝廷舉薦于謙的兒子于冕,，于謙反應強烈。其實, 不管石亨的做法妥當與否, 完全是一片好心, 于謙即使不接受, 也完全可以婉言謝絕, 大可不必在景帝面前指責石亨, 導致兩人由並肩作戰的戰友變成仇敵。

其二, 恃才傲物, 剛愎自用。于謙才能出眾, 勇於任事, 這本來是好事, 然而過猶不及, 過於專斷, 盛氣凌人, 就會招致別人的反感, 對自己不利。

于謙與石亨共事時, “ 謙論議斷制, 宿將嘆伏, 而亨不能贊一辭, 銜之” 。後來, 石亨聯合其他人發動奪門之變, 擁英宗復位, 隨即唆使言官陷於謙於死罪, 以發洩心中的不滿與憤恨。時人李賢亦認為“ 亨輩不過因於謙平日總督軍務, 一切兵政, 專而行之, 不遂其意, 因乘機圖謙” 。

故而《明實錄》評于謙“ 恃才自用, 矜己傲物, 視勳舊國戚若嬰稚, 士類無當其意者, 是以事機陰發, 卒得奇禍。”

【總結】

于謙悲劇的形成有其複雜的原因，最主要的是, 他無意中也不可避免地捲入了一場皇室內部的爭權奪利的鬥爭。面對英宗、景帝兄弟的爭鬥, 他難以抉擇, 而以他所受的教育, 也不可能拋棄君父、社稷急流勇退, 避禍保身, 最終成為令人惋惜的犧牲品。

于謙性格中具有明顯的缺陷, 使他不能很好地處理與其他朝臣之間的關係, 建立比較和諧的執政環境, 從而將許多同僚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 最終使悲劇無法避免。

性格決定命運, 由此看來, 此言不虛。

以上僅代表個人觀點。

要論于謙就得先了解于謙。

于謙（於忠肅，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號節庵，杭州府錢塘縣（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官至兵部尚書，與岳飛、張煌言並稱“西湖三傑”。 于謙由永樂辛丑進士出身，因參與平定漢王朱高煦謀反有功，得到明宣宗器重，巡撫山西、河南等地。明英宗時期，因得罪王振下獄，釋放後起為兵部侍郎。土木堡之變後，繼任兵部尚書，指揮明軍取得京師保衛戰的勝利。英宗復辟，于謙被誣下獄。明憲宗時，被複官賜祭，弘治二年（1489年），追諡“肅愍”。明神宗時，改諡“忠肅”。

在於謙一生傳奇的經歷之中，我們就得說一說京師保衛戰。當年山河裂變，皇帝被俘，王朝蒙羞，人心惶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是普通人，會做如何選擇？而於謙就是那個挽狂瀾於既倒，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的人。在保衛戰之中，有一個細節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北京城當時有九個城門，瓦刺軍隊也就是從九門向京城發起進攻，而九門之中也各有側重，最重要的一門名叫德勝門。在於心點兵點將之際，下了一道命令，反九門外領兵將領，除非殺退敵軍，否則不準回城。也就是說，瓦刺軍隊不退，那麼這個領兵的將領只有死戰，也就是一個字死。那麼瓦斯軍隊重點關注的德勝門，豈不是十死無生？而一直在京城當官的于謙第一次穿上了鎧甲，在吩咐八門的將領後，說出了德勝門的領軍將領：

于謙！！！

當一個人連死都不怕的時候，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他不能做到的事情了。

而於謙就是這樣一個人。

于謙的一生事蹟有很多，但單單就站在德勝門之外的那一刻，他就無愧於清白二字。

武將不怕死，文臣不貪財，則王朝可興！而於謙就是這樣的武將，也是這樣的文臣。

一一這首詩是選自明代于謙《石灰吟》。全詩四句: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一一也有作《詠石灰》的。寫作此詩時，詩人年僅19歲。

一一于謙(公元1398一1457)，字廷益，號節庵，錢塘人(今浙江省杭州市)，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中進士，歷任監察御史、江西巡按、兵部尚書等職。在職期間，敢於抗上，曾當面斥責漢王朱高煦叛亂之罪，義正詞嚴。巡撫河南、山西時，清廉剛直，不畏強暴，平反冤獄，賑濟災荒，興修水利，深得民心。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軍在土木堡戰敗，英宗被俘，蒙古軍進逼北京。這時于謙力阻朝庭南遷，堅決主張抗戰。並擁立景帝，調集重兵，組織軍民保衛北京，擊敗蒙古軍。于謙升任兵部尚書，在英宗還朝復位後，于謙被誣以“大逆不道”之罪處死。

一一于謙寫的這首詩是一首詠物詩，詩人託物言志，使石灰的特性和人的精神形象渾然一體，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其詩憂國憂民，感情真摯，風格質樸剛勁。“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在後世廣為流傳，成為人們自勉自勵的座右銘。

首先，於大人的詩，你就背錯了，那是粉骨碎身全不怕。

于謙，在國家危難時挺身而上，當國士也，民族英雄當之無愧，不過在古代封建社會下，蔑視皇權，不得善終，也是在所難免的！畢竟這是時代下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