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是兩個時期，咱們感覺國與國的戰爭和過家家似的大多處在春秋時期，而戰國時期的戰爭就特別的殘酷無情，常常是十幾萬的大兵團作戰，甚至出現過坑殺戰俘的事情。

那為什麼春秋的戰爭就像是做遊戲呢？其實最主要原因是技術的原因，在春秋時青銅器大量的使用，但是銅器比較柔軟，為了增加其硬度，要往裡新增其他金屬元素，比如錫，形成銅錫合金。在當時的工藝雖然很成熟但是很複雜，產量很少。而國家除了兵器要用到青銅器外，祭司上也會使用很多的青銅器，如現在出土很多用於祭祀的青銅器。由此可以看出就算當時最強大的“春秋五霸”在軍事上也很難組織成萬人以上的大規模戰爭。

但是到了戰國時代，冶鐵技術的出現和發展解決這個問題，鐵器比青銅器有先天的優勢：第、工藝上並不複雜，而且易於加工；第二、鐵器並不用還在祭司上，不會和士兵爭奪資源，能大量的裝配部隊；第三、鐵器比青銅器更加的堅硬鋒利，能輕易砍斷青銅器。

正是由於鐵器的出現，才使戰國時期戰爭的規模也來越大，也越來越殘酷。當然，周朝的禮樂制度的分崩離析也是造成戰爭殘酷的原因之一。

春秋戰國，是一個百家爭鳴、人才倍出的活躍時代，也是群雄紛爭、禮崩樂壞的混亂時代。各國之間背地裡攻佔殺伐，表面上又“禮尚往來”，是敵是友盡在一瞬間。其實這都源於周王室的衰弱，才使得各諸侯國紛紛躍躍欲試，不斷吞噬和挑釁著大周王權的威嚴。

後來，楚莊襄王雖然敢問鼎中原，但在王孫滿的嚴厲斥責下，最終也不得不班師回朝。說明這時雖然周王室衰微，但名分尚存，大家還不得不顧及。可等到韓、趙、魏三大家族瓜分強大的晉國，自立為王，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認時，天子權威再次受到挑戰。而等到田氏代齊，使武王分封的第一個赫赫姜齊不復存在時，大周顏面可以說是蕩然無存了。

所以才有了圍魏救趙，從而成就了兵家孫臏；才有了“性本惡”的新言論，從而成就了大師荀子；才有了“合縱連橫”，從而成就了蘇秦、張儀；才有了南韓疲秦計，成就了鄭國，成就了“韓非子”；才有了太子丹謀劃刺秦，從而成就了荊軻、高漸離；才有了秦國統一之戰，從而成就了王翦、王賁父子；才有了50萬大軍南下百越，從而成就了趙佗；才有了項家軍、有了陳勝吳廣起義，從而成就了劉邦，從而有了大漢王朝，有了漢民族……

公園前770-前221的時期為春秋戰國時期，期間有109個諸侯國，是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制度轉變的時期，公園前770年到公園前476年為春秋時期，公園前476到公園前221為戰國時期，那個時候人才輩出，文化氛圍成開放狀態，各種思想都得以展現，可以說是一種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時代。大家都有各自的理想，都想稱霸中原，各方諸侯國紛紛對其進行改革，重農抑商，這一改革，使各諸侯國糧食儲存充足，到公園前476年，周王勢力下落，群雄逐鹿，慢慢形成了戰國時期，其中以齊、楚、燕、韓、趙、魏、秦為代表，直到秦國統一中原。期間各國的關係錯綜複雜，並非所胃的辦家家的似的。那個時候各國諸侯王都有雄心壯志，胸懷抱負，誰不想壯大自己的實力？加上政治形勢成開放狀態，大家各抒己見，諸侯們都養了自己的門客，這些門客各為其主，相互串聯，想為自己的諸侯王拉攏人心，有一天一統天下。所以這109個諸侯國，在經過了春秋了積累醞釀期後，而進入相互併吞的戰國時期。那個時候的諸侯國眾多，戰局變幻莫測，各國也根據不同的戰時狀態調整國家的外交政策，那是一種時代所必須的經歷的，如果你的外交政策，不隨時局的變化而改變，那麼下一個最快被併吞的勢必是自己。所以春秋戰國時期的外交政策變幻莫測，並不是什麼過家家，而是隨戰時而動，為生存強大而變。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大動亂時期，在平王東遷進入東周時，周王室的權力就已經開始嚴重削弱，春秋五霸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隨後戰爭規模越來越大，到了戰國時期就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大兵團作戰，冷兵器對接。

1.春秋時期

春秋時期雖然各個國家都開始逐漸發展壯大，但是他們還都沒有脫離周王室，仍以周王室為尊，遵循周禮。齊桓公最先稱霸，但是他也是打著“尊王攘夷”的口號，而沒有單獨稱霸，春秋時期的戰爭都是在禮儀範圍之內的，稱霸是有道德底線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宋襄公的泓水之戰。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領兵攻打鄭國，鄭國向楚國求救。楚國派能大將成得臣率兵向宋國國都發起攻擊。宋襄公擔心國內有失，只好從鄭國撤退，雙方的軍隊在泓水相遇。楚軍開始渡泓水河，向宋軍衝殺過來。目夷說：“楚兵多，我軍少，趁他們渡河之機消滅他們。” 宋襄公說，“我們號稱仁義之師，怎麼能趁人家渡河攻打呢？”楚軍過了河，開始在岸邊佈陣，目夷說：可以進攻了。宋襄公說：等他們列好陣的。等楚軍布好軍陣，楚兵一衝而上，大敗宋軍，宋襄公也被楚兵射傷了大腿。宋軍吃了敗仗，損失慘重，都埋怨宋襄公不聽公子目夷的意見，宋襄公卻教訓道："一個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戰時不攻擊已經受傷的敵人，同時也不攻打頭髮已經斑白的老年人。尤其是古人每當作戰時，並不靠關塞險阻取勝，寡人的宋國雖然就要滅亡了，仍然不忍心去攻打沒有布好陣的敵人。"

我們現在有可能會說宋襄公的仁義不適合一個統治者，但是這正好能反應出春秋時期的禮儀還是存在的，因此國家之間的戰爭稱霸就都跟過家家一樣，你方唱罷我登場，也沒有產生什麼樣特別著名的戰役。再加上春秋時期的生產水平低，兵器質量不高，因此也沒辦法發動大規模的戰爭。

2.戰國時期

戰國時期是禮崩樂壞的巔峰時期，各個縱橫家穿梭於不同的國家，將整個江山都當做他們的棋盤，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每個國家之間的戰爭都是殊死搏鬥，大規模的兵團戰爭時有發生，更甚至最為血腥殘暴的坑殺俘虜都出現了。再加上這個時期的生產力水平在各國的表達中直線進步，這對於發動戰爭更加提供的有利的條件。

這樣一比，春秋時期的各個國家之間的關係就如同過家家一樣的兒戲，同時戰國時期雖說更加殘酷，但是權力的更迭也是十分的兒戲，今天你當家，明天我當家，都十分的兒戲。

周王室衰微，諸侯林立，相互激烈爭奪，關乎生死存亡，何來禮樂仁義。

一、周王室衰微，禮樂崩壞，諸侯坐大，沒有一個強大的中央力量加以約束控制，導致各國間相互攻伐。特別是一些小的諸侯國，在春秋戰國混亂的局勢下，為謀取生存，必須在大國間左右逢源，時刻調整自己的守國策略。

二、春秋戰國時期，時政混亂，百家爭鳴，合縱連橫盛行。諸侯國間相互派往使者和說客，拉幫結派，陰奉陽違。為了自身的利益，沒有國家會把諸侯間的承諾當回事。秦穆公時期，秦國借道滑國攻擊鄭國，因鄭國早有準備，秦國在撤軍途中順道滅亡了滑國，這就是典型的以大欺小，違背信義的最好佐證。

三、諸侯爭霸，國與國之間不僅拼的是實力，還得玩陰謀詭計。春秋宋楚泓之戰，雙方隔泓水排兵佈陣，宋國已布好陣勢，而楚國尚未準備好，楚軍告訴宋襄公說，等我們過河布好陣再決一死戰。在楚軍過河的時候，宋軍本可以發動突襲擊潰宋軍，但宋襄公固執堅守承諾，自稱仁義之師，錯過取勝良機，最終被楚軍重創，留下“宋襄之仁”的笑柄。

《管子·霸言篇》中說：“強國眾,合強以攻弱,以圖霸。強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很好地說明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國際關係。

春秋時期，周天子衰微，各個地區的強大諸侯國乘勢而起。當時的齊、楚、晉、秦、吳、越都是強國，然而它們接壤的地方並不多，中間有一些中小國家作為緩衝，而且強國間的實力相差並不是太大，誰都不能吞併誰；而且當時把滅國看作是不道德的，講究“興滅繼絕”；爭霸也只是聯合其他國家迫使與自己爭霸的國家服輸，不與自己相爭就行了。春秋五霸都是聯絡一幫中小國家攻打一個不服的國家，如晉國和楚國爭霸，就是爭奪鄭國、宋國、陳國、蔡國等一批中小國家的服從和進貢。所以，鄭、宋等國，晉強則從晉，楚強則從楚，晉楚相持不下，兩國的小弟輪流向兩國進貢。所以夾在中間的中小國家都很難受。

到了春秋末期，大國兼併小國就頻繁起來了。到了戰國時期，主要剩下了秦齊楚燕韓趙魏七雄。諸侯國也由春秋時期的數十百個被兼併到不到十個。國與國之間已經沒有緩衝，兼併已成主流。春秋時期的華人為兵，已經變為全民皆兵，戰爭規模更大，逐漸出現斬首十萬、數十萬這樣的恐怖場面。

秦國推行連橫，聯絡其他國家削弱與他接壤的韓趙魏楚；六國則合縱，楚國是秦國之外實力最強的國家，大多數時候以他為盟主聯合抗秦。縱橫之士各個鼓動唇舌，建立或拆散各個國家之間的聯合。各國以自己的利益為出發點，時而與秦連橫，時而與楚合縱，變化不定，朝秦暮楚。

最終是秦國透過遠交近攻，一步一步逐個削弱六國，統一了天下。

“過家家”的說法雖然不夠專業，但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家間的關係也確實有那麼一點感覺。

首先是因為西周取代商朝之後，創造性的使用“分封制”作為維繫帝國的紐帶，所以春秋戰國各個皇室貴族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親屬關係，大部分都是姬姓。

西周之所以如此安排，一個重要原因是吸收了商朝的教訓。當時商朝維繫國家統治主要方式是朝貢和戰爭，但是這種中央與各個地方的關係不夠穩固堅韌。連綿不斷的戰爭，更是導致商族與周邊部落關係非常緊張。

西周之所以能夠透過牧野之戰一舉推翻商朝，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當時商朝軍隊主力已經被派往東方征討東夷部落。所以，西周代商建立政權，既有一定的正當性原因，也可以說是一次乘虛而入、趁火打劫。

而西周將本國軍事力量四處分散到疆界之內，同時普遍分封姬姓宗族姻親和功臣，便是取代了商朝透過朝貢和戰爭的舊模式，確實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商朝的央地問題。

其次，西周如此安排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維繫和拓展一個疆土廣闊的帝國。商朝的國家面積暫時不可考，而西周的國家面積可以說達到了當時生產力水平上的極限，而且透過各諸侯上層之間的姻親關係，有助於鎮壓地方反叛勢力，實現了中央對地方的更有效統治。各個姬姓諸侯可以以自己的封地為根據地，繼續對外拓展領土，從而進一步擴大了西周的疆界。

但是歷史是滾滾向前的，再完美的制度如果不能夠進行實事求是的持續性的改革進步，也會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

西周分封制也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西周皇室的力量相對較弱；另一個是幾代以降之後，各個諸侯國貴族之間的血緣關係難免會越來越被稀釋。

西周初年的制度創造者應該也考慮到了這兩個問題，所以在實行分封制的同時，還創造了兩種輔助性制度。

一種是嚴格劃分等級的禮樂制度。“楚王問鼎”的故事就是在說這種制度，因為楚王作為諸侯與西周皇帝的鼎器重量是有所差距的，所以楚王詢問西周皇室鼎器的重量被視為對皇權的挑釁。

另一種便是有名無實的道德宗法制度。“尊王攘夷”的故事就是在說這種制度。各個諸侯國都有拱衛皇室義務。齊桓公雖然成為春秋五霸之之一，仍然不得不以尊崇西周宗室的名義維持自己的霸權。

這也是為什麼當時各個國家的外交關係在我們現在看來有點像是“過家家”的感覺。

華人比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有更濃厚的道德感，一定程度上就是淵源自西周的這種制度。這也是華人區別於其他人類族群的一大文明底色。

需要說明的是，商朝和西周都沒有留下太多的文字記錄，所以現在對當時兩個朝代的認識，有著很多猜測成分。特別是商朝的歷史資訊更少，還需要進一步的發現、挖掘和研究，應該儘量避免武斷和誤解。

春秋事各國的都是貴族統治，而且國家很多。

貴族就不可能像小商販一樣，為了塊八毛爭的面紅耳赤。

貴族是要講面子或者說榮譽的，特別是還有一百多個其它貴族在旁邊盯著呢，不過這些做法裡很多都是有利益考量的，只是不能明說。

如果貴族之間都質量利益，不講信義。那麼就沒法用禮法約束下屬和臣民，就需要靠嚴刑峻法，而春秋還處在小國寡民的小政府狀態，不具有這樣的條件。

因此，春秋時各國的做法和後來的歷史，特別是唐朝以後的歷史很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