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贄，思想之前衛簡直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穿越者。他算是一個另類的思想家。

李贄提出男女平等的思想，認為所謂的女人頭髮長見識短，是因為這個萬惡的社會把女人關在家裡，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你怎麼讓女人和經常出門闖蕩的男人比見識。他還反對固有的綱常，封建綱常把人倫順序排列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他認為夫婦才是第一等倫理，其他都在後面。還有，關於寡婦問題……李贄提倡婚姻應當自由戀愛，失偶婦女也可以再嫁，沒有必要去枯守空房。

但是，他所設想的理想社會，過於強調個性，過於強調自由，從政治實踐的角度，很多都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

比如他丟擲“童心”理論，所謂的“童心”其實就是人的本性、本能。他認為人靠“童心”就能和諧共處，就能達到社會大治。而儒家傳統的“德禮刑政”式的治國體系，只會摧殘人的本性，因此應全部廢除。

哪怕是政治文化昌明的現代，我們依然需要道德與法制並行，光靠本性，社會豈不是亂了套？

不得不說，這跟近代法國的啟蒙思想家還真有一拼，想的倒挺好，卻無法在現實中進行操作。

李贄思想的侷限

李贄的思想然有許多閃亮的思想火花，但究竟抵擋不了舊思想的束縛，跳不出時代的窠臼，也造就了他矛盾的人生。

他總是表現出視功名利祿為糞土的傾向，按理說，既然棄官歸隱，就應該像陶淵明那樣過著文墨自娛的生活，但是他的著作，又充滿了功利思想。

明白沒？李贄不見容於社會，又保留了“為萬世開天平”的願望。

他最得意的著作《藏書》中，一面非議儒家思想，一面又自豪得說，誰能真正讀懂裡面的思想，出將入相，名垂青史不在話下。

在這本書中，李贄對經濟、財政頗為關注。他認為古今的賢臣不是那些滿口道德說教的人，而是那些實際做事，幫助政府發展經濟和尋找財政的人。

按照他的標準，他稱為“宰相之傑”，可見，他的思想仍舊是構建在傳統儒家“聖人之治”的基礎上。

但是，張居正這類人要達到目的，需要鐵腕手段，必然追求整個社會的鐵板一塊，思想自由是無從談起的。要是張居正這樣的人物出現，哪還容許李贄這樣的異端存在？

李贄欣賞的前輩何心隱就是被張居正給除掉的。

可以說，希望出現那種能幹大事，又不鉗制自由的“聖人”，這是不可能的。

李贄還沒想到專制皇權下的能臣幹吏涉足經濟的危害。

大一統國家都有財政飢渴症，多少錢都不夠皇帝和朝廷花，每到朝代中後期，總會出現一些理財專家，打著政府指導經濟的名義，實際上是幫皇帝從民間抽取財富。

李贄評價道德標杆人物海瑞，就跟那萬年青草一樣，在霜雪中屹立不倒，可是做不了棟樑。

但是海瑞卻意識到了皇帝開礦加稅對百姓的危害，還提出了與其開礦，不如開放海外貿易的措施，在這個層面，李贄還不如海瑞。

李贄對海瑞的評價，何嘗不是他自己的寫照。在現實層面，張居正和海瑞都能夠給明朝續命，李贄則不行。

被下獄後，在大牢裡，他趁侍者不備突然搶過剃刀，朝自己的脖子上來了一刀。

鮮血噴湧而出，濺了老者一身，但是這一刀還沒有致命。

侍者驚呆了問道：和尚痛否？答：不痛。然後侍者接著問：和尚何自割？老者答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李贄親手給自己糾結的人生劃上了一個句號，然而，他是那種對社會問題有敏銳認識的“診斷者”，卻不是一個合格的“治療者”，因為定位不清晰，造成他現實中不得志，恐怕他到死也沒明白。

首先很榮幸能回答這個問題，對於問題中的明朝李贄被認為是一個狂人和奇士我的看法是肯定的。

李贄是（1527—1602），漢族福建泉州人，明代官員，思想家，文學家。他是同時期的怪人，他反對傳統儒學，反對封建禮教，反對重農抑商，和男尊女卑的思想。他一異端自居，離經叛道。對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慾，提出反對，他認為穿衣吃飯就是物理人倫。怒斥當時程朱理學是偽道學，不能以孔子的是否去作為別人是非的標準。他一生到處講學，提出男女平等，聽他講學的女性不在少數。

他反對理學的空談，主張功利主義。他一生最痛恨那些只會侃侃而談的大師，認為這些維護封建統治的道學家都是偽君子，揭露出他們原本的面目。他認為不能貶低商人，而抬高文人，認為富貴是人人最求的，如果只是口是心非的不喜歡富貴和當官那就還不如市井小人。

他對國家主張無為而治，還主張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他認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皇都只是一個替天下人治理國家的客人。對於經濟，他主張承認私心，追求私利，認為商業貿易合乎天理。主要作品著有《藏書》《焚書》等。

他一生離經叛道，狂傲不羈。一個以“奇談怪論”聞名天下的狂人奇士。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李贄號卓吾,又號溫陵居士,福建泉州人。生於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卒於神宗萬曆三十年(1602年)。

泉州從宋代以來即為對外貿易港口。李贄的祖先曾從事航海經商。他的父親以教書為生。嘉靖三十一年李贄在福建鄉試中舉,以後做過二十多年地方官。萬曆九年李贄棄官到湖北黃安定居,從事講學和著述。

一、以異端自居的李贄

李贄曾師事泰州學派的王襞,對王畿和羅汝芳很尊敬。李贄的言行被當時的封建衛道士們攻擊為“異端之尤”,而李贄也以異端自居,並公開向封建衛道士們宣戰:“今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目我,我謂不如遂為異端,免彼等虛名加我。”

李贄的“異端”言論非常尖銳潑辣。《焚書》和《續焚書》是他與當時的道學先生們針鋒相對的論戰集。他自己在解釋為什麼叫“焚書”時說,因其中多半是“忿激語,不比尋常套語。恐覽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書》,言其當焚而棄之也”。

《焚書》的寫作目的是“將《論語》、《孟子》逐節發明”。就是將《論語》和《孟子》的疵謬逐一揭發。這對奉孔孟為聖人的封建衛道士們來說,自然是異端叛逆者的行為。

李贄在這兩部著作中作了不少翻案文章,他自己說這是為了“以其是非堪為前人出氣”。他用自己的觀點進行歷史的批判,同時也表示他的“精神心術所繫”,即批判歷史是為了批判現實。

李贄對程朱學派的“理”進行了批判,認為世界最初只是陰陽二氣,並沒有在陰陽二氣之上的理。他說: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則天下萬物皆生於兩,不生於一,明矣。而又謂一能生二,理能生氣,太極能生兩儀,何歟?夫厥初生人,惟是陰陽二氣,男女二命,初無所謂一與理也,而何太極之有?以今觀之,所謂者果何物,所謂理者果何在,所謂太極者果何所指也?”

李贄在這一段話中,說得十分清楚,宇宙間最初只是陰陽二氣產生萬物,根本沒有什麼產生陰陽二氣的理,更沒有什麼在天地之上的太極。

二、對於儒學的廣泛批判

李贄雖然對程朱學派客觀唯心主義的“理”作了批判,但他自己在解釋宇宙時,卻陷入了佛家唯心主義的窠臼。他不承認物質世界的獨立存在,認為社會生活與自然現象的“人倫物理”都是“真空”的表現。

因此“學者只宜於倫物上識真空,不當於倫物上辨倫物”。這就是說,人倫物理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應從“真空”去辨識它的存在,因它只是“真空”的顯現。李贄所說的“真空”,即是佛教在論述宇宙時所虛構的最高的精神性本體。

宋明理學家都把孔子的言論奉為神聖的教條,四書五經被封建統治者視為“行賞罰”的定本。李贄大膽地提出了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觀點。他指出,是非是隨著時代的變遷進展而改變的,不應該把孔子所說的話作為永久不變的定論,他說：

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鹹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雖使孔子復生於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罰賞哉!

李贄反對封建正統派“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這表現了他反傳統反教條的無畏精神。他在強調是非隨時代變化時,提出了“是非無定質、無定論”的觀點,他說：

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無定質,則此是彼非並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並行而不相悖矣。然則今日之是非,謂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謂為千萬世大賢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謂予顛倒千萬世之是非,而復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則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

李贄提出是非無定質、無定論,否定了是非的客觀標準,取消了客觀真理,陷入了相對主義。這是他的主觀唯心主義所使然。

李贄竭力宣揚“童心”說。他把“童心”稱做“真心”。

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

李贄的“童心”說,是由泰州學派羅汝芳“赤子之心”說發展而來的。這種“童心”是真誠的,不是虛假的,是一種未受官方御用思想侵蝕過的原始的天真純樸的精神狀態。

它與王守仁的“良知”說不同,王守仁認為良知即是義理,是否合乎天理,要以良知為準則。李贄卻相反,認為義理矇蔽童心,義理懂得越多,童心喪失得越多。因此,李贄反覆強調的“童心”是“絕假純真”。

沒有受到聞見道理薰染的赤子之心。如果受到了義理的薰染,那就不是真心,就失卻童心了。他說：

既以聞見道理為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於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

假人、假言、假事、假文,這是李贄所深惡痛絕的。針對當時社會上的這些弊病,他要求“真心”、“真人”。這是要求個性解放的種表現。

封建禮教特別強調夫權,男子可以娶妾,而寡婦不準再嫁。李贄批判了男女不平等的偏見,主張寡婦應再嫁,讚美卓文君自己作主和司馬相如結婚是“善擇佳偶”。

這種婚姻自主的主張,在當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封建禮教禁錮著人們頭腦的社會中,是非常大膽的新思想。李贄還明確地主張女子也可以學道,認為男女在才智上是平等的。他說:

“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人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

李贄特別強調物質生活的重要,與理學家們喋喋不休“存天理,滅人慾”的說教相反,他明確指出:

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

穿衣吃飯,解決溫飽問題,是老百姓生活最根本的大計,也是最基本的要求。他認為提出解決衣飯等日常生活問題的建議,是“邇言”、“善言”,作為好的統治者就應該很好察聽。

李贄在揭露批判理學家們“道心”、“天理”等的說教時,公開宣稱“自私”是人的天性,“無私”則無心”。他說：

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獲,而後治田必力;居傢俬積倉之獲,而後治家必力;為學者利進取之獲,而後舉業之治也必力。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說也。

李贄認為人類一切活動,都出於自私自利的動機。他把封建社會地主、官僚的貪慾、權勢欲和農民、手工業者等勞動人民所具有的私有心理,都等同地看成為人類的本性。這種利己主義的人性論,顯然是錯誤的。

李贄主張“道不虛談”、“學務實效”,對歷史上變法圖強的人物加以表彰,認為他們“各各有一定之學術,各各有必至之事功”,李悝變法“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吳起變法“用之魏則魏強,用之楚而楚伯”。

李贄對孔孟傳統思想和程朱理學的批評非常廣泛,也很尖銳深刻,言論十分大膽。這在我國古代思想家中是少有的。

李贄是晚明思想啟蒙運動的旗幟，一位以“奇談怪論”聞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他崇尚真奇，鼓倡狂禪，揭露封建社會“無所不假”、“滿場是假”的虛偽現實，反對儒家的泛道德主義，建立了以“童心說”為核心的新思想體系。他的學說使他處於時代矛盾的焦點上，在朝野引起了激烈爭論，以致於理解他就是理解晚明政治走向、社會風尚和思潮變遷的一大關鍵。

李贄的確算得上是一位狂人和奇士，我們先來簡單舉例瞭解一下此人

李贄於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11月23日）農曆十月廿六日出生於福建泉州府南門外。其祖先是元朝以後遷來福建。李贄幼年喪母，隨父讀書，學業進步迅速。自幼倔強，善於獨立思考，不信回教，不受儒學傳統觀念束縛，具有強烈的反傳統理念。他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符合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要求。

李贄12歲就寫出《老農老圃論》，把孔子視種田人為“小人”的言論大大挖苦了一番，轟動鄉里（在這可以看出，從小便是一位狂人，便有著自己的獨立的思想）李贄深受“陽明學”支流“泰州學派”影響，且以“異端”自居。針對當時官學和知識階層獨奉儒家程朱理學為權威的情況，貶斥程朱理學為偽道學，更是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

李贄對被封建統治者奉為金科玉律的儒家經典和孔孟之學進行抨擊，對儒家經典的《六經》《論語》《孟子》表示了極大的輕蔑，認為這些不都是聖人之言，是經過後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當做萬年不變的真理。這些著作是當時懵懂弟子，迂闊門徒隨筆記錄，大半非聖人之言，即使是聖人之言，也只是一時所發之藥石，不能成為“萬事之言論”。

針對明王朝的腐敗政治，李贄提出了“至道無為、至治無聲、至教無言” 的政治理想。他認為人類社會之所以常常發生動亂，是統治者對社會生活幹涉的結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 則是“因乎人者也”，順乎自然，順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對人類的社會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

李贄大膽提出“天之立君，本以為民”的主張，表現出對專制皇權的不滿，成為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導。對封建統治者殘酷壓榨魚肉人民的暴行，李贄更加以無情揭露。

當時的李贄提倡人類平等，主張婚姻自由，提出要男女平等。李贄反對歧視婦女，對封建禮教壓迫下的婦女，李贄給以深深的同情，他大聲疾呼，為婦女鳴不平。

可就是這樣一位奇人最後自殺於牢獄之中，

“李贄的悲劇不僅屬於個人，也屬於他所生活的時代。傳統的政治已經凝固 ，類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藝復興的新生命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孕育。社會環境把個人理智上的自由壓縮在極小的限度之內，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萬曆十五年》

李贄的一生充滿著對傳統和歷史的重新考慮，這也是明朝後期社會思想變革的一個聚焦般的體現。

以上就是小九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如有錯誤之處，還望指教

李贄是一個以離經叛道著稱的思想家、哲學家。要了解他的思想，我們得先簡要地看一看中國哲學史。

黃仁宇先生在這一章裡有非常精闢的論述。

春秋時代，孔子提出了“仁”，一個君子的生活目的就在於合乎“仁”的要求。什麼是“仁”呢？

《論語》中關於“仁”有幾十種不同的解釋。溫和慈愛是仁，慷慨大方是仁，合乎禮儀是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是仁，“殺身以成仁”更是仁。

仁在不同的場合被賦予了不同的概念，它可以是很容易獲得的品質，也同樣是最難保持的品質。因為人生來就是自私的，而仁要求你無私。你要把你的一切言行思想納入這種“仁”的規範體系，經過長期的積累，最後達到去私、無我的境界。

也就是說，儒家的“仁”和道家的“道”，釋家的“無”是殊途同歸的。在日常生活中，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自然是值得提倡的美德，可是上綱上線到一種超乎人性的品質就有點過了，在現實中必然是會引起矛盾。

孔子死後約一百五十年，亞聖孟子說：“人之性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意思是人性向善和水流向下一樣，都是自然而然的。至此，“性善論”被明確提出。

自漢朝開始，孔孟之道就成為統治全國的指導思想。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最初的孔孟學說不能繼續適應時代的需要，於是很多學者為孔孟的話加以新的註釋，其中的集大成者便是宋代的朱熹。朱熹寫的《四書集註》後來成為元、明、清三朝文人的教科書。

▲嶽麓書社2004年出版的朱熹的《四書集註》（圖/網路）

下面直接引用黃仁宇先生在書中所作的關於朱熹結論的總結：

“歷史上各個朝代的盛衰興亡，以及宇宙中的各種自然現象，都有共通的原則，而且彼此印證。其學說的基礎，乃是宇宙和人間的各種事物都由‘氣’構成，透過‘理’的不同形式而成為不同的‘物’。這所謂‘物’，包括具體的事物如日月星辰，也包括抽象的倫理如孝悌忠信。”

聽起來可能有點玄乎。因為朱熹的理學以程顥兄弟的理本論為基礎，並吸取了周敦頤的太極說、張載的氣本論以及佛教、道教的諸多思想。

簡單解釋下，理是世界的規律或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氣是萬事萬物的構成，物是具體或抽象的東西。

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論，中國社會傳統的組織、習慣都被朱熹視為“天理”。朱熹認為人體內有清濁二氣，人體內的濁氣上升，那就有可能違反天理而遵從慾望。那如何補救呢？朱熹提出了“格物致知”，也就是透過觀察、研究事物而發現理的存在。

黃仁宇先生並不認可朱熹的這種治學方法。原因在於朱熹把具體和抽象混為一談，並用結論倒推邏輯。

譬如，孟子以水之性下類比人之性善，以此證明人天性向善。其實人性和水性沒有聯絡，二者的相似不過存在於孟子的主觀意識中，去類比人之性惡也沒有毛病。

朱熹也是這樣，他認為一草一木之中都存在“理”，所以去“格物”。而“致知”時，卻是把孔孟倫理預先作為結論，再類比自然界的規律去做論證支援。

要破解這種邏輯謬誤，其實就是要敢於懷疑那個預設的前提A，多問幾個為什麼。沒有什麼不加論證而天然成立的真理。

遺憾的是，千百年來，聖人之言少有人懷疑，縱使倫理綱常已壓迫到人們的生存自由，一切也都是那麼的理所當然。至今，我們的文化裡依然有很多“喊口號”的行為，我們卻不假思索的接受著。

再回到理學。

朱熹說真理都在萬物中，你去仔細瞅肯定能瞅出門道。有個愣頭青真就去了，他就是王陽明。

▲清代宮廷畫家焦秉貞繪王陽明（部分）（圖/網路）

他去看了半天竹子，啥都沒看出來。

其實要是換成其他士人來看竹子，肯定很快就能得出結論，比如做人應像竹子一樣剛強、挺拔、有氣節。

但是王陽明偏偏沒放過自己，大病了一場。病後他明白了：

“所謂心理，既包括視覺和聽覺，也包括直覺和靈感。宇宙的自然法則和社會的倫理道德合為一體，很難獲得實證，但在心理上卻可以不言自明。宇宙的偉大與完美，無須有賴分析，就可以在個人的心理上引起合群為善的精神，從而自然而然地領悟到社會道德的真諦。”

這就是王陽明的心學。其實相比理學就是少了一個格物的過程，真理本來就在心裡，只要你去用心體悟就會顯現出來。你心裡有了良知之後，生活中自然就應遵從內心的良知，也就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當然，無論是理學還是心學，本質上都是儒家文化的再發展，只是用不同的思想系統去證明儒家教條。

那為何理學後來成為了官方認可的思想體系呢？

因為，心學實質上鼓勵了心理的自由，在頓悟良知的過程中，每個人都可能因為他們不同的文化程度、生活經歷悟出不同的東西，並對其篤信不疑。

這無疑是十分危險又不可操控的。它存在著鼓勵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導行動, 而不顧習慣的道德標準這一趨向。

本書最後一章的主人公李贄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李贄的前半生

李贄的家族曾是當地鉅商，但是到了李贄這一代早已家道中落。

1552年李贄考中舉人後因為經濟困難，就沒有繼續考進士，開始在京都做一個小官，工資非常少，甚至不足餬口，全家飽受飢餓之苦。

1559年李贄的父親逝世，按例停職丁憂。1963年，李贄的祖父也去世了。

李贄當時做出了一個決定，把所有錢分成兩半，一半給妻女用以吃飯穿衣，另一半自己帶回福建安葬祖宗三代的五口靈柩。

當時的風俗是，安葬先人必須講究風水，否則寧可不葬。所以李贄把五口靈柩一起帶回家鄉下葬，其實就是沒錢，轉而求一個入土為安。

三年後，李贄回來時，他的兩個女兒已經餓死了。

李贄一生有四個兒子三個女兒，除了大女兒以外，其他都不幸夭殤。李贄回來後繼續做了十來年的小官，拿著微薄的薪水，過著貧苦的生活。

▲李贄（圖/網路）

直到1577年，他就任雲南姚安府知府，日子才好了起來。我們前幾天說了，官員有一種叫做“常例”的收入。對於這種灰色收入的收受，李贄沒有感到絲毫不安。他不是貪婪成性之人，同時他也確實需要金錢。他能誠實地坦白這一目的，而不去打著絕私慾、為國為民等高尚的幌子。

促使李贄對灰色收入來者不拒的原因，除了家境的貧寒，還有道德的壓力。

一個農民家庭在生活穩定的情況下若想向上流動，唯一的道路就是讀書做官。而科舉之路是艱難的，更是需要破費的，通常是整個家庭甚至整個家族幾十年努力的結果。

因此，一個人中舉後成為官員，首先對他的家庭負有道義上的責任。其次，哪怕家族中的其他成員沒有直接幫助你，但是因為你的成功與幾代祖先息息相關，所以也不能完全忽視其他成員的福利。

所謂“人情”“關係”“禮尚往來”等經濟上的利害關係被抽象，然後昇華為道德，成為一種社會認可的存在。

李贄雖然做的官不大，但也同樣面臨著家族的壓力。在他喪父之時，曾負擔起為三十多人的大家庭解決吃飯問題的義務。

至此，我們已簡要了解了李贄的前半生。他是個熟讀經史、出身儒家的讀書人，又是個生活困苦、人生艱難的可憐人。

再不回故鄉

理想與現實的重重矛盾促使他與原來的傳統思想觀念決裂，但是，讀書做官之人在當時又不可能完全擺脫聖人教誨。

於是，心學成為他的盔甲與武器。

李贄一心追求獨立的思想和人格。基於這種精神，他把姚安府知府的任期幹滿後就決定退休，與妻子一起寄居在耿氏兄弟家裡。這時是1580年，李贄53歲，正是官運亨通的時候。

1584年，李贄與耿氏兄弟鬧翻後，他又搬到麻城附近的佛堂里居住，最後落髮為僧。妻子則獨自回到了家鄉泉州。

李贄的妻子不能理解李贄的種種決定，但從來都尊重他的想法，而李贄也敬愛這位賢淑的妻子。但是，直到妻子死去，李贄也沒有回到泉州。

他知道，一旦回到家鄉，他勢必又會陷入對家族的照顧和官場的邀約中了，他不能把讀書、做官、買田這條生活道路視為當然, 也亟待擺脫由於血緣關係而產生的集體觀念。

李贄在麻城住的佛堂名為芝佛院。他雖身入空門，卻沒有受戒，也不跟著僧眾們一起唸經拜佛。

李贄在芝佛院中的主要工作就是寫書，涉獵的範圍和形式非常廣泛，留下了包括《焚書》在內的大量著作。

▲中華書局1974年版的《焚書 續焚書》、《史綱評要》、《初潭集》等，收錄了李贄生前所寫的書信、雜著、史評、詩文、讀史短文等。（圖/網路）

不過，黃仁宇先生認為，李贄的作品對史實沒有精確的考察，看不出自成體系的特徵，缺乏文學創作的技巧，也經不起推敲，顯得不倫不類，讓人難以理解。

而李贄的優點是，他透過他的作品提出了讀書人的私人利益與公眾道德的衝突問題，並且表達出了對這個問題的深刻認識。他攻擊虛偽的倫理道德, 也拒絕以傳統的歷史觀作為自己的歷史觀。

這也是李贄的作品能夠在當時影響大批讀書人的重要原因。

我們認識李贄時常常陷入幾個誤區。

誤區一是認為他批評孔孟，即是反對儒學。事實上，李贄反對的是以儒家為正統，以孔子為聖人，以經典為教條。他本人自始至終都是儒家的信徒。

誤區二是認為他離經叛道，是個造反派。但是，從李贄本人的著作以及有關他的傳記資料，看不出他有參加任何群眾運動的痕跡或者企圖。他是個思想家，而非實幹派。

誤區三是認為他言行不一，一面強烈抨擊別人的言行不一，一面自己又會接受被抨擊者給自己的接濟。關於這點，李贄內心也常感內疚，卻依然一意孤行。但是從追求個性和言行自由的角度看，可以認為他言行一致。

借刀自刎

李贄的種種言行自然不可能不受到政府的關注，早就有人放出風聲要處理他，甚至燒了他的芝佛院，只是李贄對此置若罔聞。

他曾在給友人的一封信裡說：

“ 今年不死, 明年不死, 年年等死, 等不出死, 反等出禍。然而禍來又不即來, 等死又不即死, 真令人嘆塵世苦海之難逃也。”

然而，他似乎終於等夠了。1602年，李贄被捕入獄。一天，李贄以剃頭為名向看守借來剃刀自刎。

看守看到他鮮血淋漓，還和他作了一次簡單的對話。當時李贄已不能出聲，他用手指在侍者掌心中寫字作了回答：

問：“ 和尚痛否？”

答：“不痛。”

問：“ 和尚何自割？”

答：“ 七十老翁何所求！”

據說, 在自刎兩天以後, 李贄才在創傷和血汙中脫離苦海。

結語

至此，我們已經讀完了《萬曆十五年》。

這本書對於明朝統治中的道德因素的論述，也曾引起一些爭議。黃仁宇先生在《和我的大歷史觀》一文中說過：

道德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從沒有說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就扯上了一個道德問題。因為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協。如果道德上的爭執持久不能解決，雙方的距離越來越遠，則遲早必導致於戰爭。

人世間很多殘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義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

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

圖/圖蟲創意

無論是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階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

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但是，他們的反抗與堅持，智慧與風骨，終究是在這部失敗的歷史記錄裡留下了濃厚的一筆。

明朝李贄被認為是狂人，為啥那，另類，所以歷史書上稱為“異端思想家”，如果今年你家孩子參加高考，有人告訴你家孩子別高考了，你認為這樣的人是不是瘋了？狂妄？李贄其人及思想：李贄是伊斯蘭教，王陽明的再傳弟子，祖上隨鄭和下過西洋，到他這家到中落，12歲寫文章批孔子，被譽為“神童”。26歲考中舉人，30—45歲為官，最後出任雲南知府，上級要給李贄升官，李贄躲進了山洞裡，後來辭官不做了，去朋友家講學，朋友去世後，移居麻城，開報告會聽課數千人，還有眾多女子。李贄反對“存天理，滅人慾”。直接懟，古人說“天不生孔子（仲尼）萬古如長夜”，李贄懟“生了孔子，你們晚上也得打燈籠”。李贄的講座報告會越來越火爆，萬人空巷，終於被官府給抓走了，李贄選擇了自殺。 李贄的地位提高是在文革時期，再後來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專門寫過李贄，他的思想不符合當時主流社會思想，因此狂妄，但確實是反封建社會思想一把利劍。

說實在的，個人也認為李贄是大明朝的第一狂人，就憑他敢於將孔孟之道拉下神壇，敢於批判程朱理學，敢於為女性發言，挑戰男權，敢於反對道學，敢於崇尚個性，敢於將人們視為神聖的東西都通通推翻，只為自己而活，他的這些所作所為就足以被稱為大明朝的第一狂人了。

當然了，李贄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是如此，他與大明朝的其他普通官員一樣，在官場上謹小慎微，如履薄冰，極力討好，卻始終都在官場邊緣徘徊。他年少時的倔強和稜角也早在官場上被磨平了，他無數次想掙脫牢籠，但是他不敢，因為他還有一家老小要養，他不敢肆意妄為，因為他要靠那些微薄的俸祿存活。

但是在他五十歲那年，他想通了，他決定為自己而活，此時他的父母孩子以及妻子都已經相繼去世，他沒有了生活上的負擔，他有膽量去為自己活了。於是他便毅然辭官，遠赴他鄉，並且開始了一切反人類的舉動。他先是將孔子請下神壇，否定了所謂聖人的地位，後來又批判程朱理學，認為所謂的正統人士多半都是偽道學家。

後來他又公開挑戰男權，維護女性，給男權社會極大的難堪，他公然招收女弟子，並且經常與她們尋歡作樂。但是這些行為在當時就是作死的行為，他無疑是在為自己挖坑，或許從他決定為自己而活那個時刻起，他就已經知道自己最終的結局是如何。終於他在巨大的社會迫害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在我看來，他卻是一個真正的孤膽英雄，雖然失敗了，但是值得敬佩。

李贄既是狂人還是一名奇士，而且當之無愧。明朝末年也同樣盛行明陽心學，還誕生了不少派系。其中就出了一位被後世認為是狂人的李贄，他指責儒家經典，甚至否定當時的聖賢孔子，可以說與當時的整個世界為敵，是晚明當之無愧的狂人！

思想方面李贄提出「 “言二不言一”，他認為世界是二元的，比如我們初生孩子，有陰陽二氣，有男女之分，生活的世界有天地之分，所以他認為天下的萬物不是道家所說的「 “萬物歸於道”，認為「 “天下萬物皆生於兩，不生於一”。

這種強烈懷疑萬物統一的宇宙觀，提出了世界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這對當時的皇權有極大的挑戰，有西方制憲兩權制衡的思想在裡面。同時他還反對程朱理學的「 “德禮”，要用道德教化民眾，認為不能用道德禮法來禁錮人們的思想，束縛人們的行為，這種思想統一，整齊規整的社會其實是天下大亂的根源。

認為要解放人性，尊重社會的多樣性發展，認為要「 “各遂其生、各獲所願”，按照各自的意願去生活，達到「 “人人自治”的社會。 李贄在《焚書》中認為，人沒有聖賢貴賤之分，聖人和凡人是一樣的，都有功利之心，而我們每個人生下來其實和聖人都是一樣的，每個人也都可以成為聖人。

這種人人平等的思想，打破了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李贄認為男人女人都是人，見識也是一樣的，而且許多才女才智超群絕不在男性之下，所以不應該有男尊女卑。 李贄還贊成自由戀愛，讚賞卓文君和司馬相如的私奔，也肯定寡婦再嫁，譴責那些逼迫婦女守節，而殉葬的傳統。

他的這一系列平等的思想，是對傳統「 “三綱五常”尖銳的挑戰。 李贄在《焚書》中提出 「 “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認為吃飯穿衣這些最基本的需求，大家都一樣，這才是人性的倫理。而且認為「 “人必有私”，私心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而理學家所提倡的「 “存天理，滅人慾”不過是道德綁架，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是極其虛偽的。

道義本來就是功利的體現，假如沒有了功利，道義只是虛偽的謊言，「 “天下曷嘗有不計功謀利之人哉”。因此他批判重農抑商的政策，讚揚那些商人的功績，認為商人冒著巨大的風險，辛辛苦苦獲得的收益，本就應該獲得獎勵，「 “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資，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

李贄在76歲的時候，遭到東林黨人的彈劾，以「 “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入獄，獄中他寫下了絕命詩，然後用剃鬚刀自殺。他的著作屢次被列為禁書，被後人奉為自由思想家先驅，不過這種缺乏實踐的烏托邦思想，只會誤導那些空談的理想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