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晚期因唐朝腐敗、軍事實力大減、君王昏庸無能、奸臣專權禍國、唐朝盛世己蕩然無存，致使藩鎮勢力步步做大、權力也急劇增強，達到了和朝廷共存的地步，勢力和權力甚至超越了朝廷。

因為唐朝中期左右因為周邊民族的強大使得唐朝朝廷有些忙不過來所以大肆節度使這一職業並給予他們極大的權力安史之亂後周邊情況更加的危險所以設立了更多的節度使導致後期藩鎮割據

藩鎮割據成為了唐朝中晚期歷史的一個最為真實的寫照。這中間，以河朔三鎮為起點，到唐朝末期的時候，除了長安一帶的地區以外，各地基本都脫離了唐王朝的管轄，成為了割地稱雄的一方藩鎮。那麼為何能夠和藩鎮共存140多年之久？我們若有了解藩鎮，就必須瞭解唐朝藩鎮形成的原因。藩鎮的形成，看似是因為“安史之亂”這場變亂，可實際上，藩鎮割據的形成，同唐朝一直以來的節度使制度有著很大關係。因為，節度使在任職一方的時候，同時也掌握了所屬地方的所有權力。所以，當唐朝國力鼎盛的時候，節度使尚能安分守己，而一旦有變亂髮生，節度使則會擁兵自重，競相逐鹿於中原。可是，說到唐代的藩鎮，則還是讓人感覺有些奇怪。這是因為，藩鎮作為和唐朝敵對的力量，兩者之間卻做到了共存，以至於共存了140年之久，直到唐朝滅亡為止。首先，造成這樣的原因，主要還是同藩鎮自身有著很大的原因，唐代的藩鎮之亂不同於“安史之亂”。“安史之亂”的根本目的，還是在於推翻唐王朝 ，繼而改朝換代。地方藩鎮在這方面，則有很大的不同，這些藩鎮從本質上，還是打算在唐王朝的框架之下，維持自己的利益。這就產生了這樣一種情況，那就是，藩鎮對於唐朝的彈壓，始終都採取一種守勢。最後，無奈之下，唐朝只得承認藩鎮的地位，而藩鎮也擁立唐朝為正統。

這樣的情況，實際上在唐朝晚期的時候，有很大的體現。自公元820年，唐憲宗死後，藩鎮勢力中最大的河朔三鎮復叛，這之後唐朝雖然有過征討，但最終也是無功而返。但是，這之後的藩鎮在對待唐王朝的問題上，也有所收斂，年年向唐朝進貢。這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局面，那就是唐朝開始預設藩鎮割據，以至於，各地的藩鎮如雨後春筍一般迅速的充斥大江南北，這個時候的唐朝自然也就形成了同藩鎮共存的局面。同時，唐朝能夠跟藩鎮共存的一個主要原因，還在於唐朝需要藩鎮的支援，才能維持統治。後世的南宋曾有人指出過這樣的觀點，這個觀點就是，唐朝之所以能夠在“安史之亂”後，依然苦苦支撐，則完全在於藩鎮的維繫。在中晚唐時期，賦稅方面唐朝主要依賴於江淮地區的藩鎮，而應對吐蕃的威脅，唐朝則依賴於西部的藩鎮。而應對北方的邊患時，也是同理由此可見，唐朝所以能夠與藩鎮共存，主要也在於唐朝需要藩鎮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諸如，歷史上聲勢浩大的黃巢起義，便是藩鎮維持唐朝的一個例子。當時，黃巢起義軍一路直逼長安，而唐朝的神策軍，在對抗起義軍的時候，卻是一敗塗地。這之後，黃巢起義所以能夠被鎮壓，則在於藩鎮勢力的聯手，才將唐王朝從生死邊緣拉了回來。

簡單的可以分成兩點來看，一是朝廷內部不服輸，想著以毒攻毒再爭取重獲生機；二是外部藩鎮中尚未出現一家坐大的節度使。

唐朝是中國曆朝歷代中最輝煌卓越的存在，各種盛世爭相登場，太宗高宗以及武皇帝和玄宗的治理使得唐朝文化空前發展，以至於我們忽略了唐的軍事力量也是獨一檔的存在，太宗時期能夠收拾東突厥西域，高宗時期能夠收拾西突厥高句麗，這些都是鐵錚錚的事實，這樣強大的軍事力量唐朝是怎麼安排的呢？

唐朝的軍隊和今天的差不多，都是由一個個軍區一樣的構成的，當時稱為節度使，鎮守一方水土，這樣的情況有很大的問題：地方容易坐大，中央衰弱。這種情況在唐玄宗中期以前一直沒有發生，因為中央足夠強大，但是“安史之亂”後，中央不斷衰弱（皇帝死的太快太多），內有宦官干政，外有藩鎮虎視眈眈，一旦發生某一個節度使作亂，中央沒有能力平亂，只能不斷給各個節度使更多的權利或者分封更多的節度使，讓他們自己狗咬狗。

其實“安史之亂”已經耗盡了唐朝的氣運，接下來的一百多年裡都只是苟延殘喘。中央不想放棄希望，地方勢力中又沒有一家獨大可以橫掃其他節度使的存在，所以一直拖，拖到唐朝失去最後一點希望或者一個強大的勢力出現！

因為這些藩鎮從本質上，還是打算在唐王朝的框架之下，來維持自己的利益。

藩鎮形成利益集團，節度使只是代言人，此利益集團只想維持即得利益，因此不會進攻朝廷。

唐朝需要藩鎮的支援，才能維持統治。

在中晚唐時期，賦稅方面唐朝主要依賴於江淮地區的藩鎮，而應對吐蕃的威脅，唐朝則依賴於西部的藩鎮。

綜上，唐朝所以能夠與藩鎮共存，是雙方各取所需，形成了一個恐怖的動態平衡，直到黃巢的出現，打破了這個平衡……

唐朝自玄宗朝安史之亂後，唐朝的國力開始由盛轉衰，唐代宗上臺後為了平息安祿山叛軍，也只能依靠各地的藩鎮勢力。在平定安史之亂後，國家已經沒有能力來處理各地的藩鎮勢力。

畢竟國家剛剛從戰火中走過來的，為了犒賞平定安史之亂的功臣和安史之亂中接受朝廷招安的降臣，朝廷也分封了大量的節度使。

為了防禦“河朔三鎮”，朝廷在河東、河南一帶有設定了一大批小的節度使，將河北緊緊包圍。但是時間久了，這一大批的“防禦型”節度使也產生了離心力，開始想要割據稱王。於是，朝廷只好在江南、關中、西南等地在設立一批節度使，把之前的一批“防禦型”節度使再度包圍起來。

　　這樣，整個大唐天下就被大大小小的節度使瓜分殆盡。但這個時候，大部分節度使還是聽朝廷的命令的。因為朝廷裡還有兩股勢力：宰相派和太監派。

　　宰相派，以出身門閥士族的文官為主，“鄭半朝”、“李半朝”都是在這個時候。他們掌握著天下的人才、經濟、輿論，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太監派，以皇宮裡的太監為主，以依附於他們的徒子徒孫為輔。他們掌握著唐朝新的中央軍——神策軍。這支軍隊有十幾萬人，戰鬥力強大。

　　你看，繞來繞去，唐朝的政治格局還是三方勢力相互制衡。這個時候藩鎮很強大，朝廷沒有辦法徹底剷除，只能透過制衡來維持天下的穩定。

　　如果哪個節度使造反了，那麼朝廷就號召周圍的節度使一起圍毆他，不聽命令的話，神策軍就出去打那個不聽話的。所以，天下藩鎮大部分都是聽話的。

　　這種局面，雖然不復盛唐的聲勢，但能維持。

回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藩鎮形成的原因。

邊境安寧一直是歷代統治集團面臨的首要問題。

從秦朝開始由太子扶蘇監軍協助蒙恬鎮守北方，到漢武帝一改和親政策，任用衛青、霍去病二員虎將以雷霆萬鈞之力橫掃匈奴，北定邊疆。

從隋煬帝出兵四夷、三徵高麗到唐太宗御駕親征高麗及西北的吐番。一直都未徹底解決邊境的穩定。

直到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年），為加強邊境軍事力量，始派節度使領兵屯邊。節度使及其軍隊，時稱藩鎮或方鎮。

這樣做有幾方面好處：一是安定邊境，減少將士頻繁調動，有利於軍心的穩定。二是邊境將領和士兵的家屬一道遷入，駐守屯田有利於開發邊境，做到自給自足，豐衣足食。三是減輕了朝廷的經濟負擔。

從景雲二年（711年）四月，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領充河西節度使為標誌，至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北方逐漸形成平盧、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都護四鎮、北庭、伊西、劍南、嶺南等10個節度使。

由於節度使是武官擔任，他們手握軍事、行政和財政大權，成為地方實力派。後期基本上是父承子、子傳孫，都是土皇帝。

天寶時期，由於玄宗寵幸楊貴妃，重用奸臣李林甫和楊國忠等，政治十分腐敗。755年，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安䘵山在范陽起兵叛亂。

“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叛軍動亂的訊息是對繁榮興盛的大唐帝國當頭一棒。安祿山一路勢如破竹，很快攻破東都洛陽。後來唐軍貿然出擊，致使潼關失守，唐玄宗逃往四川，安祿山進駐長安。7年的安史之亂，極大的破壞了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唐朝自此一蹶不振，開始走向衰落。

平定安史之亂後，為什麼朝廷不制約節度使的權力，一撤了之不是更好的嗎？

其實這個問題很複雜。一是邊境需要將士守衛，如果將他們撤掉，大唐就失去了屏障，豈不是羊入虎口，任異族宰割嗎？想必古代人不是那樣的弱智；二是假使撤換所有節度使派一批新人去鎮守，那些舊的將士如何安置？本來入不敷出的財政支出如何安置新老軍人，難道朝廷不考慮嗎？三是發動叛亂只有安祿山、史思明二人，因為他們早就有野心及準備，其他節度還基本上履行了職責。

俗話說“兩權相較取其重”。所以，安史之亂結束後，唐中後期仍然分授安史舊將為河朔三鎮節度使，這是安撫之策，也是無奈之舉。他們在轄區政策未變，擴充軍隊，委派官吏，徵收賦稅，繼續形成藩鎮割據局面。

因為這是唐代制度造成的，誰也無法扭轉。所以他們都不賣朝廷的賬，藩鎮之間互相兵戎相見。雖經朝廷平亂，有所緩和，表面上服從中央，不久又恢復常態。藩鎮割據持續150年，動搖了唐王朝的根基。由於積重難返，最終導致了唐朝的毀滅。

作為“安史之亂”平叛不徹底的衍生品，藩鎮割據成為了唐朝中晚期歷史的一個最為真實的寫照。這中間，以河朔三鎮為起點，到唐朝末期的時候，除了長安一帶的地區以外，各地基本都脫離了唐王朝的管轄，成為了割地稱雄的一方藩鎮。那麼，“安史之亂”後的唐朝，為何能夠和藩鎮共存140多年之久？

我們若有了解藩鎮，就必須瞭解唐朝藩鎮形成的原因。藩鎮的形成，看似是因為“安史之亂”這場變亂，可實際上，藩鎮割據的形成，同唐朝一直以來的節度使制度有著很大關係。因為，節度使在任職一方的時候，同時也掌握了所屬地方的所有權力。所以，當唐朝國力鼎盛的時候，節度使尚能安分守己，而一旦有變亂髮生，節度使則會擁兵自重，競相逐鹿於中原。可是，說到唐代的藩鎮，則還是讓人感覺有些奇怪。這是因為，藩鎮作為和唐朝敵對的力量，兩者之間卻做到了共存，以至於共存了140年之久，直到唐朝滅亡為止。

首先，造成這樣的原因，主要還是同藩鎮自身有著很大的原因，唐代的藩鎮之亂不同於“安史之亂”。“安史之亂”的根本目的，還是在於推翻唐王朝 ，繼而改朝換代。地方藩鎮在這方面，則有很大的不同，這些藩鎮從本質上，還是打算在唐王朝的框架之下，維持自己的利益。這就產生了這樣一種情況，那就是，藩鎮對於唐朝的彈壓，始終都採取一種守勢。最後，無奈之下，唐朝只得承認藩鎮的地位，而藩鎮也擁立唐朝為正統。

這樣的情況，實際上在唐朝晚期的時候，有很大的體現。自公元820年，唐憲宗死後，藩鎮勢力中最大的河朔三鎮復叛，這之後唐朝雖然有過征討，但最終也是無功而返。但是，這之後的藩鎮在對待唐王朝的問題上，也有所收斂，年年向唐朝進貢。這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局面，那就是唐朝開始預設藩鎮割據，以至於，各地的藩鎮如雨後春筍一般迅速的充斥大江南北，這個時候的唐朝自然也就形成了同藩鎮共存的局面。

同時，唐朝能夠跟藩鎮共存的一個主要原因，還在於唐朝需要藩鎮的支援，才能維持統治。後世的南宋曾有人指出過這樣的觀點，這個觀點就是，唐朝之所以能夠在“安史之亂”後，依然苦苦支撐，則完全在於藩鎮的維繫。在中晚唐時期，賦稅方面唐朝主要依賴於江淮地區的藩鎮，而應對吐蕃的威脅，唐朝則依賴於西部的藩鎮。而應對北方的邊患時，也是同理。

由此可見，唐朝所以能夠與藩鎮共存，主要也在於唐朝需要藩鎮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諸如，歷史上聲勢浩大的黃巢起義，便是藩鎮維持唐朝的一個例子。當時，黃巢起義軍一路直逼長安，而唐朝的神策軍，在對抗起義軍的時候，卻是一敗塗地。這之後，黃巢起義所以能夠被鎮壓，則在於藩鎮勢力的聯手，才將唐王朝從生死邊緣拉了回來。

歷史就是如此，當時沒有人想到的是，藩鎮居然與唐朝一直共存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這樣的情況，不禁讓後世為之感嘆。可正當我們為此感嘆的時候，卻發現，唐朝與藩鎮共存的背後，實際上有著諸多錯綜複雜的原因。以至於，最終唐朝也毀在了藩鎮的手中。公元前905年，宣武節度使朱溫滅唐自立，“安史之亂”後堅持了140多年之久的唐王朝，最終徹底的走下了歷史的舞臺。

“安史之亂”持續了七年,戰爭把唐朝的國力用到了極限，官兵也把百姓壓榨到了極限。安史之亂過後，整個中國北方受到了嚴重的破壞，所謂“人煙斷絕，千里蕭條”“蕭條悽慘，獸遊鬼哭”，如烈火烹油一般的開元盛世一下子給打沒了。實際上，說是唐朝剿滅了叛軍，這話大有折扣。

在平叛戰爭中，一些叛軍將領見風使舵，投降了朝廷。這種投降只是名義上的臣服，軍隊、地盤都不上交，只是要朝廷任命他們為節度使。這些人掌管轄區內一切軍政大權，不交賦稅，權力還可以由子孫繼承。實際上，他們就是割據一方的軍閥。

在古代，“藩” 可以用來指由朝廷分封的諸侯國。“鎮”是唐朝的地方行政單位，在安史之亂之後，那些由中央朝廷任命的，獨立性很強的地方軍閥，就被稱為“藩鎮”。當時，並非所有的藩鎮都不聽朝廷號令，除了原本是叛軍舊部的一些藩鎮外，大部分藩鎮還給朝廷上交賦稅，聽從調遣。因此唐朝沒有在安史之亂後立刻滅亡，仍舊維持了一百多年。

但是在這一百多年裡，唐朝進入了江河日下的“中晚唐”時期，首都被反覆攻陷，皇帝動不動就抱頭鼠竄。換句話說，從安史之亂後唐王朝就一蹶不振。從時間點上看，安史之亂正好位於整個唐朝的中點。在一般人的印象裡，唐朝總和“強盛”連在一起，其實唐朝只有一半時間是強盛的。

藩鎮追求的是自由自在、子孫相傳，並沒有取皇帝而代之的政治野心；皇帝削藩是要打仗、花錢的，是一件很麻煩、很費心思的事情，中晚唐大多數時候皇帝直接掌握的力量並沒有對藩鎮的壓倒性優勢，少數傑出帝王還沒有把削藩工作當作頭等大事來抓，或者沒有堅持到底，這才讓藩鎮這個問題貫穿了唐王朝的整個中後期。

安史之亂前，雖然早就有掌握地方行政、軍事大權的節度使存在，但唐王朝仍然能夠牢牢控制住各地軍隊。安祿山起兵造反實際上是不具備成功可能的，一直到現在，專家們對安祿山下定決心起兵造反的真正原因仍然眾說紛紜。

安史之亂後，唐王朝磕磕絆絆的消滅了安祿山、史思明兩家四人，並以史朝義死亡作為平叛勝利的標誌，但大批叛軍將領仍然存在，還都保持著一定的軍事力量，尤其在安祿山的老巢幽州、河北一帶。

當時唐軍主帥是僕固懷恩，對這些叛將的態度非常曖昧，處置相對溫柔，後來這也成為僕固懷恩叛唐的罪證之一。

之後僕固懷恩叛唐、吐蕃大舉入侵，唐代宗只得把唐軍主力調動到西北。這種情況下，投降的叛軍將領和大批叛軍原地搖身一變成為唐軍，河北一帶雖然名義上仍然是唐王朝領土，但實際控制者大多是安史叛軍餘孽。

這些叛軍餘孽一直擔心朝廷會秋後算賬，於是緊密團結在實力最強大的幽州、魏博、成德河朔三鎮周圍，只是維持一個表面上對朝廷的服從，不按規定裁撤部隊反而招兵買馬，不接受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員和軍隊將領，還要控制地方上的財政和稅收，把自己的地盤真正的變成了一個獨立王國。

（早期河朔三鎮）

從藩鎮出現那一天起，唐朝皇帝們對自己國家內有那麼幾塊地方、那麼幾個人不服從自己號令就表示出充分的反感，大多數皇帝都在千方百計解決這個問題。

這裡也分幾種情況，第一種是想先解決身邊的宦官問題，再解決外邊的藩鎮，有這種想法的人都敗在宦官手裡，根本沒機會面對藩鎮，比如唐順宗和唐文宗；第二種是想借助宦官力量，先解決藩鎮問題。這種大多取得一定進展，其中唐憲宗甚至基本上解決了藩鎮問題；當然，也有第三種，這兩個問題都不想解決，讓宦官陪自己玩兒，讓藩鎮給自己進獻各種稀奇古怪的好玩意兒，這種代表皇帝就是唐懿宗、唐穆宗、唐敬宗。

解決藩鎮問題比較下功夫的是以下幾個皇帝，他們雖然沒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但至少把原來少數藩鎮進行了拆分，藩鎮總數達到四十餘個，數量多了地盤就小了，實力也就弱了。

（晚唐藩鎮形勢圖）

唐德宗：

唐德宗之前的唐代宗基本穩定了與吐蕃的局勢，國力也有所恢復，所以有一定想法的唐德宗上臺伊始就想拿藩鎮開刀。但當時離安史之亂剛剛過了20年，藩鎮尤其是安史餘孽出身的藩鎮仍然保持著對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充分戒備，且老兵悍將尤在，所以唐德宗削藩行動進展不順。拖的時間長了就會發生變化，涇原兵變把唐德宗攆出了長安，本來是參與平叛的唐軍也變成了叛軍，一些野心家徹底中斷了唐德宗的削藩努力。但當時畢竟唐王朝還是有底蘊的，唐德宗在名將李晟等人的努力下消滅了叛軍中的出頭鳥，並原諒了其餘叛逆者，再次恢復了唐德宗削藩前的局面。之後的唐德宗下了罪己詔，並在餘下的皇帝生涯當中不再對藩鎮下手，只是一門心思琢磨吐蕃，聚斂錢財擴充了皇帝直屬的神策軍，為之後唐憲宗削藩奠定了基礎。

唐德宗時期實際上是具備削藩成功可能性的，就像打地鼠，出來一個儘快就打掉一個，用全國之力消滅只佔數州之地的藩鎮並不十分困難。但唐德宗空有理想，不識人，且多疑獨斷，浪費了國家重新統一的最好時機。

唐憲宗：

唐憲宗是唐德宗的孫子，他的父親唐順宗只當了半年皇帝，所以他完整的繼承了唐德宗的一切成果。唐憲宗同樣懷著復興大唐的想法，而且比他爺爺運氣要好得多，一來是名臣、名將輩出，有杜黃裳、李吉甫、裴度等名相，還有高崇文、李光顏、李朔等將領；二來反叛的藩鎮明顯按照先易後難的順序出現，給了唐憲宗逐步積累經驗、逐一消滅對手樹立權威的機會，後期平定淮西吳元濟、淄青李師道兩次大戰役都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唐憲宗後期藩鎮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國家重新統一，史稱元和中興。只要唐憲宗再堅持一段時間，繼續鞏固成果，等到把各藩鎮上上下下全都換一遍人之後，藩鎮也就徹底消失不會再反覆了。可惜唐憲宗著急長生，吃長生藥，結果很快就死掉了。

之後的唐穆宗、唐敬宗繼承了唐憲宗元和中興的成果，也徹底糟蹋了元和中興的成果。唐穆宗繼位初期，河北藩鎮再叛，唐穆宗雖然仍然起用了元和中興名相裴度掛帥平叛，但朝中用的宰相大多是對藩鎮姑息的主和派，他們嚴重拖了裴度的後腿，裴度平叛戰局難以取得進展，無奈只得退兵承認藩鎮，國家統一局面再次被破壞。

唐武宗：

唐武宗在位的時候，離元和中興已過了20年，藩鎮尤其是為首的河朔三鎮羽翼已豐，難以採取軍事手段撼動。但這些強藩也並沒有其他政治野心，只要皇帝不多事，允許他們父死子繼，他們也能維持對皇帝表面上的尊重。甚至他們認為有些特權是他們幾個強藩的專利，其他新出頭的藩鎮如果有想法，他們還會鼓勵甚至支援皇帝削藩的軍事行動。

唐武宗時期就是這麼個情況，昭義想父死子繼沒有得到朝廷同意，就發動反叛，唐武宗果斷採取軍事手段削藩，並取得徹底勝利。

唐武宗在位期間史稱會昌中興，國力恢復。當時最好的契機是河朔三鎮中的幽州因內部糾紛，最後的勝利者張仲武並不是個純粹的割據軍閥，能夠較大程度服從朝廷的命令，這就打破了河朔三鎮守望相助對抗朝廷的局面，使得唐武宗具備徹底解決河朔三鎮重新統一國家的可能性。但唐武宗又在關鍵時刻犯了唐朝皇帝的老毛病，吃藥求長生吃死了，輔助唐武宗實現中興的宰相李德裕又被繼位的唐宣宗拿下，唐宣宗雖然也能算是一代明君，但對藩鎮並無徹底解決的想法，藩鎮問題就留給了之後的唐懿宗等三個比較差勁的皇帝。

（唐憲宗，是離徹底解決藩鎮問題最近的一個皇帝）

唐僖宗時期爆發了王仙芝、黃巢起義，唐王朝無奈再次放開了對各地藩鎮的束縛，藉助藩鎮和外族的力量艱難的鎮壓了這次蔓延全國的起義。之後，立下大功的藩鎮，投降的起義軍將領如朱溫，包括借來平叛的李克用等外族，這三者基本上控制了唐王朝絕大多數領土，唐朝皇帝要錢沒錢，要兵沒兵。最後的末代皇帝唐昭宗有心殺賊卻無力迴天，被各勢力反覆控制。

當皇帝徹底失去權威後，藩鎮們按標準爭霸路線圖，開始了互相吞併的選拔賽，最後朱溫勝出，唐王朝滅亡。

總之，唐朝藩鎮並非是一個不可解決的死局，一直存在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唐朝皇帝自身，有的是沒有把事情做到底，有的是能力不足，還有的是方式方法錯誤，更有的是態度不端正。但正如我反覆強調的，自從李治、武則天兩口子把皇權推到頂峰、皇帝再無人能夠制約之後，無論好壞都要由老李家承受，這才是唐王朝一切歷史問題的根本原因。

唐朝的統治因為藩鎮割據而分化，但又因為藩鎮割據而得以維護。唐朝藩鎮與唐朝朝廷長期共存的原因，要從藩鎮為何長期存在和中央朝廷為何沒有解決藩鎮問題兩個方面來分析。

唐朝藩鎮得以長期存在絕對離不開中央朝廷所賦予的極大的政治自由。各地藩鎮就相當於一個獨立的小王國，擁有自己的軍隊，獨攬財政收入，還擁有自己的政治集團，藩鎮節度使的官位還可以繼承下去，在這些原因的綜合作用下，各藩鎮與中央之間的關係較為穩定，不會突然反叛。

其次唐朝中央政府無力消滅藩鎮割據，尤其是在“安史之亂”以後，當時的唐朝中央政府對於“安史降將”的處理不當，進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力量，致使朝廷無力解決地方藩鎮割據問題的問題，除此以外唐朝的軍費開支過於地方化，中央無力支援高額的軍費，需要依靠地方來抵禦外來略，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自然不敢貿然破壞中央與地方藩鎮之間的和平局面。

唐朝藩鎮割據問題開始於“安史之亂”以後，當時的唐朝政府為了迅速解決動亂，把在邊境地區的藩鎮制度拓展到了內地，在內地重要的藩鎮設立了節度使，這些節度使牢牢把控地方政治、經濟、軍事。在“安史之亂”被平定後，很多節度使開始蔑視中央朝廷。他們雖然表面上受中央政府的管轄，但實際上並不完全遵守中央的命令。

（一）政治原因

唐朝各藩鎮節度使有極大的政治獨立性，各藩鎮有自己的法律和官員體系，節度使的職位也是可以繼承的，中央政府對此不能隨意更改。可以說小小的地方藩鎮就相當於一個獨立的王國。較高的獨立性在導致藩鎮與中央政府之間的聯絡較弱，一定程度上也減少了雙方矛盾。

（二）經濟原因

唐朝邊境地區的土地制度一般是“屯田制”或者“營田制”，在這種土地制度下，土地的所有權為國家所有。當時的地方節度使往往擔任多個官位，比如說帶度支、營田使等。這就致使地方的土地以及財政收入也被牢牢掌握在節度使手中，這些地方節度使不僅掌握著大量的國家屯田，他們自己還在地方擁有著大片的土地，是絕對的大地主。

在《舊唐書》中記載，當時的中央政府曾將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稹調任為淮西節度使，但他卻推辭上表“臣去秋種的麥，請代收麥畢，赴上。”

隨著地方節度使勢力的壯大以及中央的式微，這些地方節度使常常會不向中央朝廷繳納賦稅，這導致財富留存於地方，藩鎮有了長期存在的物質條件。

（三）軍事原因

地方節度使還把握著地方軍事，地方節度使手中有支特殊的部隊，這支部隊由地方豪強的子弟兵組成，被稱為“牙兵”。這些“牙兵”與節度使一樣代表的是地方大地主階級的權利，他們必然會為了維護自己在地方的利益而拼命戰鬥。當然如果節度使所推出的政策違背了他們共同的利益，這些“牙兵”也常常會發動兵變易主。

地方節度使們深知這一點，為了保證自己的權利不被剝奪，利益不被損害，自然也不會推出違背大地主階級利益的政策。

（四）各藩鎮之間的關係複雜

在多種原因的影響下，各藩鎮之間的關係也極其複雜。有些藩鎮形成了政治軍事聯盟，有些藩鎮相互抵抗，又有些藩鎮依賴於其他藩鎮，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牽一髮而動全身。

當時的藩鎮叛亂其實大多發生在藩鎮內部，一般都是地方豪強地主不滿節度使的管控而發生的暴亂，很少有直接反叛中央的大動亂。各藩鎮也是承認中央政府的統治的，這種態度避免了地方與中央敵對狀況的出現，比如說唐德宗時的“四鎮之亂”，雖然這四位節度使雖然接連稱王，但在表面上依然尊唐朝中央為正統。

（一）對於“安史降將”處理失當

在平定“安史之亂”後，對於這些“安史降將”的處理唐王朝採取了“招安”的態度，將河北地區分封給了這些投降的將領。在“安史之亂”前整個唐朝只有十多個藩鎮，而且都設立在邊境地區，“安史之亂”藩鎮在全國範圍內發展到了四十多個。

這些安史降將被分封的河朔地區，就是過去安祿山所管轄的轄區，可以說安祿山過去的根基就在此地，這些“安史降將”對此地頗為熟悉，他們分封在這一地區能很好的掌握過去的資源。這一措施為之後唐王朝的藩鎮動亂埋下了禍根。

（二）軍費開支地方化

在“安史之亂”之前，唐朝政府實行租庸調製來保證軍隊供給。“安史之亂”時期，唐朝中央自身難保，根本無法從全國範圍內控制和調撥糧草供應軍隊。為了保證軍事活動的正常執行，政府下令各藩鎮自己供應當地軍隊。這個做法在當時減輕了中央的負擔，但也造成了地方勢力的壯大。

在“安史之亂”被平定以後，唐朝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在江南地區。這使唐朝政府的財政週轉缺乏靈活性，只要江南漕運稍微停頓，中央政府就會陷入全面恐慌當中。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很難支援大型的軍事活動。

（三）中央朝廷內部矛盾重重

當時的中央朝廷內部矛盾錯綜複雜，各種勢力干擾牽制，這也是唐朝中央政府沒能消滅藩鎮割據局面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於“安史降將”處理是這些矛盾的具體體現之一，當時的僕固懷恩父子與中央朝廷有著很大的矛盾，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招募同黨，他們接受了很多安史大將的投降，也是他們上表讓這些投降的將領擔任本地的節度使的。

唐朝中後期的宦官專權問題也十分嚴重，唐肅宗上位後，委託宦官李輔國等人執掌進軍兵權，到了唐代宗時期政府允許宦官出使求取，這造成宦官到藩鎮公開索賄的陋習愈發嚴重，最終加重了中央與地方藩鎮之間的矛盾。唐德宗時就連中央禁軍的統領權都被宦官管控。

（四）軍隊“外重內輕”

唐朝前期中央禁軍人數很少，地方府兵和募兵人數都收到中央政府的嚴格控制。但開元以後，邊疆地區的募兵隊伍漸漸壯大，但是中央軍隊卻沒有的任何變化，於是兵力“外重內輕”的問題愈發嚴重出，據統計當時藩鎮軍隊和地方軍隊加起來大約有五十萬左右，但是禁軍加起來也不足五萬。

在“安史之亂”後，地方和中央都開始廣泛招募士兵，但是中央兵力和地方比起來依然處於少數，不過在地方勢力的相互壓制之下，唐朝一直處於一個相對平衡的局面之下。唐朝在採取軍事行動時，主要依靠的是地方軍隊，這些地方軍隊是以藩鎮存在為前提的。這導致唐朝中央政府缺乏足夠的軍事力量來掃除地方割據勢力。

唐朝中晚期地方藩鎮和中央朝廷共存局面的形成，最主要的原因是雙方都有力地維護了自己的利益。在中央政策下，地方節度使的利益得到了極大的滿足，沒有公然反叛的必要性，中央朝廷又需要藉助地方節度使來抵禦外敵，平定起義自然也不會隨意剝奪地方權利。

唐朝中晚期的藩鎮之所以可以與朝廷共存，原因有三：

安史之亂被平定之後，參與叛亂的殘餘勢力得以在河朔等地聚集，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割據勢力。這些藩鎮節度使不由朝廷委任，地方財政也並不上交朝廷，並且軍事上與朝廷對抗。

這源於安史之亂對唐朝中央集權的衝擊，使得朝廷無法輕易消除河朔的割據藩鎮。於是，河朔等地的割據藩鎮勢力，得以與朝廷長時間並存。

由於河朔割據藩鎮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與唐朝朝廷的對立，朝廷不得不在中原之地設立藩鎮，警惕河朔割據藩鎮的威脅。由此，形成了受朝廷控制的中原藩鎮，這些藩鎮主要集中宣武、忠武、河東等地。

除了因安史之亂後，在河朔之地所形成的割據勢力，以及為應對河朔割據的中原藩鎮之外。原本藩鎮設立之初的目的，應對邊郡外族侵擾的功能性藩鎮，也是唐朝朝廷不得不繼續允許存在的藩鎮。

另外，還有包括東南可以提供大量賦稅等的功能性藩鎮，也是藩鎮能夠長時間可以與朝廷共存的重要原因。

總起來看，對藩鎮勢力的縱容，是唐中期安史之亂爆發的直接原因。但是，在平定安史之亂後，唐朝又不得不保留藩鎮，來維持統治的穩定。像戒備河朔割據藩鎮的中原諸多藩鎮，以及抵抗邊郡回紇等外族侵擾的邊疆藩鎮，以及能夠提供賦稅的經濟型藩鎮。這些藩鎮所能夠發揮的作用，都是藩鎮可以與朝廷共存的原因。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傳統的史觀認為,唐廷在安史之亂後於內地普設藩鎮是削弱自身統治力、助長地方割據的一種行為。但是如果我們將這些藩鎮中的政治實體與亂前的邊境諸節度使軍團進行比較的話,我們很明顯看到,經過八年的安史之亂,這些邊境大軍團的實力,無論是來自叛軍方面的東北節鎮,還是阻擊叛軍的西北節鎮,其實都已經大為削弱了。

並且,通過於內地普設藩鎮的方式,唐廷也已經對這些舊有勢力進行了分割。當然,唐廷對邊境大軍團的削弱是被動而不是主動的,而且在此過程中,唐廷本身的權威也遭受了重創。但至少在解決杜佑所說的“邊陲勢強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的危機中,唐廷確實是前進了一步。

下面我來細說一下藩鎮對於唐朝的影響：

一、關中藩鎮

自唐王朝用沙陀部落酋長李克用為太原節度使,助唐鎮壓黃巢起義,李克用遂據有代北、河東。 安史之亂後,吐蕃貴族蠶食河西、隴右地區,唐在西邊列置藩鎮,而且每年調關東軍隊到西邊防秋,並在岐州(治雍,今陝西風翔)置秦隴節度使,亦稱風翔節度使,於邠州(治新平,今陝西彬縣)置邠寧節度使,於涇州(治安定,今陝西涇川)置涇原節度使,於坊州(治中部,今陝西黃陵)置鄜坊節度使。這些方鎮,開始時是有屏藩首都,拱衛關中的作用的。

當然，唐廷最關心的還是帝國的政治中心關中,因此雖然關中的幾大派系都對平叛或抵禦異族有過重要貢獻,但德宗最先打壓的還是此地的朔方軍、四鎮北庭軍以及稍後入駐的幽州軍。

而儘管在打壓過程中引發了“奉天之難”這樣嚴重的危機事件,但事件平息後我們發現,關中藩鎮的問題確實是唐廷最先、也是最為徹底地解決的。

不僅如此,早在打擊關中三大派系之前,唐廷就已經開始著手發展神策軍,並且逐漸在關中構築起了一種神策軍鎮與邊鎮互相配合和制約、並且盈縮有度的多維度空間結構。這種複雜的政治空間結構也是其他地區所不具有的。

二、江淮藩鎮

德宗建中(公元780-783年)初,劉玄佐據汴(治浚儀,今河南開封)、宋(治宋城,今河南商丘)、亳(治譙,今安徽亳州)三州,稱汴宋節度使。劉玄佐死,唐王朝以汴州當運河通道,不能任其由父子世襲,故任東都留守董晉為汴宋節度使,把汴州的地方統治權收歸朝廷。

代宗寶應元年(公元762年),以李忠臣為淮西節度使。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李忠臣為其麾下將族侄李希烈所逐,希烈自署準淮西節度使,尋更號申(治義陽,今河南信陽)、光(治定城,今河南橫川)、蔡(治上蔡,今 河南汝南)節度使。

德宗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希烈即皇帝位, 國號大楚。貞元二年(公元786年),為其親將陳仙奇毒死。仙奇又為吳少誠所殺。吳少誠為淮西節度使二十三年,病死,吳少陽繼立為淮西節度使五年,病死,子元濟匿喪。

元和十二年(公元 817年),憲宗命裴度、李愬破準西,殺吳元濟。由於淮西鎮全盛時,兵力北略汴州,威脅運河通道,故唐憲宗用裴度、李愬攻滅吳 元濟以保證運河的暢通無阻。徐州亦內地要鎮,德宗時,嘗置徐沂海觀察使,自李洧、高承宗再傳至高明應,年少,德宗以張建 為徐泗濠節度使,鎮徐州,自此徐州受唐政府節制。

江準地區對於唐帝國來說是僅次於關中的地方。自安史之亂爆發後,唐廷已經明顯意識到江淮作為帝國財政區的決定性意義。所以永王“東巡”的目的地、江淮都統的設立、以及德宗削藩戰爭之初設立統轄十五州的鎮海軍主要都是基於這方面的考慮。

不過在愈益依賴江淮財賦的過程中,唐廷也逐漸意識到,強大的江淮藩鎮的存在對帝國而言並不安全,所以德宗在削藩戰爭結束伊始、以及憲宗在即位之初,都選擇了削弱、甚至以武力打擊江淮藩鎮。

當然,唐廷對江淮藩鎮的制裁相對比較輕鬆,因為江準與亂前的開元十節度勢力沒有關係。不過,江淮在安史之亂後與南下的中原將領卻存在著一定的關係。

在韓滉與李錡這兩個鎮海軍勢力強盛的時代,當鎮的一些實力軍將都來自北方,並都對唐廷利用與穩定當鎮情勢起到過重要作用。中原將領勢力逐漸退出江淮,與德、憲二帝從軍政與財政兩個領域打壓江淮藩鎮的措施同時進行。

三、河南藩鎮

靠近河北三鎮的一些藩鎮,也仿照河北三鎮,鬧半獨立。如李正已據淄(治淄川,今山東淄博西南)、青(治益都,今山東青州)、齊(治歷城,今山東濟南)、海(治朐山,今江蘇連雲港西)、登(治蓬萊,今山東蓬萊)、萊(治掖,今山東萊州)、沂(治臨沂今山東臨沂)、密(治諸城,今山東諸城)、曹(治濟陰,今山東菏澤)、濮(治鄄城,今山東鄄城北)、兗(治瑕丘,今山東兗州)、鄆(治須昌,今山東東平西北)十二州,稱淄青節度使。由於淄青節度使割據的徐州等地區,是唐王朝的心腹地區,因此淄青五傳,到了元和世,終於被唐王朝平定。

德宗在制裁完關中藩鎮,以及憲宗在制裁完南方藩鎮後,都選擇了繼續向河南藩鎮開刀。而經過“四鎮之亂”與元和後期戰事,唐廷實現了對河南的收復。

儘管過程頗為艱辛,但考慮到平盧系藩鎮對帝國的巨大威脅,尤其是對作為帝國生命線的運路的威脅,唐廷在戰事結束後,立刻對河南藩鎮實施了分割,並且採取了種種“去平盧化”的軟硬措施。

四、河北藩鎮

安史之亂後,安祿山、史思明的餘部盤踞河北,田承嗣據貝(治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博(治聊城,今山東聊城東北)、魏(治元城,今河北大名北)、衛(治汲縣,今河南汲縣)、相(治安陽,今河南安陽)、磁(治滏陽,今河北磁縣)、洺(治永年,今河北永年東南)七州,稱魏博節度使,有眾十萬。

李寶臣據恆(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定(治安喜,今河北定州）、易（今河北易縣)、趙(治平棘,今河北趙縣)、深(治陸澤,今河北深縣）、冀(治信都，今河北冀州)、滄(治清池,今河北滄州東南）七州,稱成德節度使,有眾五萬。

李懷仙據幽(治薊,今北京)、薊(治漁陽,今天津薊縣)、營(治柳城,今遼寧朝陽)、涿(治范陽,今河北涿州)、平(治盧龍,今河北盧龍)、檀(治密雲,今北京密雲）、媯(治懷戎,今河北懷來東南)、瀛(治河間,今河北河間)、莫(治莫縣,今河北任丘北)九州,稱幽州盧龍節度使,有眾五萬。

《新唐書·藩鎮魏博傳》所謂:“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於廷”,“以土地傳子孫”,“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

“魏博(田承嗣)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史憲誠、何進滔、韓君雄、樂彥禎、羅弘信),傳十世。”“成德更二姓(李寶臣、王武俊),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廷湊反,傳六世”。“盧龍更三姓(李懷仙、朱滔、劉怦),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朱克融、李載義、楊志誠、張仲武、張允伸、張公素、李茂勳、李全忠、劉仁恭)。”這個河北三鎮,從此成為國中之國,形成半獨立狀態。一直到唐亡,這個局面,無所改變。

與關中、江淮、河南相比,帝國對河北的態度要複雜得多。安史之亂既然起於河北,因此河北的幽州、平盧勢力對帝國的威脅毫無疑問是最早也是最嚴重的。

亂後,河北依舊由出於安史集團的叛軍舊將佔領。唐廷不是沒有考慮過對盤踞在這裡的原東北節鎮勢力進行打壓,德宗初年的“四鎮之亂”其實主要針對的就是河北藩鎮。但是在唐廷與河北藩鎮的一次次接觸中,它終於不再期望全面“收復”河北了。兩者的關係最終在武宗時代以“河朔舊事”的規則比較清晰地確定下來。

這一過程,其實就是唐廷逐漸“放棄”河朔的過程。而這一放棄不僅是關乎唐廷有沒有能力收復河朔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唐廷有沒有意願收復河朔的問題。在對河朔的打擊中,唐廷現在更多地要視江淮的財力、以及關中禁軍與河南藩軍的兵力來行動。所以說,帝國的維繫現在主要依靠、而且幾乎只要依靠前三個地區就能進行,於是“收復”河朔在唐朝君臣看來反倒成了一樁賠本的買賣。

五、藩鎮與朝廷共存的原因？

實際上,從朝廷與地方的關係來看,不待“安史之亂”的爆發,以關中為政治中心的唐帝國,隨著將它的軍事力量逐漸部署在邊境、隨著政府部門需要不斷到位於河南的東都來食糧、隨著河南運路的開闢並漕轉江準糧餉入京,一個原先主要以關中就可自立的朝廷,現在不得不將軍事、經濟權力移交於其他地區。

而安史之亂爆發後的藩鎮時代,只是加快了這一轉變的程序,並且使之變得更有“效益”。所謂的“效益”就是帝國現在僅需要關中—河南—江淮這三個地區就可以維持其統治。它不需要親力親為地參與河北的軍事佈防,因為安史亂後處於半獨立狀態的幽州已經承擔了為帝國抵禦東北異族的責任。

所以就統治效益而言,犧牲江淮的財力與不顧威脅帝國心臟地帶的西部異族,去利用禁軍或河南藩軍收復既無太大經濟價值又可能導致軍事壓力的河北,意義顯然是不大的。

至於藩鎮時代的意義,就在於它見證了帝國從區域本位向中央本位的轉變。因此,雖然藩鎮時代的帝國就表面來看是帶有分裂傾向的,但實質上,帝國區域間的聯絡與依賴卻比過去來得更緊密了。

當然,這並不是說因為藩鎮體制的存在才導致了這一轉變,其實這一轉變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只是這一轉變過程中最為重要的“變革”階段是在藩鎮時代完成的。至於變革完成後的圖景,未來的趙宋王朝就是這種圖景的呈現。

朝廷本身不想和藩鎮和平共存，這個共存不是所謂的“和平共存”，是朝廷藩鎮之間，你幹不掉我，我也幹不掉你的動態結局。

朝廷想削藩，藩鎮想自立或者自保，雙方在安史之亂之後，又打了幾次規模不小的戰爭，最終打打停停，一直到黃巢崛起，覆滅唐朝。

在安史之亂結束的18年之後，781年，唐德宗時期展開了轟轟烈類的削藩行動，藩鎮自然不服，繼而爆發“二帝四王之亂”，包括四鎮之亂和涇原兵變等。

作戰區域包括河朔地區，關中地區，淮西地區，北方要地都陷入戰火，規模相當大了。

四鎮之亂的主要人物李寶臣就是安祿山的養子之一，在安史之亂最後時期，作為降將歸於朝廷，被封為成德節度使。

這類人還有不少，並不是真心歸附，繼續自置官吏，不向朝廷交納賦稅，勾結幽州朱滔、魏博田承嗣等藩鎮將領，割據河北，成為河朔三鎮之一。

安史之亂解決的相當不乾淨。

涇原兵變，唐德宗想唐玄宗一樣，被叛軍打的逃出長安，跑到陝西，仍被叛軍圍攻，一度流亡漢中。

這次藩鎮之亂，初期的李寶臣等安史殘餘勢力，到中期主力的河北新藩鎮朱泚、朱滔兄弟，後期主力淮西的藩帥李希烈，反叛原因各不相同，其中的矛盾也相當複雜。

此亂結局由朝廷勉強勝利，名將李晟帶領神策軍，擊敗叛軍收復長安，叛軍內亂而歸降朝廷結束。

時隔20年，805年，剛剛上任的唐憲宗，即位之初立馬開始新一輪的削藩行動，這一次的削藩力度也很大，雖然沒有徹底解決藩鎮問題，但總體效果是有的。

唐憲宗的一大作為，就是主張依靠中央兵力來解決問題，而不是以前的“以藩鎮制藩鎮”的策略，那隻會產生更多的藩鎮。

他強化了中央神策軍的實力，接連平定了淮西、淄青，河朔三鎮等一批最強勢的藩鎮勢力。

知名的唐中期名將李愬“雪夜入蔡州”，就是平定淮西藩鎮的歷史事件。

唐憲宗在位15年，主要功績就是削藩平亂，且頗有成效，史稱“元和中興”。

唐憲宗於820年過世，而王仙芝、黃巢等人的起義在875年，中間的50餘年已經可以稱為唐後期時代了。

這段時期，藩鎮們也沒閒著，憲宗剛過世，821年，安史之亂的“隔代嫡傳”，河朔三鎮，盧龍鎮、成德鎮、魏博鎮再次反叛。

朝廷派兵討伐，失敗告終，基本放棄了收回河北控制權。

眼看著朝廷逐漸失去控制權，中原附近的親唐藩鎮，也逐漸開始了自立的步伐，朝廷越發控制不住局面了。

835年，發生了“甘露之變”這件大事，宦官開始掌握軍政大權，就更已經無力節制藩鎮了。

這時期之後，已經不是唐朝平定藩亂了，而是藩鎮之間的混戰割據搶地盤，逐漸向五代十國的混亂方向發展。

同時期的農民起義也已經開始了，黃巢等人也開始走向歷史舞臺。

朝廷和藩鎮之間不是所謂的和平共存，所謂共存，只是沒有實力消滅對方，雙方的戰爭一直就沒怎麼停，直到一方首先扛不住，事實證明是朝廷先扛不住。

藩鎮的規模也是越打越大，玄宗時期天下有：天寶十節度，唐德宗時期就有了：元和四十八鎮。

另一個層面說，唐代朝廷和藩鎮能持續共存也是外力的存在，朝廷主張消滅的是割據的藩鎮，也有很多不割據的藩鎮，朝廷需要他們來抵抗外部侵略，安祿山反叛前就成功壓制住契丹和奚族。

從朝廷自身來說，蠻僚、契丹、奚、突厥、吐蕃、回鶻、室韋、靺鞨等外族都是邊患，中央財力不足，壓力又大，所以一邊消滅強勢藩鎮，一方面又設定新的藩鎮，也是為難。

唐朝雖然受困於藩鎮勢力，但還有個事實是，面對眾多的外族勢力，沒有受到外族的侵略，不得不說是眾多的藩鎮起到了作用。

我是狼君，一個愛讀歷史的工科小夥兒

一場突如其來的安史之亂，將大唐盛世攔腰折斷，一棵參天大樹被一場長達八年的“風暴”摧殘地枝殘葉落，但就這樣一個看似已經沒有可能再次“開花結果”的“大樹”，卻又延續了140多年，這其中就有各地藩鎮為大唐的輸血續命。

安史之亂的爆發和結束，皆因藩鎮制度，地方藩鎮在安史之亂中，弊端已經顯現出來，但唐朝依舊沒有廢止藩鎮制度，其原因就在於藩鎮制度在維護唐朝後期統治的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認為唐王朝是依附於藩鎮而存在的。

藩鎮制度的確應該為唐朝後期的國家動亂負責，但從數量來看割據叛亂的藩鎮只佔唐朝所有藩鎮的很小的一部分。唐朝中後期，共設藩鎮總計89個，參與過叛亂的藩鎮只有11個，其他藩鎮在維護唐王朝的通知上有著重要作用。

①藩鎮對唐王朝軍事鞏固的作用

現在我們看到更多的是藩鎮制度對於唐朝統治的破壞，但實際上叛亂在唐後期的140多年間，只有零星發生，反而藩鎮是保衛唐王朝統治的重要軍事力量，唐朝對地方的有效管控，全賴藩鎮，只不過藩鎮的反叛和唐最終亡在藩鎮制度上，使我們對藩鎮的負面認知比較大。

雖然藩鎮有反叛，但是藩鎮也是平叛的重要力量，被譽為“再造王室，勳高一代”的郭子儀，就是平叛安史之亂的重要藩鎮勢力，而且在古代忠君報國思想的影響下，絕大多數藩鎮將領都是忠心大唐的，以藩鎮的軍事力量捍衛大唐。

七八年間，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勳高一代。及國威復振，群小肆讒，位重懇辭，失 寵無怨。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挾憾以報仇讎，晏然 效忠，有死無二，誠大雅君子，社稷純臣。——《舊唐書·郭子儀傳》

②藩鎮對唐王朝邊疆穩定的作用

唐朝最初設立的藩鎮，全部集中在西南、西北這些邊陲重地，對出任節度使的要求 “非上將、賢相、殊勳，鮮有出鎮者”，既顯示了藩鎮對於邊疆穩定的重要作用，又以功臣名將出任，保證對唐王朝的忠誠。

對於節度使，唐王朝時擁有絕對的任免權的，唐王朝對藩鎮有著強力的管控，在中央王朝的管控下，藩鎮才能發展軍事力量，進而戍衛邊疆。安史之亂後，為了內地也開始增設藩鎮，在戰時得以支援邊疆作戰，內外結合穩定邊疆。

長於應變，所歷四鎮，皆控邊陲。屬雜虜寇邊，國之移授，所至撫御，邊鄙晏然。——《舊唐書》

在藩鎮發展的過程中，其最初的作用，就是為了監察地方，以達到中央對地方的管控，雖然後期藩鎮的權利擴大，成為集軍財監大權於一體的地方政權，但是這一職能依舊沒有改變，對唐朝治理地方起著重要作用。

到唐朝中後期，藩鎮在中央與地方管理上，起到橋樑紐帶的作用，是唐朝治理地方百官的“耳目”，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同時解決了安史之亂後朝廷困頓的問題，減輕了朝廷負擔，可以說唐朝後期對地方的控制全仰仗藩鎮。

必令郎官御史，分命巡察，則乘驛蹔往，難於委知，諒無益於澄清，反有增於勞擾。其天下縣令，各仰本州府長官審加詳察。——《全唐文》

④藩鎮對唐王朝國家秩序的作用

藩鎮制度引發了安史之亂，藩鎮制度同樣平息了安史之亂，唐王朝的恢復同樣是因為藩鎮制度。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使唐王朝經濟奔潰，人口銳減，社會制度崩壞，恢復國家元氣的重任，也就落在了剛剛完成平叛任務的各個藩鎮身上。

在中央王朝的授權下，各地的藩鎮開始利用手中的權力恢復社會秩序，全力發展社會生產，安置流民，開墾荒地，唐王朝的經濟得以迅速恢復，社會秩序也逐漸安定下來，這其中藩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滑州瘡痍未復，城邑為墟，（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彰以身勵下，一志農戰，內檢軍戎，外牧黎庶，法令嚴酷，人不敢犯。數年間，田疇大辟，庫藏充積，歲奉王稅及修貢獻，未嘗暫闕。——《舊唐書》

⑤藩鎮在經濟上對唐王朝的支援

安史之亂後，唐王朝的經濟體制遭受巨大破壞，財政危機一直困擾著唐王朝，藩鎮成為了中央王朝向地方徵稅的重要機構，尤其是東南地區對中央王朝的賦稅，支撐唐王朝走過了這最艱難的一段路程。

地方藩鎮在各種稅收上支援唐王朝，在最初這些賦稅是要全部上繳中央王朝，而後中央王朝會再以軍費的形式下發一部分到地方藩鎮，可以實現即滿足王朝本身的支出，又能以富庶之地供養偏遠邊鎮，達到國家支出平衡。

時徐泗節度使王智興檄兗、海、鄆、曹、淄、青當徐道者，出車五千乘，轉粟饋軍，弘禮度道遠，乃自兗開盲山故渠，自黃隊抵青丘，師人大濟。——《新唐書》

⑥藩鎮對安撫安史餘黨的作用

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雖然叛亂的匪首安祿山、史思明等被剿滅，但是叛亂的諸部，有很大一部分是透過招撫安定下來的，這些藩鎮還擁有很強的軍事實力，貿然撤銷指揮徒增叛亂，所以唐王朝選擇了保留他們。

這些曾經叛亂過的藩鎮，為防止其野心再起，除了將其逐步分解，一點點瓦解其力量，在其仍保留有相當實力前，只能在其周邊再設立藩鎮防範，所以安撫安史餘黨藩鎮有著特殊的作用。

西蕃入寇，朝廷多故，懷仙等四將各招合遺孽，治兵繕邑,部下各數萬勁兵，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貢賦不入於朝廷，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也。——《舊唐書》

除了藩鎮制度對唐王朝存在的諸多影響，使得唐王朝不得不依存於藩鎮制度，實現中央王朝同藩鎮制度的共存，還有其他勢力對於藩鎮制度的支援，使藩鎮制度的施行有了載舟之水。

①打破門閥制度，獲得底層文士支援

自隋開創科舉以來，門閥制度被打破，大量出身寒門的文士得以被朝廷錄用，但是經過隋朝和唐初的發展，大家族掌握科舉和為官資源，寒門子弟為官升遷之路變窄，但藩鎮的出現又給了寒門子弟升遷之路。

唐朝中後期藩鎮制度的發展，隨著地方藩鎮獲得越來越多的權力，儼然成為了地方的小朝廷，對人才有了更大的需求，一些出身寒門的文士，因此得以在地方藩鎮為官，而後逐步進入中央，使文士十分支援藩鎮。

元和初（韓弘）第進士。自山南東道使府入為殿中侍御史。累遷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才十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新唐書》

②農民地位提升，獲得農民擁護

唐朝各地方的藩鎮，在安史之亂後為恢復發展經濟，安置了大量的流民，分配給他們土地耕種，讓農民有了活命生存的機會。有了土地的農民不再依附於地主，有了獨立的地位，使農民得到了真正的好處。

為達到穩定社會秩序的目的，藩鎮在朝廷的授命下，取消了土地買賣的限制，實行兩稅法，削弱了農民與土地、農民與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農民有了更多的生活方式；又降低了農民的生活負擔，得到農民支援。

戶無主客，以見居為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其租庸雜徭悉省……賦不加斂而增入。——《新唐書》

安史之亂過後，藩鎮已經成為唐王朝這個國家機器中的核心組成部分，在地方和對中央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是唐王朝統治地方，鞏固唐王朝統治的重要地方行政機構，維繫著唐王朝的中央集權，也因此唐王朝與其共存了140餘年。

中晚唐之所以能夠存在這麼長時間，反而要感謝藩鎮割據的產生，導致藩鎮之間，藩鎮與中央之間取得勢力平衡。這種平衡一被黃巢起義這樣的外力打破。大唐王朝這艘老舊的大船也就支撐不下去了。

藩鎮割據的根源，我們都知道是因為府兵制的破產，在唐玄宗他爹在位時開始設定節度使。但一直到安史之亂之前，節度使制度主要設定在帝國邊疆，起到開疆拓土和保衛邊疆的作用。

後來安史之亂讓整個大唐王朝元氣大傷，為了對付安史叛軍，唐帝國在內地大量設定節度使，使大唐帝國的土地上被一個個節度使瓜分。節度使事實上成為割據一方的大員。

當時大唐王朝的地方藩鎮可以分為這幾類：事實獨立型，主要以原安史叛軍的大本營東北部的河朔三鎮為主。江南財賦型。主要以保護江南財賦，維持大唐的經濟支柱為主。忠於中央型、和保衛邊疆型：如劍南西川和西北與吐蕃交戰的邊疆節度使。

在大唐藩鎮化的趨勢下，不但有中央和節度使的爭鬥和角力，甚至有節度使和手下驕兵悍將的鬥爭和角力。

節度使制度下，一般情況下募兵主要在當地進行。而且培養了一大批職業軍人。這些職業軍人和他們的家屬，構成了藩鎮割據的民眾基礎。有的時候，一個節度使能不能坐穩位置，不一定取決於在長安的李唐皇帝同不同意。很多時候取決於這一批驕兵悍將支不支援。比如河朔三鎮就隨時上演下層小兵火併節度使的下克上事件。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李唐中央掌握大義名分，還掌握了力量叫強大的神策軍可以對單個節度使保持優勢。單個節度使內部牙兵勢力強大，對保護節度使內部一畝三分地較為積極。讓他出去為節度使，為皇帝教訓其他不聽管教的節度使興趣就不大了。

所以你會發現唐朝中晚期到五代十國無數次出現過同一支軍隊內線作戰猛得一批，外線作戰稍不注意就撒丫子跑了的故事一再重演。

整個大唐在這樣的恐怖平衡中又維持了150多年，過程中有所作為的皇帝如唐憲宗、唐武宗會組織神策軍和聽話的藩鎮教訓一下不聽話的藩鎮，實現所謂的中興。但是不可能從根源上改變藩鎮割據的基礎。遇到稍微不爭氣的皇帝如唐敬宗、唐僖宗連一向聽話的藩鎮也開始桀驁不馴了。

如果沒有外力，大唐可能會像疾病纏身的老人一樣再拖的時間更久一點。在這樣的平衡中在保持的時間更久一點。

但是黃巢起義可是全國流竄的，他可不會限制在某在藩鎮的地盤上。

所以，黃巢起義的烽火，打破了大唐帝國中央與藩鎮之間、藩鎮與藩鎮之間的脆弱平衡。

在黃巢起義的烽火中，大唐帝國的中央權威和唯一的神策軍隨著僖宗逃奔到蜀中而煙消雲散。在剿滅黃巢起義的戰鬥中，崛起的朱溫集團、李克用集團、王建集團、楊行密集團等超級大軍閥實力已經遠遠超過李唐中央。

到了此時，李唐的滅亡已經是時間問題了。

因為安史之亂後，大唐皇帝對於還聽命於朝廷的軍隊，以及還效忠於朝廷的節度使們，再不敢像以前那樣信任。殺高仙芝與封常清，就是開了個頭。於是，禁衛軍的指揮權，基本交給了宦官，將軍們人人上皆有自危之感，像李光弼，憂慮成病而死，郭子儀，為自保，只能裝糊塗。如此，誰還敢出死力？

這樣，自廢了一半武功的朝廷，對於指揮不動的藩鎮，除了與他共存之外，還能幹什麼？

唐玄宗怠政，李林甫擔心節度使入相，危及自己的權力，為了長期獨霸相權，而破壞了節度使輪換，出將入相制度。然後，使節度使長期任職藩鎮，漸漸擁有了獨自招募兵員，收取轄地賦稅的權力。

這樣，朝廷、州郡與節鎮的相互制衡沒有了，藩鎮就成了國中之國。

尤其是安史之亂後。朝廷雖然平了亂，但河北藩鎮的獨立性卻仍然維持了下來。

一鎮節度使生老病死，節度使的兒子便在牙兵推舉下，自封為節度留後，並要挾朝廷正式任命。朝廷只得捏著鼻子給予承認。

節度使牙兵，也是中唐後藩鎮割據的推動者之一。

牙兵者，顧名思義，為節度使之爪牙也。各鎮節度使皆私蓄牙兵，節鎮最有戰鬥力，裝備最精，最驍勇的戰士，就是節度使的牙兵。這是藩鎮用於與朝廷抗衡的資本。

藩鎮因為要對抗朝廷，一個個在大搞堅甲利兵。於是，藩鎮的軍隊，幾乎全是精兵猛將。而朝廷唯一的直屬武裝力量，中央禁衛軍卻在一年年糜爛下去，

大唐朝廷失了自信，雄風不再，由此進入了惡性迴圈中，使得地方力量壓倒了中央，本末倒置。所藩鎮與朝廷共存，那還是賣了朝廷面子的，待到出了企朱溫這樣的，就乾脆取代了朝廷，也是水到渠成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認為可以從以下這些角度來加以分析和看待。

這麼說吧，我覺得“藩鎮割據”可以說是大唐王朝中晚期的一個標誌性特徵，其在整個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了極其“濃抹重彩”的一筆。

本來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應當具體詳談一下何為“藩鎮割據”，但由於其他朋友已做了較詳細介紹，所以我這裡就用自己的話簡單歸納一下好了。

所謂“藩鎮割據”，大致就是尾大不掉，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裡的意思唄。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頗有些類似東周（列國）末期，有的（某個）諸侯一家獨大，不把周天子放在眼裡，屢屢問鼎的意味。不過二者還是有本質區別的:前者往往與朝庭分庭抗禮，甚至不惜兵戎相見，長期這樣的話，最後會“發酵”為國家的大亂，直接動搖國家的統治根基，弄不好還會或直接或間接導致國家的衰弱直至滅亡。比如前後長達八年之久的、直接導致了大唐王朝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就是最好的明證；而後者呢，儘管某些不安分的諸侯（們）心裡也有想當老大的念頭，然而還不致於敢明目張膽的與周天子撕破臉皮，充其量只敢偶爾與周天子叫叫板，打上一仗，不過那在很大程度上是撼動不了周天子的統治根基的，至少在表面上眾諸侯與周天子還是有上下級或者說中央與地方的層級區別的。

事實上，上述論述其實也從某種深度上說明了為何“藩鎮”能長期和朝庭共存的原因所在。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他們中的任何一方也吃不掉另一方呀！大家都心有餘而力不足，鞭長莫及哇！所以只能長期對峙、彼此在戰略上處於相持階段了。

難道不是嗎！？

你想啦！彼此敵對、誓同水火的對立雙方，誰不巴望著幹掉另一方呀！然而的然而，短時間內均衡態勢打不破，故而只能大家你看著我彆扭，我看著你恨得牙根直癢癢啦……

這正應驗了那句我一直很喜歡的話——我就是喜歡看你既看不慣我卻又拿我無可奈何的那“囧”（或曰“抓狂[抓狂][抓狂][抓狂]”）樣。

事實上，憑心而論，也確實為他們感到難過呀！！

可是呢，他們又不得不承受……

想想也是，他們確實太難了！

難道不是嗎？？

說真的，他們走到這一步是真的太難了。

安史之亂後，本質上李唐已經沒有能力去消滅藩鎮了，代宗，憲宗，文宗，武宗，宣宗，對宦官的態度變化莫測，導致宦官勢力在皇位接替中尾大不掉，干預皇位繼承。大臣的黨爭也沒有有所改善，只憑皇帝的喜好來決定派系執政。而且宰相與宦官爭權更為嚴重。

上述皇帝不是沒有派遣過軍隊消滅地方藩鎮，並且是優勢兵力，但對於將領的不信任導致宦官監軍掣肘，雙方相互敵視以致戰爭失敗告終。最終對藩鎮妥協，並且為了制衡宦官的專權，造成中央和地方平衡狀態。

宣宗年間對吐蕃的戰爭也消耗了中央財力，人力，物力。藩鎮勢力平穩發展愈加強大。宣宗死後，直到唐朝滅亡，後繼之君懦弱不堪，再也沒有能力壓制宦官，這些逼宮弒帝，橫行專權，貪婪成性的太監怎麼會去管地方藩鎮。

唐朝當時有軍隊90萬左右，其中30萬人是忠於唐朝的藩鎮，他們主要用於防止藩鎮作亂和西北地區的吐蕃人;30萬人是朝廷的直屬的中央兵力,剩餘的30萬就是做亂的藩鎮。從兵力構成上來看，朝廷並沒有對藩鎮形成壓倒性的優勢，忠於朝廷的主要部隊也在藩鎮中，所以整個唐朝就只能和藩鎮共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