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具有教化功能，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毛詩大序》明確指出，《詩經》是用來“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巴拉巴拉講了這麼一大堆，其實是一個意思，那就是“詩”具有教育教化和移風易俗的社會作用。

當然“詩”的作用遠遠不止教育這一條，還有其他。“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簡化一下，風、雅、頌，是詩歌的功能，賦、比、興更側重於詩的創作手法。

風，是教化；雅，是唯美；頌，是讚揚。教化，這是最低的標準。唯美，這是提升的方向。讚揚，這是極致的表現。

那麼，什麼是“風”？作者解釋道“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這一來，就很直白了，也很容易懂了。

風，這個字在古漢語裡邊既是名詞，又是動詞。選用它，就是要強調，教育不能是個別行為，因為個別行為沒有用，要大範圍推行，才能達成目標。風吹的時候，影響所及，不是一條線，而是一大片！

我們常說一個地方的風氣如何如何，這裡的風就是指大範圍，不是指個別行為。

教化百姓的論點是否與孔子有關？《詩經》的內容早於孔子，文藝具備教化作用，這個想法和認識早已有之，但孔子將其明晰化並在教學中積極實踐推行。孔子的貢獻是非常巨大的！

以上回答，僅供參考。

因此，剛開始的時候《詩經》並不是來教化百姓的。教化百姓的功能源於孔子，他曾概括《詩經》的時候說是“思無邪”，並以此來教育弟子讀《詩經》，來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

到漢武帝的時候，由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詩經》被奉為儒家經典，成為《六經》或者《五經》之一。從此之後，封建統治者和士大夫，就用它來宣揚和實行修身養性、治國安邦，同時還以此為內容教化百姓。

這個功能一直流傳了兩千多年。隨著封建社會的滅亡，《詩經》也慢慢地迴歸到她本來面目，或者說是本質，是一部反映當時各地和周朝貴族的生活，社會風貌等的詩經，有著非凡的歷史價值和無法磨滅文學藝術價值。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相傳周代設有采詩官，深入民間收集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後交給樂官譜曲，演奏給周天子聽，作為施政的參考。還有一部分是周代貴族文人的作品。

《詩經》以崇尚美德為指引，歌頌母愛`親情`愛情，這些從日常生活中發出的共鳴，有著鮮明的現實性特徵。《毛詩序》歸納十五國風的社會作用及其特點說:“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明確指出之教化功能。

孔子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並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立言、立行的標準。漢成帝時，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五經》之一。

詩經最早就是一種反映各個階層的一種文集，你不要說孔子把它引入五經中就是教化百姓，詩經其實沒那麼大功能，而且，在古代，宋元明白話文出現，這種讀起來拗口的東西，可都不是讓下層人學的。說句不好聽的，這種有問文體規則的古文，古詩，那得是有一定文學素養的人才能看得懂。你拿一定文學素養才能看懂的詩經去教育普通人，這個開玩笑吧。

根據上天的安排，

《詩經》本來是拿來教中國人拼音的。

因為對民謠押韻的追究，

最終可引起對拼音的創造的，

孔子顯然不具有這種能力。

對孔子先生的神化，反而遮蔽了這個可能性。

沒有拼音字母的裂變分解能力，資訊不會發核爆，

科學就不會發生。就算再給你

5000年，你也是在扯談。

《歌經》

字句自帶麥克風，

思想幽深臥

《詩經》最初叫《詩》，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成書於春秋時期。《詩》可以認為是“周禮”的一部分，所錄大部分詩歌來自民間，據說，周朝設有專門的采詩官，採集民歌,目的是體察民俗風情、衡量政治得失；另一部分則為公卿、士大夫向周天子所獻之詩,那就多是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詩作了。在當時不是以一部文學著作行於世，它的社會功能要更為突出。其一，它是推行禮樂制度的工具；其二，它是實行教化的工具；其三，它是宮庭祭祀、典禮、宴會的工具。其四，它是外交活動的工具；當然它也是人民群眾表達情感的工具。作為表情達意的工具，古人透過“獻詩陳志”和“賦詩言志”的形式，對君王加以頌揚或諷諫，或申訴個人的冤屈或不幸，或在日常社交和外交場合表達感情意願。舉一個例子：《左傳》記載，楚國遭到吳國入侵，幾乎敗亡。楚將申包胥到秦國求援，秦哀公先是推託，但申包胥並沒有放棄，他在秦國宮庭外，不吃不喝，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被他感動了，就為他賦了首出自《詩經•秦風》的《無衣》：“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於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明確表示了秦國願意出兵救難的意思。

突出其教化作用，始於漢代，從漢代起，儒家學者把《詩》當作經典，尊稱為《詩經》，列入“五經”之首。用於教化百姓，應該與孔子有關，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意思是詩可以激發情志，可以觀察社會，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遠可以侍奉君王，還可以知道不少鳥獸草木的名稱。孔子的這番話其實就是在講《詩經》的教化作用的。

“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與孔夫子的論調一致。廣袤的土地沒有一寸不是君王的，生存在土地上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君王的奴隸。孔子的克己復禮其實就是想復辟周朝的奴隸社會。

所有的書籍看後都有心得，所謂的＂教化＂是強制性的，＂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自內省焉＂，見仁見智均在自身，見佛見魔也在自身，談何教化。

教化只是《詩經》的功用之一，不是唯一目的。《詩經》中的國風也就是民謠，大量反映了民生狀態和喜怒哀樂，包括對統治者的不滿。孔子說詩可以興觀群怨，可以多識花鳥魚蟲，詩無邪等，就是對《詩經》作用的說明，其中也有教化的意思。

客觀上是的。與孔子的觀點有關。孔子說《詩經》“思無邪”，等於是直接告訴百姓《詩經》中的每一首詩都可成為百姓行為或判斷事物對錯的指南。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記錄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歷史。可謂我國古體與現代詩的鼻祖。

整部詩集共分三部分：其中“風”記錄的是地方民歌，含十五國風，作品有160首；“雅”體現的是朝廷樂歌，共有大雅、小雅105篇；“頌”主要是宗廟樂歌，共有40首。整部著作的表現手法為賦（鋪陳）、比（比喻）、興（啟發）。內容包含了古代的愛情、戰爭、風俗、祭祀以及動植物等。

透過領略《詩經》的部分內容，我們可以懂得：我們的祖先不僅勤勞、聰明、善良，而且自古就胸懷詩和遠方，有著高雅的情操和高遠的追求，使得我中華文明五千年綿延不斷。

《詩經》中的作品來源於勞作、戰爭、社交、生活和自然，反映著人的食色本能、純樸愛情和時代賦予的兵戈紛爭、優雅禮儀、敬祖傳統以及尊崇自然的稟性。正因作品中褒美貶醜、歌頌人民、影射無道、瞻望未來，所以《詩經》也引起了統治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推崇，得以完整保留下來，影響和教化著一代又一代人胸懷理想，為著幸福生活勤勉奮鬥。

從另一方面講，因《詩經》中多數作品作者不詳，到春秋時，大教育家孔子根據史料記載，整理了《詩經》300篇。孔子既然將《詩經》作為經典去學習和修編，那他註定要將作品中的精華髮揚光大，特別是當作禮教經典去影響大眾，也創新和豐富自己的儒學理論《論語》。其教化人的觀點與《詩經》一脈相承，並與時俱進。

譬如：孔子在《論語》一書中，針對詩經中的核心內容，講了這樣一句經典的話：”詩三百,一言而蔽之:思無邪 ”。從愛情的角度去理解，這句話意為愛一個人就要沒有邪念和二心，一心一意，忠貞不渝。這與詩經中《鄭風·出其東門》中的男子做法相同：“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意為：東門外的女子雖然美貌，這位男子卻不為所動，沒有忘記家中那粗布素服、相親相愛的糟糠之妻。

又如，《詩經》談及禮儀說：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意為，為人卻沒有道德，不死還有什麼意思。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說，人如果不講信譽，那就失去了做人的準則，對他人來說就沒有必要與之交往和共事了。

再如，孔子評價《詩經》說：不學詩，無以言。他認為，學詩作詩可以開闊思路，陶冶情操，堅定理想，見賢思齊。只有這樣，才能有自己說話和用武的地方，才能用所學的知識和本領去服務國家，供養父母，報效社會。

以上是淺讀《詩經》的一點感受。總之，《詩經》與儒學都是我國的燦爛文化結晶，一部作品之所以流傳千古，是與其對國家、社會和個人的廣泛深遠影響分不開的。新時代的國人，當讀經典，誦經典，悟經典，進而使自己高雅、高尚、高大起來。

首先，《詩經》最早不是用來教化的。

按照班固的說法“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即，“采詩”是上古傳下來的一種制度,統治者為了瞭解民情,考察政而治上的得失而採取的一種方法。

怎麼采詩？按漢人說法：“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過去交通不便，通訊不便，聽下面的官方彙報又怕偏聽偏信。所以，收集各地的歌謠，瞭解各地民俗風情，便成了兼聽則明的重要途徑。

教化百姓的觀點是否與孔子有關呢？

回答：有關。

1.孔子刪詩，配樂。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儀……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按司馬遷的說法，孔子刪詩是為了“取其可施於禮儀。”也就是說選詩的標準是可以起到教化作用的。孔子有一句評價《詩經》的名言：“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大概是對自己刪詩勞動成果的肯定吧。

雖然，唐以後有不同的看法，但我相信司馬遷，因為司馬遷親自到孔子的老家拜謁過，做過實地考察，而且作為歷史學家的典藏是讀書人所不具備的。重要的一條，司馬遷治學嚴謹。

2.孔子提出“興觀群怨”說

《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興觀群怨”這是孔子對詩社會作用的高度概括，對後世很有影響。《毛詩序》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興”，指詩歌的具體藝術形象可以激發情感，引起聯想、想象活動，獲得審美體驗。

“觀”，是說透過詩歌可以瞭解社會政治與道德風尚，以及作者的思想傾向與感情狀態，這是王者采詩的初衷。

“群”，是指詩歌可以使社會人群交流思想感情，統一認識，促進社會的和諧與團結。當時的情形，讀不讀《詩經》相當於一個人有沒有文化。不僅如此，《詩經》還經常用於外交辭令。賓主落座以《詩經》助興，也以《詩經》鬥智。

“怨”，是強調詩歌可以表達對社會不合理現象的不滿與批判。有“怨刺”“美刺”之說。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共三百零五篇。從創作年代看，最早的詩篇約產生於公元前11世紀（西周初期），最晚的約產生於公元前6世紀（春秋中葉），時間長達五百多年；從地域看，東到山東，西到陝西、甘肅之間，南到長江、漢水流域，北到河北、山西；至於作者，有普通的人民群眾，也有公卿貴族。這樣一部非一時一地一人之作的詩集，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呢？是何人把它編輯成一部詩集？其目的是否用來教化百姓的呢？下面我們一起來探討一下。

我們知道，詩歌起源於人類的生產勞動，早在原始社會時期詩歌便產生了。如《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中記述的一首歌謠《彈歌》：

“斷竹，續竹；飛土，逐肉。”

就反映了我國漁獵時代的勞動生活，它以非常原始的形式敘述了砍伐竹子，製作工具，發出彈丸，打擊野獸的整個狩獵過程。

由於當時的資訊很不發達，詩歌自原始社會直到夏朝、商朝，一直散落民間或只有零散記載。到了周朝有了專門的采詩官叫做“行人”，產生了“采詩以觀民風”的制度和公卿諸侯獻詩的情況。這些“行人”所採之詩和公卿列士所獻之詩，由周王朝的太師和樂工整理、選編後配上音律，唱給周天子聽和向貴族子弟教授六義。《周禮•春宮太師》記載：

“太師掌六律六同……教六詩，曰風、賦、比、興、雅、頌。”

《禮記•文王世子》：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

這些話都說明古代貴族所受教育以詩樂為先。而演唱和教授都需要一個本子，就如現在的音樂教科書一樣，在這種要求下，《詩經》便產生了。《漢書•藝文志》明確指出：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古時貴族階級學詩有其實用的目的，詩和禮樂不能分，禮樂是貴族階級生活的重要部分。《詩經》中的“雅、頌”大都是貴族製作的詩，或是為了諷諫與歌頌，或是為了典禮而用；就是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要借詩和音樂來表情達意，其作用幾乎等於語言的一部分；他們的借詩言志，就是在外交場合也不可少。《左傳》、《國語》記載外交上賦詩的事很多，有時只是酬酢，有時完全借詩句辦交涉。

在孔子以前，人們對文學藝術（當時主要是詩和樂）的特徵和作用已經有了一些認識，然而講得比較零碎簡略。孔子概括了前人的理論，又透過自己的觀察，著重對詩和樂的社會作用作了較有系統的理論表述，包括文學與道德修養的關係、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文藝批評的標準問題等重要方面。

孔子是主張並強調學詩的。他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在《論語•陽貨》篇裡孔子比較全面地論述了《詩》的社會作用：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這是說學詩除了幫助言語還有更廣泛的用途。

“詩可以興”是說詩有藝術感染的作用。“興”，朱熹注為“感發意志”，就是說詩透過具體生動的形象引起人們豐富的聯想，從而思想受到感發，起到思想教育的作用。因此，孔子把詩看作人的道德修養的教科書。

“詩可以觀”是說詩的認識作用。“觀”，鄭玄注“觀風俗之盛衰”，朱熹注為“考見得失”，都是說文學藝術是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透過文藝作品，可以瞭解它所反映的政治狀況和社會風習，瞭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主觀意向。

“詩可以群”是說詩有交流感情、增強了解、促進團結的作用。“群”，孔安國注“群居相切磋”，朱熹注“和而不流”。

“詩可以怨”是說詩有批評政治的作用。“怨”，孔安國注“怨刺上政”，就是對統治者所實行的不良政治進行諷刺和批評。這是《詩經》中大量政治諷喻詩和怨刺詩的基本主題。

教化，是指某個人或某一群人（一般是統治者或思想家們）用自己的思想或者是自己無條件承認了的思想 ，透過一種特定的方式，來教育或感化其他人群，力求普及這種思想，讓社會接受，同時讓這種思想形成實踐的效果。

那麼詩經是用來教化百姓的嗎？我感覺最初蒐集整理成集的目的，肯定不是用來教化百姓的。

詩經產生的年代，大約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葉，歷時500多年。它產生的地域在今天的河北、河南、山西、陝西、山東和湖北北部一帶地方。

根據古代文獻，說是周代設有采詩的專門官員，他們的職責就是到民間去采詩，當時大量的民間的民歌都是依靠采詩制度流傳下來的。周代還設有樂官，他們的任務就是教授詩、樂。詩歌採集回來進行配樂加工編輯，詩經300篇都是有樂調的，詩樂不分是詩經能夠流傳的重要原因，大概就像我們現在的流行歌曲，好聽的總會有很多的人傳唱。

到了春秋時代，諸侯國之間交往開始頻繁 而那些外交家為了鍛鍊自己的口才，加強在外交場合的能言善辯，就常常用詩歌的章句來表達本國和自己的態度和希望，而詩歌的語言含蓄婉轉而又生動，很容易在外交場合發出光彩，這樣就形成上層人物學詩的風氣，所以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

孔子一直稱之為“詩三百，”可見在春秋時代，就已經有了固定的教本了。

“詩經”大體上記錄了周族從后稷到春秋中夜的發展史，它的藝術形式多種多樣。它所記錄的那個時代，包含了各個階層的人們生活的方式，價值觀念、愛情觀念、民風民俗。

“國風”裡的“七月”是敘述農民四季辛苦勞作和生活的個個方面，反應的是勞動者與剝削者的對立。

而我們熟悉的“碩鼠”、“伐檀”是譴責統治者不勞而獲、不合理的剝削制度的。

“新臺”是說衛宣公劫奪兒媳的醜惡行為的；“相鼠”更是痛罵無恥的統治者不如老鼠；“株林”是嘲諷陳靈公 和夏姬的淫亂；“君子偕老”則是鞭撻地位尊寵而美貌的國母衛宣姜的淫亂……

如果是統治者為教化百姓而把它收錄成冊，那麼這些統治者的百醜圖大概不會在書中大量記錄下來吧。而且，如果是用來教化百姓，對於不會書寫、不認識字的底層百姓來說就是“對牛 彈琴”。

感覺更有可能它所面對的是手握權利的知識階層和統治者：“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以此說教百官，才能政權保持穩定。

《詩經》可以說是對百姓有教化作用，但它不是正式的課綱教材。

據《國學經典》記載，《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收集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大約500年間的詩歌共305篇，先秦為取整數，將其稱為《詩三百》。到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傳承沿用至今。

僅漢代就有兩種說法。一個是行人采詩說，和孔子刪詩說。第二是現在好多人認為，是周代朝廷派專門使者，到全國各地採集民謠，呈送天子閱覽，以便了解民情。後來，孔子對這些詩歌進行了刪定。以備教化之用。我想這些，現在沒有人能說清楚了。只能是根據記載，一種推則而已。

是按照音樂的性質不同，來劃分為風，雅，頌三類。“風”為《國風》即民間的歌謠。也就相當於現在的，通俗，美聲，民族三種唱法。它是從十五個地區採集上來的。共160篇，大部分是民謠。“雅”即朝廷之樂，大部分為貴族的作品。“雅”詩是宮廷宴享，或朝會時的樂歌，按音樂的不同又分為，《大雅與小雅》，均為貴族文人的作品。“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其內容多是歌頌祖先功業的。

詩經的作用，大體有以下幾點。

1，詩經的作用？它對中國的文學史，政治，語言，乃至思想都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

孔子對《詩經》的思想，有著較高的評價，他說；《詩三百》“一言一蔽之，思無邪”。他對《詩經》的特點評價說；“溫柔敦厚，詩教也”。

所以；讀《詩經》後，能使人有澄清心靈的功效，作為教化的工具，實為最佳良策。

2，在古代，《詩經》還有政治上的作用。在春秋時期，各國之間的外交，經常用歌詩和奏詩的方法，來表達一些\既不想說或難於言喻的話，這就類似於現在的外交辭令。

3，孔子又說；“不學詩，無以言”。這就顯示出，《詩經》對中國古代文學的作用和影響深刻。

所以《詩經》已開啟了，中國數千年的古典文學之先河。

以《詩經》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和以《楚辭》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構成了中國古代詩歌的兩大主流。

綜上；《詩經》不是專門教化百姓的，但可以用它教化百姓。其論點，於孔子有直接的關係。

個人認為，不能說《詩經》是用來教化百姓的。誠然，傳聞現在傳世的《詩經》也就是“詩三百”，是孔子編訂的，而孔子是儒家創始人，講究社會規範和秩序，甚至有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充滿爭議的語錄，但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就《詩經》的內容而言，很難強行把這本書跟“教化百姓”的功利型目的扯上關係。

《詩經》作者是誰，成書於何時，已經不可能具體考證。根據孔子編詩的說法，《詩經》定型應該是在春秋中葉，但書中的三百多首詩，時間跨度從周初至春秋，少說也有五百年。這麼長時間的流傳，不可能只有一位收集者和編纂者，即使孔子編詩是真，那他也只能是一個集大成者。

換句話說，在孔子之前，詩經的內容已經基本確定，孔子只是做了系統規範的整理。

詩經究竟有沒有教化的目的和功能，關鍵當然要看其內容。

現在流傳下來的《詩經》其實就是孔子編訂時說的“詩三百”。除去6首隻有標題沒有內容的詩，剩下的305首詩分屬“風”“雅”“頌”三個部分。而其中佔大頭的是“風”，足足有160首。

就算沒讀過書裡具體的詩，我們也大致知道，風就是民間詩歌。周朝及春秋時期有很多諸侯國，可以說各國（各地）風俗民情各有特點，不同地方的詩歌當然很具“民族性”，用我們今天“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藝術指導思想來看，這種地方風格明顯的詩歌，具有原生態的藝術感染力，跟官方制定的、為了“教化”而創作的文藝作品完全是兩碼事。

“雅”呢，可以理解為文人創作的作品。簡單理解，這種詩歌“專業性”比較強，文學價值比較高，如果說“風”是下里巴人，“雅”大概就屬於陽春白雪。但二者只是風格不同而已，性質上還是有共通點，那就是自由創作的產物。畢竟文人的範疇遠比狹義的“御用文人”寬泛得多，大部分文化人創作作品還是從心出發，而不是聽從官方指令進行命題作文。從這個角度而言，《詩經》中105首的“雅”篇詩歌也跟“教化”功能無關。

唯一可以跟“教化”扯上關係的就是“頌”了，顧名思義就是頌聖的內容，乍一看好像容易聯絡到阿諛奉承拍馬屁，但實際上此聖非彼聖，《詩經》裡的“頌”其實是古代祭祀專用的禮樂，換言之那就是一套祭拜天地的儀式中需要的固定文案。拜天地不等於對君主歌功頌德吧，儀式文案的用途也會讓人忽略掉其具體內容的影響。所以，嚴格來說這一部分的詩歌依然跟“教化百姓”沒啥關係。

實際上，孔子之前的年代，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為寬鬆自由的年代了。雖然名義上有中央政權周天子，但如果天子重視集權的話，也不可能會有各國林立、各自為政的春秋時期的出現。顯然，那時雖然有帝王，但無論是君主還是庶民，可能都沒有什麼王權思想、教化思想。

所以，這種社會氛圍下，文藝創作應該是自由的，就是描摹事物、記錄現實、抒發心聲而已，帶有特定目的的“教化”之作應該不多。這種如生命力旺盛的植物一樣自由生長的文藝作品比如詩歌，流傳幾百年直至被載入《詩經》，除非被改得面目全非，否則就其本來面貌而言，當然找不出什麼“教化”的痕跡。

《詩經》的詩本來是不存在什麼教化目的和功能的，但孔子在編訂這本書時會不會有意往教化的方向修訂呢？畢竟編完之後，孔子是把這本書作為“六經”之一的。既冠以“經”之名，就是經典了，就該嚴肅了，就該起教化作用了，是不是呢？

我覺得從書中具體的內容來看，依然得不出這樣的結論。

前面已經說了，即使是“頌”的內容，也不過是祭祀的禮樂而已。“雅”呢，雖然出自貴族文人之手，但是也並不都是屁股坐在上流社會一端睥睨眾生的。比如《采薇》，描寫一位戰爭歸來的老兵，雖說詩中也有描寫軍威之壯的句子，但主旨並不是歌頌“正義之師”，而是哀慟戰爭之苦。最後那句“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簡直跟後世的“古來征戰幾人回”有遙相呼應的感覺，這樣的詩歌，當然跟“教化”無關。

“風”的內容就更不用說了，現在人們比較津津樂道的《詩經》中描寫青年男女愛情的那些名篇名句，什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雎》），什麼“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蒹葭》），什麼“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等等，無一不是出自“風”。這些都還是比較含蓄的詩句了，像《野有死麕》這種讀來讓人臉紅的詩篇，就更能說明問題。用後世的觀點來看，不給這樣的詩扣上“誨淫誨盜”的帽子就不錯了，還指望它起教化作用？

所以，《詩經》的原材料本身就很自由奔放，而孔子只是對這些詩歌進行整理編訂，史書沒有說他親自動手把自己寫的詩放進去，或者把原來的素材加以修改，改成“潔淨版”什麼的，那他就不可能改變這些作品的本來屬性。既然這些作品本來沒有“教化”的屬性，也不可能因為孔子編訂的動作，就自動帶上了這一屬性。

最多可以猜測，孔子會不會刪掉了一些他覺得不合適的內容，沒有收錄進《詩經》呢？這就不好說了，沒有證據。實際上我覺得以孔子的高度，不至於如此。

我們現在說起孔子，都說他給各國君主出主意怎麼統治人民，但這些只是表面現象，如果孔子的思想和學說只是這麼簡單的目的和用途，估計也不會流傳兩千年還有那麼多忠誠的信仰者。

孔子主張“仁”，仁者愛人，他大概還是主張以人為本的。只是這裡的“人”是指有教無類的所有人，還是分了天地君親師等級的人，我就不清楚了。孔子是主張一切要有秩序，每個人在自己的位置做自己的事，但這種“各司其職”對於上位者來說是不遺餘力保持對老百姓的統治地位，還是指“我會做好呢份工”的為人民服務，我也不清楚。孔子去世快2500年了，打著他旗號的各種觀點中，不乏互相沖突的，所以我也不明白孔子的本意究竟是什麼。

就事論事，只說他編訂《詩經》並將其作為“六經”之一傳承後世這事，我覺得大概可以用現在的教科書編寫來類比。他編了一套教科書，從用途來說應該是嚴肅的，但是他並不是沒水平的官僚，而是尊重各學科特點的文化人。就算在他看來，所有教育最後都該達到“教化”的目的，在具體實施時，他應該也不會太過強硬直白惹人反感，而是應該“春風化雨”柔性滲透。

以此推論，有識見的孔子大機率會保留之前就已經流傳很久的優秀的詩篇，本來尊重原著的態度編入《詩經》，而不是自作聰明地進行刪減或改寫。最後，再來一句“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就足夠表明他的態度了：尊重原創文學作品，不要用思想考核的標準去評判。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第二。

“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第十六。

聖人整理詩三百零五篇，彰其大旨，贊其雅正，敘其功用，惠及後世讀者，俾其得益也

——《詩經》的源頭是歌謠，產生於民間；文字尚未發明的時候，人碰到了開心事，或者悲哀事的時候，在豐收的時候、節慶的時候，要想訴說內心的情感，就會用“唱”或者“嘆”方法來表達。日常的言語不夠帶勁，便會編造歌詞，用一唱三嘆的方式烘托氛圍。歌謠越傳越多。

——文字創造出來以後，才有人將動聽的歌謠記錄下來，這便是最初的詩了。相傳是孔子，在上古時期流傳下來的眾多歌謠中，選擇了三百零五篇歌謠，透過整理和編訂，就有了後人所稱頌“詩三百”。原本只稱之為《詩》，後世的儒家學者把孔子編撰的《詩》，改稱為《詩經》，成為了儒家的“六經”之一。

——《詩經》句式以四言為主，根據不同內容的需要，採用了賦、比、興的表現手法。《詩經》的風、雅、頌和賦、比、興合起來，被稱之為《詩經》“六義”。《詩經》語言樸素優美，韻律和諧，寫景抒情富於藝術的感染力，對後世文學的發展和利用，有著深刻的影響。《詩經》之所以能夠幾千年來被稱之為經典之作，並且受到歷代聖賢大德們的一致推崇，成為歷朝歷代讀書人的必修之學。研讀《詩經》者，都著眼於它的藝術性。

——《詩經》感情真摯，“誦美”和“譏惡”各得其當，透過反覆誦讀，善惡是非自然清晰。《詩經》所提倡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道觀念，有著相當的包容性，對塑造傳統國人的人格，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類認識文字，學習文字，研究文字的目的，就是想用文字來教化人類，從文字當中來獲得先人們的經驗和知。《詩經》有教化民眾的作用，其它文字也是有教化民眾作用的。《詩》是一種婉言的勸諫，教育的感化，人心風俗的改善，心境的寄託，情志的表達。

《詩經》相傳為孔子編訂的先秦詩歌總集，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從內容上看，它是對先秦詩歌的收錄和整理，更多的應該算是文化的傳承，而並不是用於教化百姓。

當然，《詩經》對於學習古代文化，認識古代生活是有很大意義的。

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詩經》是他編修的作品，自然而然就被戴上了教化工具的帽子，這一點都不奇怪。閱讀詩經也確實能讓人學到很多。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故稱《詩三百》。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詩三百》改稱《詩經》，與《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合稱為五經。

《詩經》現存詩歌 305 篇，分為風、雅、頌三章。

"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即今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陝西，安徽等地)十五國國風，以民歌為主。

“雅”包括大雅和小雅，共 105 篇，均為周代朝廷正樂，多歌頌朝廷官吏。

“頌”包括周頌、魯頌和商頌，共 40 篇。其中周頌為西周王朝前期的作品，均為西周統治者用於祭祀的樂歌。

《詩經》中的許多篇章﹐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從西周末年到春秋中葉﹐周王朝及各諸侯國橫徵暴斂﹐攻伐兼併﹐勞動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如《魏風》中的《伐檀》﹐寫一群伐木者邊勞動邊歌唱﹐對不勞而獲的奴隸主領主們作了憤怒斥責:“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碩鼠》更痛斥那些剝削者為大老鼠。《國風》中還有許多描寫男女愛情，出征，勞役等的詩歌。

而作為周朝宮廷的正樂大雅，小雅，其作者雖為貴族統治集團中人物﹐卻反映了政治混亂和社會動盪的現實。如《小雅》中的《節南山》 ﹑《正月》﹑《十月之交》﹑《巧言》﹑《青蠅》；《大雅》中的《民勞》﹑《板》﹑《蕩》等。《小雅》裡也有少數民間作品﹐如《苕之華》﹑《何草不黃》﹐或寫飢寒之苦﹐或寫征夫之勞﹐和《風》詩的風格完全一致。

透過對《詩經》的產生，內容的概述，我們不難看出《詩經》比較客觀的反應了西周到春秋500年的民間和上層的生活現實。其中有民間的疾苦，勞役，收穫，愛情，也有統治階級的橫徵暴斂，荒淫無恥。可以說既不隱惡，也不揚善，基本是真實可信的原生態寫實。

那麼把《詩經》說成是用來教化老百姓的，並說教化老百姓的觀點是否與老百姓有關。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分兩部分來看，也就是《詩經》成書前與成書後。《詩經》編撰成書的資料主要來源於周邊的采詩官，他們巡遊各地，採集民間歌謠，以體察民俗風情、政治得失。《詩經》中大部分詩歌都出於此。《漢書·藝文志》曰：“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政也。”。

唐朝的白居易寫了首詩《新樂府采詩官》

"采詩聽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誡，下流上通上下泰。周滅秦興至隋氏，"。

由此可見，在《詩經》成書前是周王室為資政而蒐集的民情，政情資訊。是為國家治理統治服務的。而不是用來教化人民的。

那麼《詩經》成書後，是否是用來教化人民的呢？《詩經》為孔子編輯："古者《詩》三百餘篇，及於孔子，去其重……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編訂《詩經》的目的是什麼？是否是教化人民的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豈止是教化人民而且是上至官僚仕大夫，下至平民百姓都在其教化之內。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孔子說：“學生們為什麼沒有人學詩呢？（1）詩可以激發心志，（2）可以提高觀察力，（3）可以培養群體觀念，鼓舞人心和凝聚力（4）可以釋放抒發心中的哀怨，不滿。（5）近則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來侍奉父母；遠可以用來侍奉君主，（6）還可以多認識鳥獸草木的名稱。”

孔子列舉了學《詩經》的六種好處，對自己的弟子和兒子孔鯉也嚴格要求學習《詩經》。他還曾說過：“不學詩，無以言”。

在春秋時期諸侯國的外交都時常以《詩經》中的詩溝通交流。如《左傳》就記載了鄭穆公請求魯文公調解鄭國與晉國關係的外交對話。其中，鄭國大夫子家與魯國大夫季文子的對話全部用的《詩經》中的詩句。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於沓（tà），請平於晉。公還，鄭伯會公於棐（fěi），亦請平於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於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最後，魯國答應了鄭國的請求，再返回晉國，給鄭國與晉國當調解人。（魯剛剛給衛與晉調節完，路過鄭國，接著又要返回晉。）這個外交，不懂詩是無法完成的。因此，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

由此可見《詩經》不僅是教化人民的也是教化官僚士大夫的。《詩經》中，既有正面的資訊也揭露陰暗面的資訊。是為周朝改進吏治，鞏固統治服務的。在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孔子編訂《詩經》就是教化人們（包括全部）克己復禮，實現他：仁義禮智信的理想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