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傳統教育是這樣要求我們的 就是所謂的低調。多做事少說話。但是從西方世界過來的觀念和這個有些衝突 。所以我們在低調的同時也要知道據理力爭

不懂文言文，白話文也沒學好，子呼也者更不會用。但三綱五常，八科詳辨，在家傳書籍看過。儒釋道理論書籍看見過封皮。其題義是我少行無規而多言，自不知慚，是的，我懺愧。什麼事都有因果，有人向我問，我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心回答問題，均在國家賦於我的權力之內，因有說話之能力，不求什麼，只願一說。沒有什麼特錯吧！不問則不答，行與不行，是我自己事，不須別人說三道四，強加於我的一切我不會自願接納。謝謝題主邀答！[祈禱][祈禱][祈禱][玫瑰][玫瑰][玫瑰]

非常不贊同。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長處。真正的帥才都會人盡其才。論治國理政，誰也比不了毛主席！比如說毛主席他老人家可以把所有的人團結在一起，打碎了美國人扶持的傀儡蔣介石政權。讓廣大勞苦大眾翻身做了主人。曾國藩只是一個替朝廷鎮壓農民起義的官員。做官也是小心翼翼的。沒有朝廷的支援，他啥也幹不成。他手握重兵卻不敢為百姓謀福利。我覺得他和農民起義軍相比差的太遠。因為農民起義軍畢竟是為了自己解放自己而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

這種話就是萬金油子，沒法評價，所以我說，我不贊同。

孔子說的，君子應該是行動迅速而不擅長表達，那些能說公道取悅別人的，談不上什麼仁德。如果從這句說來看的話，正統的解釋就是說孔子鼓勵大家多做實事而少去靠口舌取巧，主張踏實肯幹。這個角度是沒錯的。但是君子不君子的，不是按這個標準來劃分的，君子更多應該看其德行操守和能力。如果有人口齒伶俐能言善辯，能夠很好的表達出自己的主張並讓更多人得接受，能在更大的範圍內推行其主張，豈不是比那些只知道自己怎麼做而不善於表達的人更談的上君子。簡單的舉例子，我們的周總理就非常的能言善辯，而且能察覺和配合主席的行動，不僅能表達自己主張，更能在動亂時期保全自己的有用之身以保護更多的人，不難道 不是仁？不是大仁？

而孔子說這話，那他是在自己的崗位上幹了一輩子，還是在位時和少正卯爭名，四處周遊列國，希望以其口舌之利得到君王的賞識而推行進主張？

而這句話，之所以這麼受後世的一些個讀書人推崇，我認為，更多是酸溜溜的讀書人，覺得自己懷才不遇，而別是人靠花言巧語得以位列高官，封侯拜相。這純粹就是個酸話。

而曾國藩家書中說，選人當選木訥之人，空談誤國誤事。那曾國藩是個很不善表達的行動派嗎？其實看看他的一生，不僅不是，反倒曾大人是個非常會說話，非常會宣傳自己，非常會作秀，甚至是非常會演戲的影帝級別的人物。所以才能在晚清的亂局中立身、揚名、成事。而做為這樣的人，他發果說，用人當用一些木訥之人，是覺的木訥之人才是最有用的？當然不是，而是他需要這樣的員工。就像充滿野心不甘現狀的自己出來創業老闆，最喜歡的就是拿著低工資踏實幹活不想創業的員工；就你靠造反起家的帝王，最喜歡的是愛財貪物忠心耿耿，而心無大志的老實人。你品一品，是不是這個道理？

所以，你不僅要看他們說的是什麼，更多的是要看他們是怎麼做的。你自己要如何做，還是要看你想成 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君子要少說點空話，多幹點實事。清談誤國，實幹才能興邦。

踏踏實實做事，才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本，搞好實業，發展科技，才是一個國家的復興之路。你口吐蓮花，說的天花亂墜，不深入實際又有什麼用。新冠肺炎病毒很可怕，但更可怕的無知的謠言，集體免疫的敷衍，和無端放大悲觀與驚恐都會引起致命的不安與混亂。美國和英國的荒唐已經自食其果。那個某省作協主席，竟然領著中國的俸祿，無視國家果斷，迅捷的封城措施，全民抗疫的艱難與犧牲，居然寫了一本在美國暢銷的日記。讓哪些竭盡全力攻擊中國的無恥政客欣喜若狂。面對突入起來的疫情，怎能不出現一點波折呢？應該讓她去某些國家真切體驗“傷痕文學”。

言多必失，言語謹慎才是謙謙君子。不能亂說，做不到的不說，傷害別人的話不說。

強大的國家不一定有文化。中央新聞三次痛斥蓬佩奧，造謠汙衊，煽風點火，汙名化中國。不積極抗疫，一味追求政治私利，甩鍋中國的做法，令人不齒。特朗普的做法更是搞笑，一方面強調民眾戴口罩，一方面又說，全憑個人自願，我本人就沒有戴。

而我們的文化是怎樣的？對於講話，是很講究的。孔子強調，先說了，做不到，就是一種恥辱。言語謹慎，還包括要寬恕別人，不要出語傷人。

孔子的學生南容，三復白圭，就是多次唱白圭這首詩，孔子就把女兒嫁給他。白圭出自《詩經》，原句為，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意思是白圭上的汙點尚可磨去，可說話傷害了別人，可是覆水難收啊，給別人造成的心裡陰影很難消除。

不是嗎？評價一個人不是看的說了什麼，主要是看他能做什麼。評價一個人並不容易，所以白居易說，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才需待七年期。

對於這句話的解釋現在大多是這樣的：君子說話少笨拙但行動迅速；花言巧語，裝出和顏悅色的樣子，這種人很少有仁心。但是這麼解釋我並不怎麼認同。對與巧言令色鮮矣，南懷瑾南大師在《論語別裁》中是這樣解釋的：“巧言”是會吹、會蓋。孔子說有些人很會蓋，講仁講義比任何人講得頭頭是道，但是卻不腳踏實地。“令色”是態度上好像很仁義，但是假的，這些與學問都不相干。“鮮矣仁”——很少真能做到“仁”這個學問的境界。總起來就是能說會道，表現很仁義，但是很少能做到仁義，我比較認同這種說法。

對於前面的君子敏於行訥於言，我認為君子不一定非得表現的說話很誠實感覺很笨拙的樣子，而主要要求在行動上，行動固然重要，但是話也要說到，表達好，很多時候很多誤會就是因為一句話沒有說到，沒有說開，知道誤會變大，反而說開了，然後再去做事情，就沒有那麼多誤會了，做起來大家也能相互理解。但是以前的古文字一個字表現很多意思，不像現在字面意思那麼簡單，因為以前寫字不容易，每一句都是字字斟酌，所孔夫子這句話我覺得應該是君子做事有邏輯連貫迅速，而說話實事求是，誠實謹慎，不加如其他誇張描述。

其實這句話暴露了儒家的虛偽的本質，儒學常常自詡要敏於性而訥於言，貌似主張積極實幹反對誇誇其談，可是實際上最愛空談而不務實際的就是儒家自身，西漢早期崇尚黃老學說而排斥儒學的主要原因就是儒生的誇誇其談不切實際，孔子周遊列國十多年得不到重用的根本原因也是如此，後來西漢著名的財政大臣桑弘羊就曾經質問那麼道貌岸然的儒生——空談仁義，不切實際

“巧言令色，鮮矣仁。”“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孔子不反對能說會道，他的弟子中子貢、宰我是孔門十哲的“言語”類。但是，面對“崇佞”的社會風氣，孔子引導弟子們“敏於事而慎於言”。在他看來，仁德靠的是實實在在的行為，而不是能言善辯。

孔子的回答看出他對“佞”是反感的，厭惡的。孔子的這個觀點，一直影響著中國傳統文人的大多數，崇尚默默無聞地去做，不屑或不願意張揚、表現自己。

孔學作為切身之學，不是高頭講章，不是純粹思辨，皆在人倫日用之中。特別是《論語》，至於儒家提倡言語謹慎，這是事實。

儒家珍惜言語，寧少勿多，所以說“成事不說，遂事不諫”（《八佾》）因為說來無益也。又主張言語質樸，所以反對“巧言”（《公冶長》）

言語謹慎，並不是不講，而是講得要精煉，要有效。如“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里仁》）

又如“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

甚至何謂君子，孔子都說要“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路》）一再強調對自己所說言語的實踐，如果說了做不了，那就不如不說。

言語謹慎的第二個涵義，是對知識學問的尊重，是一種嚴謹的態度，也是一種自謙，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為政》）

一個人言語過多，就會有不能兌現之言，反而喪失了信用，是“巧言亂德”或自取恥辱；要想成就做人的誠信，還是少說話、不空言為好。

孔子曾對學生說：“予欲無言”，表示他準備不再說話了。老師不說話怎麼教育學生呢？ 孔子解釋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天什麼話都不說，但春夏秋冬依次更替，沒有紊亂和差失，這才是一種高度的誠信品格。

孔子一再強調：“巧言令色，鮮矣仁。”甘美悅人之言，喜狎悅人之色，很少出於仁德之人。相反，“敏於事而慎於言”，才是接近德性的正道。

曾國藩的一生也在“戒多言”上下足了功夫，他不僅經常批評自己“每日言語之失，真是鬼蜮情狀！”更經常反問自己：“言多諧謔，又不出自心中之誠”，這種言語習慣、個性缺點，“何時能拔此根株？”他還將自己為人處世不斷精進的智慧，落實在對子女的教育上——少說話，多做事！

古往今來，這些道理也是在各個領域有所建樹之人成功的不二法門。

基於綜上所述，我贊同孔子之言。

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巧言令色和納言敏行不代表某些人是否是君子，個人認為君子要有君子的德行，而不在表象。曾國藩曾夫子，亂世重典博得了曾剃頭的名聲，你說他是否有仁心？既然世界已然多樣化了，君子的定義也應有改變，不能以幾千年前的道德標準去衡量現在了。

看看歐洲人外向開朗的個人性格，法治的社會，不自誇君子，君子自在其中。

看看西方的籃球、足球……運動員，他們才是敏於行、敏於言高素質群體。

而我們只是書呆子，與君子無關。

國家是人民的國家，任何人都有發言權，除非相反。

自詡君子者，非君子。

先說明我的觀點，不考慮性格因素，我是贊同孔子曾國藩的說法的；用人當選木訥之人，空談者誤國誤事，更是一點不錯；交友處事也要找“訥於言而敏於行”的君子，遠離巧言令色的小人。這不僅是歷史的經驗，更有道理可循。

我在這裡把巧言令色之人稱為小人，是因為他們多半以花言巧語、令人溫暖的笑容來套取好處，攫取利益，讓人上當，行害人之實。“巧言令色”的後面沒有對他人有利的東西，不是害人就是利己。

識人要“聽其言，觀其行”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

兩句話出自《論語》，鮮明地勾勒出君子與小人的樣貌。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孔子的意思是，君子往往說話遲鈍些，而行動敏捷些。訥（ne第四聲），遲鈍。敏，敏捷。人的資質不同，有人生來口如懸河，有人生來笨嘴拙舌；有的做事敏捷，有的拖拖拉拉。然而，只是說說總是容易，做起來總是困難，說話越隨便，做起來越吃力，也就越是會失信於人。

“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花言巧語，掩飾想說的意思，以取悅於人。令色，就是裝扮出和顏悅色，掩飾真實感情，裝得假仁假義。“鮮矣仁”，少有仁人者。人的思想透過口頭語言和肢體語言表現出來。所以花言巧語，裝出和顏悅色模樣的人，不大會是仁人君子。孔子沒有說這樣的人絕對不是正人君子（也有語言美好、笑容滿面的君子，但很少），而是說“不大會”是君子，這樣的表達還是比較符合事實的。

識人不僅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

真君子和小人的區別，有如經典服裝和流行服裝。越是經典的越低調、沉靜、持久；越是偽裝的，越是要加以修飾、點綴、以博人眼球，但卻沒有生命力。

君子靠自己行動和實力生存，小人靠巧言令色混跡江湖。君子是真誠的，不用來什麼虛偽，不用討好巴結，甚至不需要言辭，所以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重在行動和實幹，這一點很容易辨別。

小人是虛偽的，見不得陽光的，要偽裝，就得美化自己，就得表裡不一，朝三暮四，以致見到人就滿臉堆笑、花言巧語，所以“巧言令色”是小人的特點，這一點也很好辨識，但是語言的迷惑性太強大，使得小人經常得勢，而君子時常遭殃。

所以，識人要“聽其言”，看他說什麼，更要“觀其行”，看他做什麼，怎麼做。這樣在用人、識人、交友等方面，才能有的放矢，避免徒勞無益，受騙上當，誤國誤事誤己。

用人要用君子

孔子是完美主義者，他提出的“仁”是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誇誇其談，嘴上功夫強的，往往不夠實幹，孔子對這種道德上的小人是否定的；而實幹的人，要麼不說，說了就能做到，從來都是實幹家。孔子對這樣的君子是讚揚的，意在強呼叫人要用實幹的君子。

《史記·李將軍列傳》就是一個例子。司馬遷在文章結尾時寫道：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餘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太史公說：《論語》說，“本身行為端正，不下命令，人們也會奉行；本身行為不端，即使下命令，人們也不奉行。”這是說的李將軍啊。我見到李將軍，樸樸實實象個鄉下人，口不善於言辭。他死的時候天下無論認識他的或不認識他的，都為他哀痛。他那忠實誠懇的心地實在使士大夫崇敬，諺語說：“桃李不能言語，可樹下卻能踩出一條小路來。”這話雖小，卻可以喻大啊!

可見，司馬遷是贊成孔子的觀點的。他讚揚李將軍，就是因為李廣符合孔子所說的君子條件：不善言辭，外表樸實如鄉下人，卻具有實幹精神，給將士們做出了榜樣，自然就會影響一批人。李將軍的魅力就在於“訥於言而敏於行”。

然而，“馮唐易老，李廣難封”，李廣卻不得漢武帝重用。他號稱“飛將軍”，名震單于，他“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廉潔平易，愛護士卒，戰功赫赫。然而他“命途多舛”，人生坎坷。隨衛青、霍去病出兵攻打匈奴時，被爭功奪利、拉邦結派的衛青等人陷害，又不會為自己辯解，最後被傾軋逼迫而死。“口訥”使君子成為君子，也造成君子的悲慘命運。屈原、辛棄疾、岳飛等等，這樣的人不在少數。

而像秦檜、和珅等乃是“巧言令色”的人，他們諳熟為人處世之道，專嗜逢迎巴結，謀取利益，讒害君子，反而一世得利。

人之追求是不同的。在物慾橫流之中，有些人看重物質，急於功利，哪肯花時間埋頭苦幹，兢兢業業？他們往往要動歪腦筋，功夫用在結交關係上，撈取更多利益。往往行花言巧語、逢迎巴結、害人利己之能事。“投桃報李”，人們又往往迷惑於小人的這一套，以致君子冷落，小人得勢。屈原的經歷就是一個證明。

交友要交君子孔子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biàn pì]）友善柔，友便佞（nìng），損矣。”

諒，是誠信；便辟：指諂媚逢迎之人，善於言辯之人；便佞：指善辯，巧言諂媚。

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種。與正直的人交朋友，與誠信的人交朋友，與知識廣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與諂媚逢迎的人交朋友，與表面奉承而背後誹謗人的人交朋友，與善於花言巧語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

交益友是人們的共識，要認準君子的標籤，識別君子品貌。正直，誠信、知識廣博都是君子的標配。睜大眼睛，不錯過身邊的君子，珍惜遇到的君子。如果在人生中能夠遇到一二君子，實乃幸事。

寫在最後的話

生活的複雜，在於人性的複雜，箇中緣由，無法一言以蔽之。但孔子所提出的“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的道德高標，不論什麼時代，都是我們為人處世所追求的道德標杆。

“酒香也怕巷子深”，君子也更要追求自身的完美，不僅要保持實幹的精神，也要善於表達，精於表達，以便用人者識人用人，以便道同者攜手同行。

人心明鑑，君子之行永遠是被記住的。“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不器”“君子坦蕩蕩”“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他們始終不能放棄自己的操守，獨立於世，儘管“辛苦遭逢”“身世浮沉”，也依然含淚前行。

偏於自洽者，習慣性的被人稱為君子；偏於他洽者，必定具有巧言的能力。

君子，系統性的看問題，枝節的變化不太注重，只要不影響大局任務。

他洽者，往往在枝節上面設計取勝，尤其是巧言令色者，絕不是從系統的角度看問題，所以鮮矣仁。因為仁是系統任務完成後的回饋，俗稱好心、良心。

孔子所說的每一句話，我都是非常讚賞的，因為都說的很對，也很實際。很多人會不理解不贊同，其實都源於錯解，錯誤認知。就像“君子敏於行訥於言，巧言令色鮮矣仁”，這說的也是很實在實用的話語，普通真實有效用，今天看到問題了，本人不才，在此嘗試分享我的理解。

首先，先要指正下錯誤。提問題的朋友比較粗心些啦，原文寫錯了，並且倆句話的出處不在同一個地方，我將分別介紹和作註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這一句出自《論語》里仁篇，提問題的朋友，把話語顛倒過來了，並且還少寫了個“欲”字，缺胳膊少腿的。不說清楚，容易以訛傳訛，那所得到的結果，恐怕誤差就更加的大了。

欲：要的意思。

訥言：訥是口語笨拙遲鈍。訥言不隨便說話。

敏：快速敏捷，勤快。

行：行動，做事。

孔子說：身為君子，要話不隨便說，不隨便承諾。更重要的是勤快的表現在行動做事情上來。

孔子為什麼要說這句話呢？因為在這句話之前，說到古人。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這是孔子講到古人，說古時候的人啊，是不隨便就說要怎麼樣怎麼樣的，因為怕自己萬一拼了老命也沒做成，要是這樣的話，那是自認為很恥辱的事情。所以，古時候的人，只要約定了，說出來了，就一定會做到，做不到做不好的，便非常少了。

就是因為這樣，孔子才會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這是在告誡今天的人，不要隨便就誇下海口，更重要的是體現在行為上，努力去做就好了。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這句話則是出自《論語》開篇的學而篇中，前面是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所以，我們先需要來讀懂有子的這一段話先。有子，是孔子的一個得意學生，名字叫有若，春秋末年魯國人士，字子有，後人尊稱他叫“有子”。

有子說：一個人若是在家能孝敬長輩，出外又謙遜如弟弟者，那麼要說這人會冒犯上級，那是極少，多不可能的事。這樣的人若是不會冒犯上級，但卻會作亂惹是生非的，也沒聽說有這樣的事。但凡君子都很在乎立身處世之道，而孝敬長輩和謙遜如弟者，便是“仁”的根本。

正因為有了有子的這一段話，才又引出了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這句話來。那麼，這句話又是什麼意思呢？

巧言：花言巧語，巧舌如簧。

令色：令，是命令。色，是臉色。裝出一副威嚴的樣子。

孔子說：那種花言巧語，話說不停的人，別人想插句話都插不了，這樣的人就是沒有仁心。那些整天都板著臉，說話像老大的人，也是沒有仁心。這倆種人都極少會有仁心。

我們從有子和孔子的對話中，可以看到老師和學生說的都有道理。

但是學生有子雖然也說的在理，卻很難讓人把握。因為人家在家裡表現如何？在外面表現如何？別人或許看不到，或者看到的可能只是一時的表現。那你如何去判斷這個人呢？用我們現在的語言來評價，有子說的，就是“心靈雞湯”式的語言。

孔子說的，就不雞湯了。因為他就提出倆點，一點是跟你說話時，是不是隻顧自己巧舌如簧表達發揮，容不得別人插話？是的話，代表這個人很自我，還很難傾聽他人的意見，那麼，這樣的人肯定沒有仁心。再一個就是，如果一個人板著臉，黑著臉，說話官腔官氣的。這樣的人是面露兇相，當然也非宅心仁厚之人了。

對於說話，孔子說：“仁者，其言也訒”，“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訒、訥均為言語遲鈍之意。“訥言”就是主張言語要遲鈍、簡約，說話越少越好。據說孔子在家鄉行走，就常常是這般恭順溫和、不善言辭的“訥言”形貌。 對於為什麼要“訥言”，孔子給出的回答是：“御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一味逞口舌之利，以應對快來對付人，這是常招人討厭的，而約束自己、言語簡約的人普遍行為合規、過失較少。 放言易、力行難，在日常的為人處世過程中必須篤行“訥言”。

《詩·大雅·抑》中有言：“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白圭的斑點可以磨掉，而說出口的錯誤無法挽回，這是強調慎言以避免失言。孔子門徒南容對這幾行詩句極感興趣，反覆誦讀，孔子以此認為南容大可造就，就把侄女嫁給了他，據此可見孔子對“訥言”的看重。 “訥言”以成信 “訥言”，也有成就信用的意思。 孔子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一個人言語過多，就會有不能兌現之言，反而喪失了信用，是“巧言亂德”或自取恥辱；要想成就做人的誠信，還是少說話、不空言為好。

孔子曾對學生說：“予欲無言”，表示他準備不再說話了。老師不說話怎麼教育學生呢？ 孔子解釋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天什麼話都不說，但春夏秋冬依次更替，沒有紊亂和差失，這才是一種高度的誠信品格。 孔子一再強調：“巧言令色，鮮矣仁。”甘美悅人之言，喜狎悅人之色，很少出於仁德之人。相反，“敏於事而慎於言”，才是接近德性的正道。

“訥言”以多思 “訥言”體現著主體的謙遜、勤學和深思，他把“訥言”視作智識積累和提升的重要環節。孔子平時處事“溫良恭儉讓”，這種謙遜恭讓，就包含多聞以求學思之意。 他曾說：“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主張遇事多聽多看，保留疑問，弄清問題，再將有把握的部分說出來，“訥言”在此是多思多問的環節。 孔子的弟子端木賜（子貢）機靈敏銳，長於言談，顏回木訥如愚，好學善思，所謂“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當著子貢的面評價說，你子貢的確是趕不上顏回。

在孔子看來，訥言多思自然優於善言少思。 而“訥言”也是智慧的體現，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明智的人不隨便說話，隨便說話的人沒有真知灼見，只有透過不言和愚鈍才能免於流俗，才能堅守自己內在的智識，做到大智若愚。 “ 訥言”求時中 “訥言”並非要求人不說話，孔子說：“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話還是要說的，但不能隨便地說出來。 “訥言”必須講求“時”和“中”。即看準時機，在該說的時候才說，在該說的時候就說。

孔子認為：“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與人交往，對方沒說到就搶先說，是急躁；對方說到了還不說，是隱瞞；不看對方臉色就貿然說，是“眼瞎”，這三種過失都是因為沒把握好說話的時機。所以，講求“時”是“訥言”的重要原則。 同時，說話也不能誇誇其談，徒逞口舌之能，而必須切中要害。

一個人在說話時必須要慎重考慮，善於言談的，不會留下把柄，這種無過失的“善言”即服從於所謂“不言而善應”的天道，也合於“以其言下之”的謙卑方式” ，這是人們應該追求的一種處世方式。 “ 訥言”而“敏行” 言與行是個體生命活動的兩個維度，也是其建功立業、實現人生價值的必要方式。 孔子曾提出“敏於事而慎於言，訥於言而敏於行”的思想，他認為人的許多思想和理念應當用行動來表達，行動是最好的語言，也是獲取智慧的最佳方式。 孔子主張要用 “敏行”輔助“訥言”， 根據“敏則有功”的理念，孔子認為敏行是成就功業和完成人格的根據。所以他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只要有能力，行動就能證明自己，用不著擔心別人不瞭解。由此可見，他堅信行為是最好的語言。

《易傳》提出“天行健”，認定天透過四時執行和生成百物的“行”來成就功德，其無言而行、以行為言，正是“訥言而敏行”的理想典範。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以上種種，無不映照著孔子訥言而敏行的思想智慧，有志之人要謹記於心。

感謝作者提的問題，我來說說我的觀點。

處在現在的社會，大多數人都不太喜歡拍馬屁的人，而巧言令色正是這些人的專長，起初他們憑著這“一技之能”還能佔的一席之地，但日久見人心終究是曇花一現，最後落得個巧言令色之徒。注意這裡的“君子敏於行而訥於言”的“訥”好多人都把他理解為木訥遲鈍，這是我們現代人的理解，在孔夫子的這句話中它代表的是“謹慎”，意思是君子說話應當謹慎小心，做事時則應勤奮敏捷。

老話講的好，少說話多做事

放在今天依然是為人處世的玄機，在春秋時期這句話已經成了當時智者行事的重要法寶之一。可見孔夫子為我們留下的大多數見解在今天依然行之有效，這也是半本論語治天下的信心。

訥於言並不是不讓我們說話，而是少說，不說廢話，正所謂言多必失，禍從口出。其次是提醒我們少說大話和空話，現在有多少人許下承諾最後兌現不了成為別人的笑柄，就像紙上談兵的趙括。孔子一向反對多言，並且一再告訴弟子們話應當少說，該說則說，謹言慎行。

相反在做事的時候，孔夫子強調一個“敏”，這個字就是告訴我們要勤和快，當決定做什麼事時，就要趕緊去做，不要養成拖拖拉拉的習慣，而且要多做事，人的才能和本領都是在實踐中磨練學習的，沒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就不可能培養出卓著之士，縱觀歷史，哪一位名將不是戰場上拼殺出來的，哪一位名相不是長期擔任地方和中央職務歷練出來的？

剛從大學畢業的學生走進各大公司，有的人可以走的很遠，而有的人可能連實習期都過不了，其實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自己的言行舉止上出了問題，往往這些人從來不會自我反省，所以一直我行我素，久而久之發現身邊的人都漸漸遠離自己，融不到一個大環境去，最後只能被迫離開。如果能吸取教訓，過而改之也無關緊要，就怕幾十年過去只長了年齡沒長經驗見識，最終徘徊在最初的起始線上。孔子的這番言論可謂為最初殺入社會的年輕人提的至理名言。雖然寥寥幾字卻需要深入理解和不斷實踐，才能明白這句樸實語言的珍貴价值。

花言巧語沒好人，道理誰都懂

那些巧言令色的人，總會巧妙地給自己穿上一套華麗的外裝，用以迷惑他人。不管是為了博取上司歡心以謀提升機會，還是為了在別人面前滿足下自己的虛榮心，他們都會將這些華而不實的東西拿來掩人耳目，剛聽一次還覺得新鮮，時間久了就會發現其實都是一些小人的招式，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無非就是一些骯髒卑劣的手段和一顆貪婪自私的心罷了，一旦他們達到目的就會變回另一番模樣。

從古至今，有多少君王聽了小人的花言巧語，導致忠臣離朝，小人當道，最後山河破碎，國破家亡。

春秋時期，齊桓公因管仲的忠柬直言稱霸於諸國，晚年卻因佞臣的巧言令色而不得善終。管仲在臨死之前就告誡齊桓公道：“易牙殺了自己的兒子，為人冷酷無情；開方背叛了自己的父母，其心叵測；豎刁甘受閹刑，私慾之心昭然若揭。此三人皆為不仁、不孝之徒，他們為了逢迎君主，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千萬不能重用。”可是，他們的馬屁拍得太到位了，齊桓公還是未聽忠言任用了他們。結果，齊桓公剛死，三人便同公子羌無詭犯上作亂，將其屍體置於床上兩月有餘才裝棺入殮。裝殮之時，其屍身早已腐爛生蛆。而此後的齊國，則陷入長期的內亂。

孔夫子此語也是告誡他的弟子，無論是做人還是做事，都應真誠坦蕩，要在言行上服於真善的準則，不去刻意地追求外在的裝飾。

如今的社會金錢高於道德修養，能守住本心的人實在不多，對於個人來講這兩句肯定是高度贊同。

子曰“君子敏於行訥於言，巧言令色鮮矣仁。”這兩句話的意思是：“君子說話要謹慎而行動上應敏捷，滿口花言巧語，善於滿臉堆起討好的笑，這種人，是沒有多少仁德的。”

孔子認為放言容易，行動實難。再三的忠告門人，說話要謹慎，行動要敏勉。多幹實事，少說廢話、套話。只有行動才決定一個人的倫理道德價值。有的人不善於談吐，口頭表達不行，但書面語言能力高蹈。如西晉文學家左思，《晉書·左思傳》稱他“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對文學家和作家來說，作品就是他的事業，他的行動的記錄。事實上，左思的《三都賦》構思十載而後寫就，一時富貴之家，競相傳寫，當時的洛陽城為之紙貴。作為成德君子，一定要敏捷行動，富於行動的韌性和及時性，少說廢話、套話和隨聲附和的話。“言多無實”，君子引以為恥。

“君子敏於行而訥於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出自《論語·學而篇》。

“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但“仁”在《論語》中沒有準確的定義，而是透過一些具體的言行和情景展現來表達“仁”的含義。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引用孔子的話：“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記載孔子與弟子言行的語錄——《論語》，不以抽象的說理，而是以豐富的情景，讓人們身置入孔門弟子的角色中，去感悟和體會“仁”的含義。

“君子敏於行而訥於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就是從言和行兩個方面去觀察人的“仁德”。

為何敏於行而訥於言就是君子之言行，而巧言令色就少“仁”呢？

在孔子的眾多弟子中，顏回木訥寡言，端木賜子貢則機靈敏銳，長於言談，可是孔子則說顏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可見，在孔子看來，訥言多思的顏回遠勝於善言敏銳的子貢。

這是為何？因為孔子認為“訥言”是智慧的體現，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即明智的人不隨便說話，隨意說話的人真知灼見少。

孔子認為“訥言”得以以多思，多言則少思。少思而言多必失。

他曾說：“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主張遇事多聽多看，保留疑問，弄清問題，再將有把握的部分說出來，“訥言”在此是多思多問的環節。

與“訥言”相對的是“巧言”，孔子認為“御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即一味逞口舌之利，以應對快來對付人，這非常招人討厭，不僅少“仁”，甚至缺信，更有甚至招來殺身之禍。例如機敏善變的楊修多次破解曹操的玄機，最後因破解“雞肋”暗語而被曹操斬殺於陣前。

放言易、力行難，在日常的為人處世過程中應篤行“訥言”。《詩·大雅·抑》有言：“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即白圭的斑點可以磨掉，而說出口的錯誤無法挽回，因此只有慎言才能避免失言。

只有善於約束自己、言語簡約的人才能使自己行為普遍合規、減少過失。所以孔子提倡敏行訥言，多幹事少說話，言而切中要害，不能誇誇其談，徒逞口舌之能。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是說君子言語要謹慎，工作要勤敏。是告誡人們要少說話多做事，常言道：“言多必失”、“禍從口出”，言語不謹慎，不僅是傷害自己，也是傷害他人。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孔子儒家學說的核心就是仁，注重孝悌。而仁的反面就是花言巧語，工於辭令。儒家崇尚質樸，反對花言巧語；主張說話應謹慎小心。

“木訥”，意思為人質樸而不善辭令。“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曾國藩家書中的本意並不是要不說，而是不空談，把事情做到實處。孔子和儒家注重人的實際行動，特別強調人應當言行一致，力戒空談浮言，心口不一。這種踏實態度和質樸精神長期影響著中國人，成為中華傳統思想文化中的精華內容。

我非常贊同這個說法！但是這並不代表的普遍現象，君子說到做到，並不一定非要訥言敏行，只不過不說罷了。巧言令色一般指的是下級對上級的態度，有媚上之嫌，有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之嫌。這樣的人很少有仁義之心，但在特定的環境中，一些仁人志士也可以用這些手段達到仁的目的，例如傳說中的東方朔。

言訥行敏誠君子，

巧言令色鮮于仁。

聖人洞悉事與理，

君子小人兩分明。

至道無文辯若訥，

浮言空談以悅人。

仁德之人尚質樸，

言不由衷實奸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