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時間短，但影響很大，為做了準備。使得王安石更有準備，更有策略，王安石本人也是參與了慶曆新政的，所以才有取得神宗支援後，王安石才開始變法。慶曆新政相當於王安石變法的一次預演，可是王安石變法導致了嚴重的後果，說埋下了亡國的禍根也不為過。王安石變法之所以更有名氣是因為它的改革時間長，組織更嚴密，措施更明確，最重要的是導致的嚴重後果：黨爭。 仁宗時，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於是慶曆三年，、富弼、韓琦同時執政，、蔡襄、王素、餘靖同為諫官之時。宋仁宗責成他們在政治上有所更張以：興致太平。范仲淹與富弼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宋仁宗採納了大部分意見，施行新政。詔中書、樞密院同選諸路轉運使和提點刑獄；規定官員必須按時考核政績，以其政績好壞分別升降。更蔭補法，規定除長子外，其餘子孫須年滿十五歲、弟侄年滿二十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又規定地方官職田之數。四年三月，更定科舉法。另外，還頒佈減徭役、廢並縣、減役人等詔令。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五年初，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將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歸於保守派的破壞和改革派的失誤，過於簡單了些。因為，用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政治分歧來解釋改革的失敗，有違歷史真實。 慶曆三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名臣為相，執掌朝綱，決定對吏治進行整頓。范仲淹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旗幟鮮明地提出整頓冗官，任用賢能。三冗三費是改革所要打擊的主要目標。而裁減冗官，精簡機構是改革的核心內容。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變動，就是要改變恩養士大夫的祖制，向參與政治的廣大知識分子開刀，打破他們的鐵飯碗，所以，改革將要觸動的不是少數人的利益，而是整個士和官僚階層，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改革失敗的直接原因是以呂夷簡為首的反對派攻擊范仲淹、韓琦為朋黨。要知道皇帝對大臣結為朋黨都是很有戒心的，宋仁宗也不例外。所以呂夷簡誣衊韓、範的朋黨之議，也為宋仁宗終止改革提供了藉口。所以改革失敗的真實原因是皇帝不想繼續改革了，而不是僅僅是因為保守派的反對。因為如果皇帝要想改革，那是誰也阻撓不了的。那麼皇帝為什麼不要反對並自終止自己提倡的改革了？很簡單，皇帝提倡改革與終止改革的理由一樣，為了天下穩定。當然，很明顯的是，慶曆新政的改革措施觸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宋仁宗也正是迫於他們的壓力廢止了新政，毋庸置疑這是新政失敗的根本原因。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是要富國強兵。但是，如果以犧牲天下穩定的利益來實現富國強兵，仁宗當然不能答應。而范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當時北宋官僚，已經是暮氣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團，真要實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得丟官了。這個大手術當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給北宋做的手術還不止這些，即使是稱職官員，也要削減其薪俸，北宋官員的俸祿是古代中國最高的（麼）。而且決定要減少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也就是說，全天下的讀書人的利益，都讓改革侵犯了。因此，改革的反對者決不是少數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北宋統治的階級基礎。 所以仁宗下詔取消新政是對下猛藥進行改革產生了懷疑，其實這樣做是必然的，要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士大夫就動搖了自己的統治基礎，所以，還是因循守舊，以穩定為大局。這裡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的恩養士大夫的國策。北宋統一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但統治者卻從五代歷史汲取了消極教訓，那就是武人跋扈於國家不利，為避免出現這種局面，北宋皇室政策是抑制武將，其辦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實行更戍法，人為的製造將不知兵，兵不識將的局面來維護統治。實行更戍法在很大程度上犧牲了國防。廢除慶曆新政，則是為了階級利益犧牲了改革。仁宗罷黜范仲淹的另一個原因就是范仲淹帶過兵，有軍事威信。朋黨之議，仁宗也知道這是臣下在互相攻擊，但范仲淹確實有些功高震主，而且，同整個士大夫階層比起來，一個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愛啊。 所以，慶曆新政失敗是必然的，是北宋政府體制決定的。扼殺改革的是體制，而非所謂保守派 。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吧

宋朝是歷史上經濟、文化、商業等領域繁榮昌盛的朝代，提起宋朝我們總能想到一首首膾炙人口的詩歌，想到清明上河圖上描述的市井繁榮景象

不過宋朝初期這些繁榮景象還是沒有顯現出來的，北宋神宗時期，國家還是積貧積弱的，神宗是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其在任期間，實施了王安石的變法，使國力大幅增長。統過改革改變了宋朝積貧積弱的現象。

據資料顯示：透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國家增加了“青苗錢”、“免役寬剩錢”、“市易息錢”等新的財政收入專案，在發展生產、均平賦稅的基礎上，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財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徹底改變了北宋“積貧”的局面。

保甲法的推行，加強了農村的封建統治秩序，維護了農村的社會治安，建立了全國性的軍事儲備，並節省了大量訓練費用；裁兵法提高了軍隊士兵素質；將兵法改變了兵將分離的局面，加強了軍隊戰鬥力；保馬法使馬匹的質量和數量大大提高，同時政府節省了大量養馬費用；軍器監法增加了武器的生產量，質量也有所改善。透過“強兵之法”的推行，積弱局面得以緩解，北宋國力有所增強。

不過縱觀宋朝制度，一個最大的亮點就是其重文輕武！這也是導致後來遭到外夷侵犯而亡局面的原因。

自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開始，就表現出宋朝不再是崇尚武力的朝代！因為本身的武力上位黃袍加身，所以在位皇帝深知武將的要害之處，所以宋朝整個朝代都是崇文抑武。經濟文化強盛了，國家能夠使百姓安居樂業，當然好，可是忽略國防的重要性就不好了。

至此我認為宋朝應該有以下改革：

一，文武並治。宋朝應該給予武將權力，同時設計行政部門互相約束制衡。而不是一味地打壓武將。

二，培養高素質的武將守衛邊疆要塞。同時可以派文官掌握抗夷方向，面對關鍵軍事戰機時可互相商議對策，以保萬無一失。

三，對外政策寬鬆適宜，可以互通商業，不要只在國內搞實業。軍事方面必要時可先發制人，給外夷以威懾。恩威並施，以達到不佔而屈兵的效果。

宋朝主要進行的改革最應該是精兵簡政，冗兵冗官的現象在宋朝十分突出，嚴重阻礙了國家的執行力，財政力，大量的兵力集中部隊，嚴重影響了社會農業經濟的發展，極大地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冗兵也給國家財政帶來嚴重的壓力，國家每年在軍隊經費的支出，佔據了很大一部分財力，大規模裁員裁兵，會對國家有很大的社會推動力，還有就是嚴重的冗官帶來的官員貪汙不作為，不管是仁宗慶曆年間的“慶曆新政”，還是王安石變法，都在這兩點上有相當大的比重。

宋朝是一個矯枉過正的朝代，宋朝制度設計核心是三防，防武人，防外戚，防內侍。制度上也進行了一系列複雜分權制衡的設計。因此，宋朝很大程度避免了其他朝代皇權更迭時被宦官、外戚掌控的局面，大都能夠實現權利正常交接（肚子不爭氣生不出嫡子也能指定接班人）。但隨之面臨的就是官員和軍隊人數膨脹。大家都知道八十萬禁軍，實際禁軍戰鬥力就是在趙匡胤時期是彪悍無敵的，之後禁軍更多是威懾。禁軍是皇帝親管的，宋太祖軍事起家，戰力彪炳，訓出的軍隊自是不凡，宋太宗時雖然依然有一定戰力，但要依千里外皇帝陣圖作戰，戰力已是下降不少。中後期更是怕災民造反，成了收容所，造成武備鬆弛，戰力下降了。後期領空響嚴重，造成了打起仗來，金軍都納悶，傳說中的八十萬禁軍呢，怎麼打一場硬仗都這麼難！因此，要改，先要切掉禁軍這顆毒瘤！

要想回答好這個問題，就必須弄清宋朝改革的目的。就宋王朝來說，太祖登基伊始，就對新王朝的制度、各項規章和政策等進行了重大調整，如政治上以“削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的思路，同時削弱宰相和地方官的權力，在軍事上採取“強幹弱枝、將兵分離”等政策。趙匡胤的種種做法，實質就是針對前朝的一次改革。隨著王朝的發展，“太祖之制”的有些弊端開始顯露，問題突出顯示在軍事和經濟上，特別是對少數民族政權戰爭中的處處捱打，對大宋統治形成威脅，更給予宋政權的統治者敲響了警鐘。這些就是宋朝進行繼續改革的最主要原因。

以前我認為，宋王朝是一個經濟文化繁榮、政治平庸、軍事孱弱的的朝代。大宋的改革應該正如王安石所做的，從“富國強兵”入手，改變其“積貧積弱”的局面。但是，事實證明，宋代深化改革屢遭失敗，否定了我原來的想法。那麼，宋朝的問題出在哪裡？宋朝的改革應從何入手呢？

我認為，宋朝的困境主要來自於國家財政出了大問題。沒有充足的財力支撐，才是宋朝在戰爭中屢戰屢敗的根源。而當時整個國家財富的半數卻掌握在官僚階層手中，他們所積累的財富多來自利用職權、巧取豪奪等腐敗行為。而要改變國家財政狀況，宋王朝必須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制度。這才能夠為宋朝的改革鋪平道路。

有人認為，宋朝不是一個腐敗的王朝，其碼不是最腐敗的朝代之一。我想，這是個誤區，宋代官員的貪腐主要不是在“體制內”完成的，而是隱身在國家制度下的、比貪腐更易獲利千百倍的土地兼併行為。

自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以來，官僚們廣置田宅、兼併土地形成系統“工程”。大土地所有者與國家爭奪農戶和土地，一直是封建國家無法迥避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宋代尤為突出。大批農戶為規避國家沉重的田賦、稅收而蔭闢在有權有勢的大土地所有者名下，官僚們還利用手中之權，巧取豪奪，官僚集團由此累積了天下一半的財富、土地的六、七成，形成了經濟上“民（官）富國貧”的局面，而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正是來自代表大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官僚集團的拼死抵抗。

宋朝對官員的監督監查制度還是較完善的，但是其重點放在了“體制”內，而官員在“民間”的違法行為缺乏有效的懲治制度。建立更加行之有效的監督監查制度，才是宋朝改革取得成功的前提。

1.宋朝最需要改革的是武將的政治社會地位需要提升，開國皇帝趙匡胤是晚唐節度使，相當於民國時期的軍閥，透過黃袍加身竊取政權，又透過杯酒釋兵權解除武將官職鞏固皇權，因懼怕武將學他一樣兵變謀反，重文輕武，宋朝時一個最不尚武的朝代，長期被遊牧民族壓制欺負

2.文官地位過高，導致朝廷缺乏制衡文官力量，皇權旁落奸臣當道，外戚勢力抬頭，科舉制度要更加開放透明，官員晉升方面要打通通道

3.社會風氣過於奢靡，應加大廉政反腐改革，加強民族凝聚力，打造國家認同感

4.文化藝術氣息過濃，國家工程重大專案建設過少，應宣導民族危機感，加強國防建設

宋朝應該進行怎樣的改革，我認為要從它真正需要什麼談起。如果讓我來選，那一定是：軍事改革

有宋一朝，周邊一直環伺著幾個少數民族政權，比如，契丹建立的遼、党項建立的西夏，女真建立的金、蒙古建立的元，還有西藏的吐蕃等等。在虞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對陣過程中，勝少敗多，以至於喪權辱國，每年要輸送大量的“歲幣”，絹帛等物品以換取短暫的和平。比如著名的“澶淵之盟”規定：遼宋約為兄弟之國；雙方撤軍，並以白溝河為邊界；北宋每年給遼銀10萬兩、絹20萬匹。

而到了南宋時期，又定立了紹興和議，具體內容是：宋向金稱臣，金冊宋康王趙構為皇帝；劃定疆界，宋每年向金納貢銀、絹各25萬兩、匹。

所以，為了讓國家有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也為了應有的大國尊嚴，都應該在軍事方面進行改革，強大自身實力。而且宋朝經濟發達，是完全可以支撐軍事變革的。

比如，其一，改變“重文輕武”的政策，最起碼應該“文武並重”，而不能因噎廢食，害怕重蹈五代十國時期武將篡國的覆轍就狠狠壓制武將。這樣，就能為國家選拔真正的軍事人才，而不是打仗也要依靠文官，要知道，不是每個人都是范仲淹。

其二，改變“強幹弱枝”的軍事部署。從北宋初年就開始不斷削弱地方軍事實力，加強禁軍實力。這的確解決了五代十國時期地方割據的問題，地方失去了與中央叫板的實力，可同時也失去了抵禦外族入侵的力量。

其三，改變軍種武器以適應與遊牧民族的作戰。可效法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知己知彼，“師夷長技以制夷”。大量訓練騎兵，改變傳統軍刀的形制，制定專門針對騎兵的戰術等等，都可能改變戰場上的被動局面。

其四，改變“荒年募兵”的傳統，因為這樣招收計程車兵體弱多病，不能適應高強度的軍事訓練。所以要招收真正身體素質過關計程車兵，改變老弱病殘的軍隊風貌，這樣才能在戰爭中取得勝利。

所以，軍事改革是有宋一朝真正需要變革的重點，剩下的方面，要圍繞著這個核心進行配套變革。例如：

一、經濟改革

宋朝最大的經濟問題是土地兼併，所謂“富者連田阡陌，貧者無立錐之所”，說的就是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以至於加劇社會矛盾衝突，釀成各地農民起義。所以一定要進行土地政策方面的變革，保證農民有活路，穩定了國內的局勢，才能在對外戰爭中沒有後顧之憂。

二、吏治改革

改變“冗官”現狀，合理選拔真正有用的人才，而不能為了所謂的“穩定”，就沒有節制地任用文官，同時濫用“恩蔭”制度，導致人浮於事，甚至互相掣肘，進而行政效率低下，並且浪費大量財政支出。

不過改革最好穩妥一些，打擊面不要過大，要不然就像范仲淹等人的“慶曆新政”一樣，以夭折收場。

三、科舉考試的改革

重視“武舉”考試，從下到上，層層選拔，總能選出來真正的軍事人才。同時，提高其地位，鼓勵天下的習武之風，民風彪悍，尚武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

綜上所述，宋朝應該在軍事方面下大力氣進行變革，同時配套以經濟、吏治、科舉等方面，一定能改變其“積貧積弱”的局面。

如果把題目中的宋朝設定為北宋王朝，那麼可以尋找一下導致北宋政治腐朽、軍力疲弱的根源加以改變。

對於北宋王朝來說，因其處於北有遼國(後來還有金國)、西有西夏王朝包圍的環境下，因此面臨的危險自然不言自明。

然而，就是在這種政治腐朽、軍力疲弱的嚴峻形勢下，無論是范仲淹改革，還是王安石改革，卻都無一例外的失敗了！

導致其失敗的原因有三個:其一，皇帝堅持改良的決心不夠堅定。其二，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彈聲浪太大。其三，改良措失過於理想化，改良過程沒能循序漸進，造成了欲速則不達的後果。

如果北宋王朝想要成功改變，就必須採取有節奏、有步驟、循序漸進的改良措施，既給大宋子民一個適應改革的過程，也可以在改良中學習改良，從而完善改良方案，建立健全改良制度。

封建王朝的政治，基本上就一種識人用人的藝術。其核心就是把最恰當的人，放在最恰當的位置上，讓其發揮出最大的價值，從而有利於統治階級治理國家和駕馭萬民。

因此，北宋王朝若要成功改良，就必須先要具備三個條件。

第一，做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必須抱有一改到底的決心，絕對不能因為改良進入深水區遇到了阻力，便產生畏難情緒和退縮心理。這是因為，如果皇帝在面對困難時左右搖擺不定，不僅會令改良派心存疑慮，而且還會使頑固體質派欲發興風作浪。古語說:箭頭不發，拗折箭杆！一旦皇帝動搖了，必然使改良派的努力前功盡棄。

第二，任何事情要想成功，都需要用好人、用對人。因此，刷清吏治淘汰冗官就是不得不做、不可不做的事。可是無論是宋仁宗還是宋神宗，在面對頑固派的反彈時，都沒有壯士斷腕的決心與氣魄，從而給頑固派在朝堂上留下了生存空間，使改良派不僅無法盡情發揮其能力，反而在黨爭內耗中被消耗掉大量精力！

做為天下之中樞，北宋王朝大腦的朝廷都無法達成共識，還能指望各地全心全意的支援改良嗎？況且各地反彈勢力與朝廷上的頑固派存有千絲萬縷的聯絡，彼此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面對改良派觸硑其利益，分割甚至收回其蛋糕時，怎麼可能無動於衷，又怎麼可能不上竄下跳呢？

其三，在實施改良措施時，不僅皇帝急功近利，就是主持改良的大臣們也過分急於求成。不可否認，當時北宋王朝已經得了病，而且還病的不輕。但正如扁鵲所言:病在肌膚可以敷藥、慰燙治之，病在血脈可以針炙、湯藥治之，而病在骨髓就是司命所屬，非人力所能及也。而當時的北宋王朝雖尚未病入骨髓，但其病卻正在由血脈向骨髓滲透。

儘管，由於改良派們察覺到了王朝面臨的嚴峻危機，他們的急於求成有情可原。然而，由於改良派在推進改良時，既沒有完善可操作程式，也沒有因時制宜，因地制宜，針對不同的問題，採取不同的對策。兼之許多執行改良方案的官吏，也在推進改良的同時上下其手從中漁利。使原本出發點很好的改良方案，在執行過程中荒腔走板變了味。

讓好好的利民改良，變成了擾民、害民的弊政，引發了民眾的不滿。頑固派正好抓住改良派的失誤對其大加攻訐，連原本支援改良的皇帝也因受到蠱惑，產生了懷疑和動搖心理。由積極支援改良轉為消極應付改良，最後又因畏難而退縮。宋神宗時代的改良失敗，就是這樣造成的。

為神馬你們總覺得什麼問題都有解決方法了？

之所以你們覺得有救，僅僅是因為你們瞭解到的歷史只是一個歷史片面的截圖而已，從這個截圖上面，在你的眼中，大宋各方面還挺有力，政府控制力貌似還行，國庫賬面好像還有些錢，不乏所謂的愛國者，還有幾支看似忠心耿耿的軍隊。如果不是自己做，說不定真能苟住。

但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麼？恐怕並不見得。

其實看看今天的世界現狀，然後再代入去看歷史，你就不會覺得有些問題是人力可以改變或者控制的了。

最簡單，也是最常見的觀點，大宋君臣，前三排太傻逼。但凡大宋群臣不那麼卵蛋，稍微硬氣點，大宋都落不到這個結果。簡而言之，大宋的滅亡是自己做的結果。

那麼就看看今天的美帝。在很多人眼中，川普的言論妥妥的傻逼之詞，很多話比之歷朝歷代的昏君發言毫不遜色。

如果美帝今天亡了，幾百年後，這些罵大宋君臣卵蛋的“歷史學家”們就會揪著川普的言論說：不是這個傻逼總統，美帝怎麼會苟不住。

但身處於當下，你就會知道，川普的操作和言論不但不是傻逼之言，反而很有市場，代表了很多美國人的想法和觀點。即使沒有川普，那麼也會有個京普、陝普、粵普，也一樣會說出類似的話，玩出類似的騷操作。

很多時候，歷史只是看起來那麼美而已。你覺得歷史舞臺上的角色們傻逼，那只是因為你不在那個時代罷了。如果身處局中之時，真不見得你混的能有那些“傻逼”們好，更大的可能是，你是眾人口中的盧瑟，不識時務，想法異於常人，不切實際，且一事無成。

術歸於術、道歸於道，想要用術改變道，可以，那麼首先必須先符合道。就像戰場上試圖透過無數微小的班組級別戰術勝利扭轉軍團級勝負一樣，你那無數微小勝利至少要促成或兵力對比逆轉、或佔據創造出有利的地形、戰機等戰略形態逆轉才行。

那麼，在大宋的大環境下，你卻指望透過一兩項改革，一兩次的班組級別戰鬥勝利，來贏得整個戰役的翻天逆轉，是不是覺得可笑了。

能救大宋的東西你做不到，你做的到的卻救不了大宋，歷史吊軌的地方就在這裡。

想救大宋很簡單，甚至可以說想救任何封建王朝都很簡答，無非：抑制土地兼併，降低貧富分化，減輕百姓負擔，對權貴官僚徵稅。

但做的到麼？做不到。不但做不到，有時候甚至連想都不敢去想，你只要有這個想法，那麼你就會被歷史無情的捨棄，屈辱的死去或者成為一個社會邊緣人。

你覺得三冗問題是大宋覆滅的根本，但實際恰恰是三冗為大宋續著命。如果沒有三冗，沒有建立那麼龐大的官僚體制，以大宋不抑兼併的國策，從哪裡來的力量組織和動員老百姓對抗北方異族？又從哪裡來的力量威懾住地主官僚，讓他們在一些關頭上不得不對黨國低頭，從而從中協調上下，維持住社會最低共識不破裂。

沒有三冗，土地兼併帶來的大量流民和失業問題靠嘴去解決？沒有三冗，又怎麼對社會經濟生活全方位滲透，從而弄更多的錢維持住帝國財政運作不崩塌。

三冗僅僅是果而已，而因，歷史已經告訴你大宋的無數聰明人改不了，至於今天在嘴上yy著大宋如何如何傻逼的你們，更是沒那個能力和本事。

所以看透了，你就會發現，歷史沒有偶然，只有必然。

天下隙小，則補之；天下隙大，則破之。身處於大宋，你應該想的不是怎麼去救它，因為這沒有意義。救一個利益共識已經崩碎的假想的政治共同體有什麼意義了？滿足自己的虛榮感，還是真把自己當成大宋主人翁了？而且你也沒那個能力。

當愛主義都已經激發不起人民普遍的鬥志和熱情時，就已經說明社會利益共識幾近瓦解。因為這已經是窮人們最廉價的麻醉劑了。

站在今天，放眼歷史。合格的歷史愛好者想的不應該是大宋或許還有救，而是想著自己應該怎麼在未來接連不斷的官府盤剝、權貴暴斂、社會混亂、好漢橫行、革命不斷、戰亂不停、“金人”南下以及各種天災人禍等災害中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