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這個問題為什麼會邀請我回答，很顯然，我不是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但是既然受到了邀請，就先用法布里奇奧的話作個開頭吧，“我將很滿足於你詢問我，我會將我瞭解的一切告訴你，不管它是否真確，我都會提供給你判斷。我將會從你對我的詢問中學到東西，就像你從我給你的迴應中學到的一樣多。許多時候，一位明智的提問者會使人考慮許多事情，並且認識許多別的，那是一個人不被詢問就永遠不會認識的。”

義大利古代政治家、歷史學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1469~1527），曾著有《君主論》、《論提圖斯•李維之羅馬史前十卷》、《兵法》、《佛羅倫薩史》等著作，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思想貫穿其終生。

其實，他的軍事水平並沒有多高，政治遠見性也不強。1494年修道士推翻了美第奇家族對國家的統治，這位馬基雅維利被委以要職；8年後美第奇家族復辟，他被投入監獄；大赦出獄後，開始寫作《君主論》、《論提圖斯•李維之羅馬史前十卷》、《兵法》、以及黑色幽默喜劇《曼陀羅根》。在《君主論》中，提出政治無道德，他以人性本惡論為基礎，認為人是自私的、追求權力、名譽、財富，因此人與人之間經常發生激烈爭鬥，為防止無休止的爭鬥，國家應運而生，頒佈刑律，制約邪惡，建立秩序，換句話說，國家是人性惡的產物；書中還彙集瞭如何爭權奪利、如何鞏固政權。羅素評價這部書是給暴徒們寫的手冊，給政治家寫的指南。在《兵法》一書中提倡戰爭應當由裝備精良的公民去發動，這支由公眾認命統帥的軍隊，聽從公共權力的指揮；明確反對當時歐洲較為流行的僱傭兵模式。由於這部書，他又得到了美第奇家族政權的重用，加入了美第奇家族的軍隊。但好景不長，他沒有立下戰功，美第奇家族再次被推翻，他被放逐，悲憤成疾，暴病而死。

在西方世界中，馬基雅維利幾乎與馬基雅維利主義是同義的貶義詞，它代表著殘暴、邪惡、魔鬼，常被用來作為攻擊政敵的大帽子。

現代大大小小很多場戰事的軍事指揮官，都讀過他的書。似乎多數人對他的理論予以贊同。只是讀了以後，有人成了勝將，有人吃了敗仗。

尼可羅·馬基亞維利（義大利語：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通常譯為尼科洛·馬基雅維利，義大利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1469年誕生於義大利佛羅倫薩。其思想常被概括為馬基雅維利主義。

在中世紀後期政治思想家中，他第一個明顯地擺脫了神學和倫理學的束縛，為政治學和法學開闢了走向獨立學科的道路。他主張國家至上，將國家權力作為法的基礎。代表作《君主論》主要論述為君之道、君主應具備哪些條件和本領、應該如何奪取和鞏固政權等。他是名副其實的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1]

　　馬基雅維利的軍事理論並不是孤立的，而是與他的政治思想密切相關。馬基雅維利被認為是現代政治思想的開創者，因為他與之前所有的政治思想家有一項明顯的決裂——政治領域與道德領域分離，政治的原則是力與計算。對於馬基雅維利這種全新的政治思想出現的原因和意圖，從軍事角度切入也是一種思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伍德教授在《戰爭的技藝》英譯引言中曾指出，馬基雅維利是從軍事的角度看待政治技藝，將戰爭的技藝引入了政治的領域。

　　戰爭的技藝》撰寫於1519年，1521年在佛羅倫薩出版。這本書才是馬基雅維利在3個世紀內最出名的作品。馬基雅維利終其一生念茲在茲的就是組建一支國民軍來代替當時普遍的僱傭軍：1503年，他負責徵召農村義務兵；1505年，他提出組建國民軍計劃並主持第一次募兵工作；1506年，他起草的關於建立國民軍的法律獲得透過，他隨之被任命為民軍事務九人委員會秘書；1509年，圍攻比薩的戰役中，他還親臨前線督戰。在馬基雅維利生命的最後幾年，他仍然為佛羅倫薩的軍事而忙碌。或許可以這麼說，不瞭解《戰爭的技藝》就很難理解他的思想，而不瞭解戰爭的技藝也很難理解政治的技藝。

　　《戰爭的技藝》是文藝復興後第一本軍事理論名著，在16世紀就發行了21版，並且被譯成西班牙文、法文、英文、拉丁文等。西方中世紀中斷了的軍事理論也由此被續接上古希臘羅馬傳統。從16到18世紀，馬基雅維利更廣為人知的身份是軍事理論家，《戰爭的技藝》長期被視作“武經”。那索斯的毛里斯在荷蘭創辦軍事學校時，《戰爭的技藝》成為主要教材，而這正是近代西方軍事教育的起點。誠如恩格斯所言，馬基雅維利是“第一個值得一提的近代軍事著作家”。

　　全書分為七卷，採用的是對話錄的形式，充分展現了馬基雅維利對柏拉圖式對話錄寫作技巧的諳熟。通篇復現在“我”英年早逝的朋友科西莫家花園中的一次對話，談話主題是戰爭，主角是法布里喬·科洛納。第一、二卷討論了徵兵、裝備以及訓練問題；第三卷討論的是希臘羅馬軍隊戰鬥佈陣中值得效仿的東西；第四卷討論的核心是將帥之道；第五卷關注的是行軍；第六、七卷討論的是宿營、攻城和城防。

　　聯接古代與現代的橋樑

　　與所有文藝復興時期的巨人一樣，馬基雅維利在古希臘羅馬的世界中獲得他軍事理想的原型。在《戰爭的技藝》中，他最倚重的著作是古羅馬韋格蒂烏斯的《兵法簡述》，這本公元前4世紀的著作與其說是描寫羅馬軍團的實際狀況，毋寧說是在羅馬軍隊已經衰頹時重新喚起古羅馬精神的一種努力。馬基雅維利在募選新兵、訓練、操演、築營、兵團的編成、佈陣等各個方面都借鑑甚至照抄了《兵法簡述》的前三卷內容，另外，弗龍蒂努斯、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凱撒、波利比烏斯的著述內容也不時閃現在他的筆下。馬基雅維利似乎只是一個古老傳統的複述者，就像他自己說的——“我們這個國家就是為了復興已經消失了的一切而誕生的，這一點我們已經在詩歌、繪畫和雕塑領域見識到了”，現在，他期待的是在軍事領域的復興。但實際上，若干影響深遠的軍事原則與戰略思想已經隱含在複述中。

　　16-18世紀是西方軍事轉型期，也是《戰爭的技藝》風行歐洲的時代。在僱傭軍向國民軍的轉變之外，17世紀西方“軍事革命”中的組織和觀念方面也都深受馬基雅維利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一是軍團的編制，二是對紀律的強調。在馬基雅維利看來，“所謂軍事無非就是正確下達命令，不折不扣地執行我所敘述的那些行動的技藝。一支軍隊之所以稱得上訓練有素，就是因為它在各種演習中掌握了很好的技能和熟巧”。馬基雅維利主張借鑑羅馬軍團軍隊的編制方式，相對於中世紀雜亂無章的戰鬥序列而言，是戰術上的一大進步。與此同時，他還著重強調了步兵在軍隊中的核心作用。

　　無論是步兵還是軍團編制，所依賴的都是嚴明的紀律、系統的指揮，這是一種與重灌騎士戰鬥中只需個人英勇完全不同的戰鬥精神，而這種紀律是近代戰爭的關鍵。雖然後來的軍事學家普遍認為，馬基雅維利理論有一項重大的缺陷——沒有注重、甚至刻意迴避火器在現代戰爭中的效用，在這一點上，馬基雅維利的固步自封就如同柏拉圖對雅典海軍在薩拉米海戰的勝利痛心疾首一樣。但真正理解他們的或許是馬克斯·韋伯，他在《經濟與社會》中談到：“這一類武器是紀律的結果，而不是紀律的原因……點燃變革之火的是紀律，而不是火藥。”

　　馬基雅維利強調戰爭與政治的關係，重視會戰，看重將帥才能……這些重要原則均被後來的軍事家和軍事理論家所借鑑和發揮，如16世紀的毛里斯、18世紀的吉貝特，再後來的拿破崙和克勞塞維茨等。就此而言，馬基雅維利的確成為了聯接古代與現代的橋樑。

　　戰爭的技藝和政治的技藝

　　馬基雅維利軍事理論針對的主要問題是僱傭軍的盛行。中世紀後期，商業開始發展，為了打破騎士階層在軍事上的壟斷，突破對王權的限制，各國的統治者開始憑藉逐漸增長的財力僱傭部分職業軍人。到了英法百年戰爭之後，重灌騎士完全衰落，軍隊成為不同兵種的聯合，戰略戰術也愈加複雜。在義大利，城市內部利益衝突嚴重，未經訓練的市民們也無法完成軍事技術和戰略協調的需要，這一切促使市場行為和軍事行為結合起來，僱傭軍的時代到來了。

　　對僱傭軍問題的思考是馬基雅維利軍事理論的出發點，1505年，馬基雅維利就寫作了《論佛羅倫薩臣民軍隊組織化》一文；《君主論》中亦有專門的兩章——《論軍隊的種類與僱傭軍》、《論援軍、混合軍和本國的軍隊》論述這個問題；在《戰爭的技藝》中他更加詳細地闡釋了國民軍的組建。儘管後來有些研究者認為馬基雅維利對僱傭軍的指責過於嚴苛，指出當時義大利各城市的僱傭軍成功抵禦住了不少進攻，穩定了義大利社會行政與軍事之間的關係，使其政治外交活動能發揮作用……但這並未抓住馬基雅維利思想的核心。在馬基雅維利看來，國民軍的建立，不只是軍隊的問題也是法律的問題，甚至是生活方式的問題。只有組建一支由國民組成的軍隊，加以訓練，投入戰鬥，才能在這個國家中褒獎英勇，使國民們不鄙夷貧窮，不拉幫結派，重視秩序和紀律，團結而關心公益，這一切都不是靠經濟關係維繫的僱傭軍所能完成的。

　　馬基雅維利的軍事理論並不是孤立的，而是與他的政治思想密切相關。馬基雅維利被認為是現代政治思想的開創者，因為他與之前所有的政治思想家有一項明顯的決裂——政治領域與道德領域分離，政治的原則是力與計算。對於馬基雅維利這種全新的政治思想出現的原因和意圖，從軍事角度切入也是一種思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伍德教授在《戰爭的技藝》英譯引言中曾指出，馬基雅維利是從軍事的角度看待政治技藝，將戰爭的技藝引入了政治的領域。

古典政治思想恪守的前提是：人就其自然而言是城邦的動物。城邦是友愛的共同體，政治是處理城邦內的事務，因而德行與政治是密切相關的。而城邦之外，非神即獸，對於“野蠻人”的戰爭不再需要友愛的原則，也沒有道德可言。在戰爭中，憑藉的是力的對抗，對待敵人時，詭計也是可取的。馬基雅維利的創見在於，他模糊了城邦內外的區分，跨越了傳統的政治與軍事的界限。在他那裡，君主對待同胞亦可像對待敵人那樣使用欺騙和暴力。從馬基雅維利開始，戰爭的原則進入到了城邦內部，戰爭與政治的技藝開始混合。如果說馬基雅維利還只是在君主與臣下之間引入了戰爭狀態，那麼緊跟其後的霍布斯則更進一步提出了“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這樣的自然狀態，而這種自然狀態則是其後政治思想家在創制理論時首先必須面對的。

　　在《君主論》中，馬基雅維利討論了新興君主國，當這種國家的正當性是建立在技藝之上時，君主不但需要政治的技藝更需要戰爭的技藝，在末篇，馬基雅維利為義大利呼喚“武裝的先知”——他能夠選擇武器、改變戰術、創立新的制度，這將給他帶來偉大的地位。雖然這樣的人物在義大利並未及時出現，但馬基雅維利卻憑藉著對技藝的諳熟而成為思想史中真正的“先知”。

雖著有《戰爭的藝術》一書，但他本人卻稱不上是一位軍事家，或者說，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位軍事思想家。

而且這本《戰爭的藝術》通篇記述佛羅倫薩樞機主教美第奇對於戰爭及防務問題的個人看法，既沒有戰爭行動的具體組織，也沒有戰術原則的一般概括，根本不能稱為軍事理論專業書籍。

在佛羅倫薩擔任軍事秘書期間，他曾於1500年夏季被派到位於阿爾諾河畔的比薩圍攻前線，去視察在那裡作戰的僱傭軍部隊。由於僱傭軍因薪餉問題拒不執行命令，致使圍攻戰一敗塗地。從此，馬基雅維利對僱傭軍產生強烈看法，認為僱傭軍根本不值得信任，於是他著手到農村徵兵，親自從農村徵招2000名義務兵，用於配合僱傭軍繼續圍攻比薩城，結果1503年的圍攻戰再次慘敗。

他所經歷的唯一一次作戰勝利，是1509年春季發起的比薩城圍攻戰，他在這場戰鬥中具體負責監督三大兵營的行動，並不負有戰場指揮之責。

“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這是馬基雅維利留給世人最著名的一句名言，這與2000多年前中國古代軍事家孫武所倡導的“兵不厭詐”，存在著思想上的共通性，不知道馬基雅維利是否在軍事領域受到《孫子兵法》的啟發。

馬基雅維利的一生主要成就，主要集中於政治思想領域，《君主論》是其代表作。在這本書中，他既認為共和政體有助於促進社會福利，發展個人才能，培養公民美德；又認為實現國家統一社會安寧的惟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強有力的君主專制。他的這些觀點，得到數百年後拿破崙、希特勒、墨索里尼等軍事獨裁者的極力推崇。

雖然馬基雅維利在軍事理論及實踐方面的建樹不多，但他卻是西方中世紀以來第一位涉足軍事思想學說的政治家，他在軍事方面的思想觀點，對約米尼、克勞塞維茨等西方軍事家，都曾經產生過一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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