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文人，喜歡清談，喜歡玄修，追求隱居避世，並不能算畸形文化！戰亂年代，文人手無縛雞之力，躲在深山以求自保，封建迷信脫離現實都是可以理解的，他們與人無害，不要對他們有偏見！

這不算是畸形文化現象，更應算是一種文化繁榮，是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

首先，我們要了解“魏晉風度”出現的歷史背景及文化背景。這在魯迅先生的文章《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發表於1927年11月16日《北新》半月看第2卷第2號上，後收入雜文集《而已集》）裡有非常精闢生動的論述。

歷史背景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亂世。自東漢末年以來，直至隋統一，幾近500年。這麼久的時間，中國處於分裂狀態，國與國之間關係錯綜複雜，戰爭就像家常便飯。但另一方面來講，這種分裂狀態卻又滋養了文學的大力發展。之所以如此說，因為處於分裂，局勢動盪不寧，民生多艱，文人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從而在思想上、精神上給文人極大的觸動，抒情言志、憤世嫉俗之作應運而生。

文化背景有點複雜，這裡就以魯迅先生《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提到的“藥”及“酒”來簡單介紹一下。有人覺得很扯，“魏晉風度”與“藥”及“酒”有什麼關係。但真有點關係。這裡講的“藥”是一種名叫“五石散”的藥。說起來非常可笑，這五石散不是什麼靈丹仙藥，相反還是一種對身體很有毒的藥。可魏晉時期的文人不這麼認為，他們就認為這是一種仙藥，吃過後讓人飄飄欲仙。這種藥有個特點，吃過後，渾身發熱，必須要進行“散熱”，否則就會中毒，輕則大病，重則身死。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裡就記載得很清楚：“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因此也會變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裡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胡胡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於發瘋。但在晉朝更有以痴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怎麼散熱？走路！所以在魏晉時期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會看到一些文人或者說是學問的人，經常在某個時候在外面散步，穿得很少，哪怕是冬天。三五成群的文人或有學問的人一起走路散熱，肯定不是一路死寂的，而是很熱鬧的，互相交流爭論品評。這樣就出現了很多疏狂有趣的事。魯迅文章裡記載有這麼一個故事：竹林名士劉伶，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麼鑽進我的褲子中來?他不穿衣服，是因為他在散熱。同時，魏晉時期人們，尤其是文人比較好酒。處在服藥、喝酒狀況下的文人，往往就好空談、玄說，也極易觸發文思靈感。

在如此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魏晉時期文化出現繁榮，也是不足為奇的。中國歷史上“國家不幸詩家幸”的文學逆勢繁榮現象不止魏晉，像春秋戰國、宋代、五四運動前後、的中國文學，都是明證。

魏初是有清新之風的，三曹的詩作就別具一格，老曹還不失豪邁之氣。到了魏末，司馬氏當政，一步步削弱挺曹勢力，使得當時的文人分裂成了兩派，挺曹派和附司馬派。結果不言自明。但還有一些是夾在中間的，他們大多跟曹魏有交際，為了保命在表面上疏遠挺曹勢力，又不願倒向司馬氏，於是就有了放蕩的“竹林七賢”。他們只得以醉度日，但又不想失去自己貴族文人的面子，就給自己找理由，把自己的這種生活方式套上了光環。

其實文人落魄者十之八九，大多又認為自己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得不到重用時，也只能向酒向仙向虛無。比如李白。前面有了開端，後面就不乏效仿者。其實歷史上哪有什麼真隱士，他們只是以退為進，希望引起當政者重視自己而已。要不就是象諸葛亮那樣，避昏弱者之請，待聖明者之約而已。所以，後世效魏晉玄士之風者，非是主流文人，而落第秀才等類，不足掛齒！

當文人一身經世才，貨與帝王家。著作等身，傳諸後世。種種夢破滅以後，只能遺世而獨立，放浪形骸，“崇尚”陶淵明，服食五石散企圖成神仙，喝喝酒，發發牢騷，。也因為服食五石散喝酒（藥酒），顛狂後以天地為衣裳，索性走極端，而且吹捧成有“風度”。這其實是魏晉文人的悲哀末落。亂世啥都可能出現。亂世出妖孽。

對於魏晉時期的文人雅士來說，他們既是瀟灑的，又是痛苦的。

痛苦之一：性命之憂

《晉書·阮籍傳》：“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天災人禍讓當時的文人雅士飽經考驗，生命無常、命運多舛的現實，促使他們對生命的意義進行思考。人生短暫，生命可貴，如何全身遠害、盡享天年成為當時士人必須直面的問題。

“寧做太平犬，不作亂世人”，死亡的幽靈始終相伴左右，以至當時名士時常發出憂生之嗟：“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如此，其痛苦、抑鬱、焦慮可見一斑。

痛苦之二：信仰缺失、思想重構

魏晉時期，政權朝不保夕，國家不得安穩，百姓的生活沒有任何保證，同時跟隨國家分崩離析的還有思想的大廈。

在此之前，儒家學說一直被奉為經典，然而在魏晉時期，這個局面被打破，儒家思想受到質疑。與此同時，玄學——一種全新的哲學思潮開始誕生。

連年的戰爭讓文人雅士們流離失所，儒家思想的分崩離析讓他們失去了精神的家園。信仰缺失，思想重構的他們追隨著一個又一個王權，然而不得重用的他們在精神壓抑和人格扭曲之下只能坐而論道、體悟玄學、張揚個性、放浪形骸。

痛苦之三——前途迷茫、方向不明

魏晉動盪的社會環境，讓當時的文人雅士對自己將來的命運根本無法掌控。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讓一些文人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場，亮出自己的態度。然而當他們站在一個全新的立場時，又何嘗不是陷入另一個漩渦之中呢？

他們不知何去何從，對於他們來說，每一次選擇都是那樣的艱難和痛苦，於是在這樣的選擇之下，有的人裝瘋賣傻，有的人自掃門前雪，有的人幻想著做一名隱士，從此過上田園的生活。

阮籍借酒澆愁，途窮而哭便是當時文人雅士的最好寫照。也許阮籍的途窮並不是無路可走，而是真正的沒有方向。

痛苦之四——身居高位，寂寥難消

也許戰爭和災難，讓大部分文人的前途一片渺茫，可九品中正制的確立也讓一批魏晉士人可以平流進取，萌祖上福音即可衣食無憂。

然而，物質的滿足絲毫無法消解他們精神上的空虛，他們看似瀟灑曠達行為的背後，無不透露出落寞和無奈。

文人雅士的追求之路

在魏晉時期，文人們看似瀟灑的背後，其實是無邊的痛苦。在這痛苦的泥潭之中，他們並未沉淪。而是不斷的尋找，不斷的追尋生命的真諦。於是，在這追尋的過程中，他們對於未來的期許和當下的痛苦交織在了一起，構成了熠熠生輝的“魏晉風度”。而這其中正包含著他們的追求。

追求之一——注重養生，珍視生命

魏晉時期的文人雅士他們雖然生活在動盪的年代，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可他們對於生命仍然格外珍重。

對於生命他們也格外的尊重，即使是那些毫不相干甚至是自己曾經的仇人，他們也會對逝者顯出無比的哀婉和嘆息之情。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晉書·阮籍傳》）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 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世說新語·傷逝篇十五》）

追求之二——崇尚自由，任性而為

魏晉文人，不僅在追求生命的長度，更追求生命的質量。於是他們任性而為，無拘無束。例如，王子猷訪戴安道。

在一個大雪的夜晚，王子猷忽然想拜訪一下自己的好友戴安道，然而自己卻在外面劃了一夜的船，人們問他原因，他說：我本來就是趁著興致去尋找戴安道，我划船一樣盡興，又何必去見戴安道呢？其任性而為的特點一覽無餘。

“王子猷欲訪戴安道，夜划船，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世說新語·任誕》)

如此例子還有很多，比如說劉伶經常醉酒在家裸體，阮籍不顧世人譏諷獨與嫂話別等，都體現了當時文人們任性而為、放浪形骸的特點。

當時的文人“越名教而任自然”崇尚過一種自由自在舒舒服服的生活，這成為了他們的另一大追求。

追求之三——保持本真

魏晉士人可謂是典型的為自己而活。他們追求本真本我，敢作敢為，張揚個性，活得灑脫而精彩。

他們愛憎分明，不虛偽不做作，比如說阮籍看到喜歡的人往往以“青眼”相視，而看到不喜歡的人則以“白眼”相對。這種接受自我、肯定自我、活出自我的做法透出的是一種自信，一種孤傲，一種精神，一種為人處事的追求。

“我與我周旋久，寧做我。”（《世說新語·品藻》）

追求之四——參玄悟道，追求超脫

人生苦短，生命無常，面對殘酷的現實，魏晉士人可以超然面對生命的短暫，可是他們卻不甘於生命的短暫，於是他們三兩聚集，一同參玄悟道，共同追尋生命的真諦。有時雙方爭論不下時，甚至達到了惡語相向，相互謾罵的程度，如此可見他們對於真理的執著追求。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世說新語·文學》）

暮有話說

魏晉時期的文人雅士是痛苦的，因為他們活在那個最壞的年代，同時，他們又是自由的快樂的，因為他們在當時有著自己的追求。痛苦與追求就彷彿魏晉風度這枚硬幣的兩面，文人雅士們不斷地擲著硬幣，在痛苦中堅守自己的追求。

人生易逝，時不我待，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去追尋人生的價值，如何在矛盾與困境中實現自我的意義，如何在悲劇的人生中，嚐到喜劇的味道，這是魏晉文人雅士的魏晉風度所帶給我們的啟示。也是如今我們所要學習的東西。

自己只說不做！別人做好了就唱歌，別人做得不好就罵娘。罵娘怕捱打就跑到深山老林自娛自樂！這就是“魏晉風度”！

一、魏晉風度；

魏晉風度，指的是魏晉時期文人雅士們率性而為、清靜灑脫的一種態度或者說生活方式。在生活上不拘泥於世俗禮法，喝酒縱情高歌，這段時間出現了許多名士。“竹林七賢”（即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就是其中的代表。比如名士劉伶就蔑視世俗禮法，經常縱情飲酒，任性放誕。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中就記載：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 為褲衣。諸君何為入我褲中？”意思就是說有人看到劉伶縱情放蕩後，譏笑他，劉伶說：“我把天地當房子，把房屋當褲子，諸位為什麼跑到我褲子裡來？”。魏晉風度很多名士們喜歡飲酒、穿寬袍大袖，並且煉丹服藥。個人認為魏晉風度並不是一種畸形文化，這和魏晉時期的動亂，天下經歷的分分合合、政權更迭，文人雅士內心的期望有關。魏晉文人雅士把目光從朝野投向了自然、山水，他們有的追求嚮往老莊親靜無為，隱逸、與自然融為一體，表現出超脫、放縱、率性而為的人生態度。

“聊以娛無為之心，而逍遙於一世。”—阮籍《達莊論》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陶淵明《歸園田居》

原因很簡單。

有人在亂世自然激流勇進，有人在亂世就失志歸隱。

當一些文人嘗試過激流勇進卻不得回報，或者乾脆庸庸碌碌、無所作為時，或聲名遠揚、再難寸進時，追求“魏晉風度”，不失為一種標榜自我的好辦法。

當然，我們不排除有些文人已經知足，才追求“隱士之風”。

所以我們真正應該尊敬的文人，當然是那些敢於奉獻也善於退出舞臺的人，他們才是文化發展的基石，他們的歸隱才是值得我們追求的歸隱。

就好比《三國演義》裡的諸葛亮，“身未升騰思退步，功成應憶去時言。”

我們要明白，自己有機會引領時代，也該在合適的時候把時代的接力棒交給後來者。

無奈的歸隱其實是無能、無膽的歸隱。

真正的歸隱應當是理性、奉獻的歸隱。

《只談古不論今》對待歷史應站在當時的社會角度去分析和判斷，而不因該用現代人的思維方式去思考。比如你用今天的政治語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去衡量＂竹林七賢＂的消極一面，那必定是秦瓊戰呂布＂亂套＂。因此＂是畸形文化現象＂是出題者用現代人的目光去看待古代人的生活所得出的荒謬的結論。＂竹林七賢＂在生活上有諸多的與當時不相符的行為舉止，這只是一種表面現象，應該深層次的分析這一現象的成因。雖然他們之間政見不同，但有一點他們是相同的，那就是特立獨行，各抒己見，不滯於物，不拘小節，風流瀟灑，清靜無為，灑脫倜儻。並在學術造詣上獨領風騷，這才是真正受到後代文人墨客所推崇的原因。另外，中國有句老古話＂亂世出英雄。吹掉蒙在金子上的灰塵，它永遠是光芒四射的金子。

我認為“魏晉風度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璀璨的時代，為中華文化書上了神奇的一筆。

魏晉時期是中國文明史上一個複雜多變的時期，在此時期，社會動盪不安，但思想文化卻異常活躍，於整個中國古代史上不能為一卻難能有二。“魏晉風度”是指從魏正始年間到東晉滅亡期間名士們所表現出的風度。那麼，究竟是什麼推動了魏晉風度的產生和發展的？

首先，門閥士族的崛起帶來了社會的變革和選官制度的改變，併為魏晉風度的行成提供物質基礎。漢代選官主要透過考察、徵辟的方式，而這種方式易被權臣操縱，從而形成政治集團。而到了三國時期，曹操先後釋出的《求賢令》、《赦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舉賢勿拘品行令》，這三令顛覆了當時的選官制度，這三令的釋出使得儒家道德瀕臨破產。至曹丕稱帝后，開始使用九品中正制，但後來由於對品德、才能無固定標準可以採納，因此，家世成為成為評官的重要標準。這為品評人物創造了條件，一個人的才能大小開始與其輿論影響有關，這使得知識分子個性得到發展，也使其著重培養風度氣質的風氣盛行開來。而經濟上，士族莊園經濟迅速發展使得士人擁有充足的時間及財富供其進行文學藝術創造，為魏晉風度打下基礎。

其次，玄學的興盛衝破了儒學價值體系的束縛，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政治的黑暗，動盪的社會使得大漢中央集權無以為繼，兩漢儒學已經無法對社會諸多問題而做出解釋，諸多士人為了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為了尋求寄託，為了保全性命於亂世，對處於獨尊地位的儒學產生了懷疑，紛紛轉向玄學。儒學價值體系的崩潰使士人從集體主義轉為個人理想主義，從價值觀的人格理想轉向追求個人精神的獨立自由。儒學的式微，對於儒家而言是一場災難，但對一個時代文明的孕育及風度的形成，卻是一場造化。於是“魏晉風度”這一名仕風範開始廣為流傳。

最後，魏晉風度的形成亦要受當時社會風俗的影響，而藥與酒必不可不談。魯迅曾言，“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魏晉時期，人皆好服用“五石散”，而此藥會使人產生幻覺，服用此藥後，渾身燥熱，必須及時行散。因此，人們為了更好的散熱，常穿寬大舊服，甚至袒露。故，當我們提到魏晉風度時，總會與癲、狂掛鉤，當看到畫時，人物多為袒胸露乳。對於魏晉名仕而言，飲酒即是與世俗禮教的鬥爭，也是對於現世的逃避與自我麻醉。而這股飲酒之風也使其成為魏晉風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不得不以癲狂示人，以此守護自己心中那塊世外桃源。

總而言之，魏晉風度的產生是諸多時代因素的組合，是一個時代的產物。魏晉之後，隨著儒學的復興與發展，再未能有一個時代擁有如此追求自由與解放的姿態，而魏晉風度，也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畫下了奇異不朽的一筆。

這實際上是一種貼標籤的行為，如果真的靜下心來看一看當時的情況，我們會發現當時的情況也並非是我們想象中的一樣。

魏晉風度講求的是灑脫，是一種超越物質的自由與放鬆。但是，並不意味著他們不重視精神領域。文天祥《正氣歌》當中寫道：“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嵇侍中血”指的就是嵇康的兒子嵇紹為了保護晉惠帝司馬衷而被亂軍所殺，鮮血濺滿了龍袍，在後世被譽為忠義的典型。但是，他也是那個傲然放曠，喜食五石散的嵇康之子。所以說，只是因為當時的為人處世的準則與我們今日不同，所以被貼上了不好的標籤。但是仔細品味一下，還是能有一些回味的。

五胡亂華，冠帶南渡。整個中華文化的重心轉移，但是之中也湧現出了無數的仁人志士。這些人也是魏晉風度的產物，文學與藝術領域更不必說。《顏氏家訓》，《齊民要術》，王弼，劉勰都是這一時期的人物，在後代的歷史上也很少有人能夠超越這些人物和著作。所以不能一概而論的。

“魏晉風度”是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第二座高峰。非但不畸形，反而最飽滿。

第一座高峰是春秋戰國事情。

這段時間是諸子百家，百花爭鳴的事情，各種思潮風起雲湧，並迅速發展，還能很快地在社會上進行實踐驗證，一時蔚為大觀。

這段時間出來的人，影響到了現在，老子、孔子、韓非子、墨子、孫子等等，每個都是彪炳史冊的人物。

隨後秦國統一，之後經歷漢朝407年。

文化在漢朝的時候，是被閹割過的，長久的和平時代，朝廷為了更好地統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致使文化呈現單一性，趨同性的發展。

這種對文化是不好的。

東漢末年，建安時期，天下大亂，群雄並起，因為長久的和平，也創造了很多的讀書人，這些士大夫們一方面在儒學方向發展，因為社會大亂，也出現了很多新的思潮。

竹林七賢，便是在這樣的氛圍裡出來的人。

而建安三曹、建安七子等等文化人士思想狀態也有了很多新的發展。

在亂世裡，思想和文化因為不受控制，反而得到了大的發展。

魏晉時期的動態狀態，完全不輸於春秋戰國事情，而對文化的促進作用，也相當明顯。

比如，文學的自覺性，在魏晉時期就有很多直接的表現；

出現了文學批評；

更關注人性的需求，比如陶淵明和二謝；

追求自由度和完全自我的表達，比如竹林七賢；

而曹植、蔡邕等，在詩賦方面的發展也相當成熟。

……

這樣自然生長的思想是最寶貴的東西，人的創作力也因此而產生。

因為有無邊的自由度，所以才會有更多的文人對這一歷史時期有無限的嚮往。

所未魏晉風度其實就是三國通史，漢亡出三國統一歸晉的歷史課程，更體現了一句話，盛世文臣，亂世武將。因為倒至漢亡的就是軍權的旁落化，滿朝文臣毫無用武之地。出現武壓文的階級層次。以黃巾起義帶動了一條歷史的長河，本人是以西蜀為正統觀來講的，西蜀上演了忠，孝，仁，義，信。單方面來看正是立國之本。單從勝敗來看是比較狹隘的，魏被晉取而代之後，晉朝未期確實滅族之禍。所以魏晉風度是不可取的，也不該被後人效仿。我個人主張桃源三結義的。從長遠考慮這個適合國家發展興旺。所以中國很多三國專家基本都是以蜀風為正統來看的，也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典範。

魏晉風度不是受到有些文人的歡迎，事實上魏晉風度是中國士大夫精神的源頭之一，而且如果要深究的話，中國知識分子的態度、風範從根本上都收到了魏晉風度的影響。比如木心就曾說過《世說新語》是士大夫最好的教科書。

魏晉風度是在政治壓迫非常嚴重的情況下的畸形產物，我覺得這是一種誤解，因為事實上沒有哪種風度、理論、態度是和平的狀況下產生的。魏晉風度產生的原因確實是為了躲避壓迫，而且魏晉風度一下子從經學改為玄學，從這點看你可以說它產生的原因是複雜的，也可以說魏晉名士本身的行為是荒誕的、不正常的。

但是魏晉風度本身一定不是畸形的，因為這是一個從舊的禮教到自由人格的轉變。

魏晉名士怪異的行為恰恰是彰顯自我的一種表現，而後來的絕大多數文人內心的那種孤高、隱逸、性情等等基本都在魏晉時被奠定。所以中國的文人內心渴望入仕，但同時他們也有對自由的渴求，這其實是儒家文化與魏晉風度共同作用的一個結果。

因為魏晉是“三教合流”的第一個階段，這個時代有兩漢經學的基礎，同時老莊哲學被推崇，而佛教也在這個時間在中國有了非常大的發展，並逐漸的被玄談的名士們接收。而儒釋道三教對中國文人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它們交匯的源頭其實就在魏晉，它們最初的表現其實就是魏晉風度。

通常我們一提到魏晉風度，一般都會想到一個詞——放浪形骸，我看到過很有意思的一個說法，說魏晉是一個“裸奔”還會受到推崇的時代。由於魏晉名士們是為了躲避血腥與殘暴的政治迫害，所以他們的反抗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厲害。

為什麼呢？因為魏晉名士不能夠在現實上有所作為，所以他們在傳統的觀念上開始反抗，上文就提到過這是一個彰顯人格自由的時代。他們服藥（五石散）、飲酒、狂狷。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樹立的自我的人格典範一直是後世計程車大夫的追求。

因為在後來儒家“禮”的規範下，他們在內心向往魏晉名士。魏晉風度不是受有些文人歡迎，魏晉風度被後人倍加讚賞，比如竹林七賢，後世的文人畫中竹林七賢已經成了一種精神符號，他們不是畸形，他們象徵著一種風度。

而嵇康“從此絕矣”的《廣陵散》也被推崇為卓然、清高的典範。

有時候我在想，杜甫的《飲中八仙歌》這八個盛唐名士，是不是也在向竹林七賢致敬呢？

甚至像李白推崇謝靈運，唐朝的其他文人羨慕陶淵明，他們其實都在致敬魏晉風度。

其他的比如宋朝的蘇軾，他還有一首《阮籍嘯臺》致敬魏晉名士：

阮生古狂達， 遁世默無言。猶餘胸中氣， 長嘯獨軒軒。高情遺萬物， 不與世俗論。登臨偶自寫， 激越蕩乾坤。醒為嘯所發， 飲為醉所昏。誰能與之較， 亂世足自存。

狂達，這是一個含義很深的概括，因為“狂”指魏晉名士的行為，而“達”是一個非常有深意的詞，因為在詩文中“達”通常是一種境界、是一種品德。

而在明朝比如寫《牡丹亭》的湯顯祖、寫“三言二拍”與《東周列國志》的馮夢龍身上都有魏晉的影子。

魏晉那種自由人格其實就是後世文人的自覺，而文人的自覺這個詞我們今天還在提，它一般陳寅恪所謂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而後世文人崇拜魏晉名士，其實是因為名士身上所體現出來的觀念，是一種文人的普遍追求。

首先，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問題。

自從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那個時期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大多依附在這個學派集團中，而儒家學說大講仁義道德，孔子是推崇周禮，以至於人們過分追崇繁文禮節，做事一拘不苟，循規蹈矩。正所謂物極必反，魏晉風度大概就是這樣而產生的，做事常常出格，超然物外。

我有必要講講它的正面影響。如果我們用現代的詞語來形容魏晉風度的話，我覺得“非主流”這個詞挺合適的。它開啟的新的局面。我姑且把這種現象比作當年周杰倫說唱音樂的潮流和興起，它就是區別於當時的主流音樂，張揚的，個性的。

但是，到今天，周杰倫卻成了主流音樂。這就是一個積極意義，它拓展的人們的包容性，對音樂風格的包容性，我們聽民謠，搖滾，也聽說唱。

當然它是有消極影響的。如果把當時的竹林七賢比作當今的偶像明星，其實他也容易引起追隨者不加思考的學習效仿。像當時的劉伶，抬棺狂飲，經常一絲不掛，這就是有悖常理，捨本求末，不可取。

所以，總結來說，我們要有獨立思考，獨立分析，如果我們應用的積極正面的價值，那就是好的。如果我們看到那些為了個性而個性的行為，那它就是扭曲的。

如果你明白“魏晉風度”一詞是誰提出來的，就會比較容易理解它為什麼這麼受文人推崇了。

魏晉風度一詞一開始是魯迅提出來的，沒錯，真的是魯迅，此處不需要旁音（比如，魯迅：我沒說過~）

魯迅講魏晉風度，並非崇拜當時文人墨客的衣不遮體，放浪形骸，貌似盲目追求人性自由之類的東西，更不是羨慕他們能整日寧酊大醉，甚至“嗑藥”。魯迅崇拜的，是他們的文人風骨和風度。

風骨，是立場的堅定。比如嵇康，為了自己堅守的立場（或信仰），放著高官厚祿不做，寧可整日放浪形骸，飲酒大醉，也不向權威屈從~

風度，是對事不對人。還是嵇康，他和山濤在政治上是對立的，但依然是知心好友，共同飲酒作樂清談，同為竹林七賢。至於後來嵇康給山濤寫了絕交書，那是事關風骨的原因。那時嵇康支援的一派慘敗，所以嵇康比較落寞，山濤實在不願見嵇康沉淪下去，就動了惻隱之心，把嵇康推薦給了上頭。嵇康呢，為了表明自己的文人氣概，也為了不牽連山濤，便寫了那封絕交書。當然，或許有另一層原因，就是他恨山濤這個好朋友，在這件事上，竟然不能理解自己。

這種表現，在我們現代人看來，是很傻的，但也正是我們缺失的。但是，雖然這些文人比較軸，但其實他們的心並不軸，他們軸的是自己的立場。比如嵇康，最後反而把自己的兒子託付給了山濤，希望兒子加入山濤那一派，有好的發展。可見真正的文人風骨，都是對自己比較刻薄，希望自己從一而終，而不會強迫他人，甚至家人。

所以現代文人們提魏晉風度，其實是在強權或金錢社會的腐蝕下，勉勵自己或他人“用文字說實話”的初心~

魏晉時期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哲學背景，促成了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魏晉風度。這些獨領風騷的魏晉士人，以他們的特有的況味，為後人所敬仰和研究。

筆者很欣賞宗白華先生所云：“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也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在這充滿血腥與殘暴的兩百餘年間，有這樣一群超拔不凡的名士，他們以無比的智慧與深情，開創了一種至今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津津樂道的真正的名士風範——“魏晉風度”。

“魏晉風度”提法由來

魏晉風度，最早提出來是魯迅先生。1927年夏天，確切的時間是1927年7月23和26日，魯迅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上做了兩次演講，演講的題目是《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這篇演講的文章後來收入1928年北新書局出版的《而已集》。然而在演講中，魯迅對什麼是魏晉風度，並沒有進行解釋，不像我們現在講課這樣，先把概念解釋一下。但是他透過講述魏晉士人的具體生活，對魏晉風度做了十分深入的闡釋。

魯迅談到了三個方面：

1、魏晉文章及其特點。

概括下來就是八個字：清峻、通脫、華麗、壯大。

2、以“正始名士”何晏為祖師的服藥的風氣。

3、還談到了以“竹林名士”為代表的飲酒之風。

魯迅講魏晉風度，實際上主要是集中於魏晉之交的這一批文人和這一文壇。

現在講魏晉風度已經開始把時間往後延展，擴得更寬一點，更大一點，甚至包括了東晉。從時間上來說，指的是三國時的魏(公元220-265年)至兩晉年代(公元265-420年)。具體說主要包括了幾個時期的名士，

正始名士：何晏（195？－240）、王弼（226－249）、夏侯玄（209－254）；

竹林名士：阮籍（210－263）、嵇康（223－262）、劉伶（不詳）、山濤（205－283）、向秀（不詳）、王戎（234－305）、阮咸（不詳）；

中朝（晉惠帝元康－永嘉）名士：郭象（252？－312）、王衍（256－311）、胡毋輔之（263－311）、王澄（269－312）：江左名士：王導（276－339）、謝安（320－385）、王羲之（303－379）等。

此後，有許多學者，包括老一輩的學者和年輕的學者，在魏晉風度上做盡了文章。如1940年宗白華先生寫了題為《論世說新語與晉人的美》的論文。1944年，哲學家馮友蘭寫了《論風流》一文，將“魏晉風度”又擴充套件而為“魏晉風流”。1948年，王瑤先生出版了《中古文學史論》一書，在《自序》中，作者稱該書第二部分《中古文人生活》“主要是承繼魯迅先生《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加以研究闡發的”。1981年，李澤厚先生名著《美的歷程》出版，實際上是從美學和哲學角度論述了“魏晉風度”的文化內涵。 1990年羅宗強先生寫了《魏晉玄學與士人心態》等等。

“魏晉風度”特殊的內涵

魏晉名士，風流千載，而“魏晉風度”指的正是魏晉時期名士們所具有的那種率真任誕、超然物外、清俊通脫而風流自賞的行為風格。他們身上匯聚了一系列獨特而又極具美學意蘊的文化符號，如人物品藻、清談、服藥、飲酒和穿著打扮，這些文化符號反儒家綱常倫理，越名教而任自然，瀟灑脫俗，揭示了傳統禮教對人的自然本性的限制、壓抑和改造。

不得不提的還有“竹林七賢”。“七賢”之稱始見於東晉孫盛的《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鹹、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常聚於林中喝酒縱歌，清靜無為，灑脫倜儻，可以說算得上是“魏晉風度”的典型。

華中師範大學張三夕教授在《魏晉風度何為？》中概括說：

魏晉風度是一種特定的亂世風度，是一種死亡逼出來的風度，它的產生於東漢末年以降大規模的死亡現實與集體性死亡意識有著直接的關係。

當隋唐用武力統一南北，魏晉風度也被收納進新時代的精神風尚。魏晉時期士人的個體自覺、對生死的反思，已深刻眷寫進了士大夫精神中。

書法裡的“魏晉風度”，以最亮麗的文化符號而載入史冊

魏晉書法魏晉書法承漢之餘緒，又極富創造活力，是書法史上的里程碑，奠定了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方向。魏晉書法規隋唐之法，開兩宋之意，啟元明之態，促清民（國）之樸，深刻地影響了歷代書法並影響著當代書法的發展。

魏晉風度它是魏晉士人自由精神的釋放，個性與靈感的噴發和對藝術的不懈追求。作為人精神世界的外延——書法藝術，也必將在不自覺之中，蘊帶此種意識，使書法不再只是“猶可記文”的記事字形，或字形優美的方法，而是上升到一種只屬於書法家自身表情達意的藝術表現形式。

正因為魏晉士人的“風度”，才出現魏晉時期書家輩出的局面，書體不再被傳統漢隸所禁錮，而逐漸從實用流便發展到表現書家的個性情感，從傳統的篆隸迅速演變出真、行、草書，形成眾體兼備、同登書壇舞臺的局面。　魏晉風度成就了一代書風，此種書風蓄勢蔓延。直到東晉中期出現像王羲之這樣的“書聖”級人物。

其一，心的感悟

我們知道從曹魏到東晉整個時期都是一個精神自由的大解放時期。尤其到了東晉，是士族獲得精神上的最大解放時期。我們可以這樣來看待，東晉書風便是這自由與解放的“充盈著精神人格的象徵和表現”。

其二，是魏晉士人的隱逸思想的影響

我們所知的“竹林七賢”便是典型代表，他們逃隱山林，與山水為伴，飲酒吟詩作賦，揮筆書畫，一派悠然瀟灑飄逸之感。我們的確欣賞過魏晉士人的高逸與闊氣，將其讚頌為任誕和自然，卻往往忘卻了士人的內心世界懷有深深的痛楚和百般的無奈。

其三，是魏晉時期的藝術已經進入到了一種“自覺”的狀態

魯迅先生總結魏晉時期是“文學的為藝術而藝術”時代，這種提法說明兩個問題：一是魏晉士人已開始追求藝術之美，我們不談其性，至少作為藝術品而言，它們在表現形式上已開始注意美的凸現，情感的抒發，這樣的作品必將產生美的感受與愉悅。

簡而言之，正是在魏晉時期這種文化背景下，在以王羲之為代表的文人雅士的推動下，書法藝術達到高峰，書法理論也漸入佳境，形成了對後世影響極大的書學基礎。

無病呻吟的結語

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隨著研究角度不同，不斷深入，魏晉風度被賦予不同內涵，這裡不再多說，多延伸了，畢竟不是筆者所精通的專業。

因為有了魏晉這個傳統，其實歷代推崇的文人多屬狂狷之士，或者狂，或者狷，或兼而有之。從善為“青白眼”的阮籍開始，到“我本楚狂人”的李白、“自笑狂夫老更狂”的杜甫，到“嗟我本狂直”的蘇東坡、“遂為狂疾”的徐文長，再到“其心狂疾，其行率易”的李贄、“負盡狂名十五年”的龔自珍等等，可以說歷代很多著名學者都留下了或狂或狷的美名。牟宗三有個觀點，很值得當代人思考，他認為狂狷之氣，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一種浪漫精神，對於華人來說，更是一種生生不息的創造精神。

參考文獻：

北蘭亭，魏晉風度成就一代書風

魏晉風度:

1.魏晉風度，是對魏晉之際名士風度的稱謂，亦稱魏晉風流。(愛美，清談，酗酒，嗑藥，男人女性化。漂亮又醜陋，清高又貪婪，瀟灑又勢利，高雅又庸俗，真實又虛偽)。

2.在藥、酒、姿容、玄談的外在表象後面，蘊含著對自身價值思考和對人生無常的悲嘆。

1.魏晉時期是財閥主管政治，但家族是主要門面，此時期政治，權力，社會動盪整個時代讓人不安，為了保全家族產業，遠離政治，清新脫俗文化事業使文人們追愛。引魏用:(《世說新語》記載; 魏晉是一個動亂的年代，也是一個思想活躍的時代。新興門閥士夫階層社會生存處境極為險惡，同時其人格思想行為又極為自信風流瀟灑、不滯於物、不拘禮節。晉風度指的是魏晉時期名士們所具有的那種率直任誕、清俊通脫的行為風格。飲酒、服藥、清談和縱情山水是魏晉時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2.家族豪門的興起，軍事，經濟，田地增強豪門氣勢，若是鞏固家族產業，文化的教育必不可少，豪門家族當官的捷徑好處舉手之勞，但是沒有深度文化也會被拒，所以家族文化教育大興起來，使文人們更受歡迎，引用:(漢末魏晉雖然是亂世，但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的一個年代。社會動盪的時候，沒有了統一的倫理規範，反而顯得更活躍、更容易出現新的思潮)。魏晉風度致使當時社會的糜爛生活萎靡不振，士大夫的學者們軟弱無反抗之力，當時的社會制度渙散亂世，借酒消愁的文人用"魏晉風度”發洩，文人是敢怒不敢言報效祖國無門，當時作為知識分子的文人們，利用"魏晉風度"掩蓋了自我憤怒之心，而報國無能的心裡抑鬱著，沒有覺醒只有追隨。

寧願縱情于山水逍遙，詩文琴瑟，也不願折腰為自己所不認同的君主政權效力，我覺得這並不是一種畸形的文化現象，如果為了功名利祿，昧著良心為暴政惡政做虎為悵，歌功頌德才是真正的畸形。不過這也算一種理想化的文化現象了。三國兩晉對於讀書人是相對比較寬容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做一名文人，可以不看功名看才情，可以為本心而活，不用去遷就世俗，不必迫於外在壓力而摧眉折腰，這是後世文人所羨慕不已 的烏托邦。這一幕在後世已不復再現，縱使你家有萬貫，家世顯赫，名門之後，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也得卑躬屈膝去考取或捐個功名，否則你就是不務正業，就是要低人一等。另一方面看，文人的骨子裡其實是理想派，都想事明君，而且得是知己一樣的明君，否則寧願躬耕於鄉野，等待明主的三顧，也不為我眼中的“傻子”效力，這是一個文人所期待的最高禮遇。比如當年嵇康臨刑時，《晉書. 嵇康傳》是這樣描寫的：“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帝尋悟而恨焉。” 用向秀的話說，那一刻“”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悽然。。。" 再腦補下山濤形容嵇康時所說的“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的風采，在數千人的送行之下，以一曲《廣陵散》絕唱告別塵世， 這一幕讓後世多少文人熱淚盈眶，這才叫人生啊。可為什麼說這是種理想化的現象呢，且不說後世價值觀使然了，就算在那個功名和仕途不是讀書人唯一出路的那個時代，現實也是很骨感的，縱觀歷史，如此伯樂明主屈指可數，你再清高那也得吃飯啊，隱居山野那也是需要成本的，沒錢一切都是空談。 隋唐以前，想做讀書人，一般的底層那是想做也做不了的，因為受教育，哪怕是啟蒙教育的成本是極其高昂的，尤其是三國兩晉，那是中國歷史上門閥制度最為森嚴的時代，從讀書到做官都是講究傳承有序，三國兩晉時代有哪個名震千古的文人是真正的底層草根出身啊，至少也是個小康家庭，比如說自己本為布衣的諸葛孔明，那不也是帶著僕人躬耕的麼？ 甚至更有好多都是家底頗豐，是有隱居的本錢的。更重要的是，那個時代的價值觀和後世考取功名是讀書的唯一目的還真不一樣，門閥也是願意供養結交文人雅士的。儘管理想已脫離現實，但這不重要，這一切構成了後世讀書人共同的精神烏托邦，簡單的化為四個字，那就是“魏晉風度”。

（竹林七賢）

這樣看稍明白點：

以漢朝為軸，漢朝前尚務實，漢朝後尚講論。即做與說的側重不同。

所以，漢朝前側重於怎麼做，用墨家，重法家，講究兵家，擅縱橫家，號道家；漢後用儒家，遵法家，講究名家，倡農家，號制衡。

到隋朝時，開科舉，重文輕武，基農抑商，遵祖先規矩。

這一過渡完成於三國兩晉。

三國時文章秀促成曹氏三傑，司馬氏替曹氏入西晉。

晉朝分東西兩朝段，而言兩晉。

晉隨曹氏三傑，發掘出妍文的珠璣迴文，入玄學清談幻論。促中國文彩達頂峰。

代表人物就是竹林七賢。

妍文追華辭外，也具備文言文漸入口語白話文初期的雛形形態。但棄務實趨務幻的務虛被沿用至清朝。

崇背書籍促隋朝開科舉，達清朝未期才廢止。

然而，晉時清談玄學的姘體文，到唐朝後僅李白一派仍用，杜甫白居易等一派返務實了。由是文風又一轉。

到宋朝雖沿唐詩轉為詞，但話本已興盛於民間。

元朝時漢儒生無仕途可入，從而有時間把韻文與話本結合起來成戲本，此戲劇頂峰時段。

明朝，文人眾多後，入不了仕途者，追話本，小說雜文形成體列。

至清朝詩詞歌賦戲劇曲藝小說雜文全面開花。但獨小說達頂峰。

民國後仿歐洲，斷文言，全白話，使至今自語系仍沒建全，從而無佳作出現。

這是文字應用普及史，因而由識文斷字否是貴族標記，向農民也識文斷字進展。只不過這期間以形成文章各體例式體現罷了。

即，咒.辭.韻文.文言文.詩.賦.歌.諺.謠.順口溜.姘體文.公文.函文.案文.話本.戲文.小說.雜文，這是多字一語式的提練單字一語式，又由單字一語返回多字一語式的文章體的書寫格式方法的摸索。

但，清朝科舉固化成八股文體後，不再摸索而停止了，從而全面步入遵守祖先法度時代。

因而，清未廢科舉，引歐洲式。

由此可見，漢朝中期後，工業農業兵軍天文水利等都不發掘僅沿用已有曾有的祖先式，僅文章文體式在不斷髮掘中。但清朝後也固化於八股，才入引入歐洲式的。

古文言文式，歐式，白話文式，三式混於中國，使中國文字書寫格式至今沒建立周詳，仍處於嘗試狀態。所以自1919年五四白話運動以來的不到一百年時間，無真佳品出現。

所以，漢朝後，紙，印刷術，紙幣，是創新項，其它各項全遵祖先法度進行的。

魏晉文風把韻文推致頂峰達幻化程度，因此文人都崇仰的。文風崇尚不受戰亂影響的，因為中國版圖巨大，再戰亂仍有不戰的地方存在，這為避戰亂者有了躲避戰亂仍安逸生活著的可行性，更何況古時書院及大師居於山野清靜處，戰事撓不到哪裡的，且戰爭雙方尊各道門及書院的，也不襲撓那裡的。

姘體文由音韻上達頂峰，僅文韻美呀美呀的，無實用內涵，被貶斥派列為畸形文。但由音律音韻上看，真是美文的。

中國文章章體或格式，以甲骨，詩經，楚辭，百家曰，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五四運動後的白話體，為進展歷程的。

銜接百家曰，達唐詩的，就是魏晉姘文，可見歷史地位廷重要的。不應用畸形文斥貶的。雖無實用內容，作為文字把玩玩味式，仍無可取代的。這如圍棋等的棋.牌.麻將等一樣，休閒玩藝是仍有用有效的，僅不助生產製造罷了。

即，不應尚製造了，就貶休閒娛樂的嬉戲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