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派之爭。司馬遷不但討厭商鞅，而且討厭秦國。從根本上講，司馬遷承襲的是儒家思想，而商鞅是法家。秦國以法家思想治天下，實行嚴刑峻法，與儒家仁治思想完全背道而馳，司馬遷作為一個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人，肯定貶低商鞅。

對於商鞅的歷史功績，司馬遷不是沒有清楚認識。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還把商鞅傳記安排在了《史記》戰國人物列傳的第一篇。但是，我們在讀《商君列傳》時，卻分明感受到司馬遷對傳主溢於言表的厭惡和貶抑。

司馬遷為什麼討厭商鞅？從大的方面說，是因為學術觀念及立場的不同。對於法律，司馬遷在《酷吏列傳》開篇有一大段議論。他引用了孔子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子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後表明自己的觀點：“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漢興，破觚而為圓，斫雕而為樸，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可見，司馬遷的政治觀點為儒家仁政德治、禮樂教化與道家清淨無為的綜合。在他看來，法律僅僅是政治的輔助工具，而非其清濁安危之源。對於嚴刑重罰所帶來的危害，司馬遷在思考秦史、漢武任用酷吏以及自身遭遇的基礎上，比一般人有著更為清醒的認知和痛切的體驗。

而嚴刑重罰的始作俑者，則為商鞅。在《商君列傳》中，司馬遷詳盡展現了商鞅變法、製法、尊法、用法、陷法的過程。一開始，商鞅（當時還沒有封地於商，史稱衛鞅）與甘龍、杜摯展開了爭論。商鞅變法的理由是：“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而保守派的觀點則相對無力，“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利不百，不變法”。對於急於走出“諸侯卑秦，醜莫大矣”困境的秦孝公來說，商鞅的主張顯然更能引發其興趣。

在秦孝公的支援下，商鞅制定了秦國的新法令。其要有三：一，以戶籍為手段，加強對民眾的控制。民眾有二子不分家的就要賦稅加倍，不能隨意遷徙。什伍連坐，鼓勵告奸。二，重農抑商，耕織致粟帛多者可以免除賦稅。三，禁止私鬥，以軍功爵位重塑社會等級。根據爵級分配田宅、臣妾、衣服器用，即使宗室，無功者也沒有顯赫地位。宋人葉適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先王以公天下之法，使民私其私，商鞅以私一國之法，使民公其公，此其所以異也。”（《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十《史記

之後，商鞅用了一系列手段來信法、尊法。法令正式公佈之前，他下令在城南門樹立一根三丈之木，聲稱能有將其移到北門的，就獎勵十金。百姓很是奇怪，沒人敢移。於是商鞅又把獎金提高到了五十金，後來有一人壯著膽子挪動了木頭，果然得到了五十金。藉此，商鞅向民眾傳遞了有法必依的訊號。接下來，因為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先從高位者執法，透過殺猴駭雞的行為，表明了一種雷厲風行、執法必嚴的態度。

十年後，商鞅之法收到了較好的效果。當初抱怨新法的民眾前來讚美新法時，商鞅居然將其判為刁民而流放。這種奇怪的態度，是想堵住民眾的議法之口，保持法律的神秘和威嚴。但是，與民眾息息相關的法律，難道不能夠允許他們表達感受和看法嗎？商鞅太過傲慢了，認為自己制定的法律，是用來控制民眾的，他們只需也只能被動順從。而商鞅作為法律的制定者，大概從來也沒想到自己也會陷入親手所織的法網。

但是，報應很快來到。當秦孝公去世、秦惠王上臺，商鞅被人誣陷造反，走向了末路。他在逃亡路上想要入住客舍，客舍老闆回答說：“商君的法律，容納沒有證件的人住宿就要被連坐。”於是，一個絕妙諷刺的歷史性畫面出現了。商鞅喟然而嘆：“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鞅的一生，因法而榮，位列丞相、封地於商；又作法自縛，最終受到了車裂極刑！司馬遷在活現商鞅下場的畫面中，流露出對其酷法的嘲弄和批判。

司馬遷討厭商鞅之法，歸根到底是因為學術立場不同。他在傳記結尾說：“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商君書》今存，吾師李山曾概括其邏輯為：“思想上愚民，政治上弱民，經濟上限民，戰場上死民。”也就是，國家牢牢掌握生殺予奪、賞罰榮辱的大權，迫使民眾務農。務農帶來經濟上的貧困，貧困導致民眾膽小怕事。務農又固定了民眾，導致他們質樸沒見識，容易聽從。這樣，國家就可以利用農民改善生活的願望，讓他們到戰場上拼命殺敵，幸而不死又表現得足夠好，就可以得到爵位。這完全是一種站在國君立場上、將民眾視為富國強兵之兩足工具的做法，如何能為秉持民本思想的司馬遷認可？他評其為“刻薄”，其虛也哉？！

司馬遷討厭商鞅，對其人格不齒也是重要原因。從學術人格來說，商鞅先以帝道、王道干謁秦孝公，見秦孝公沒有興趣就轉向了霸道，完全沒有學術操守。無論是什麼術道，都是商鞅籍之飛黃騰達的手段而已，即“挾持浮說，非其質矣”。在這一點上，法家後學晁錯寧願赤族也要鼓動漢景帝削藩，在立身行事上要比商鞅正大得多。

從道德人格上說，商鞅最為卑劣的是，伐魏時欺騙公子卬。當初，魏惠王雖沒有聽從公叔痤的推薦而重用商鞅，但也沒有迫害過商鞅。也就是說，商鞅對魏國並非像範睢那樣有深仇大恨。但是，因為秦、魏接壤，秦國強大後，作為秦臣的商鞅從戰略上選擇攻伐魏國，倒也無可厚非。如果是戰場上光明正大的實力較量，倒也罷了。問題是商鞅在戰場上見到魏國主帥公子卬，就以故時情誼相招，號稱不忍相攻，盟誓歡飲後罷兵。結果，他趁著公子卬赴宴之際將其暗殺，又在主帥被殺的慌亂之際大破魏軍。在商鞅，老朋友的情誼也僅僅是其實現個人成功的手段而已。踏著朋友的屍體得到厚賞，這樣的成功，值得榮耀嗎？

司馬遷安排了趙良這個人物，對商鞅這個徹底的功利主義者進行了批評。當商鞅得意地誇耀自己大築冀闕、移風易俗之功並與百里奚比賢量德時，趙良回答說：五羖大夫施德諸侯，八戎來服，由余請見，又施惠國中，澤被後世，平日外出根本不用武備；商鞅則是“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趙良勸商鞅及早全身而退，以圖善終。商鞅當然不可能聽從這個建議，最終走向了覆滅。

但是，司馬遷並非兩眼只盯星空的理想主義者。作為史學家，他清醒地知道，商鞅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兼併爭奪的時代。儘管其學其人皆不可愛，但是功利主義具備了大行其道的時代沃土。 商鞅之法，堪稱衰世聖經，契合了秦國的歷史文化條件，滿足了其迅速由弱轉強的需要。商鞅其人，雖然沒有賢人君子的斯文風雅、高貴典正，但是野心勃勃，積極進取，又多智謀和務實策略，註定要在政壇上叱吒風雲。最終，商鞅之流成了時代的弄潮兒，塑造了歷史的大變局。但是，勝利之後又如何？商鞅所奠基的秦帝國僅僅十五年就土崩瓦解、煙消雲散。

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秦帝國崩潰後，商鞅之法卻作為致治秘笈而歷代相傳，“千載猶行秦法政”。尤其是漢武帝時期，再次大用酷吏苛法。果真是可愛者不可用、可用者不可愛？司馬遷將眾多的歷史感慨都付於此傳中，“於鞅之為人，盡情貶抑，所以導人於正；而於鞅所行之事極力摹寫，又所以不沒其實，此本是特別文字，自當以特別之眼光讀之”

首先司馬遷是儒家，這涉及到派系之爭，宛若現在你所在的小圈子，但是派系之爭嚴重的多！死後可能嗨禍及家人，遺臭萬年。當時的漢朝，漢武帝已經確立了獨尊儒術的基調，所以儒家已經是政治正確了。法家在秦朝的建立中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但由於秦朝的滅亡，法家徹底失去了話語權。漢朝建立後，儒家得勢，便從各個角度打擊法家，使得法家不能翻身。

司馬遷自己身受宮刑，而他也非聖人。

司馬光也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任何改革都會觸及既得利益者，就像現在，對炒房黃牛這樣的巨大利益集團，很難觸動的，他們的勢力，超過我們的想象啊！

商鞅人本身不見得多壞，問題這個所謂法家就是提倡獨裁專制愚民，是徹頭徹尾的反動專制。因此，從結果看商鞅真的罪大惡極，被車裂也是因果迴圈沒啥好奇怪的。這個所謂的法就是皇帝一人之法。和現代法律毛關係沒有，歷史上秦皇，漢武帝最喜歡這種臭不可聞的垃圾

太史公並不討厭商鞅，《史記》人物列傳中，商君列傳被列為第八，為的就是肯定他的功績。

我個人以為有兩個方面看可以看出

第一，太史公雖精通經史典籍，盡“信書”也不信“書”，他經常親自去親身實地瞭解。

相傳司馬氏族從三皇五帝開始掌管宮廷史官，司馬遷年少時師從大儒董仲舒，《太史公自序》說，二十歲時，開始遊訪全國各地，拜訪名士高賢，瞭解佚聞趣事。

《史記》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司馬遷說商鞅是個天性刻薄的人。我考查過他，起初他用帝王之術來求取秦孝公的信任，只不過是一時操持浮誇不根之說，並非他的本性。況且透過寵臣走門路，到了取得任用，施刑宗室公子虔，欺詐魏將公子昂，不聽從趙良的話，也都足以說明商君的寡恩缺德了。我曾經讀過商君《開塞》、《耕戰》等著作，同他本人的行為處事極相類似。他最終在秦國蒙受惡名，是有其緣由的啊！

所以太史公還是比較客觀記錄商鞅，雖然功勞大，但是做人還是欠缺，看出太史公沒有誹謗或者存有私心。

第二，雖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但不乏有個人色彩和學術傾向。

太史公世代修史，學問沒話說。但是這個是主流價值觀的問題，受孔子修史影響，你可以喜歡司馬遷 也可以喜歡商鞅。

漢朝時期文人們，特別是司馬遷 ，崇拜的是項羽 李廣等等都是忠厚仁義的英雄，性格直率，待人厚道，感情豐富，在他心中，項羽和劉邦地位是一樣，甚至高過劉邦，但不一定能幹成事。屈原賈誼，才華橫溢，但不一定得志。衛青霍去病，戰功赫赫，可太史公批評衛青不能提拔人才，批評霍去病不知體恤士兵。商鞅變法成功，但司馬遷認為他刻薄、殘忍，死有餘辜。

一般治理國家有兩個目標：人民富裕安樂，然後國家強大。所以，儒家的治國理念是希望把國家治理成一個富裕的安樂的國家，人民安居樂業的國家，他們不願意談戰爭。孔子、孟子、莊子都明確反對戰爭。

法家正好相反，人民能否幸福，完全沒在考慮之內，他們認為百姓就是為了給君主服務的，叫怎麼做就怎麼做，也不要多想。除了種地和打仗，幹好了獎勵，其他事不用想，想了不讓想的，就要處罰你。這是司馬遷所不齒的，儒家追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念完全不合。

總之，商鞅變法確實給當時秦國帶來新生，但是變法會觸動很多人利益，發生不該發生都發生了，這一點司馬遷是事實求實，不打折扣記錄下來，所以好多人覺得受不了，寫的比較過分才是討厭他原因吧。

司馬遷習慣在文章結尾申明其根本判斷。《商君列傳》亦如此：“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由“行之十年，秦民大悅”，竟迅速到“卒受惡名於秦”。有人說司馬遷評價商鞅前後矛盾。不是矛盾，這正是司馬遷的深邃之處。前者是對變法近期效果的認可，後者是基於人性、基於歷史的根本判斷。

司馬遷對商鞅人格與言行皆持嚴厲否定態度，說商鞅“文如其人”。司馬遷的結論是：商鞅悲慘命運根源於人格與言行的刻薄。這一看法並不孤立。商鞅“刻深寡恩”“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這話見《戰國策》。

商鞅的法有問題，他的執法也有問題。仍據劉歆的《新序》，有一次商鞅一天之內就在渭水之濱處決囚犯七百餘人，以至“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於丘山”，簡直就是慘絕人寰！這就絕不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而是為了建立統治者的絕對權威，不惜製造人間悲劇，殺一儆百。這也絕不是什麼法治，而只能叫做軍事管制和鐵血統治。

不錯，商鞅執政時秦國的治安確實很好，《史記·商君列傳》的說法是“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但我們必須講清楚，商鞅肅清盜賊，整頓治安，禁止鬥毆，並不是為了保護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而只是為了將社會上閒散的武力集中起來為其所用，使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所謂“勇於公戰，怯於私鬥”，也就是隻為國君戰鬥，不為自己戰鬥；只殺外國人，不殺秦國人；只為高官厚祿殺人，不為蠅頭小利殺人。要知道，按照商鞅的規定，殺一個敵人，是能夠晉爵一級的。顯然，商鞅之法培養教育出來的，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守法公民，仍不過是些毫無愛心的殺人機器。

這些嚴刑峻法，當時就有人不以為然。然而商鞅卻一意孤行，還不準議論。《史記·商君列傳》說，商鞅的新法實行十年之後，原先那些說新法不好的人，也有來說新法好的。商鞅卻不論好歹，一律稱之為“亂民”，將其放逐到邊邑。結果當然令商鞅滿意。從此以後，誰也不敢議論法令了。

同樣，商鞅逃亡的時候，也沒人敢收留他了。難怪司馬遷要說，商鞅的身敗名裂，實在是不無原因。在司馬遷看來，商鞅之所以“卒受惡名於秦”，主要是他為人不好。怎麼不好？天性殘忍不仁，行事刻薄少恩。由這樣一個人來執行嚴刑峻法，勢必矯枉過正，弄得天怒人怨。事實上，早就有一個名叫趙良的人提醒過商鞅，勸他不要“畜百姓之怨”，可惜商鞅不聽。結果怎麼樣呢？結果是終於被誣陷，被冤殺。

不光司馬遷討厭商鞅更討厭秦國！始皇帝對儒家損害巨大。漢武帝時代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司馬遷是儒家。儒家思想是復古。和法家是背道而馳的。是思想之爭。就像後世說爆秦一樣！

對於商鞅的歷史功績，司馬遷不是沒有清楚認識。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還把商鞅傳記安排在了《史記》戰國人物列傳的第一篇。但是，我們在讀《商君列傳》時，卻分明感受到司馬遷對傳主溢於言表的厭惡和貶抑。

司馬遷為什麼討厭商鞅？從大的方面說，是因為學術觀念及立場的不同。對於法律，司馬遷在《酷吏列傳》開篇有一大段議論。他引用了孔子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子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後表明自己的觀點：“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漢興，破觚而為圓，斫雕而為樸，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可見，司馬遷的政治觀點為儒家仁政德治、禮樂教化與道家清淨無為的綜合。在他看來，法律僅僅是政治的輔助工具，而非其清濁安危之源。對於嚴刑重罰所帶來的危害，司馬遷在思考秦史、漢武任用酷吏以及自身遭遇的基礎上，比一般人有著更為清醒的認知和痛切的體驗。

而嚴刑重罰的始作俑者，則為商鞅。在《商君列傳》中，司馬遷詳盡展現了商鞅變法、製法、尊法、用法、陷法的過程。一開始，商鞅（當時還沒有封地於商，史稱衛鞅）與甘龍、杜摯展開了爭論。商鞅變法的理由是：“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而保守派的觀點則相對無力，“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利不百，不變法”。對於急於走出“諸侯卑秦，醜莫大矣”困境的秦孝公來說，商鞅的主張顯然更能引發其興趣。

在秦孝公的支援下，商鞅制定了秦國的新法令。其要有三：一，以戶籍為手段，加強對民眾的控制。民眾有二子不分家的就要賦稅加倍，不能隨意遷徙。什伍連坐，鼓勵告奸。二，重農抑商，耕織致粟帛多者可以免除賦稅。三，禁止私鬥，以軍功爵位重塑社會等級。根據爵級分配田宅、臣妾、衣服器用，即使宗室，無功者也沒有顯赫地位。宋人葉適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先王以公天下之法，使民私其私，商鞅以私一國之法，使民公其公，此其所以異也。”（《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十《史記》）

之後，商鞅用了一系列手段來信法、尊法。法令正式公佈之前，他下令在城南門樹立一根三丈之木，聲稱能有將其移到北門的，就獎勵十金。百姓很是奇怪，沒人敢移。於是商鞅又把獎金提高到了五十金，後來有一人壯著膽子挪動了木頭，果然得到了五十金。藉此，商鞅向民眾傳遞了有法必依的訊號。接下來，因為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先從高位者執法，透過殺猴駭雞的行為，表明了一種雷厲風行、執法必嚴的態度。

十年後，商鞅之法收到了較好的效果。當初抱怨新法的民眾前來讚美新法時，商鞅居然將其判為刁民而流放。這種奇怪的態度，是想堵住民眾的議法之口，保持法律的神秘和威嚴。但是，與民眾息息相關的法律，難道不能夠允許他們表達感受和看法嗎？商鞅太過傲慢了，認為自己制定的法律，是用來控制民眾的，他們只需也只能被動順從。而商鞅作為法律的制定者，大概從來也沒想到自己也會陷入親手所織的法網。

但是，報應很快來到。當秦孝公去世、秦惠王上臺，商鞅被人誣陷造反，走向了末路。他在逃亡路上想要入住客舍，客舍老闆回答說：“商君的法律，容納沒有證件的人住宿就要被連坐。”於是，一個絕妙諷刺的歷史性畫面出現了。商鞅喟然而嘆：“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鞅的一生，因法而榮，位列丞相、封地於商；又作法自縛，最終受到了車裂極刑！司馬遷在活現商鞅下場的畫面中，流露出對其酷法的嘲弄和批判。

司馬遷討厭商鞅之法，歸根到底是因為學術立場不同。他在傳記結尾說：“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商君書》今存，吾師李山曾概括其邏輯為：“思想上愚民，政治上弱民，經濟上限民，戰場上死民。”也就是，國家牢牢掌握生殺予奪、賞罰榮辱的大權，迫使民眾務農。務農帶來經濟上的貧困，貧困導致民眾膽小怕事。務農又固定了民眾，導致他們質樸沒見識，容易聽從。這樣，國家就可以利用農民改善生活的願望，讓他們到戰場上拼命殺敵，幸而不死又表現得足夠好，就可以得到爵位。這完全是一種站在國君立場上、將民眾視為富國強兵之兩足工具的做法，如何能為秉持民本思想的司馬遷認可？他評其為“刻薄”，其虛也哉？！

司馬遷討厭商鞅，對其人格不齒也是重要原因。從學術人格來說，商鞅先以帝道、王道干謁秦孝公，見秦孝公沒有興趣就轉向了霸道，完全沒有學術操守。無論是什麼術道，都是商鞅籍之飛黃騰達的手段而已，即“挾持浮說，非其質矣”。在這一點上，法家後學晁錯寧願赤族也要鼓動漢景帝削藩，在立身行事上要比商鞅正大得多。

從道德人格上說，商鞅最為卑劣的是，伐魏時欺騙公子卬。當初，魏惠王雖沒有聽從公叔痤的推薦而重用商鞅，但也沒有迫害過商鞅。也就是說，商鞅對魏國並非像範睢那樣有深仇大恨。但是，因為秦、魏接壤，秦國強大後，作為秦臣的商鞅從戰略上選擇攻伐魏國，倒也無可厚非。如果是戰場上光明正大的實力較量，倒也罷了。問題是商鞅在戰場上見到魏國主帥公子卬，就以故時情誼相招，號稱不忍相攻，盟誓歡飲後罷兵。結果，他趁著公子卬赴宴之際將其暗殺，又在主帥被殺的慌亂之際大破魏軍。在商鞅，老朋友的情誼也僅僅是其實現個人成功的手段而已。踏著朋友的屍體得到厚賞，這樣的成功，值得榮耀嗎？

司馬遷安排了趙良這個人物，對商鞅這個徹底的功利主義者進行了批評。當商鞅得意地誇耀自己大築冀闕、移風易俗之功並與百里奚比賢量德時，趙良回答說：五羖大夫施德諸侯，八戎來服，由余請見，又施惠國中，澤被後世，平日外出根本不用武備；商鞅則是“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趙良勸商鞅及早全身而退，以圖善終。商鞅當然不可能聽從這個建議，最終走向了覆滅。

但是，司馬遷並非兩眼只盯星空的理想主義者。作為史學家，他清醒地知道，商鞅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兼併爭奪的時代。儘管其學其人皆不可愛，但是功利主義具備了大行其道的時代沃土。 商鞅之法，堪稱衰世聖經，契合了秦國的歷史文化條件，滿足了其迅速由弱轉強的需要。商鞅其人，雖然沒有賢人君子的斯文風雅、高貴典正，但是野心勃勃，積極進取，又多智謀和務實策略，註定要在政壇上叱吒風雲。最終，商鞅之流成了時代的弄潮兒，塑造了歷史的大變局。但是，勝利之後又如何？商鞅所奠基的秦帝國僅僅十五年就土崩瓦解、煙消雲散。

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秦帝國崩潰後，商鞅之法卻作為致治秘笈而歷代相傳，“千載猶行秦法政”。尤其是漢武帝時期，再次大用酷吏苛法。果真是可愛者不可用、可用者不可愛？司馬遷將眾多的歷史感慨都付於此傳中，“於鞅之為人，盡情貶抑，所以導人於正；而於鞅所行之事極力摹寫，又所以不沒其實，此本是特別文字，自當以特別之眼光讀之”（李景星：《四史評議》）。

太史公司馬遷，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歷史學家，他一直與西方歷史上的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相提並論，是歷史學領域中的“巨牛”。商鞅，春秋戰國時期偉大的改革家，在我上初中的時候就知道了他，那時對他手段的強硬表示不贊同。但是透過閱歷的豐富，職業的變化之後，我覺得能為大多數人做好事的人就是厲害人，應該被人們所讚頌。但是在太史公司馬遷的筆下卻對商鞅備受貶低，這是為什麼呢？下面我將詳細分析：

極端的變法措施

首先，商鞅的變法措施有極端的部分，這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這些極端的措施中我認為有兩條是最不合理的，包括“連坐法”和“燔詩書而明法令”，這兩項措施的實行讓商鞅的聲望徹底下降。

1.連坐法。商鞅變法規定，將五家劃分為一“伍”，兩伍又劃為一“什”，只要是在一“什”之內的人，如果哪家觸犯了法律，其他人也要受到一定的懲罰。用現代法治的思維來看，這是極其不合理的，這就等於住在同一棟樓的人，如果一家人犯了法，同一樓層的所有人都要受到懲罰，並且跟犯罪的人處以同樣的判決，對於沒有犯罪的普通人是相當不公平的。

2.“燔詩書而明法令”。這一政策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個災難性的事件。商鞅吸取李悝《法經》中的部分內容，燒燬一切與儒家思想有關的書籍，破壞了中華文化的根系。眾所周知，儒家思想中有許多合理的因素，比如對“仁”、“孝”和“禮”的推崇，都讓儒家文化有著蓬勃的生命力，而商鞅對這些優秀的文化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

太史公司馬遷

與前面提到的商鞅不同，我們的太史公司馬遷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儒家。他從小跟著他的父親司馬談學習儒家重要典籍，十歲的時候跟隨他的父親到了長安，也就是當時的首都。在這兒，司馬遷見到了影響一生的孔安國，孔安國是儒學大家，骨子裡面都滲透著儒家的價值觀。從此，司馬遷走上了儒家化的人生。另外，從司馬遷個人的經歷來看，他對儒家精神中的“孝”非常的重視，他父親去世的時候，託付給了他未完成的書籍，他用自己的一生完成了《史記》的寫作，就是他對“孝”的看法。

西漢初年的歷史大背景

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正是西漢最偉大的政治家漢武帝劉徹在位時期，漢武帝劉徹在統治思想上也注重儒家思想的合理因素。他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採取大儒董仲舒的建議，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方略。從此，儒家思想成為影響中國兩千多年的重要思想。司馬遷就生活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曾有人說過：影響一個思想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或她所處的時代，這是非常睿智的看法，比如在中世紀就能產生奧古斯丁那樣的神學家、在近代就能產生孟德斯鳩那樣的法學家，沒有時代的土壤，也就不會產生傑出的思想家。

結語

商鞅和司馬遷就像北宋時期的王安石與司馬遷一樣，不能用簡單的視角來評價他們，他們都是我國古代歷史上傑出的人物，為萬世所傳頌。他們在互相評價中，肯定有所傾向，這是正常的。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切不可用“一刀切”的方式看待他們，這是不符合唯物史觀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

司馬遷並沒有完全貶低商鞅，對待商鞅的態度要放在太史公對待整改秦歷史的背景下分析，司馬遷對秦歷史的評價，主要集中在《六國年表》和《秦本紀》等篇章中。西漢代秦而立，時人多討伐秦實行的“暴政”的種種罪過，但是司馬遷不拘泥於時人的偏頗之詞，對秦的歷史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充分體現了一代史學大家的遠見卓識。

司馬遷在寫《秦本紀》的時候，濃墨重彩的記載了秦孝公的貢獻，商鞅就是受到秦孝公的重用，主持變法的。而且司馬遷為對秦朝有功的人士，如商鞅、甘茂、魏冉、白起、王翦等10餘人立傳，充分說明了司馬遷並沒有討厭和貶低整個秦朝歷史，對秦朝的重要人物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司馬遷對於秦朝歷史人物評價充分運用了“二分法”來分析，一方面肯定他們的統一中國之功勞，另一方面有批判他們在助秦實施暴政方面的歷史過錯。故對於商鞅的評價，司馬遷也是分成兩部分的，一方面肯定其功績，另一方面又對其功利行為進行批判。

總而言之，對於商鞅的，司馬遷只是對於他的個人行為進行了批判，單還是充分肯定了他的歷史功勞。作為一代史學大師，並沒有因為個人喜好而隨意更改歷史，這也是司馬遷作為史學家的偉大之處！

一、司馬遷為什麼對商鞅的作為極其厭惡，甚至有貶低的意思在商鞅的記傳中？從司馬遷的歷史書籍《史記·商君列傳》中可以看出司馬遷雖然給商鞅立有傳記，但是司馬遷是有著樸素歷史唯物主義觀的嚴謹史學家，對商鞅這一人物更多的是褒寡多貶，為什麼商鞅在秦國曆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而且功績足以彰顯了後來秦國走向強大，統霸天下，可以說是商鞅在秦國的變法圖強才使秦國走向了東方，圖騰了秦國，走上強大的歷史前列。這就是司馬遷的歷史觀，唯物觀，承認商鞅的作為，功績，不認可他的做人以及他的性格嚴重的心理缺陷。司馬遷在他的著作中說商鞅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對於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這確實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功績，是一個個人偉大的出處，但是司馬遷認為商鞅的變法違背了人性的本源，人性的自我認知，強迫人們改變自己的觀念來必須適應他的那一套變法！於是司馬遷說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商鞅這樣的天資刻薄之人亡可翹足而待了。

二、司馬遷對於變革古人良好道德傳統的人和事深惡痛絕，認為不師古，不尊道那是人的不齒之行。在《史記·袁盎晁錯列傳》中他語出驚人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在《史記·項羽本紀》中司馬遷直接說出項羽的人生性格的缺陷而不學古代做人的道理，說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窹而不自責，過矣。”你看司馬遷他是多麼的認知古人大賢的德性而看不起這些持強妄為的人的行為啊。

三、相反，司馬遷對於古代大德大賢之人大加讚賞感嘆，他崇拜周文王姬昌，甚至說他生而有聖瑞的祥兆。在文王的賢德治理之下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說周朝的大臣召公奭一生為民，仁德愛民，民眾為了紀念他作《甘棠》詩篇用以懷念。鄭國賢臣子產，賢能無比，仁德待民，子產病死，鄭國民眾號哭曰：子產離開我們死去了啊，老百姓將來依靠誰！你看司馬遷他是欣賞這樣的人，這樣的事。他把人的仁德賢能放到做人的最高境界，思想上他認同老子孔子的學說，認為人的行為必須適應自然規律，違揹人性的變革將會置於社會的動亂之中。他看不起商鞅這類人的作為，以至於他給商鞅這個人定性：商君，他的天性就是個殘忍少恩的人，最終還是在秦國落得個謀反的惡名，這是有緣故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