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政治人物，他的一些行為都是出於政治考量，雖然他所制定的法令嚴酷，但這是不能作為衡量他個人情感的標尺。

我不認為商鞅薄情寡義，戰國那個年代是特殊的歷史時期。

中國古代變法革新運動不在少數，熙寧變法、張居正新政、戊戌變法等等，歷史上的變法大多以失敗告終。商鞅變法是少數幾個比較成功的變法運動，秦國透過商鞅變法，率先走上了君主集權的道路，新政效率得以大大提高，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大為增強，秦國的國力顯著提高。商鞅死後，秦王室一直延續商鞅的變法政策，以致秦國數百年強盛不衰，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可以說，商鞅變法奠定了秦國一統天下的基礎，沒有商鞅變法，這天下最後是否姓贏，還真難說。

　　商鞅變法雖然成功，但歷史對商鞅這個人的評價並非都是正面的，影響最大的要屬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太史公用四個字評價商鞅“刻薄寡恩”。歷史上不少名人對此表示贊同，甚至有人認為，商鞅變法讓秦國橫掃六國，商鞅變法也讓秦朝走向滅亡，秦朝的嚴刑峻法正是秦末農民起義的重要原因，劉邦不正是因為押送徭役遲，去交差也是死，造反也是死，這才被逼上梁山的嗎，陳勝吳廣不也是因此而造反的嘛。乍一看，商鞅的法卻是給埋葬秦王朝添磚加瓦了。

　　商鞅的法的確嚴苛，但商鞅這個人卻未必刻薄，法理跟人情是不能混為一談的。商鞅主持變法是他的工作，於公而言他必須鐵面無私，商鞅制定的律法適用於秦國各階層，對商鞅自己也不例外，商鞅後期被秦國貴族迫害，流亡於各地，商鞅因為自己制定的律法而無法夜宿旅店，很多人拿這個例子證明商鞅作法自斃。然則，這並不能證明商鞅的人性。法理面前人人平等，商鞅將秦國打造成為一個法制的社會，他制定的律法即便是過於嚴酷，但也是那個時代的無奈之選，所謂治亂世用重典，沒有嚴刑峻法，何來秦國的強大。

　　如果說一個嚴格執行律法的人，咱們就視為刻薄寡恩，那麼現代社會的執法人員不都是刻薄寡恩的酷吏了。再談談秦覆滅和商鞅的關係，商鞅只負責把秦國變強，數百年後秦國的覆滅跟他有半毛錢關係。商鞅變法是時代的產物，商鞅的嚴刑峻法適用於秦孝公那會的亂世，但未必適用秦始皇天下一統的形勢，既然不適用那就改唄，但你不能指望商鞅來改，畢竟商鞅墳頭草已數丈高，李斯、王綰這些秦始皇的眼前人不知變通，這也怪不了商鞅吧。

　　商鞅刻薄是為了執法，但其人性並不見得如此，僅因為商鞅嚴格執法就說人家刻薄寡恩，實在有失公允。商鞅變法過於嚴酷，但是因為時代使然，亂世用重典，秦國為了生存，刑罰嚴酷點也無可厚非，這不是商鞅的錯，而是時代的錯。秦國滅亡是因為刑罰太嚴酷，但這跟商鞅無關，而是秦始皇和堂下的一干大臣一位守舊不知變通，不懂亂世靠法、盛世靠禮的社會法則，商鞅變法只能讓秦國打江山，守江山商鞅可管不了。所以，僅以商鞅變法的嚴酷性來評價商鞅刻薄寡恩，純屬無稽之談。

秦獻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62），秦獻公去世，他的兒子秦孝公開始領導執政，這是一位歷史上少有的帝王，經由他主持的商鞅變法，使戰國時期的秦國變為虎狼之國，從此，秦國走上了一條統一六國的道路。在這次變法中，除了秦孝公，貢獻最大的就屬商鞅了。但是，就是這樣一位變法者，在人們的心中卻是一個薄情寡義的人，這是為什麼呢？

在我看來，對商鞅薄情寡義的看法似乎不全面，他除了是一個薄情寡義的人，還是一位偉大的變法者、偉大的政治家。因為正是他確定的變法政策影響了秦國曆史的程序，這是毫無疑問的。下面來看看商鞅變法的內容：

1.獎勵軍功，實行二十等爵制；

2.廢除“世卿世祿制”，鼓勵貴族建立軍功；

3.廢除分封制，推行縣制；

4.建立嚴密的戶籍制度，制定連坐法；

5.改革社會風俗。

以上是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它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思想和社會等各個方面，是一場深刻的社會改革運動。前兩條是關於軍事方面的，它的制定使判斷一個人才能的標準建立在“軍功”之上，一切以“軍功”為社會地位的判斷標準，改變了秦國嚴密的社會等級，鼓勵了低等級的上升，改變了高等級的固有地位。

廢除分封制，推行縣制的措施建立了嚴格的中央集權制，形成了天子、諸侯、大夫、士、平民和奴隸的權力結構。這樣，天子一人總攬大權，事事都由他來決定，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度。實際上，正是這樣的制度形成了秦朝初期的皇帝制度，影響深遠。

改革變法的第四條是“建立嚴密的戶籍制度，制定連坐法”。在我看來，正是這一條措施的推行，才讓人們覺得商鞅是一個薄情寡義的人。尤其是其中的“連坐法”，一人犯罪就要牽扯到自己的家人，還有他的鄰居，並且具有嚴格的執行力。現代社會講究是自己的命運自己做主，可是在商鞅變法的秦國，自己可能會被鄰居的一點小事而人頭落地，這是極其不人道的。

結語

無論如何，商鞅變法的推行廢除了秦國舊有的生產關係，確立了封建經濟基礎、發展了農業經濟、穩定了財政收入，增強了國家的經濟實力。另外，商鞅變法一系列的軍事政策使秦國軍隊的戰鬥力大大提高，改變了戰國時期“中國”的政治格局。

商鞅透過變法使秦國迅速強大，順應了歷史的發展趨勢。在變法過程中遵循“亂世用重典”的法家思想，影響了後世對他的評價。雖然商鞅利用公子卬對他的信任，從而取得戰爭的勝利為世人所批判，但是還沒有到了刻薄寡恩的境界。

商鞅在開始變法時，透過立木為信的辦法提高了官府在人民心中的公信力。可見官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不好，也可以說是人民對變法不抱希望。認為變法是貴族的事情，涉及不到他們。而在世族中，分為支援、觀望、反對三種勢力。

變法開始後，商鞅實行輕罪重罰、連坐法。有效的制止了民間的私鬥行為，並把軍工和爵位掛鉤，給秦人指出了奮鬥的方向。而世族就不一樣了，變法損害了他們的利益。憋著勁的給商鞅使壞，在贏駟觸犯法律後，處罰了他的師傅。此時，世族心中還抱有一絲幻想。在贏虔被割掉鼻子後，世族才變得老實，徹底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潛規則。

“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者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什伍連坐法

從商鞅的變法經歷來看：不用重典對反對變法的人沒有震懾力；不用重典就沒有辦法解決根本問題，變法就會失敗。而用重典變法，也就造成了他的負面影響：刻薄無情。

商鞅實行的是法家思想，認為人性本惡，本性就利避害，提倡以法律約束，又使秦人興功懼暴；在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提倡人性本善，以教化為先。兩者相比，自然評論不同。

因此商鞅雖然刑罰嚴苛，為了自己的利益出賣朋友。有一定的缺陷，但是離薄情寡義還是有一定距離的。

商鞅為報答秦孝公的知遇之恩，是大刀闊斧的進行政治改革，沒有計較個人的利益得失。在明主秦孝公死後，他被秦國人車裂而死。他是個歷史上的悲劇人物。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商鞅本名公孫鞅，是魏國相國公叔痤的門客。公叔痤生前曾向魏惠王舉薦公孫鞅，公叔痤死後，魏惠王也沒有重用公孫鞅。公孫鞅聽說秦孝公在求賢，就離開了魏國來到秦國。他透過好朋友景監的關係見到了秦孝公。透過多次的深入交談，秦孝公認為公孫鞅是個難得的治國賢才。

秦孝公開始重用公孫鞅，被任命為左庶長，主持政治改革變法。他制定司法制度，禁止民間私鬥，一切賞罰和爵位都以軍功為標準，獎勵生產，如果因為懶惰或者經商而導致貧困的，一律罰為奴隸，沒有立功的人即使很富有也不能用豪華的東西。這些法令制定後沒有馬上就公佈，公孫鞅怕老百姓們不相信他，所以他在南門樹起三丈長的木頭，宣佈誰能把它搬到北門就賞賜十金。大家都覺得很奇怪，沒有人去搬。公孫鞅以為賞金太少，於是把賞金增加到五十。這時有個人站出來把木頭搬走了，公孫鞅馬上就給他五十金。表明自己說話算數。不久他就公佈了新法令。

剛開始改革的時候，大家紛紛反對，很多人都說新法令不好。不久太子也犯了法，公孫鞅說：‘法令之所以得不到慣徹，都是上面人沒有好好遵守。’太子當然不能罰，所以太子的兩個師傅就代替太子受刑，一個被打一頓，另一個在臉上刺字。從此秦國人都不敢犯法了。

10年後，全國上下都覺得新法令好得很。秦國治安大有好轉，士兵的戰鬥力也提高了很多。當初那些說新法令不好的人現在卻誇獎起來。公孫鞅說：‘這些人都不是好人。’下令把他們遷到邊境去，從此沒有人敢議論新法令了。

公孫鞅很快被升為掌握兵權的大良造，開始帶兵打仗，多次擊敗魏國，迫使魏國把都城遷到大梁。公孫鞅凱旋而歸，被秦孝公封在商這個地方，從此人們就叫他商鞅了。

商鞅的改革得罪了不少秦國的權貴。不久秦孝公死了，太子即位。那些反對商鞅的人就說他的壞話，誣告他謀反。太子就派人去抓商鞅，他好不容易跑到了魏國，魏國人說：‘商鞅是秦國的通緝犯，秦國那麼強，我們不敢得罪。’他們把商鞅送回秦國。商鞅最後被秦國人車裂而死。但他實行的法令卻保留了下來，秦國的國力日益強大。

說商鞅薄情寡義刻薄是代表老氏族門閥利益的貴族奴隸主，因為商鞅變法的內容嚴重削弱了他們的勢力，動了他們利益的乳酪，如井田制，軍級制，郡縣制的改革，使他們對商鞅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後快，以至最後對商鞅動用五牛分屍酷刑！

商鞅制定的法刑，的確比較殘忍，但是，亂世用重典，是當時形勢的需要。當時的秦國積貧積弱，內部各部族民風剽悍，每年因聚眾械鬥死傷慘烈，嚴重削弱秦國國力，忍一時之痛方可長治久安。好比我國三反五反，八三年的嚴打，到了不得而己的地步決不可手軟。商鞅的律法之所以受老貴族勢力的強烈抵制，關鍵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使貴族子弟再也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這等於掘了他們祖墳，豈能不暴跳如雷！

商鞅律法的成功之處就是奴隸和庶民得到切身利益，所以雖然殘酷，但還是得到他們擁護。如軍級制的實施使他們從奴隸直接可以升到將軍，陳亡、戰傷都會有撫卹，士兵們沒了後顧之憂，再加上軍功的誘惑，使得士兵們在戰場上人人拼命，個個忘死，造就了令列國聞風喪膽的虎狼之師。

一部變法的歷程，在利益分配上肯定有不平衡的一面，失利一方拼死抵制，得利一方極力擁護也就不足為奇了。所以老貴族勢力極力攻擊商鞅的律法和他本人，說什麼話都不足為信，要用辯正主義觀點解柝，才算公正、客觀！

慈不掌兵，義不養財，善不為官，情不立事。[祈禱][祈禱][祈禱][玫瑰][玫瑰][玫瑰]——非不慈，非不義，非不善，非不情也——理性使然[祈禱][祈禱][祈禱][玫瑰][玫瑰][玫瑰][靈光一閃]

司馬遷：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毛澤東：商鞅首屈一指的利國富民偉大的政治家，是一個具有宗教徒般篤誠和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商鞅之法懲奸究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福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貪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商鞅可以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徹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僅限於當時，更影響了中國數千年。

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刻板的法學家，做事做人喜歡尊法而行，絕頂聰明,做事太絕不留後路.最終作法自斃.

說商鞅是一個薄情寡義刻薄的人，這個問題得從兩方面分析，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還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來分析？

商鞅出生在春秋戰國時代，他是很有才華的人他是一個政治家，思想家，法學家，改革家，春秋後期，他為秦國的變法貢獻了力量，他的變法主要是改革稅收法，土地法，軍隊軍銜管理法和重量度量法，他主張在法律上要出重典，輕罪重治，比如說焚書坑儒等，使當時的秦國得到了長足發展，但它的這些法律也極大的觸犯了當時老百姓的利益。

有情有義的人自然看不上《商君書》中的“馭民五術”，商鞅也確實是一個薄情寡義的人，事實上可以說法家的這些代表人物都是薄情寡義的人，因為法家要用刑罰來治理天下，而不是透過道德來教化天下。而真正的就事論事、法外無情在當下是不被認可的，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需要的是溫度而不單純是法度。

商鞅薄情寡義是因為他根本就不是一個願意融入團體中的人，而情義一定是在人與人之間產生的，但是商鞅不一樣，他在面對孝公的時候就明確的表示：

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與眾。

商鞅的目的是變法，他在一開始就告訴孝公：“不可以與普通人討論如何實施計劃，只能和他們分享利益”，並且他還說做大事的人一定是不謀與眾的人。並且在整個變法的過程中，比如就在《商君書·更法第一》中除了秦孝公，他始終是孤家寡人，而且他也願意做孤家寡人。

所以這麼一個不願意合群的人，當然談不上與眾人友好相處，也就根本沒有通常意義上的情義。比如後來司馬遷就曾說：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

商鞅寡恩到什麼程度呢？比如《商君列傳》中說他“不告奸者腰斬”，如果一個人明知別人犯法而不告發，那麼這個人要被腰斬。甚至：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

變法剛開始的時候秦國人說法令不好，但是後來變法的效果出現了，秦國人有跑去說法令好。這不是好事嗎？但是商鞅把這些說好的人全部遷到了邊遠的城邑，因為商鞅覺得法令不論是好是壞都不能被議論。這能是一個有情義的人嗎？

事實上除了一個南門立木的故事，你基本找不到符合現代人價值觀的商鞅的故事。但是即使是這個南門立木其實也是商鞅刻薄的表現。它看起來是在說一個誠信的故事，但是這個誠信卻和商鞅無關，商鞅只是要用一種手段來向秦國人樹立他的權威，除此之外再無其他。

而商鞅本身也是明白自己的薄情寡義，但是他認為薄情寡義是對的，他知道他的做法會讓人民怨恨，但是他的“馭民五術”本來就有疲民、辱民的內容，所以每次商鞅外出，如果身後跟從的車輛不多、身邊的甲士很少，那麼他就絕對不出門。

但是他得罪的還不只是這些，包括被他取消特權計程車大夫，包括當時被他侮辱的太子都是他的敵人，所以秦惠文王在後來將他車裂。

但是商鞅的刻薄寡恩卻恰恰造成了秦國的國富兵強，因為在當時那種生產力水平下，商鞅的變法其實很有效。如今我們提及商鞅變法一定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變革之一，用商鞅自己的話說，他讓秦國懂得了男女之別，又把秦國建設的和魯國一樣繁華。

但是商鞅確實不是一個說得上情義的人，你可以說他是為了國家的富強，是一種更大更高的情義，但是這種情義不被我們認可，因為社會發展水平不一樣。事實上法家都是如此，法家有很多的權謀、用人之術，其實都過於無情。

但是後人所尊崇的儒家的刑罰觀念其實也融合了法家的理念。

從三方面看：

商鞅，對於秦國權貴來說，不僅僅是薄情寡義，而是絕情絕義。因為他徹底斷掉了權貴的利益。

對於平民百姓來說，他為他們打開了一條公平公正的上升道路。一切以軍功，來決定人的榮華富貴。這算不算有情有義？

對於秦國來說，為秦國打造了一套強盛之法。而且這套法在商鞅被車裂之後，仍然使用。這對整個已經變強的秦國算不算有情有義？

商鞅見秦孝公後，用語言試了孝公三次，最後才把這這套法全盤托出。

要變法，就要有人付出代價。革新，有時候會革了一些人的命。一旦變法開始，就不能停下來。一個人君，一個輔佐者，他們要的是國家強盛，不是去殺人放火，個人的情義並不能讓秦國強大起來。

可是，仍然覺得他是一個，薄情寡義而刻薄的人。

慈不掌兵，義不守財。

婦人之仁的人是不可能領導變法的。

以法治國，大仁不仁，算不上薄情寡義。

商鞅確實“薄情寡義”。但嚴格來說，這個字眼在他這裡並不能被視為貶義詞，畢竟如果他不刻薄的話，秦國的變法壓根就不會成功。

為了直觀的理解這個概念，我們將商鞅跟春秋時期秦國著名的著名“五羖大夫”做對比。實際上，這個對比，是商鞅本人提出來的。

公元前340年，公孫鞅率領秦軍大破魏軍，魏惠王被嚇破了膽，“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河西之地，是幾十年前，魏國的一代雄主魏文侯、傳奇兵家吳起，生生從秦國手中奪去的。

可想而知，如今這件壯舉對秦國意味著什麼：徹底推翻了魏國的壓制，逐鹿中原的“任督二脈”被徹底打通。

秦孝公大喜之下，兌現了當初在求賢令中許下的諾言，將商於之地十五邑封給了公孫鞅，並賜爵“商君”，商鞅之名，由此而來。

可以說，經此一戰，秦國徹底推翻了壓在自己頭上的大山，商鞅也用實際效果證明了自己變法的正確。對此，他也頗為自負，甚至喜滋滋的問趙良，自己跟五羖大夫相比，誰更牛掰？

五羖（gǔ）大夫，即百里奚，是秦穆公時期的名臣。此人年輕時貧窮不堪，後來在小國虞國謀得了大夫的職位，但卻在虞國被滅後慘遭晉國俘虜；後來，他又被當作陪嫁小臣送到了秦國。對此他深感羞辱，因此憤而外逃，卻在楚國境內被抓獲。

聽說百里奚有治國大才的秦穆公得知後，設計用五羖羊皮（五張黑羊皮）贖回了他。接下來雙方相談甚歡，百里奚被委以國政。因此秦人稱之為：五羖大夫。

百里奚相秦期間，對內實行善政、教化百姓、招攬賢才；對外施德於諸侯，樹立秦國威信，“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後人認為，百里奚是秦穆公稱霸天下的最大功臣。

與之相比之下，商鞅對秦國的功績同樣毫不遜色。百里奚幫助秦穆公在春秋時期爭霸，商鞅則推動了秦國在戰國時期崛起。從最終的影響力以及結果來看，後者甚至遠遠超過前者。

但結果相似，過程卻天差地別。

百里奚早年曆盡艱辛，飽嘗世間百態與人生坎坷，也讓他對下層人民的悲慘處境感同身受。因此，當他在秦國主政後，為官清正、愛護百姓，為人和善、平易近人，以身作則、生活簡樸，外出時甚至從不乘坐車馬，更不兵馬開道，與百姓打成一片，這在階級分明的春秋時代顯得難能可貴。同時，他主張“謀無不當，舉必有功”，輔佐秦穆公倡導文明教化，實行“重施於民”的政策，讓人民得利，受到了百姓的一致愛戴。

因此，當百里奚死後，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而商鞅則完全相反。

首先，他大張旗鼓的公開反對任何形式的仁義。

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

仁者能夠對別人仁慈，卻不能使對方隨之變得仁慈；道義之人可以關愛他人，但並不能讓對方也變得關愛別人。因此，所謂仁義，只會變成某些階層破壞規則、攫取特殊利益的幌子而已。

那麼，他的主張是什麼呢？簡而言之，是殺刑。

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也就是說，用嚴刑峻法來治國，能使大罪小罪都不會產生，國家定會長治久安；一個諸侯國變強了，老百姓就會安居樂業；兩個國家都強大起來，就能以相互間的威懾力避免戰爭的產生；如果天下各國都強大起來，那就會相安無事、天下太平。所以，以法治國，看似冷酷無情，最終卻能保護民眾；仁義治國理念，只會造成社會混亂、權貴得利、百姓受苦，這才是真正的殘暴。

因此，商鞅變法的主要手段就是賞和罰。有功必賞、有錯必罰，絕無例外，讓後來的韓非子也讚歎“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

而這種體系的最大敵人，就是法外開恩，即遊離於法律體系之外的“情義”。即使是秦君本人，也不能出於私人的感情破壞規矩；秦國的一切爵位榮祿頒佈，都遵循公開而透明的條件，“人君之出爵祿也，道明”。這也是為什麼商鞅要拿太子師傅開刀的原因。

如此完美的理論模型，要在複雜的人性社會中全面推行，各階層人民的不適應可想而知。而商鞅的手段也很簡單粗暴：殺。法令的管束讓你覺得太痛苦？那就讓你付出比這個痛苦還要殘酷百倍的代價！

於是，史書是這樣形容商鞅變法的殘酷：

凌轢公族，殘傷百姓；

臨水論囚，渭水盡赤；

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于山丘......

這也讓商鞅本人成了很多人的眼中釘、肉中刺。以至於他每次出門，必定前呼後擁、鳴鑼開道，周圍一圈圈的精銳甲士全程護佑，與五羖大夫百里奚幾乎完全相反。

那麼，難道我們就因此認為商鞅的做法是錯的嗎？他是否也應該像百里奚那樣仁義治國？

答案是否定的。時代不同，所需要的政策也會完全不一樣。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各諸國之間的衝突與兼併雖時有發生，但名義上，周天子仍是天下共主，周王室的禮制仍餘威尚存，沒有任何一個諸侯敢公開踐踏“周制”；各大國間的博弈，也是以爭霸、獲得各方的推崇為目的，戰爭規模有限、烈度也是點到為止。

到了戰國階段，各大國已經完全撕破臉赤膊上陣，戰爭規模之大、手段之殘忍、戰果之血腥，已經徹底打破了以往千百年的模式，輸家一無所有、贏家大小通吃；為了應對這種高強度的對抗，各國紛紛求變以圖強。

中原的魏國在魏文侯的帶領下，依託繼承自晉國的雄厚根基，首先開展了李悝變法，打破世襲貴族特權，選賢任能，賞罰嚴明；解放勞動力、鼓勵生產、發展經濟；頒佈《法經》，以法律而非貴族特權管理社會。

走在時代前列的魏國，首先嚐到了甜頭，狹小的國土，卻爆發出讓各國目瞪口呆的巨大能量，那時的魏國，對內統領三晉，對外痛毆秦國、打壓齊國、羞辱楚國，甚至創造了幾萬人擊敗幾十萬秦軍的戰績，一度稱雄戰國初期五十多年。

在絕對的實力面前，任何理論、套路都是虛幻；仁不仁義不重要，能富國強民就是好辦法。因此，當衛國人公孫鞅在魏國鍍了金、攜帶者《法經》來到秦國後，被秦孝公視為救命稻草，賦予了其絕對的權力，在秦國這個深受魏國之苦的“夷翟之地”推行戰國最為徹底的變法。當然了，一定要比魏國徹底，這是最起碼的原則。

商鞅的變法確實大功告成了，但代價就是他成為了秦國各階層的眾矢之的。所以當商鞅發問時，趙良實話實說：商君，您不僅跟五羖大夫沒法比，而且命不久矣（君之危若朝露）。

果不其然，當唯一的靠山秦孝公死後，秦惠文王為了穩固統治，利索的拿商鞅當了替罪羊。因此，我們與其說商鞅薄情寡義，不如說伴君如伴虎。商鞅說到底也只是個實現君主意志的爪牙而已。但人們不敢指責王權，那就只好歸罪於商鞅這個“刻薄之人”了。這也是歷史上改革者向來沒什麼好下場的內在原因。

之所以說商鞅薄情寡義，是因為在商鞅變法之後，秦國的法律比以前更加的嚴苛，而且不論是誰犯了罪，商鞅都按照大秦律法秉公處理，在他心裡，法理大於人情，這樣難免會顯得不近人情，薄情寡義。

正如《大秦帝國》中，當太子贏駟看到滿車裝滿泥沙的糧食袋子後怒不可遏，抬手就殺了白氏族人。隨後太子竟然帶著人馬到了白氏族地進行殺戮，三十幾條人失去性命。

而商鞅一方面為了平息憤怒，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維護法律的權威，他處罰了太子的兩個老師，將嬴虔割掉鼻子，將公孫賈流放隴西，甚至將年幼的太子貶為庶民，流放民間。

這件事也為商鞅的悲慘結局留下陰影，雖然贏駟殺害商鞅主要還是為了維護他的王權，但是這件事確實成為贏駟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這個痛，伴隨他一生。

商鞅可以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徹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僅限於當時，更影響了中國數千年，放眼幾千年中國史，有幾人改革成功，有幾人改革如此徹底。

所以，商鞅是偉大的，他的薄情寡義也是為了維護他的變法成果，就算他本人真的薄情寡義，我認為相比他的功績也是微不足道的。

商鞅，作為法家代表人物，他對法是信任的不講情面關係的因此他讓我們感到冰冷，薄情寡義，但他是無私的公平公正的，因為法就冰冷的，一切都按法律法規執行。

我國從華夏到中華，儒家思想一直被每個王朝奉為治國治民良策，薰陶感染我們二千多年。對於親情、感情、血緣等！至今讓我們都無法自撥，我們很多時候可能為了親人和朋友不顧法律，甚至犯法。

商鞅作為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期的法家代表之一，一切以法治國治家治人，和儒家的人情世故相比較，的確感覺是有些不盡人情。但法就是法，不容討價還價，更不容走關係憑感情處人做事，所以法在很多時候讓我們無法理解，可能是因為我們對法律法規的不夠理解，但法相對是公平的。要說完全公平公正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很多執法者在很多時候他會刑私枉法，失去法律的公平公正法規效率，也讓很多人對法律法規的公平公正產生懷疑。

對於執法者和法律代表，更應該遵守法律視法律為最高目標，商鞅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因此，商鞅的做法都是法律必須執行的。因此商鞅的所作所為不是他要薄情寡義，不顧人情事故，而是法律法規的不允許。拋開法律商鞅和所有執法者都一樣，他們也是人是有血性有血肉的普通人。

總之，隨著現代社會的法律普及，我們應該尊守法律法規，除了那些執法不公濫用法律權力者外，只有法律才能讓我們真正的獲得、自由、公平、公正、相互尊敬。

法家學派的代表

要知道，中國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傳統的觀點中，排名是情理法。

也就是說，遇見事情，先講感情，再講道理，最後講法律。所以親親相隱是被允許的。

然而這裡要注意一點，商鞅是戰國時期的人，而且主持秦國變法的商鞅，是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

而和儒家不同，法家學派一切是相反的。

法家學派法律是第一，就是一切以法為主，那麼和主流思想來看，這就是薄情寡義的體現。

秦獻公二十三時，他的公子秦孝公開始執政，司馬遷，商鞅天資刻薄人也，挾持浮說，非其資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恩趙良子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