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邀請。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處於一個時期，這與時代背景是有很大關係的，甚至可以說是時代造就的。宋代是中國歷史文化調整、變革和定型的關鍵歷史時期。著名學者陳寅恪曾經說過：“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宋代之所以能夠成為歷史節點的直接原因，在於宋代社會及社會階層的變化所帶來的改變。

宋代以文教興國，重文抑武，統治階層大多愛好文藝，科舉成為選拔人才的主要方式。龐大的官僚隊伍，由有文化修養的文人構成，掌握了政治話語權的文人，把他們的審美理念、生活方式推廣到全社會，進而獲得了文化上的認同感。

體現在文學、藝術和美學方面，無論是貴族、士人還是平民，日常生活都極富審美色彩，這是宋代較之魏晉和唐朝歷史性的進步。體現在生活領域，人們作為審美主體的意識普遍提高，生活觀念發生重大變化，在生活方式上有濃重的藝術化、審美化意味，城市審美文化勃興，賞心樂事，活色生香，豐富多彩。

唐代和宋代都處於中國傳統文化、古典美學的高峰期，但其思想文化卻呈現出不同的風格特質。如果說，唐代文化充滿了積極開拓的外向型氣質，那麼，宋代文化則體現了精細幽微的內向型特徵。

總的來說，宋人缺少唐人開疆拓土的雄偉氣魄，卻比唐人審美更精巧細微，文化追求更富書卷氣。宋代總體傾向是崇儒尚文、精緻內斂，但這不代表宋人思想的保守、沉悶。與廣闊的外部世界相比，他們更強調內心的豐富。宋人的精緻，體現在生活中造神奇，飽含濃郁的審美意味。

在距今剛好一千年的北宋處於宋仁宗時期，是我們中華民族在文化上最光輝燦爛的時代。這時留名後世的不光是三蘇父子，歐陽修，王安石，曾鞏等人，唐宋八大家，北宋五子，基本上都是這個時期的人，歷史上留名的邵雍，揚延昭（楊六郎）种放，周敦頤，司馬光，張載，蘇頌生，王安石，寇準，沈括，程頤兄弟，黃庭堅，包公等等都在這一時代發光留名。他們都得益於宋仁宗的寬鬆治理，施行仁政治國，以致給後世留下了最豐富的文化遺產，距今剛好一千年。

最近上映的電視劇《清平樂》展現了對宋仁宗時期歷史風貌的想象，去年的《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也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劇情發生在宋仁宗時期。應該說，仁宗在位的這四十二年是有相當的價值和魅力值得後人深入研究。

在傳說《狸貓換太子》中，宋仁宗的養母劉皇后用一隻狸貓暗中調換了宋真宗的妃子李宸妃的嬰兒。李宸妃遭受了悲慘的待遇。最後在包拯的審理下，這起冤案才真相大白。這個被調換的嬰兒就是後來登基的宋仁宗。

仁作為儒家思想中孔子思想的核心，可謂是意義重大。仁義二字也是代表了儒家思想中做人的最高準則，作為歷史上第一位以仁宗為廟號的宋仁宗趙禎，他到底牛在那？為什麼他死了以後全國百姓都痛哭不已呢？

有專家曾經專門作過一個仔細的搜尋檢閱，統計過宋仁宗親政時的人才名單，列如下：

名臣：范仲淹、韓琦、富弼、文彥博、包拯……

當時發現培養而成名於宋神宗、哲宗時期的名臣：司馬光、王安石、範純仁……

文學家：晏殊、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柳永……

思想家：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

科學家：沈括、畢昇……

同時，北宋最著名的幾個標誌性文藝集體，也大都出現在宋仁宗一朝，如，文學上的“唐宋八大家”，宋朝的六個大家都出現在宋仁宗一朝，包括：歐陽修、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書法上的“宋四家”也全出現在仁宗朝，包括：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

四大發明中有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羅盤——都出現於仁宗時代。

宋仁宗一朝，真是人才濟濟，用明朝人李贄的話評價，那真是“鉅公輩出，尤千載一時也！”

宋仁宗一朝，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人才呢？

研讀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宋仁宗對歷史所作的卓越貢獻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對人才的培養；

在人才的培養方面，宋仁宗真正做到了不遺餘力，竭力推崇。

宋仁宗是北宋第四位皇帝，繼位於1022年，去位於1063年，在位42年時間，是兩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雖然他能力上不如宋太祖雄才大略，學問上不如宋徽宗多才多藝，但論對人才的發現、獎引、提拔、重用，古今無復第二人。

這42年間，宋仁宗透過大興科舉，發現和使用了一大批人才，而即便是沒有透過科舉脫穎而出的，他也透過格外的恩例，對各種有一技之長的人才大力挖掘。

二是對仁治的實施。

仁治，宋仁宗雖然位居九五至尊，但他的性格非常仁慈，寬以待人、仁以待士，營造了非常寬鬆、包容的薦拔人才的良好氛圍。仁宗時代不僅沒有“文字獄”，宋仁宗還非常痛恨“深文周納”，魏泰《東軒筆錄》便說：“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不但自己做到，而且要求下面的官吏做到，凡是因為羅織材料、陷人以罪的官吏，一輩子也別想升官。

有專家認為，宋仁宗時期之所以被稱為“中國歷史上最好的四十年”，主要因為他選則了“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疆域雖小但內容豐富這就是宋朝展現給我們的獨特魅力，宋仁宗除了自己以仁治理天下外，其知人善任的才能也值得肯定。此一朝竟有如此多的能人，也只能說他的仁宗廟號是當仁不讓的。

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處於一個時期，這與時代背景是分不開的。唐宋八大家有6個都是宋朝的，而宋朝文化繁榮昌盛，名人倍出，是中華文化發展的頂峰之一。

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主要處在宋仁宗在位的時代，宋仁宗是宋朝在位歷史最長的皇帝，在位40餘年親政30多年，史稱“仁宗盛治”，宋仁宗治理國家期間，政局穩定，經濟繁榮，科技得到極大發展，貿易興盛，為文化的繁榮提供了穩定是的政治環境和經濟基礎。

統治者施行開明的文化政策也是文化繁榮的重要原因。宋朝是一個重文輕武的朝代，宋太祖趙匡胤開國之初就確立了此國策，因此，讀書人的地位非常高，“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宋仁宗本身就是施行仁政，對讀書人更是寬容，這就為文化發展和人才的成長營造了寬鬆的空間和自由的氛圍。

宋仁宗重視教育和人才的培養選拔，鼓勵各州縣興辦學校，造就和選拔了很多的人才，包括“三蘇”等，使得他們有機會出人頭地。

歷史的慣性也是時代的一個因素。宋朝在唐朝之後，繼承了大唐深厚的文化財富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宋文華。

導語：開宗明義，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等人處於同一時期，與時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但這其中不僅僅受時代大勢影響，與古文運動和個人理念也有著很大關聯，這些原因交織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培育大師的土壤，讓北宋成為了名家輩出的朝代。

一、“唐宋八大家”說法由來

題主在這裡特意舉出了三蘇、歐陽修等人作為例子，想必不僅因為他們處於同一時代，更因為他們都是“唐宋八大家”中人。

“唐宋八大家”這個說法由來已久，很多人大概只知道這個名頭，卻並不清楚這個團體稱謂的由來，這裡我簡要介紹一下。

“唐宋八大家”是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洵、蘇轍、曾鞏八人，其中韓愈和柳宗元是唐朝人，其餘六人都生活在北宋年間，故又稱“北宋六大家”。

“唐宋八大家”的說法，最早源自明朝朱右編纂的《八先生文集》，首次將韓柳歐陽等八人同列入內。明朝的唐順之的《文編》中，在唐宋文章方面也僅錄入他們八人。隨後，明朝末年的茅坤，按照朱右和唐順之的說法，選編了《唐宋八大家文鈔》共164卷，自此，“唐宋八大家”的說法流行開來，漸漸為世所公認。

那麼，為何茅坤等人將他們八人列在一起編纂文集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們都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和發起人。

韓愈和柳宗元在唐朝發起了古文運動，歐陽修等人上承韓柳，在宋朝掀起古文革新浪潮，使詩文發展的陳舊風貌煥然一新。

作為擁有著相同理念，並且同處一個時期的歐陽修等人，在關係上也相當密切，他們互為師生、友人，故而互相影響。

這八人中，歐陽修是蘇軾、王安石、曾鞏的老師，蘇軾是蘇洵的兒子、蘇轍的哥哥，六人又都同朝為官，這種師友親屬的密切聯絡，為共同理念的誕生奠定了基礎，也為帶動一大批人才的出現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促進文化高度發展的環境因素

但大師的出現絕非偶然，這與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有著直接的關係。

在歐陽修等六人中，年紀最大的歐陽修出生於公元1007年，最後去世的蘇轍亡於1112年，也就是說，他們在文壇上的活躍時間，就在這一個世紀之中。

這一百年裡，北宋已經從開國之初逐漸步入正軌，正處於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執政年間，共有六個皇帝在位。除去宋徽宗在治國理政方面一塌糊塗，最終身死國滅以外，其他五位皇帝都算是有所作為，這種執政基礎給文化的繁榮發展提供了保障。

另外，宋朝上承後周，起於五代，宋太祖趙匡胤本身就是軍閥出身，得國不正，為了避免自己“陳橋兵變”的劇情在子孫身上重複發生，便導演了一出“杯酒釋兵權”大幅度削弱了武將的職能和許可權，由此樹立了“重文抑武”的執政理念。雖然導致宋朝歷代都有羸弱之態，但士大夫集團掌握了極大的話語權，甚至能夠制約皇權，這也為人才輩出的鼎盛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撐。

在這一時期，雖然與契丹、西夏的戰爭時有發生，但大局上還是相對穩定的。尤其是人民群眾生活上相對富足，農業、印刷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海外貿易十分發達，經濟繁榮程度前所未有，也給文化發展提供了適宜的生存土壤。

三、文壇領袖歐陽修的個人貢獻

但是文化光有生存環境還不夠，要發展的繁榮昌盛，還需要一個領頭人。客觀的講，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起到了關鍵作用，作出了莫大貢獻。

在北宋六大家中，歐陽修年齡最長，他生於北宋景德六年（1007年），卒於熙寧五年（1072年），享年66歲，諡號文忠。他在從政的41年中，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是朝中重臣，也是文壇領袖。

歐陽修除了在文、詞、詩等方面的個人建樹之外，最重要的是他眼光極佳，對具有真才實學又默默無聞的青年才俊，不遺餘力的提拔重用。

他發掘了蘇軾、蘇轍、曾鞏等文壇巨匠，推薦過包拯、韓琦、司馬光等政壇重臣，提攜了張載、程顥、呂大鈞等曠世名儒，“唐宋八大家”中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門下，一生桃李滿天下，堪稱宋朝最偉大的伯樂。

在文學方面，歐陽修大力革新文風，改變了從唐末到宋初形式主義文風和詩風，取得了顯著成績，並對自北宋以後的文風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可以說，歐陽修個人為宋代文化盛世作出了突出貢獻。

對於歐陽修，這裡用一首蘇軾的詞來評價：

三過平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十年不見老仙翁，壁上龍蛇飛動。

欲弔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

唐宋八大家之中，唐代佔了兩位。宋代佔了六位。並且歐陽修、三蘇、王安石與曾鞏六個人大體生活於同一個時代。這時否有時代的原因？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俗話說，時勢造英雄。文人俊才的扎堆出現，當然也是時勢所造就的。

宋代，是中國政治和文化產生重大變化的一個時代。因此，宋之前與宋之後中國的政治特點和文化品格是有很大不同的。我們現在說起歷史來，還常常把漢與唐聯在一起，稱為漢唐盛。而把宋與後代的明連在一起，比如說宋明理學。宋明與漢唐的最本質區別在於，宋之後，中國封建政治進入文官統治時期。在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之後。中國政治人物身上的英武之氣，被政治閹割了。從此，中國再也沒有文武兼備的政治人物。在中國政治舞臺上表演的，都是一幫秀才了。

我們可以把唐初和宋初的官員們比一下，就能看出來。唐代的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等等，雖說也是文人，但他們都是政治家。而宋代的歐陽修、蘇東坡們，從底色上來說，都是文學家。文學家的得勢，是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對皇帝來說，舞文弄墨，性情中人的文學家顯然要比反後為雲，覆手為雨的政治家更容易駕馭。這是時代的政治原因。

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還有文學本身的發展規律所決定。是政治與文學相互作用，最終形成了北宋初期文學繁盛大家輩出的局面。

唐宋八大家，準確的說，應該是唐宋時期善寫古文的八大家。古文，是與駢文相對應的。駢文，就是寫文章的時候要用四六句式相互對偶的格式。也叫駢四儷六。初唐時王勃的《滕王閣序》與駱賓王的《討武則天檄》就是標準的駢文。

古代人寫文章都是不講究對偶的。比如《春秋》也好，《左傳》也罷，都是不講究對偶的。後世為了形式的華美，形成了駢文。駢文由於注重形式，非常難寫。從而影響了思想的表達。所以，中唐的韓愈發起了古文運動，他的訴求很簡單。他說：“文章合為時而作，歌詩合為事而作。”說白了就是反對形式主義，反對無病呻吟。提倡有話好好說。於是，韓愈自己身體力行，不寫駢文，而恢復到古代傳統，稱之為古文。

韓愈的文學影響很大。政治上卻沒有太大作為。這是文人的特性決定的。在中唐以後，唐代許多政治家野心家各逞英雄的時代，一個文人的影響力，沒有那麼大。但是，他的理念在文學領域，得到支援和發揚。

宋代之後，武人被壓制，文人大舉走上政治舞臺。文以人傳，人以文傳，是相輔相成的。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如果歐陽修不是高官，他的文章會廣泛流傳嗎？如果他不是滁洲太守，能寫出《醉翁亭記》嗎？歐陽修是這樣，其它人也一樣。

正是因為文人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文學家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所以，才在短短的時期內，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學家。

另外，這六位文學家大約都是從宋仁宗到宋神宗這一段時間。這也是有原因的。經過五代之亂，宋太祖趙胤從柴世祖孤兒寡母的手上搶來了天下。一般的王朝建立之後，都要有幾十年平定天下的過程，這時期，統治者是沒有興趣舞文弄墨的。只有國家安定之後，文事才能提上日程。

宋代平定天下的任務與歷史上其它朝代差不多，都是前兩代開國之君的任務。宋經過太祖太宗兩代，天下基本平定。雖然和漢唐相比，北宋的邊疆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北邊的遼沒有搞清爽。西北的西夏也沒有完全收復。可是，在祖宗們防備武將的大戰略之下。到宋真宗時期，在寇準的逼迫之下，才與遼國訂立了澶淵之盟，花點小錢，買來了和平。於是，北宋的立國之戰基本宣告結束。於是，大宋王朝就掩耳盜鈴的從太祖太宗開國時的亂世，進入到真宗、仁宗時的治世狀態。

亂世重武，治世重文。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們的出現，可謂是正當其時。文學在這一時段便不可遏止的暴發了。

以上就宋代古文六家出現在同一時期的時代原因。

三蘇（蘇軾、蘇洵、蘇轍三父子）、歐陽修、王安石、曾鞏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中的宋代文學家。他們處於一個時期，將唐宋的古文運動推向一個高峰，對當時與後世的文壇文風影響深遠，這當然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是分不開的。

“唐宋八大家”的稱謂最早出現於明初朱右選韓、柳等人文為《六先生文集》，因並三蘇為一家，所以實際是“八先生文集”。

唐宋八大家有6個都是宋朝的，而宋朝文化繁榮昌盛，名人倍出，是中華文化發展的頂峰之一。

在北宋宋仁宗朝，從11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宋代古文運動形成高潮的階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後有范仲淹、李覯、尹洙、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宋祁、歐陽修和蘇氏父子、王安石、曾鞏等人。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聖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時弊政綱中，主張改革文風。天聖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兩次下詔申戒浮華，提倡散文。由於朝廷表態，主張改革文風之士接踵湧現。他們頻繁往來，相互唱和，一齊向文壇積弊發起了空前有力的衝擊，顯示出浩大聲勢。李覯要求文以經世，發揮“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對擬古和“雕鎪以為麗”（《上李舍人書》、《上宋舍人書》、《原文》）。尹洙摒棄駢文，致力寫作簡而有法、辭約理精的古文。蘇舜欽高度評價了古代設官採風的重大作用，認為寫作詩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時鼓眾”、“補世救失”，反對以藻麗為勝，提倡“道德勝而後振”等觀點。梅堯臣論詩強調《詩經》、《離騷》傳統，重視比興，力貶浮豔堆砌惡習，要求詩敘人情、狀物態，意新語工，景與意會，達到“平淡”高境。蘇梅二人的詩風有豪放和淡遠之別，但都注重反映現實的社會生活，有力地打擊了西昆體無病呻吟的浮豔詩風。他們在詩文革新運動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稍後於蘇、梅的歐陽修，則是這一階段乃至整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在運動中的傑出作用是：有意把詩文革新同范仲淹領導的政治改革結合起來，使古文、詩歌和文學理論批評為現實政治鬥爭服務，從而把運動更加引向了自覺和深入。闡明理論，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又認為道可充實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張作文須簡而有法，流暢自然，反對模擬與古奧。他論詩重視美刺勸戒，觸事感物，提出“詩窮而後工”的著名論點，強調詩人的生活遭遇對於創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讚賞李白。他首創“詩話”這一評論詩文的新體式，其《六一詩話》發表了不少精闢的文論、詩論見解。他的詩文理論，指導了作家的創作實踐，指引著革新運動。改革科場積弊，罷黜四六時文。歐陽修在嘉祐二年（1057）權知禮部貢舉，嚴格規定應試文章必須採用平實樸素的散文，堅決貶斥險怪奇澀和空洞浮華的文風。大興創作之風，努力提舉後進。歐陽修積極寫出了許多優秀散文作品，內容充實，形式新穎，平易自然，流暢宛轉，曲暢旁通地敘事、說理、抒情，從而開闢了一條散文創作的通衢大道。他的詩歌在藝術上吸收了韓愈詩散文化的特點，卻避免了韓詩的險怪和生僻。他的創作在詩文革新運動中起了典範作用。歐陽修愛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團結在周圍。特別是他推重王安石、曾鞏和蘇氏父子，作為詩文革新的中堅力量，鼓勵他們積極創作，保證了運動繼續蓬勃發展。歐陽修採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響深廣，使革新運動達到高潮。

到了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約11世紀50年代至11世紀末，是北宋詩文運動的完成階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以及黃庭堅、秦觀等人。王安石把詩文革新作為推行“新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內容應有關“禮教治政”，“務為有補於世”，“以適用為本”文學理論。他一再痛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取材》）的傾向。”曾鞏、蘇轍、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在運動的深入發展中發揮了骨幹作用。而領導這次運動取得全勝的是蘇軾。

宋代文人特別是在詩歌方面獨尊杜甫，崇拜和發揚了杜甫的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精神，尊杜甫為“詩聖”！

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後文壇領袖。他提出詩文應“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詩集敘》），號召作家要“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但他很重視文學藝術的特徵，一再指出：文學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見《答劉沔都曹書》等）。他又提出了“隨物賦形”、“辭達”、“胸有成竹”、“傳神寫意”、“詩中有畫”等著名論點，指導當時的創作。他的詩文詞賦，都體現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蘇軾也重視人才。被稱為“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以及陳師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後期傑出的作家，對北宋文學繁榮都作出了貢獻。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繼唐代古文運動之後，又一次把古代文學、特別是散文以及文論的發展推進了一大步。此後，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古文傳統，一直為元明清散文家奉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於歐陽修、曾鞏、蘇軾等。詩歌方面，歐陽修、王安石、蘇軾也給予南宋金元詩以及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詩派以深刻的影響。但是，由於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帶有“正統”觀念，也有要求文學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意味，助長了詩的散文化和“以議論為詩”，也體現出這一革新運動在思想上內容上的歷史侷限性。

唐宋古文運動在中國古代散文發展史上的主要貢獻，就是扭轉了長期統治文壇的形式主義潮流，強調文以載道，詩文要為政治服務的精神，文人要站在道德以及儒家濟世的出發點上來創作，為國家立命，為天地立心，這是中國古代散文發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所以，宋代文學“六大家”的文學成就與當時的詩文革新運動密切相關！

談起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首先讓我想到的就是“唐宋古文八大家”，接著也會想起“古文運動”。由唐代文學家韓愈倡導的“古文運動”，在唐代沒有形成太大的影響，只有倡導者韓愈，支持者柳宗元用自的創作實踐取得了一定成就。

而真正對“古文運動”起到推波助瀾作用的卻是北宋以三蘇、歐陽修、玉安石、曾鞏為代表的一大批文學家，是他們把“古文運動”發揚光大，深入人心，推向高峰。使韓愈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的散文創作理論得以實現。在後人公認的“唐宋八大家”裡，北宋就佔了六家：蘇軾、歐陽修、王安石、蘇洵、蘇轍、曾鞏。而這一時期沒有列入“唐宋八大家”的作家群體還非常大。而且這些作家都集中在北宋中晚期。

這種文化的繁榮，還不單體現在古代散文上，在詩的創作上比唐代的規模更大，就拿李白、杜甫和蘇軾相比，杜甫一生寫詩一千四百多首，李白一生寫詩九百多首，而蘇軾一生寫詩四千多首，不包括詞。在詞的創作上，更是沒有任何朝代可以和北宋相比。以蘇軾等文學家為代表的龐大群體，把詞的創作推向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高度。在理學上，二程、張載等理學家也有傑出成就。在書法、繪畫上也都有傑出貢獻。這種文化現象的出現，當然不是偶然的，它有其重要的歷史背景。

一、北宋時期，從宋太祖到宋真宗這一時期，一百多年間，國家穩定，社會安寧，百姓安居樂業，人口大大超過了唐代，經濟發展給社會帶來了繁榮，看看《清明上河圖》就知道，北宋的京城汴京比唐代的京城長安，不知要繁華多少，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著名城市。有很多研究古代社會、經濟、文化的學者經過長期研究之後得出結論：人們長期以來，說起古代的繁榮，就自然想起大唐盛世，其實不為人知的是，北宋的經濟發展，比盛唐還要強。文人們自然都有了安定的生活環境。

二、宋代開國以後，實行“崇文抑武”政策，吸取了晚唐五代權臣武將割據篡權的教訓，文臣治國成了宋代治國的基本國策。宋太祖曾言：“宰相需用讀書人”。文臣治國，振興教育，削弱軍事將領的兵權，在宋代形成了風氣。這從治國的角度看，對封疆守土是極為不利的，客觀上也造成了在外敵入侵時無力抵抗，最終導致大宋滅亡，這個話題在此暫且不表。但對宋代文化的繁榮，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影響深遠。

三、北宋興辦官學，透過科舉制度選拔人才。北宋多次掀起興辦官學的創舉，培養了大批人才。科舉制度在北宋得到弘揚，比隋唐有了更大的發展。透過科舉進入仕途的人數比唐代大幅度增加，象“唐宋古文八大家”北宋的六位，蘇軾、歐陽修、王安石、蘇轍、曾鞏都是進士，是科舉制度的受益者。而在唐代，象李白、杜甫這樣的大詩人都不是進士。

四、北宋重視文人治國，這在歷朝歷代是少見的。較之盛唐，唐代就不那麼重視文人。“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看看這些唐代文人寫的詩就能知道，在唐代要想步入士大夫的行列，那最好的途徑就是立下戰功。而北宋不同，北宋有了一大批文學家、哲學家、詩人、詞人、科學家、書法家、畫家進入仕途，成為政治家。象我們熟知的晏殊、歐陽修、范仲淹、梅堯臣、王安石、蘇軾、蘇轍、黃庭堅、沈括等，都做過高官。這無形中就提高了文人的政治地位。宋代的官員薪酬又高，他們衣食無憂，為他們的文學創作提供了經濟保障。

五、從北宋的文學環境看，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能進入“唐宋古文八大家”，還有北宋文壇的特殊環境。這裡面歐陽修是北宋文壇上的領袖，蘇軾、蘇轍、曾鞏都是歐陽修的學生；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都是江西老鄉。歐陽修帶著一個有實力的文人群體，自然能夠在北宋文壇上呼風喚雨，形成巨大影響，使他們倡導的新文體能夠讓天下文人效仿。歐陽修去世後，蘇軾更是帶著他的“蘇門四學士”，“蘇門後四學士”等一大批文人，並用他的創作實踐，發揚並創新了“古文運動”的理念，把古代散文推向了一個美好的新天地。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北宋的文壇取得了盛唐都難以相比的文學成就。“唐宋古文八大家”唐代只有兩家，而北宋佔有六家。唐代留給我們後人念念不忘的只有唐詩，北宋給我們留下的是詩、詞、古代散文、理學、科學、書法、繪畫等。這是規模空前的全面繁榮，北宋的文壇可謂是百花齊放，群星燦爛。北宋創造了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奇蹟。

蘇軾、蘇洵、蘇轍三人合稱為三蘇，蘇洵是蘇軾和蘇轍的父親，蘇軾是蘇轍的哥哥。歐陽修是蘇軾的老師，王安石、曾鞏也都曾拜歐陽修為師。

所以唐宋八大家又分為唐二家（韓愈、柳宗元）和宋六家（蘇軾、蘇洵、蘇轍、歐陽修、曾鞏、王安石）。

而我們熟悉的歐陽修屬於北宋年間的文壇領袖，級別很高，領導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年間的文化運動，但是由於北宋過分強調文人的氣息和黨爭問題，導致北宋年間很多事情不能很好的處理，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都被陷入黨爭中，傷害文化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