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那個時代外華人大規模地來到了中國

康熙皇帝剛剛開始有些興趣，不過雍正皇帝驅逐傳教士之後就很少了。

清王朝時期，正是世界上航海事業發展快速期。歐洲人以及其它大洲的人透過海船，以及陸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進行茶葉絲綢的貿易。將外國的先進的鐘表，機械，槍炮，艦船等等，輸送至中國。也將中國的磁器，綢緞等手工製品帶往世界各地。清王朝的皇帝欲知曉世界上各國的風俗風土人情，展現大國天威，於是聘請各國的優秀人才，留下來在朝中為官，通曉世界各國的發展，先進的工業技術。將西方的先進的工業技術，移植到中國，比如槍炮及艦船的製造。

康熙時期的南懷仁丶湯若望其實在明未已經進入了北京中樞，漢人的包容性是由漢文化和漢大臣帶給康熙王朝的影響！葡萄牙人在明清兩朝的影響力不可小覷！這個由西方歷史證明是在元朝有一個叫馬可波羅的義大利威尼斯商人寫了一本《馬可波羅遊記》的書暢銷歐洲造成的影響！也把西方帶入了大航海時代！在乾隆年間，英國派遺使者來到了北京，滿清大臣們還在為使者單膝下跪而耿耿於懷，對於使者帶來的多層炮艦不屑一顧，認為是與鐘錶一樣的機巧玩藝兒，打入了“奇技淫巧”之類。直至清末老佛爺還把報事的砍了，她不相信鐵船能在水中浮起來！

清前期，很多外華人到中國任職，其實是延續了明朝中後期的趨勢，主要就是到中國傳教。這些人很多都是耶穌會士，耶穌會是天主教系統中比較激進的一個傳教團體，這個團體反對宗教改革，當然也反對天主教系統中的腐敗現象，他們希望經過自己努力，將天主教傳遍全世界。

耶穌會士最初在中國傳教比較失敗，像沙勿略，到廣東海面上進不來，就死了。但後來利瑪竇就很聰明，他打扮成儒生模樣，學漢語，寫漢字，跟儒家士大夫交往，走上層路線，傳教果然大有起色，很多儒家士大夫都信了天主教，如徐光啟。

後來清朝建立，耶穌會士依然延續這樣的傳教策略，像湯若望、南懷仁、張誠、白晉等人都在清朝站穩了腳跟，擔任了官職，天主教信徒達到了20餘萬人。在傳教的同時，耶穌會士還改良了曆法，引進西方先進的器物文明，如槍炮、奎寧、四分象限儀、水平儀、天文鐘等等，此外他們還負責向好學的康熙皇帝傳授數學、幾何、天文學、人體解剖學等。

但這些都是傳教的副產品，或者是說他們願意拿這些物質和精神文化去換取他們在清帝國傳教的機會，他們最終的目的還是在中國傳教。

不過，從康熙朝晚年開始，羅馬天主教廷開始單方面約束在華傳教士和中國教徒，並由此下達了一些禁令，比如不允許中國教徒祭拜祖先，亦不許信仰孔子及儒教等，這引來了康熙的不滿。雍正繼位後，遂開始查禁天主，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陷入低迷，但他仍舊保留了一些耶穌會士服務於宮廷，如蔣友仁、郎世寧等。

到了晚清，西歐諸強以槍炮為掩護，透過若干國際條約，獲得了在中國傳教的權利，於是大量傳教士再次進入中國。他們一方面繼續傳教，另一方面還積極參與到晚清的近代化程序中去。比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中國呆了將近半個世紀。與利瑪竇類似，他也是走上層路線，他與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清政府高官過從甚密，與此同時，他與康有為、孫中山等變法革命人士也有一些來往，像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等晚清重要歷史大事件，李提摩太都有不同程度的參與。1902年，李提摩太籌辦山西大學堂有功，清政府賜其一品頂戴，並誥封三代。

除此之外，還有赫德。赫德不是傳教士，但他為晚清政府一手創立了近代海關及其制度。從1861年開始，赫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直到1908年離職為止，時間幾乎長達半個世紀。赫德的官銜很高，1864年加按察使銜，1869年又晉升為布政使，1889年升為正一品銜。

總的來說，晚清時期的外華人畢竟是伴隨著西方的槍炮而來，所以肯定是擁有諸多政治特權的，而且由於他們有一定能力帶動中國的近代化步伐，所以無論是官銜還是地位自然也就水漲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