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王天苗先生點評:

魏晉是中國思想的大轉變時期，影響綿延至今，欲明中國自南北朝以來的思想衍變，學者不可不察魏晉玄學。其形成緣由大致有三：

內因是王官之學自戰國隱晦之後，諸子去古未遠，仍能各以己見執守一端，而隨著兩漢的收束，中華根本學問已成強弩之末；

外因則是西域交通之後，印土佛教漸次傳入，雅利安遊牧思想崇尚空泛抽象的衝擊，對當時儒家士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而學問的南移，又與楚學相呼應，易老莊的文辭恰可比附，於是枯樹藉此外來種子而發新芽；

時代因則是魏晉更替，曹魏試圖借清談力量對抗司馬，失敗後則以此自保，當然這個時代因較弱，只是助力作用。

另一個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間的改制運動,倡自何晏,夏侯玄.作為一種新思潮的魏晉玄學,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態,所討論的問題,是從《周易》,《老子》,《莊子》三本經典而來.以老莊思想為骨架,究極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無』的問題,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說論辯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其發展並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調和儒道,使儒道相容.

魏晉玄學可分前後兩期.魏末西晉時代為清談的前期,是承襲東漢清議的風氣,就一些實際問題和哲理的的反覆辯論,亦與當時士大夫的出處進退關係至為密切,可概括地分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時期,在理論上有老或莊之偏重,但主要的仍是對於儒家名教的態度,即政治傾向的不同.正始時期玄學家中,以何晏,王弼為代表,從研究名理而發展到無名.而竹林時期玄學家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皆標榜老莊之學,以自然為宗,不願與司馬氏政權合作.

元康時期玄學家以向秀,郭象為代表.東晉一朝為清談後期,清談只為口中或紙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實際性質,僅止作為名士身份的裝飾品,並且與佛教結合,發展為儒,道,佛三位一體的趨勢。

源流與發展

玄學魏晉玄學是道家思想的新的流派。先秦道家的老子標榜小國寡民、清靜無為，到了戰國中葉，發展為莊子的相對主義，發生很大變化。戰國末年以迄漢初吸收了法家思想的某些因素，演進而為黃老刑名。所謂黃老思想實以老子為主，莊子的影響並不顯著。武帝以後儒家思想佔據壟斷地位，儒家為體、法家為用的新儒學風靡一時。黃老思想一度消沉。

統治思想——儒家的衰弱

東漢中葉以後，道家思想與神仙思想相結合，改頭換面，成為道教的一個淵源。黨人鬥爭失敗以後黃巾大起義風起雲湧，儒家思想喪失了過去的權威，思想界出現了新局面。儒家、道家重新組合，形成了新道家，即魏晉玄學。這個新道家，以道家思想改造儒家，以“三玄”（即《周易》、《老子》、《莊子》）代替五經，以客觀唯心論或樸素唯物論代替漢代的宗教神學。

東漢末思想眾多各種思想盛行

東漢末年的批判思潮。東漢末年的批判思潮為後來魏晉玄學準備了思想條件。兩漢時期，經學尤其是以公羊傳為代表的今文經學獨尊，漢武帝時被列入官方意識形態作為朝廷入仕幹祿之門；而步入東漢，雖今古文逐漸彌合趨同，但由於光武帝劉秀本身便以讖緯立國，遂使經學日益讖緯化，以白虎觀會議為經學國教化，神學化之標誌。天人、陰陽、符應等觀念大盛，使學術依附政治，而流於荒誕，深受王充、仲長統、荀悅等人批判；而古文經學雖偏重實證訓詁，但經過賈逵等人的政治調和，日漸讖緯，流於支離。在士人集團中，經歷了黨錮之禍，使本已開始陷入虛矯的東漢氣節更為凋敝噤聲。至漢末魏晉時，儒家經學雖仍為官方學術主流，然玄學風氣則隨名士清談逐漸流行

殘酷的政治鬥爭

魏晉之際，司馬氏為了奪權，對黨於曹氏的反對派，採取了殘酷的鎮壓手段。這就使得許多名人名士遠離政治。而且更導致玄學陣營出現分化。依附司馬氏的一派（他們之中也有並非真心依附，只是在恐怖面前不得不低頭），一面談玄一面不離名教。

可能還有遺漏，請見諒。

魏晉時期清談玄學的風氣是有歷史緣由的，並且與兩漢時期的學術發展有重大關聯。

魏晉玄學，主要被認為道家之學，其實玄學是儒道兩家之學的融合，也可以說是儒學中較為注重原理的一派。

魏晉玄學的興起，是儒家自己的轉變，而非從儒家轉變至道家。

這種轉變的結果便是和道家越來越接近，採用道家之學的也越來越多。

漢初以黃老之術治國，漢武帝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儒家集百家之長成為主流學術思想。

然而黃老的遺風促使儒家向道家轉變，到魏晉時期則形成了清談玄學的社會風氣。

玄學與《易經》

儒家思想的發展與《易經》有重大根源，易學家也分言理和言數兩派。

《易經》的起源本和數術之法相近，而漢時的易學家主要以研究原理為主。

這種自言數到言理的轉變和社會的發展是分不開的，並且和王莽改制的失敗有重大關聯。

自新莽朝改革失敗以後，欲求改變社會組織的理想就逐漸喪失，由此人們便把解決人生問題的辦法轉求於個人。

由於王莽改制失敗的前車之鑑，人們對於社會體制的改變就喪失了希望，漸而寄望於高深玄遠的哲學來拯救個人。

玄學之中飽含了個人追求，而將社會的共同追求束之高閣，也是因為王莽的失敗以及漢末的天下大亂讓人們對社會的共同理想失去了信心。

魏晉時期出現了諸多如陶淵明般的隱士，這種社會風氣是為佛學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儒學向玄學的轉變本就是儒學勢微的徵兆，儒學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了，於是人們也不再希冀以儒學來改變社會。

佛學和道學逐漸興起，儒學的復興還要等到宋代程朱理學的創生。

玄學的政治和社會根基

魏晉時期在吳國和蜀國的滅亡下天下復歸一統，但是禍亂之源並未消除。

自東漢以來，政治綱紀廢弛，魏武帝曹操和諸葛亮都以嚴明之法欲求改變，但僅僅依靠一兩個政治家卻也無法挽回社會風氣的江河日下。

至魏晉時期，政治和社會綱紀再次頹敗。

清談玄學之風從曹魏政權正始年間初始，到西晉初年已經興盛，發展到南朝時已經是舉世共談的顯學。

其實談玄學並非壞事，因為在思想上要比漢代的儒學更加高明。

但是學術和事實總是有偏差，玄學的學術思想在現實問題方面又有極為重大的偏差和忽視，就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國家官吏一旦染上清談玄學之風，就有可能拋棄政治的職責。

漢初的黃老之術講究的是清靜不擾，使人民各安其生的思想。

然而魏晉時期則變為委心任運，狡黠地講究趨避之術，養成了不負責任的風氣。

懦弱的人選擇逃避現實以消除痛苦，頹廢的人索性蔑視精神而專求物質上的享樂。

現實的人們由此沉溺於物質，奢侈之風盛行。

玄學與門閥士族

魏文帝實行九品中正制以後，魏晉時期的門閥士族階級逐漸興起。

門閥士族如同先秦封建社會的貴族一樣，掌握著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甚至於學術和教育，由此社會風氣也在門閥士族的掌控之下。

類似於貴族的門閥士族沒有物質上的擔憂，便風行清談玄學的愛好。

社會在門閥士族的統治下逐漸紊亂，遂成就了東晉以後的亂世。

晉元帝衣冠南渡以後，政治依然由門閥士族所把持，宋武帝劉裕一類政治上的強橫人物一直到南朝時才出現。

然而此時清談玄學的風氣已經蔓延至整個天下，其危機也將要到來，因為佛學將興起。

五胡亂華雖然是極其慘烈的禍亂，但勢微的民族主義也由此得以回春，可惜並沒能將其發揚光大。

門閥士族依然把持著政治、教育和思想學術，宋、齊、梁、陳在門閥士族的影響下致使政治和學術上毫無生氣。

在專制社會，政治上綱紀政治，還需要忠君之義，最大的威脅便是門閥士族階級。

顯然社會在門閥士族控制下的清談玄之風學並不能使政治綱紀復甦，所以門閥士族在魏晉以後走向沒落，清談玄學之風也開始衰落。

隋唐統一帝國的建立，是中國歷史上文化和政治上的新生。

1、魏晉名士東漢末年﹐統治集團分裂﹐社會危機日益尖銳。在意識形態上居於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開始動搖﹐今文經學和讖緯內容空虛荒誕﹐絲毫無助於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於是古文經學代之而起。同時由於選舉名實不符，欺世盜名、賄賂公行的現象比比皆是，名教理論開始破產。到了黨錮之禍發生，傳統的價值體系開始崩潰。

2、此後漢朝士人，以盡忠於皇帝，盡忠於朝廷為理想品格。士人忠於社稷的心態，是非常普遍而真實的。那時計程車人，在感情上“與大一統政權是一體的，有一種親近感”，以維護、鞏固這個政權為自己的職責，為之獻謀，為之籌劃，為之辛勞，也為之憂慮。當時的官員，有“循吏”之謂。循吏對中央政權耿耿忠心，敢於上書進諫，且出於真心。漢哀帝寵幸男寵董賢，王嘉上書極諫，惹怒哀帝，而被治罪。當獄卒凌辱他的時候，他喟然嘆息，他說自己罪當死：“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而對於地方治理，則竭忠盡智，立足於“以禮義化民”。光武時的桂陽太守衛颯，整治桂陽郡，“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循吏之行善政，意不在為私；附和上級，以求得上級的賞識，是為私，於己之士途誠然有益，而循吏之著眼點，則在為國為君，“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不敢竊天官以私己。

在這一歷史時期計程車人，由於受到儒家正統思想哺育而成長，君臣之義是他們立身的基本準則。外戚宦官“竊取朝政，臨逼主上。淆亂君臣之義”，使得士人痛心疾首，無比憤慨。士人爭相進諫，上書陳詞，然而他們的命運都是悲慘的：樂恢上書要求抑制竇憲權柄，以改變君臣失序的狀況，然而不僅沒有為皇帝所接受，甚至最後被竇憲指使州郡官吏脅迫服藥自殺。安帝時宦官專權，楊震數次上疏，未能奏效，後被遣歸鄉里，在半路飲鴆自殺。楊震在當時是一代名儒，他的死引起了很大震動：“道路皆為隕涕”。這種情況愈演愈烈，對於士人心理來說，無疑是極大地挫傷。他們反對宦官外戚，本意是維護朝綱，完全是忠於皇權，一心一意維護儒家道統和大一統的朝廷，但這個他們一心維護的政權，已經完全腐敗，所以他們得到的只能是一次次的失望。

此後，“自然”﹑“無為”的老莊思想開始抬頭，人們開始崇尚貴生、避世。黃老思想也開始興起，如王充的《論衡》便公開反對神學的目的論，名法思想開始產生影響。

3、而士族社會對個性自由與封建秩序的雙重需求，以及由此產生的衝突，表現為魏晉精神世界中“名教與自然”的學術主題。建安時期，曹氏為首的建安名士們思想極為混雜，他們有反儒家傳統的精神，推崇黃老的“因循”原則，校練名理，同時又受老莊思想影響，崇尚放達。而產生於建安遊宴的魏晉清談更是玄學產生的搖籃。魏晉清談有兩個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娛樂，而平等原則貫穿其中。當時清談的論題主要有聖人問題、德治與法治、人才標準、君父先後等，破除了天命論，認為人事為本，天道為末，君主無為而無不為。這些都對魏晉玄學思想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作為儒學根本的《周易》之學﹐此時由於拘執於象數十筮﹐義理隱晦﹐產生了對易學重新探討的需要。在這種社會政治﹑學術思想發展的背景下﹐出現了魏晉時期的玄學思潮。玄學的名稱最早見於《晉書·陸雲傳》﹐謂“雲(陸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魏晉之際﹐玄學一詞並未廣泛流行﹐其含義是指立言與行事兩個方面﹐並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遠為玄遠曠達。“玄遠”﹐指遠離具體事物﹐專門討論“超言絕象”的本體論問題。因此﹐浮虛﹑玄虛﹑玄遠之學可通稱之為玄學。玄學家又大多是當時的名士。他們以出身門第﹑容貌儀止和虛無玄遠的“清談”相標榜﹐成為一時風氣﹐即所謂“玄風”。大部分玄學家主張譭棄禮法﹐但少數依然維護著封建的倫理觀念。

“玄學”一名淵源於《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玄即玄遠、深遠的意思。玄學是種智慧的哲學。魏晉玄 學大多被認為源自劉邵的《人物誌》，代表人物有正始名士何 晏、王弼，竹林七賢的領袖人物阮籍、嵇康，西晉時期的郭象。

　　亂世中探尋有為與無為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政治黑暗且混亂的時代，人們在這樣一個動盪不安的社會中，對個體生存價值的探索空前高漲。

　　馮友蘭在其《中國哲學簡史》中稱其為“新道學”，向、郭對先秦道家思想中的有為和無為思想進行了新的詮釋。在社會情況的變動中，新的典制和道德自然也會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如果新的道德不變，"即為民妖"，就會成為人為的桎梏。新的制度和新的道德應當是自生的，這才自然。

　　玄學以道家思想為骨架，它主張的放達，無論從理論上還是行為上都對封建政權的構建起到破壞瓦解的作用。兩晉時期的新形勢下玄學思潮歸於沉寂，從這一點反觀其發展之初，似乎玄學的興起和亂世的社會環境有著直接的聯絡。

　　提倡自然主義而不重“智”

　　玄學提倡自然主義，不是那麼重智。老莊都反對社會上通常公認的那種聖人。在先秦道家文獻中，"聖人"一詞有兩個意義，一個意義是完全的人（按道家的標準），一個意義是有一切種類知識的人。老莊攻擊知識，因之也攻擊這後一種聖人。

　　但是當時的人才觀，當時所需的人才是非常重智重明的，為何玄學相反不提倡知識聰明，這或許源於玄學思想的服務物件不同。玄學繼承發展了道學的思想，起初就與強調入世的儒家思想有著涇渭分明的區別。在盛世高居廟堂本就不是道家的目的，在亂世之中為諸國瞻前馬後就更不是玄學所考慮的了。

　　既然提倡自然、不重智，那就更不會推崇知識智慧上的聖人了。向、郭反對有些人力圖模仿聖人。柏拉圖生來就是柏拉圖，莊子生來就是莊子。他們的天資就像龍章鳳姿一樣地自然。他們就像任何一物一樣地純素。

　　 因此，向、郭提倡人們按自己的天生才智行事，不要追求自己力所不及的時期，這樣就可以知足常樂、獲得一份心靈上的滿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化思想方面是十分燦爛輝煌的，許多文學家、藝術家層出不窮，許多文化作品都成為傳世珍寶。

　　文化融合與終極快樂的探索

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融合是一個重要的特徵，由於各族人民的大融合，民族之間的交往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內容。思想上的融合與交流是另一個特點，在該時期，道教系統化，佛教和反佛鬥爭激烈，佛儒道三教開始出現合流的跡象。不同思想對於人生終極的自由與快樂有著不同的探索。

　　向、郭認為人們改變不了知識、生命、財富等的侷限，但可以把握自己，忘了自己、忘了和自己對立的一方，這就可以達到無差別的境界。

　　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來說，玄學的這一思想，可以作為儒學思想的補充，是失敗後的一劑良藥、一種寬慰。

　　從嵇康和陶淵明的玄學人生觀來說，嵇康將莊子的理想境界人間化，變為實有，主張將精神投射到自然景物，體會自然獲得滿足;反過來又從自然中攝取，創造出精神意境。陶淵明將其生活化，真正做到玄學的最高境界，即物我一體，心與自然抿一。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更迭的時代、混亂的時代，玄學在當時是獨特的存在，似乎因為時代而興盛、又因為時代而平寂。在向、郭的思想中，天、天地是最為重要的部分。將我們人自身融入到天，就是超越萬物、超越各種差異和差別，便是超乎形象。

　　以嵇康和陶淵明為例，嵇康只是享受勞動過程的快樂;陶淵明卻靠勞動結果來維生，這才能深刻理解勞動。陶淵明與勞動人民的交往、對勞動的感悟幫助玄學生活化、社會化。才使得玄學人生觀有長久存在的可能。

　　玄學這種思潮，它所倡導的人生態度影響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名士，魏晉名士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常聚於林中喝酒縱歌，清靜無為，灑脫倜儻，他們代表的“魏晉風度”得到後來許多知識分子的讚賞，為後世人或譏諷或仰慕，影響深遠。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就是魏晉名士的談玄論道，華人非常喜歡談一點玄理，而這些玄談的大部分內容其實都來自魏晉。有時候閒來無事翻書，看《世說新語》，總是喜歡魏晉名士那種不同於常理的作風，其實這些名士的玄談與他們的故事一樣總是讓人覺得耳目一新，在中國思想史上魏晉玄學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

甚至有時候我想魏晉之後的隱士、高士其實都在學習魏晉名士的東西。之前看木心的書，他說《世說新語》是一部名士的教科書，這句話很有見解。

而作為魏晉名士的象徵，玄學為什麼會在這個時期流行呢？玄學的興起一定離不開這時的社會環境，魏晉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即使是如今的影視劇也很少涉及這段時期的歷史，其中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這段時間的資料保留下來的不多，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段歷史其實很難講。

因為首先這是一個政治迫害非常嚴重的時代，而魏晉士人拋開兩漢發展的經學不談，改去崇尚玄學，目的其實就是為了“避禍”，躲避政治上的災禍。所以他們從之前流行的品評人物，一個個的都改去鑽研“玄之又玄”的老莊哲學其實是一種明哲保身的做法。

因為“明理之學”與社會現實始終有很大的距離。

而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這是一個“玄談材料”非常多的時代，魏晉時佛教其實有了非常大的發展，再加上之前儒學的基礎與此時盛行的道家思想，魏晉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三教合流”的現象。

而讀過佛經的人都知道，佛學的內容用來進行“玄談”非常的合適，特別是那些高妙的名詞與概念，比如東晉時六家七宗爭論的“般若性空”等等。

所以魏晉玄學的盛行，一方面要感謝這個時代三教思想的發展，而另一方面這個時代的政治因素也是魏晉名士們選擇玄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魏晉玄學是在正始年間形成而盛行於魏晉時代的一種社會理性思潮。為什麼當時會產生這樣一種帶有思想解放性質的社會思潮呢？其背景原因比較複雜，不過大致說來有這麼幾個：其一，它是隨著門閥士族這一新的社會勢力的發展而形成的社會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體系。門閥士族作為新興的社會特權階層，它當然不願意輕易接受現成的舊的思想體系，它要建立反映自己意願和權利的新的理論依據與話語方式，於是便產生了所謂的玄學。所以魏晉玄學說到底主要是以門閥士族階層為社會基礎的。它是以門閥士族為主體的一種哲學，一種思維。

其二，當時動盪變亂黑暗虛偽的社會政治現實，使人們普遍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憂懼情緒和懷疑意識，一種時事難為、人事不測的孤寂感和絕望感。人究竟該怎樣活才既安全又快樂？究竟什麼樣的人格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這一些早在建安詩文中就被朦朧意識到了的嚴峻的時代性問題，此時變得愈加清晰，迫切需要一種新的理論來解答，於是魏晉玄學便應運而生了。

其三，兩漢時代所“獨尊”的官方化儒學此時已趨衰微。兩漢儒學的衰微有其必然性，一是作為迷信荒誕的讖緯神學和枯燥繁瑣的章句經術，它已失去了學術生命力，漸為士人所厭棄；二是它所講的綱常名教和道德倫理那一套，無法在當下險惡變亂醜惡虛偽的社會現實中找到客觀依據，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時人的懷疑和疏淡；三是它作為一種服務於大一統專制集權的理論工具，一時難以適應封建的大地主莊園經濟和各自為政的門閥士族階層這一新的政治經濟格局，因而自然要暫時“退場”，以讓位於反映時代要求的新的理性話語——玄學。

魏晉玄學，即魏晉時期流行的尊崇老莊之學的思潮。

魏晉玄學的產生

魏晉玄學的淵源可追溯到東漢末年，東漢末年的社會批判思潮為魏晉玄學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在中國歷史上各種學派的學說中，唯有道家學說與哲學最相近。哲學是對世界、對人生、對萬物本質的思考，當人活在痛苦之中時，尤其容易產生這類思考以尋求心靈的慰籍。

魏晉時期，國家體制的崩壞更加嚴重，社會動盪不安，許多文人消極避世，於是對於這一系列哲學問題的思考更加盛行。

魏晉玄學早期的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等人。何晏是曹操養子，具有魏晉名士的典型人物形象，面板白皙、體型頎長、愛食用五石散、愛清談，清談之風便是由他開始。

清談有些類似於現代的辯論，內容為老莊周易，不談國家政事。清談可以說是魏晉玄學的一種承載方式，它的流行促進了人們對哲學的思考。

魏晉玄學學產生的社會背景

(1)思想背景

漢朝時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以當時社會上主要流行的思潮是以儒家經學為基礎的經學思潮。

到東漢末期，政府管控能力逐漸衰弱，以此為依賴的經學思潮隨之衰弱，玄學開始發展，到了魏晉時期，經學思潮徹底衰弱，玄學取而代之成為流行的思潮。

(2)社會背景

東漢末年，黃巾軍起義爆發，劉氏政權岌岌可危，士大夫階級急於尋求挽救王國命運的方法。

但是經學並不能跟他們答案，因為儒學只注重表面的秩序，不尋求內在的根本的道理，它無法像馬克思主義一樣闡釋社會變革的內在動力，無法指導人們如何挽救危局。於是士大夫階級開始向哲學尋求答案。

至魏晉時期，政治黑暗，有志之士如何宴、竹林七賢等人無法實現政治抱負，還容易被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只能避而不出，不理國事，甚至裝瘋賣傻，以保全自己。儒家崇尚名教，與政治秩序有關。當時的政事令文人們失望，於是他們只能選擇於名教相反的道家崇尚的自然，去探尋自然無為，人性自由。

統治階級對道家思想的需要

黃巾軍起義失敗之後，農民再無還手之力，而因為鎮壓農民起義，許多新勢力起頭，政治鬥爭頻繁，各方勢力無不想罷免劉氏天子取而代之。這與儒家倡導的階級概念，君臣父子、長幼尊卑是衝突的。相對的，老莊的”自由散漫”的思想則為全程的篡權奪位提供藉口。

同時，為了美化它們醜惡的鬥爭行為，他們偽裝得無比清高。他們利用清談的方式，為自己塑造清高、不慕名利的形象。

魏晉玄學的產生，與當時黑暗的社會背景有關，是社會動盪時期，文人對社會的一種另類的探索，看似散漫無為，實則充滿了文人的無奈。

自隋唐以降，文人雅士們在詩詞歌賦中，常常描述魏晉名士。“田園之間，揮灑天地雨露。廟堂之上，舞盡魏晉風流。”惹得後人羨慕不已。而這些魏晉時期文人的風格，後來被魯迅先生稱為“魏晉風度”。

而所謂的“玄學”，就是魏晉風度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除儒學之外唯一被定為官方的學問，其思潮持續至宋代，影響至今。

那麼，什麼是“玄學”呢？

比較正統的解釋就是以老子《道德經》中：“玄之又玄，眾法之妙”。用道家的“以無為本”，來詮釋世上萬物皆由無而派生。把此前盛行的儒家典籍以老莊註解，辯析名理。這就給人以空洞深奧的想像，就連當時玄學大佬王弼也如此解釋：“玄，謂之深者也”。

具體來說，“玄學”視道家《老子》和《莊子》為玄宗，對儒家的《易經》、《論語》進行註解。一改自漢武帝時期的“獨尊儒術”、“儒道互黜”的文化格局，主張“祖述老莊”。從兩漢繁瑣的經學解脫出來，以調合“自然”與“名教”為目的，用思辯的方法討論萬物存在的根據，試圖探索出本末有無的中心問題。

由此可見，玄學已不單單屬於道家，也應該算一種樸素的哲學流派，是一種以老莊思想為基礎把儒道兩家結合起來的哲學嘗試，

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開創意義。

“玄學”流派的具體表現為：

行為上荒誕不經，驚世駭俗。比

如王粲愛聽驢叫，曹丕就率百官在他的葬禮上學驢長鳴。劉伶喜歡裸身於廳堂，以天地為屋，以房間為衣裳，等等。

言語上談天地山水，談梅蘭竹菊，談風花雪月，談詩酒年華。但唯獨不談政治，不問國事。

在服飾方面不儒不道，不僧不俗，有時甚至著女裝抹口紅，完全打破世俗，顛覆時人三觀。

在飲食方面，或噬酒如命，或藥石充飢，或清淡茹素，或葷腥並受。

等等。他們解開一切束縛，從天而欲，灑脫自然，大膽探索萬事萬物與自身的聯絡，從而提升自我格調。正如阮籍所說的：“清朝飲醴泉，日夕棲山崗”，盡情地享受著玄學文化所推崇的自然法則。

那麼，王弼和何晏等為代表的清談人士，為何放著現成的儒道不去遵從，而要獨闢蹊徑，開創玄學呢？

首先，要從當時的政治生態說起。

魏晉時期，時局動盪不安，朝代更迭頻繁。每次新的政權推翻上屆政權後，無不對官員和權貴們重新洗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一朝天子一朝臣”。這就造成了一些人對個人理想和行為準則產生了迷惘，傳統的思維模式受到了衝擊。

司馬炎篡魏後，先是實施以打壓曹魏舊黨為介口的高壓政策，令士人噤若寒蟬。接著又發生了“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由於各個藩王都有自己的政治勢力，以至於內亂平息之後，原來依附那些藩王的官員幕僚們，自然要遭到清洗。甚至有的人曾經和判王有過語言交流，或曾經有書信往來，都要受到蛛連。

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之下，最佳的選擇莫過於遠離政治，清靜無為。這些人喝酒縱歌，託懷老莊，“以清談為經濟，以隱逸為高等”，追求一種“清峻通脫，風流自賞”的生活方式。

其次，文化和思想領域的變革，為玄學的產生營造了相應的土壞。

從東漢末年至兩晉的兩百多年間，隨著大一統王朝的解體和三國紛爭，儒家思想和兩漢經學已逐漸失去了魅力。讖緯之學和三綱五常已讓當時的士大夫階層感到厭倦，對“學以致用”產生了迷茫，開始尋求安身立命之地。老莊思想中的“清淨無為”被風雅名士們加以培養，便很快在這種土壤中紮根。

門閥士族群體的形成，是“玄學”的產生和發展的必要條件。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看似放蕩不羈的群體，在當時多是出身顯赫，身份尊貴。比如領軍人物何晏，祖父是漢末大將軍何進，其本人是曹操的女婿。而王弼也出身世家大族，六世祖以下數人位列三公，家族逾百年隆望。茲後的阮籍、嵇康、王衍、樂廣等，無不身出名門。

可以想象，在那種政治環境下，有這樣一群特別具有號召力的名士，每天手執拂塵，著寬袍長衣，不問世事，時飲酒作賦，時撫琴高歌，讓人何不羨慕，繼而效仿！

久之，“玄學”之風漫延整個士族群體，成為魏晉時期的主流階層。

為了逃避現實，避免禍從口出，因言獲罪，談論虛無縹緲的玄學是個不錯的選擇，當時流行的察舉制度有一個必要條件，那就是選拔官員要看一個人的社會風評，看你是不是有足夠的名氣。

但是不能談論當下，總要有個由頭來提高自己的名聲吧?恰好有不錯突然的黃老之術脫胎換骨，搖身一變為玄學成為高門大第的談論物件，這一些口吐蓮花的文人雅士為了追求名聲、順便給自己寂寞的內心找一個寄託。

玄學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東西，只要想象力不錯，拉開話匣子，使勁往外說就對了，大多數時候萬無一失，不要擔心說了掌權者不開心的話而被滿門抄斬。

只要你場面上不和掌權者對著幹，背地裡也不給掌權者挖坑使壞，而且別人挖坑使壞的時候不把你拉上，你從天上談到地下，掠過人間，那絕對的萬無一失。

一旦有了坑貨，自己挖坑挑的時候，為了自抬身價，將你拉上那你們可能身名俱裂。如三國時期的夏侯玄，被視為玄學的標杆性人物，但是在高平陵之變後，司馬氏專權，而朝中不滿的大臣為了奪權，背地裡策劃誅殺司馬師，結果他們的陰謀提前敗露。

手握大權的司馬師好不含糊的將參與之人全部處死夷滅三族。幕後苦主夏侯玄，本人並沒有過多的策劃這個陰謀，但是外戚張緝和大臣李豐暗地裡謀劃誅殺司馬師後，讓名重天下的夏侯玄擔任宰輔。

果不其然，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一心談玄，不過我朝政的夏侯玄成了謀殺宰輔的罪魁禍首。

司馬氏專權以後，對曹氏、夏侯氏都非常忌憚，平時沒事都小心翼翼，沒有一天不想著誅滅他們，但是苦於沒有藉口，這下可好，不請自來。陰謀洩露之後，司馬師對名滿天下的夏侯玄也不知道怎麼辦，既怕養虎遺患，又怕投鼠忌器，一時間六神無主。

本來，司馬師想留下他，但是忌憚他的才名，最後誅殺以除後患。

《魏氏春秋》：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鹹越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

和早先被司馬懿誅殺的何晏，這兩個讓玄學登堂入殿的人物都被司馬氏誅殺。不能不算是一個損失，他們比起曹氏來說，這一個河間大族太過於心胸狹窄。

雖然身死，但是透過他們顯赫的身家，讓玄學躋身大雅之堂，功不可沒。在他們之後，玄學一發不可收拾。延續千年，直到理學取代他們。

1、魏晉名士東漢末年﹐統治集團分裂﹐社會危機日益尖銳。在意識形態上居於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開始動搖﹐今文經學和讖緯內容空虛荒誕﹐絲毫無助於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於是古文經學代之而起。同時由於選舉名實不符，欺世盜名、賄賂公行的現象比比皆是，名教理論開始破產。到了黨錮之禍發生，傳統的價值體系開始崩潰。

2、此後漢朝士人，以盡忠於皇帝，盡忠於朝廷為理想品格。士人忠於社稷的心態，是非常普遍而真實的。那時計程車人，在感情上“與大一統政權是一體的，有一種親近感”，以維護、鞏固這個政權為自己的職責，為之獻謀，為之籌劃，為之辛勞，也為之憂慮。當時的官員，有“循吏”之謂。循吏對中央政權耿耿忠心，敢於上書進諫，且出於真心。漢哀帝寵幸男寵董賢，王嘉上書極諫，惹怒哀帝，而被治罪。當獄卒凌辱他的時候，他喟然嘆息，他說自己罪當死：“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而對於地方治理，則竭忠盡智，立足於“以禮義化民”。光武時的桂陽太守衛颯，整治桂陽郡，“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循吏之行善政，意不在為私；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78988e69d8331333363363463附和上級，以求得上級的賞識，是為私，於己之士途誠然有益，而循吏之著眼點，則在為國為君，“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不敢竊天官以私己。

在這一歷史時期計程車人，由於受到儒家正統思想哺育而成長，君臣之義是他們立身的基本準則。外戚宦官“竊取朝政，臨逼主上。淆亂君臣之義”，使得士人痛心疾首，無比憤慨。士人爭相進諫，上書陳詞，然而他們的命運都是悲慘的：樂恢上書要求抑制竇憲權柄，以改變君臣失序的狀況，然而不僅沒有為皇帝所接受，甚至最後被竇憲指使州郡官吏脅迫服藥自殺。安帝時宦官專權，楊震數次上疏，未能奏效，後被遣歸鄉里，在半路飲鴆自殺。楊震在當時是一代名儒，他的死引起了很大震動：“道路皆為隕涕”。這種情況愈演愈烈，對於士人心理來說，無疑是極大地挫傷。他們反對宦官外戚，本意是維護朝綱，完全是忠於皇權，一心一意維護儒家道統和大一統的朝廷，但這個他們一心維護的政權，已經完全腐敗，所以他們得到的只能是一次次的失望。

此後，“自然”﹑“無為”的老莊思想開始抬頭，人們開始崇尚貴生、避世。黃老思想也開始興起，如王充的《論衡》便公開反對神學的目的論，名法思想開始產生影響。

3、而士族社會對個性自由與封建秩序的雙重需求，以及由此產生的衝突，表現為魏晉精神世界中“名教與自然”的學術主題。建安時期，曹氏為首的建安名士們思想極為混雜，他們有反儒家傳統的精神，推崇黃老的“因循”原則，校練名理，同時又受老莊思想影響，崇尚放達。而產生於建安遊宴的魏晉清談更是玄學產生的搖籃。魏晉清談有兩個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娛樂，而平等原則貫穿其中。當時清談的論題主要有聖人問題、德治與法治、人才標準、君父先後等，破除了天命論，認為人事為本，天道為末，君主無為而無不為。這些都對魏晉玄學思想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作為儒學根本的《周易》之學﹐此時由於拘執於象數十筮﹐義理隱晦﹐產生了對易學重新探討的需要。在這種社會政治﹑學術思想發展的背景下﹐出現了魏晉時期的玄學思潮。玄學的名稱最早見於《晉書·陸雲傳》﹐謂“雲(陸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魏晉之際﹐玄學一詞並未廣泛流行﹐其含義是指立言與行事兩個方面﹐並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遠為玄遠曠達。“玄遠”﹐指遠離具體事物﹐專門討論“超言絕象”的本體論問題。因此﹐浮虛﹑玄虛﹑玄遠之學可通稱之為玄學。玄學家又大多是當時的名士。他們以出身門第﹑容貌儀止和虛無玄遠的“清談”相標榜﹐成為一時風氣﹐即所謂“玄風”。大部分玄學家主張譭棄禮法﹐但少數依然維護著封建的倫理觀念。

歸根到底就是戰亂不停，社會道德下滑，人們活著已經沒追求沒準繩了。

讀書人不受重用，高談闊論釋放自己，不能學以致用，只能過過嘴癮！

不知死在何日，天天玄學修仙以求長生。

在中國學術史敘述上,一般都以玄學為魏晉時期的社會主導學說和主流意識。但實際情況並不如此,其時對社會意識起主導作用者,仍系經學。正如呂思勉先生指出:“世皆稱晉、南北朝為佛老盛行,儒學衰微之世,其實不然。”呂先生主要是以當時經學傳授的情況和“儒生兼通道、釋之學者,此時實不勝列舉”。實際上確實如此，其一,經學仍系魏晉之間的主導學說,並非所謂的玄學;其二,魏晉經學的主角是易學,魏晉時代為孔子之後易學的高峰。

一、玄學實際上形成於南北朝時期，魏晉僅是萌芽期

儘管“貴無”、“崇有”等玄學中主要學說的產生流行,都發生在魏晉之間,但“玄學”的名稱卻要到南朝劉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雞籠山設立四學時才出現。這是為學術界所公認的事實。這也就是說,對魏晉時期的時人來說,當時並沒有稱之為“玄學”這樣的學問,也沒有被時人指稱為“玄學家”的人士。所謂玄學或玄學家云云，至少是南北朝以後人們的概念。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魏晉時的另一種情況:“世傳《十三經注》,除《孝經》為唐明皇御注外,漢人與魏晉人各居其半。”

二、魏、晉兩朝承續著漢代的遺風仍尊儒學（經學）

魏、晉兩朝承續著漢代的遺風,無論朝野都有著濃厚的經學氛圍。曹魏政權雖以法治著名,但也十分崇儒。曹丕稱帝后,即尊孔子為“素王”,下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並“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給孔子以空前的尊崇。魏帝曹芳正始二年(241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說明尊孔在曹魏不是偶爾的現象。建立西晉的“河內司馬氏雖不及汝南袁氏、弘農楊氏之累代三公,但亦家世二千石,其為東漢中晚以後之儒家大族無疑”。值得指出的是,現存當時提倡尊儒的一篇力作是桓範的《政要論》。桓氏在文中主張“約以禮義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宣揚“上章君將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要承周公、孔子而“闡弘大德,述明聖教”等等。而這位堪稱儒者的桓範正是因為忠於曹氏被司馬懿所殺,可見當時是否為儒家並非是曹氏與司馬氏兩個政治集團之間的分界線。其時之門閥亦“原是東漢儒家大族之子孫”,他們當然對提倡經學不遺餘力,於是“儒家政治理想之書如周官者,典午以前,固已尊為聖經,而西晉以後復更成為國法矣。”在這種氣氛下,人皆以學經為榮為利,社會上亦以此著名的不在少數。如魏晉時期被稱為“文貞先生”的範平有三子“並以儒學至大官”,其孫範蔚“關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三、所謂的魏晉時期的玄學家僅是當時士大夫中的少數

此外,那些後人所謂的魏晉時期的玄學家僅是當時士大夫中的少數,更不用說是社會中的少數了。經學在兩漢時期透過與讖緯的結合和與陰陽五行說的結合,隨著三綱五常說和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等說流衍而深入民間,瀰漫於整個社會。在這一點上,魏晉與兩漢沒有什麼大的差別。也就是說,就魏晉時期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而言,它的主要色彩是儒家的,而不是道家的或釋家的,後者因為西晉“時禁晉人在沙門”,致使“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更不用說在三國時代了。而在這樣一個社會的基礎意識之上,上層的主導學說也應該是經學,而不是所謂的玄學。

南朝劉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建康雞籠山設立四學之時,玄學和儒學也不在一個檔次上。《宋書》卷九十三《雷次宗傳》雲:“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在這裡,玄學與史學、文學一樣,都屬於“藝術”之學,皆次於儒學,不能和儒學分庭抗禮。

四、結語

從上述情況來看,尤其是我們本著魏晉時人的角度來看,魏晉的經學是十分興旺發達的,特別是其中的易學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談玄的流行,雖然在南北朝以降往往被視為另起一學,即使如此,它也對經學起著強烈的刺激作用,使其從所謂僵化的狀態中擺脫出來,吸收了新的成分而依然成為中國社會主流意識和主導學說

“建安風骨”歷來被很多人推崇，但殊不知在當時還有另一種同樣以年號來命名的社會風習，叫做“正始遺音”。

“建安風骨”和“正始遺音”，這是當時並列的文學風貌。

“正始”是曹魏時期皇帝曹芳的年號，這個時代的文學風貌對之後的一個階段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那就是“玄學”興盛的時代。

“玄學”不是道家學說，而是以儒家為主的思想反彈

自西漢“獨尊儒術”以來，諸子百家的思想都開始逐漸歸攏在“儒家”這一旗號之下，形成了真正的思想上的大一統。

也就是說，因為思想文化與社會變革直接的不完全對應，政治上由秦實現大一統，而思想上的統一在漢代才逐漸完成。

這個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魏晉玄學的出現就是一次在“儒家”為主導的大背景下，老莊思想的一次反彈。

但是，這次反彈並不是老莊等學說挑戰儒家的主導地位，而是老莊等思想大規模融入儒家的過程。

最為明顯的特徵就是，這些精擅玄學的名士文人，本身就是儒家學者，他們沒有拋棄自己的根底。

漢末三國時期，中國社會經歷了昏聵的“桓”、“靈”兩朝，又陷入了半個多世紀的戰火。這期間長時間處於戰亂，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種朝不保夕的狀態裡。

曹操、劉備、孫權這種雄踞一方、三分天下的霸主同樣如此，每一個都是從群雄環伺的境況中逐漸完成自身勢力的收攏與沉澱，南征北戰與殘酷廝殺是他們都親身經歷過的事情。

連他們都如此，更別說那些四處流離的普通人了。

這時候的一些士人對於現實社會產生了厭惡的情緒，有一些人因為自身無意於仕途，有一些人因為“九品中正”等的原因無法進入仕途，他們在現實社會里都需要一個發洩的地方。

物質生活上的不如意，那麼就轉入精神世界的耕耘，這是文人歷來的習慣。

現實社會中所遭受的無奈，在精神世界裡同樣存在，那就是“儒家”思想中一些比較嚴苛的條框，讓這些文人們不敢逾越。

那麼，如何來打破這一現狀呢？就需要另一種思想的介入，其地位既不能太遜於儒家，又不能像“法家”一樣和儒家唱對臺戲，這就是老莊思想在當時尤為受到重視的原因。

於是，一些文人提出了一些在當時反響很大的口號：

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

這些人認為，“禮法”等規矩是為普通人而設定的，不能用來約束那些“放浪形骸”的名士。

這些口號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踐行這種觀念的人本身必須是無害於社會的名士，同時也必須承認“禮法”在現實社會里的合理性。

當統一的時代還沒有到來，上層社會的統治者沒有精力去約束這些有強號召力的名士的時候，只要這些人不反對自己的政策，那怕是站在一箇中立的角度也可以容忍。

所以，我們看到嵇康等人在最初活得比較瀟灑，但是孔融、禰衡等人就死得極為悽慘。

而到了天下逐漸一統的時候，也就是魏晉之交，思想上的統一就成為了一個必然的趨勢。

這些之前採取不合作態度的文人，因為有很高的社會名氣，不能直接進行彈壓，那麼就會留給他們一個選擇。

嵇康等人繼續以較為激烈的態度不合作，那麼就只能被處死；而另一些人言論就變得稍微溫和一些，開始研究一些對社會無益也無害的“玄學”思想。

比如，求仙問道、世界起源，甚至表現出一種超然物外的心態，放浪形骸的做派，這些都是沒有威脅的做法。

可以想見，當社會上很多人都在遵循儒家的“規矩”的時候，有一部分人在精神上打破了這一枷鎖，遨遊於一片雖然虛無但非常自我的天地中，自然是讓人豔羨的。

於是，很多出身於名門貴族的“士人”也開始了這種模仿，有一些是真的喜歡，也有一些是為了博取名聲，但整個社會的風氣就是這樣。

說得直接一點，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裡，不懂一點別人看不懂的“玄學”，都沒有資格稱作“名士”，這樣的人是無法在上層社會立足的。

這樣一來，無論是真的喜好“玄學”，還是裝模作樣地喜好“玄學”，都要表現出超然物外的狀態，人手一個拂塵，大談特談虛無縹緲的內容，還要四處揮舞，不時長嘯。

這其中有人是為了“逃世”，但更多的是為了博名。

那麼，當一個時代都認為這樣的行為是“名士”的標識，那麼無論是真的認同還是虛偽的做派，在外在的表現上都會採取一致的行動，那就是模仿與推崇。

於是，“玄學”在一段時間裡極為盛行，各種名士之間的互相辯難，甚至登臺高論，就層出不窮。一時間如“皇帝的新衣”一樣，沒有人敢出來反對。

但是，這一時間也不長，畢竟虛無空洞的內容沒有長久的生命力，所以其衰也迅，逐漸就被新的思想所取代了。

“玄學”進入文學，從“遊仙”開始，到“山水”落幕

“玄學”雖然是一種思想，但形諸文字的內容都可以當做文學來看待，無論是記錄“玄學”思想本身的內容，還是記錄這一思想流變的內容。

眾所周知，文學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對於一種文學風格來說，必然會有相似的承繼關係。

“玄學”在最初的階段就是來自於“遊仙”文學。

“遊仙”，顧名思義，就是在講一些神仙瀟灑漫遊等內容的詩歌，如果從源頭上講可以追溯到屈原楚辭的時代。

但這種追溯明顯和後來的秦漢時代的“遊仙”文學相差甚遠，所以玄學所承繼的“遊仙”文化應該是秦漢以來的一些內容。

漢大賦當中因為要進行鋪陳，經常會使用一些誇張的手法，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對於神仙的描繪，將它們寫得或飛天遁地，或光怪陸離。這在三國時期曹植的《洛神賦》當中一樣可以看到很濃重的色彩。

而詩歌中，“遊仙詩”也是盛行一時的詩歌體裁，曹操的詩歌中就有大量的這一類作品。

“遊仙”、“詠仙”、“慕仙”成為了最為主要的思想內涵，這與後來以講述玄學為主要的文學作品中追求精神自由的內涵極為接近。

這一類的思想加上莊子《逍遙遊》等作品所表現出來的“無所待”，在當時就出現了“玄言詩”這一類別。

雖然枯澀平淡，但卻極為契合當時社會的風貌，也表露了這批文人的精神追求。

而“玄言詩”等文學體裁對於社會的意義實在不高，也有違“詩言志”傳統。這些推崇玄學計程車人雖然追求精神的自由，但骨子裡還是儒家文人，所以自然就不能太過於離經叛道。

於是，改善“玄言”作品的枯澀乏味，傾注更多的志趣進入其中，就誕生了“山水詩”這一體裁。最為典型的代表就是東晉玄學家孫綽，其詩歌以“山水”來談“玄學”的例證數不勝數，在當時也是非常有名氣的。

從“遊仙”繼承而來的對“玄學”的追捧，到了以“山水”為依託的文學創作，“玄學”這一枯澀乏味的文學風貌也就逐漸退出了文壇。

“魏晉玄學”雖然盛行一時，但這個時間真的不長，曇花一現而已，但其所造成的影響卻是巨大的。

這是由當時特殊的社會環境所出現的一次文學上的嘗試活動，戰亂的頻仍與厭世情緒的滋生，讓一批文人試圖在精神上達到超脫。

但其“空談”的弊病一直被後世所警惕，所以即使後來出現了同樣的社會環境，文人雖然豔羨當時的精神自由，但也不會再走“玄學”的舊路。

魏晉南北朝時期有著近400年的歷史，也是中國無比動亂的歷史時期。

魏晉時期社會上盛行“清談玄學”之風。“清談”是相對於俗事之談而言。士族名流相遇，不談國事，不言民生，誰要談如何強兵裕民，何人政績顯著等，就被貶譏為專談俗事，遭到諷刺。因此，不談俗事，專談老莊、周易，被稱為“清言”。

魏晉清談玄學的內容，主要的是老、莊和易，所謂“三玄”。 魏晉清談玄學的風氣，是由魏齊王芳正始年間盛起來。其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

魏晉時期，局勢混亂，門閥大族把持著重要的社會資源，加上九品中正制的官員選拔制度，社會階級僵化。玄學迎合了門閥大族鞏固權力的需求，玄學的主要經典是《周易》《老子》和《莊子》。玄學的根本思想是“貴無”，認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天地以自然為運，聖人以自然為用”。

這樣的思想被魏晉時期的名士強行解釋，既然聖人也任自然，那麼君主也應當無為，所以門閥士族要求君主要垂拱而治。 明，陳洪綬，《竹林七賢圖》 玄學既能為大族的特權及對寒門的剝削尋找理論根據，又能為大族的奢侈腐朽生活進行辯護，並給在鬥爭中的空虛不安的大族精神寄託，所以清談玄學能在大族中形成風氣。

名士們談玄，一般分主賓兩方，採用“主”“客”交問的方式，一方為主，一方為客，各執一理，有點像現在的辯論賽。

清談不僅講究言辭和技巧，還很在意內容，提倡用很少的話表達豐富的意思，往往說得意在言外，“言有盡而意無窮”。 蘭亭集會可以看成是東晉士族文人的一次大規模清談盛會。《蘭亭集序》裡寫到“群賢畢至，少長鹹集。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這裡敘述了清談的參與者：群賢畢至，少長鹹集。表示名士之間不講究官位、門第的高低，而是徹底的平等主義。後一句“仰觀宇宙，俯察品類”，則說明了清談的內容。

名士在一起聚會，就像同學之間的友情，不管你現在是局長、部長，還是大老闆，在同學心目中你永遠是當年那個睡上鋪的兄弟姐妹。這當然只是單方面的溢美之詞，在門閥制度極其嚴謹的魏晉時期，真正的“凡人”是不可能加入這種聚會的。 傅抱石，《竹林七賢圖》，1945 魏晉士人聚在一起，穿著輕薄透的衣裳，坐擁清秀的美景，嗑著五石散，燃著香，喝著酒，不分白天黑夜，漫無目的，越說越亢奮，盡興地聊著高深莫測的妙理。 沒有一個時代像魏晉一樣那麼盛行清談，流行玄學。特殊的社會造成特殊的風氣，當門閥地主逐漸走下舞臺，玄學也必然衰弱下去了。 玄學最初的基點是老莊思想，後期則逐漸融入盛行的佛教思想。如今我們將“不計較、不在意”的豁達態度戲稱為“佛系精神”，倒與魏晉時期清談的風氣有幾分異曲同工之處。

1、魏晉名士東漢末年﹐統治集團分裂﹐社會危機日益尖銳。在意識形態上居於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開始動搖﹐今文經學和讖緯內容空虛荒誕﹐絲毫無助於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於是古文經學代之而起。同時由於選舉名實不符，欺世盜名、賄賂公行的現象比比皆是，名教理論開始破產。到了黨錮之禍發生，傳統的價值體系開始崩潰。

2、此後漢朝士人，以盡忠於皇帝，盡忠於朝廷為理想品格。士人忠於社稷的心態，是非常普遍而真實的。那時計程車人，在感情上“與大一統政權是一體的，有一種親近感”，以維護、鞏固這個政權為自己的職責，為之獻謀，為之籌劃，為之辛勞，也為之憂慮。當時的官員，有“循吏”之謂。循吏對中央政權耿耿忠心，敢於上書進諫，且出於真心。漢哀帝寵幸男寵董賢，王嘉上書極諫，惹怒哀帝，而被治罪。當獄卒凌辱他的時候，他喟然嘆息，他說自己罪當死：“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而對於地方治理，則竭忠盡智，立足於“以禮義化民”。光武時的桂陽太守衛颯，整治桂陽郡，“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循吏之行善政，意不在為私；附和上級，以求得上級的賞識，是為私，於己之士途誠然有益，而循吏之著眼點，則在為國為君，“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不敢竊天官以私己。

在這一歷史時期計程車人，由於受到儒家正統思想哺育而成長，君臣之義是他們立身的基本準則。外戚宦官“竊取朝政，臨逼主上。淆亂君臣之義”，使得士人痛心疾首，無比憤慨。士人爭相進諫，上書陳詞，然而他們的命運都是悲慘的：樂恢上書要求抑制竇憲權柄，以改變君臣失序的狀況，然而不僅沒有為皇帝所接受，甚至最後被竇憲指使州郡官吏脅迫服藥自殺。安帝時宦官專權，楊震數次上疏，未能奏效，後被遣歸鄉里，在半路飲鴆自殺。楊震在當時是一代名儒，他的死引起了很大震動：“道路皆為隕涕”。這種情況愈演愈烈，對於士人心理來說，無疑是極大地挫傷。他們反對宦官外戚，本意是維護朝綱，完全是忠於皇權，一心一意維護儒家道統和大一統的朝廷，但這個他們一心維護的政權，已經完全腐敗，所以他們得到的只能是一次次的失望。

此後，“自然”﹑“無為”的老莊思想開始抬頭，人們開始崇尚貴生、避世。黃老思想也開始興起，如王充的《論衡》便公開反對神學的目的論，名法思想開始產生影響。

3、而士族社會對個性自由與封建秩序的雙重需求，以及由此產生的衝突，表現為魏晉精神世界中“名教與自然”的學術主題。建安時期，曹氏為首的建安名士們思想極為混雜，他們有反儒家傳統的精神，推崇黃老的“因循”原則，校練名理，同時又受老莊思想影響，崇尚放達。而產生於建安遊宴的魏晉清談更是玄學產生的搖籃。魏晉清談有兩個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娛樂，而平等原則貫穿其中。當時清談的論題主要有聖人問題、德治與法治、人才標準、君父先後等，破除了天命論，認為人事為本，天道為末，君主無為而無不為。這些都對魏晉玄學思想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作為儒學根本的《周易》之學﹐此時由於拘執於象數十筮﹐義理隱晦﹐產生了對易學重新探討的需要。在這種社會政治﹑學術思想發展的背景下﹐出現了魏晉時期的玄學思潮。玄學的名稱最早見於《晉書·陸雲傳》﹐謂“雲(陸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魏晉之際﹐玄學一詞並未廣泛流行﹐其含義是指立言與行事兩個方面﹐並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遠為玄遠曠達。“玄遠”﹐指遠離具體事物﹐專門討論“超言絕象”的本體論問題。因此﹐浮虛﹑玄虛﹑玄遠之學可通稱之為玄學。玄學家又大多是當時的名士。他們以出身門第﹑容貌儀止和虛無玄遠的“清談”相標榜﹐成為一時風氣﹐即所謂“玄風”。大部分玄學家主張譭棄禮法﹐但少數依然維護著封建的倫理觀念。

魏晉時期的司馬家族為中國開了許多壞頭，隨意處死有名望的名士 當街弒君殺死皇帝 ，對討論時政的文人士族 不滿意就隨意殺戮 ，一時讓所有士人避之不及 ，閉口不談國事，轉而去寄情山水以求自然自在 或者去追求虛無縹緲的玄之意，這樣至少不會因為妄言國事而丟了性命。 區區淺見 有不對的不要笑話

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玄學最為昌盛的時代，這一世代的名士都以談玄論道為榮，崇尚清談與逍遙。玄學在這一時期不僅成為了社會上的顯學，更是成為了國家的一種主流思想，甚至成為選賢任人的標準。而為何會盛行玄學，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魏晉時期湧現出了一大批玄學領域的集大成者，很多玄學思想家在這一時期對於傳統的玄學經典進行了再度解釋，使得玄學可以進入到更多的階層。比如王弼等人就為《道德經》的註釋和推廣做出了貢獻。而且，天師道信仰已經深入了統治階層。凡是名字中帶有“之”字的基本上都是天師道的追隨者，比如王羲之、王獻之、沈慶之、祖沖之等等都是道家信仰的追隨者。有了精英人物的引導，自然也就會在社會上開始盛行。國家內部的發展也就伴隨著玄學的進步而不斷延伸。

其次，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社會階級非常固定的時代。在東漢末期，世家大族的發展就已經開始從基層向高層滲透。司馬氏奪得天下實際上背後就是世族向寒門發起的戰役。這樣一來社會的高層就天生被世家大族所壟斷。隨著統一戰役結束，世家大族中人即使蠢笨呆傻也能在社會上享有光明的前途。這樣的現狀自然會令底層不滿，當世的功名之路不順遂自然就只有將目光放到談玄論道上，基本上就是將對於社會的失望透過玄學派遣出去。所以玄學會取代儒家思想大行其道，因為滿腹經綸的儒家子弟比不過世家出身的紈絝子弟，儒家也就沒有用武之地了。

最後，魏晉時期是中國帝制社會歷史上第一次民族融合時期，各種外族的思想進入到中原，原有的儒家思想也受到了玄學和佛學的衝擊。到了南北朝時期，南方基本為佛學所統治，玄學在北方也很有市場，只有儒家思維在慢慢衰退，直到了宋代理學昌盛後，儒家才有了發展。很多民族在其初期階段都是伴隨著神靈崇拜和各種原始信仰，進入中原後和玄學思想不謀而合，玄學自然也就很容易的成為了少數民族的主流思想，廣泛普及。

玄學？就是“同出於冥，異於冥”的玄冥二老之學。也就是被自喻“贊丘者惟春秋，罪丘者惟春秋”的孔丘，當上魯國大司寇，就迫不及待的以“妖言惑眾”罪名殺害少正暴屍三天，燒掉滌除的有典有冊上古歷史玄覽“妖言惑眾”的竹簡文獻。“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穀神不死，是謂天地根”，從黝黑到幽蘭至衰蘭的人類上古歷史在夏朝就出現了絕無師法的斷層斷腸！年齡已經古稀的老子知後，為此憶寫來“邃古之初，誰傳道之？”的(道德經)！魏晉時期的玄學熱，實際上是“夜未央，月未殤”的人類歷史文化的一次復興。問題明擺著，西方耶穌基督教文化，都有黑是冥頭的上帝來劃分天地及日月星辰神造論說。源遠流長的中華歷史，難道就沒有無極太陽黝黑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妙玄牝玄天玄夜黑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