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依舊是個好的選擇。

其實蘇軾的官運很差，偏偏他的性格直忠，也使其官場一直被嫡貶。初次科舉，即被歐陽修所賞識，名滿天下。王安石變法，數次上書直言變法的弊病，觸怒新黨，申請外調任職，遠離權利旋渦。烏臺詩案，深陷囹圄，王安石：“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才得以保全。哲宗時，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執政，蘇軾對舊黨執政中的腐敗進行抨擊，再次被貶，晚年被貶到海南。

數次疏通西湖並築堤（現在的西湖蘇堤），保障農業生產。流放海南，興建學堂，傳播文化。和恩師歐陽修一樣，善於發現培養人才，黃庭堅 秦觀等。從政依舊是正面的選擇。

不會。從政需要極高的情商和極度的剋制，極度的理性，蘇東坡本質上是一位詩人，詞人，是一位藝術家，文學藝術創作需要極度的感性，需要思想的自由，這種個性其實是不適合在官場上做事的，古往今來多少文人墨客，才華橫溢，但是仕途順利的寥寥無幾，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文人的個性與換行所需要的理智剋制是矛盾的。

會的！

遙遠的1057年，剛過20歲的蘇軾決然赴京趕考。

沒有人會料想稱為“千年第一榜”，千年以後他們的名字將被後世深深牢記（有點類似電影史上的1994年，要知道那一年全球範圍都出現了迄今都熠熠生輝的精彩佳片，或許此生難有第二次了）。

扯遠了，只是心情有點激動。

1057是中國科考史上陣容最為豪華、競爭最為激烈的一次科考。參與此次科舉的考生在中國文化界都留下了深遠影響，其中有蘇軾、蘇轍、張載、曾鞏、曾布、程頤、程顥、王韶、章惇。

而本次科考的主考官則是名震北宋大文豪歐陽修。

鋪墊這麼多，只為了引出當代哲學家馮友蘭將其稱作“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於老體的“橫渠四句”

這就是張載的千古名句，翌年他和蘇軾等同登進士。同年中舉的同窗情，雖說年歲有些差距，但是時勢造就英雄，如此說來，是張載的幸運還是蘇軾的幸運，抑或又是北宋和歷史的幸運呢？

在那樣的一個宋朝，有司馬光、范仲淹、王安石等人的變法之舉，雖說東坡君和王安石推舉的變法時時有意見不和甚至對立面，但是並不妨礙他們成為諍諍之友，這也是當時的奇聞趣談。此為其一

“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我蘇子瞻遍遊嶺南，不僅沒有不開心，而且精神百倍地回來了。

是的，就是這句“此心安處是吾鄉”，如果沒有豁達的胸襟，早把自己埋葬在現今的海南半島了，據史料可考，東坡還在當地傳播了水稻栽培技術和當地人一起蓋了個屋子，後來成了東坡書院教教書。如果處江湖之遠不思廟堂之高，何曾會“絕知此事要躬行”的家國天下？此為其二。

我會的。

第一，那個時代是文人最好的時代，不從政可惜了。幾乎所有的史學家都承認宋朝是文人最好的時代，也是文人處罰最輕的時代。這個時代從政風險最小，起碼不會有誅滅九族的危險，個人生命危險一般也不會有。君臣共治的局面比較好，起碼沒有岳飛時代朝政汙穢，比較適合從政。

第二，文人都有施展抱負的心理與情結。文人哪怕沒有政治才華的李白都有政治抱負的心理與情結，何況有抱負的蘇東坡呢。只有政治才華得到施展，他的地位以及他的人生才更有意義。

第三，從政經歷有益於文學才華的施展。我們都知道，蘇軾的很多文學作品都有很強的政治背景的，作品的內容與他的從政經歷有關，也促使他的作品更加有韻味、有內涵、有深度。不管的各個地方的詩詞還是文章，總有他從政經歷的影子。如果沒有，可能再多在也只是柳永、馮延已這樣的內容了，更多的風花雪月，詩酒情歌，沒有“竹杖芒鞋輕勝馬”的深度，沒有“千里奔波，無處話淒涼”的柔情。所以王維、韓愈、岑參、辛棄疾等等作品更加有深度，讓人動容，更容易出千古佳句。

一、蘇軾生平

據史料記載，蘇軾生於北宋中期（1037年1月8日——10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鐵冠道人、東坡居士，世稱東坡，蘇仙。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文學家、哲學家、書法家、畫家。

嘉祐二年（1057），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曾在風翔、杭州、密州、徐州、胡州等地任職。元豐三年（1080）年，因“烏臺詩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宋哲宗即位後，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並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黨執政被貶惠州、儋州。宋微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於常州病逝。宋高宗時追贈太師，諡號“文忠”。

蘇軾是北宋中期的文壇領袖，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縱橫恣肆；其題材廣闊，清新豪建，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其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族同是豪放派代表，並稱“蘇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工於畫，尤子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傳世。

蘇軾出生於書香門第，其父蘇洵是文學家，自幼年就開始接受正統的儒學教育。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程序中，人們一直信奉的就是儒家思想，以“學而優則仕”為基本遵循；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崇高信念，這是刻在中國人骨子裡的家國情懷。所以，“安身立命，求取功名”是處在封建社會每個讀書人的不二選擇。再之，一千多年前的北宋，受社會分工、社會定位的歷史侷限，搞文學的、搞書畫的，不像現代發展成了獨立的職業，受人尊崇。在古時，寫寫畫畫、詩詞歌賦只是文人墨客的日常消遣去做的事。更何況蘇軾天姿英睿、才華橫溢，而且心懷遠大理想和抱負，求仕為官，步入仕大夫階層是他的必然選擇。

記得有位名人說：人生的意義並不在於你作到什麼，而在於你做過什麼。誠然，蘇軾一生經歷了好幾次仕途上的艱難坎坷，先不為“新黨所容”，後又不被“舊黨見諒”，這樣的遭遇無疑破滅了他實現政治烏托邦的理想。然而，蘇軾並沒有為一次又一次的打擊而消極避世，他用樂觀曠達的心胸以及積極的行為，告訴了人們人生的意義究竟何在？不論在何處何地做官，蘇軾永遠本著“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思想，為民請命，為民赴難，為民而樂。我想這便是蘇軾為官的哲學理念。

總之，蘇軾的入仕之道使天下百姓多了一位知民疾苦的好官；而且受仕途風波浸染催生出一個集文學家、哲學家、書畫家、美食家為一身的傑出全才。堪稱“千古風流人物”。

解答到此，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我不知道會不會

我不是蘇東坡

沒有如果

我是我

按照自己的方式而活

一定會！

蘇東坡，宋詞豪放派創始人，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文學和藝術天才。但他的主業是做官，從25歲進入官場直到65歲病逝，一生為官，即使在三次貶謫中，都還是有虛職的。在官場40年生涯中，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都始終保持一顆從容之心，愛民之心。

蘇東坡是做官的成功者，他是一個任何時候都想有所作為的官，他的品質始終光明磊落。在他的任職上，沒有不作為的記錄，也沒有亂作為的記錄。

蘇東坡他是個詩人，是詩人的官，他常懷悲天憫地之心，骨子裡有著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總是想著知民情、紓民困、助民樂，認為不管到哪裡，作為一個主持一方的封疆大吏的職責範圍，首要的任務是保一方平安、穩定，在平安無事的基礎上謀求發展，使百姓富足，使國家稅收增長，不能交白卷，不能對不起當地百姓，對不起朝廷，對不起自己。“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他的心繫百姓、愛民如子的精神境界，很值得人們學習。那個年代，能有他這樣的高境界、高水平的中高階領導確實不容易。總之，他的官聲全國聞名，是一位深受百姓愛戴的文官、好官。

實話實說，絕不是裝，假如我是蘇東坡，我絕對不會選擇從政。

大家知道，蘇東坡是北宋時的大文豪，大書法家，半個政治家。仁宗皇帝曾說為子孫後代得了兩個好宰相，指的就是蘇軾和他的弟弟蘇澈。

大家還應該知道，從政需要從政的稟賦，必須要認同當朝的大政方針，如此才能堅決的貫徹朝廷的大政方針，也才能當好一個官，造福一方百姓。

事實上，蘇軾是不認同北宋朝廷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的。

王安石變法，蘇軾是堅定的反對者；司馬光復闢舊政，蘇軾也不是完全支援，反倒是認為應該保留王安石新政中一些有益的成分，對王安石也不搞個人成見之間的攻擊。

蘇軾具有文化人天生的劣根性，就是愛議論時政。

事實上，蘇軾非是諫官，人家諫官都沒說個啥，他一天到晚牢騷滿腹，還寫詩暗嘲時政，差點讓徽宗皇帝給殺了，也就是仁宗皇帝曾說為子孫後代得了兩個好宰相，再加上宋朝有不殺士大夫的家訓，要不然，在封建王朝的北宋，有十個蘇軾，都殺得留不下一首好詞來。

這說明，蘇軾不適合從政。假如蘇軾從政，因為他天生正直，不會說違心的話，非常有可能不是八面玲瓏，而是裡外不是人，上下都得罪，最後落個煢煢孑立，誰也不跟他玩了。

再說了，以蘇軾的文采，完全可以不去從政。一天到晚，潑墨揮毫，遊山玩水，喝酒賦詩，不也很好？！

何況，就算是從政，蘇軾也從中得不到多少好處，不如做他的文學家、書法家的好。這個是有例子的，他之前的李煜，之後的徽宗皇帝，都是很好的例子。試想一想，假如，南唐的李煜不去做皇帝，而是做個詞人，歷史上有幾個能超過李煜詞才的？他自己也不會死於非命；假如徽宗皇帝也不去做皇帝，而去做書法家，瘦金體還將更加馳名，自己也不會被掠至五國城。

道理就是這樣，從政是政治家的事，文人還是乾點文化上的事情是正經。

事實上，許多文人都去從政了，有功成名就的，也有身敗名裂的，歸根到底，是文人的功利思想在作怪，是文人“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理想抱負在作怪，是文人身系天下，要“貨與帝王家”的思想在作怪。

其實，有些事可為，有些事不可為。有些事該明智，有些事不該固執。李斯就不明智，陶淵明就明智。

所以，從北宋當時的大政方針，到蘇軾的為人，再到蘇軾的特長等方面考慮，蘇軾還是不從政的好。事實上，蘇軾從政一生，多有波折。從對後世的影響來看，除了蘇堤、東坡肘子外，倒是詩詞和書法更有影響力。

如果蘇東坡不從政，史書就不會有記載，那麼，世界上就少了一位文人，而是多了一位廚子！

蘇東坡21歲那年，陪父親去趕考，結果名動京城。歐陽修是當時的主考官，覺得發現了一人才。正當蘇東坡要大展宏圖之際，母親去世了。二兄弟於是隨父回鄉奔喪。

1059年十月，蘇軾守喪期滿回京。1061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

1069年，剛剛登上皇位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法。

急於求成的王安石不顧一切，鐵腕變法。他容不得任何反對的聲音，罷黜諫官，打壓輿論，排除異己，任用小人。蘇東坡不幹了，當然上書反對！

王安石和歐陽修惜才，沒說啥。但是王安石得罪人太多，下臺了。蘇軾自然成為那些小人的眼中釘肉中刺，於是大宋的著名的文字獄就出來了，蘇東坡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

1085年，神宗崩逝，年少的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聽政，起用保守派老臣，司馬光拜相，蘇軾被急詔入京。

王安石失敗了，司馬光上臺了，按說蘇東坡應該受到重用了。結果蘇東坡又不顧眾人反對，開始貶斥保守派的做法，於是犯了眾怒，被貶梅州！後來一直開啟了被貶的人生！

你說官場上不見風使舵也就罷了，這出爾反爾才是官場大忌！所以說蘇軾做官一心為民，根本不考慮自己的前途地位，體察上級領導的心意，這官能做的穩嗎？

1081年，44歲的蘇東坡在御史臺差役的押解下，前往被貶官的第一站——黃州。

他跟朋友要了塊荒土，穿上芒鞋布衣，清草除石，引流灌溉，鋤地鬆土，插秧播種，吃著親手種的糧食。

愛吃的他凡事親力親為，他給豬肉做了一首詩，從此東坡肉以他命名了。

“黃州好豬肉，價賤如糞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柴頭灶煙焰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時它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被貶惠州後，他寫吃荔枝：

“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去別人家吃了一個油餅，沒有名字，寫了這首為什麼如此酥脆的詩：

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唯系一葫蘆。已傾潘子錯注水，更覓君家為甚酥。

這些詩還有很多，之所以能流傳下來，還是因為蘇軾曾經當過官，雖然被貶了，但是依然大小是個官。

應該會從政！因為正直的人從政對國家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其次，正直的人手上有權，於國於家於己都是好事…，可以維護更多的正義，處理更多的壞人…。

看時代說，古時候推崇的都是“學而優則仕”，那是證明自己學問的最好也是最高的舞臺，儘管李白沒有，杜甫是工部，東坡更不用說，車馬相士將各有使命和角色任務，像柳永那樣可以成名立萬的幾乎沒有，所以名臣名相以科舉博取功名最多。換做當代，這幾位大咖都是網紅，知名作家，或縱情山水，潑墨揮毫，美酒佳人。即便做出不合理或者匪夷所思的行為，那是名人軼事，佳作頻出的話，更受人追捧，此一時彼一時，人生沒有如果，歷史不曾假如！討論的意義不是太大。

好的，今天我來回答：“假如你是蘇東坡你會選擇從政嗎？為什麼？”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如果我是蘇東坡，我會選擇從政，理由如下：

一、如果不從政，作為蘇東坡應該也會過得不錯。別忘了在文學家、書法家、畫家……諸多頭銜之下的蘇東坡還是一個生活家。蘇東坡會釀酒，會做東坡肉、東坡肘子、東坡豆腐、東坡餅……吃的方面足夠營養、美味；閒時寫寫字、寫寫文章、作作畫，蘇東坡的書法、繪畫、文章只要拿出任何一樣去賣錢，就足夠豐衣足食了。更何況蘇東坡才藝多多，吃穿用根本不用愁。當然，能夠活出自己的人生，自食其力，實現自我價值，這樣的一生是值得的。不過，這隻實現了“小我”，這樣的人生過於自我、自私。

還是打個比方吧。一個在校學習優秀的學生如果他不當班幹，其實一點不影響他的優秀，老師還是會很喜歡他，同學也還是會羨慕他，家長也還是會以他為榮。只是他會缺少一些獨特的東西。比如：胸懷、情懷、格局、氣度、氣節、風骨、責任、擔當……總之，會少一種叫人格魅力的東西。

二、作為蘇東坡擇選擇從政，那是人生的使命。蘇東坡的使命當然是寫詩、寫詞、寫散文，但，如果不從政，不經歷官場沉浮，三起三落，怎會有他那首氣壯山河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豪放詞作，怎會有流傳至今的經典散文《赤壁賦》。

三、作為蘇東坡選擇從政，那是人生的修行。官場是人生的修煉場。古人不是說了麼？“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煉達皆文章”。

四、作為蘇東坡選擇從政，可以為老百姓做很多實事與好事，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愛好、特長。

五、作為蘇東坡選擇從政，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作為全才的蘇東坡可以在詩、詞、散文、書法、繪畫……各個領域影響一大批藝術家和追隨者。

六、作為蘇東坡選擇從政，其實就是把個人理想和國家命運聯絡起來，做一個有擔當，有責任感的人，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綜上所述，作為蘇東坡，面對選擇，我仍會選擇從政，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需要勇氣和擔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需要膽識和智慧。生活傷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戀。羅曼羅蘭說：“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那就是看清生活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如果我是蘇東坡就讓我做一個永遠的理想主義者吧。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歷來是封建文人的理想，更何況蘇東坡還是生活在文人高張的年代。

宋代重文輕武，宋皇幾乎要把文官寵上天，像《清平樂》裡的宋仁宗先是休妻被阻，後來又被文官們硬塞了一個二婚皇后，臨了他也只能含淚笑納——你們開心就好。

至於仁宋的白衣之交、後來的大宰相韓琦更是牛氣哄哄，他曾經對仁宗的孫子神宗說：“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兒子，做得好，臣便面闊，做得不好，臣亦負慚。”——你老子是我立的（所以你其實是沾了我的光），你如果皇帝做得好，我就有面子，做不好，我老臉也沒處擱——訓皇帝和訓孫子差不多。這樣的時代，身為文人，不從政，豈不可惜？

另外蘇子的政治才華了得，做一方官，便養一方人。杭州任上，浚西湖，修運河；穎州任上，創立獄醫制度；武昌任上，下令禁殺女嬰。這樣的才華和創意，身為天驕，不從政，豈不浪費？

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顆懷柔萬方的濟世之心，無論窮達，他都要兼濟天下。在晚年被貶嶺南後，還心心念念地捐資修築鐵索橋，設法開鑿東坡井。這樣的胸懷，身為慈者，不化民，豈不有悖常理？

蘇東坡不是李白，報國志向多於實際才華；也不是陶淵明，說走就走，他曾想過“不如乘風歸去”，但馬上又說“高處不勝寒”。他的死黨弟弟說的更直接，哥哥被冤枉半生，卻始終不肯離開仕途，他說要當陶淵明，誰信？

如果一個人兼具曠世之才，又遇到一個好時代，為什麼不選擇一個離理想最近的位置，去施展自己的才華呢？即便會碰得頭破血流，也非要把理想死磕到底。

不會。人貴有自知之明。其實蘇軾不適合當官。其實當官需要天賦的，他沒有當官的天賦。不會處理上層關係，當什麼官啊？啥事幹不成，還弄得挺累，何必呢？當個小文人，有吃有喝，乾點自己喜歡乾的事，不是挺好的嗎？何必遭那份洋罪？

“夫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經先秦兩漢，到唐宋時，散文創作極其繁榮，湧現出了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北宋的蘇洵和蘇軾蘇轍父子就佔了三大家，合稱“三蘇”。

其中堪稱大文豪的蘇軾即蘇東坡，文、詩、詞俱領一代風騷，代表了北宋文學成就的最高水平，“一洗萬古凡馬空”。特別是蘇詞，豪邁奔放，開創了聲勢浩大、影響深遠豪放詞派，撐起了宋詞的半壁江山。

如果沒有從政，蘇軾的人生就沒有那麼多的艱難困苦。但是諸多外在內在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蘇軾從政具有很大的必然性。

細究起來，蘇軾之從政，有四必然。

中國古代，春秋時孔子、孟子創立和弘揚儒家學說，廣為傳播，在諸子百家中最負盛名。

西漢時漢武帝接受當時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建議而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一統思想，官學私塾均以儒家經典為內容培養讀書人。

從此，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

到隋朝，隋文帝楊堅創立“開科取士”的科舉制度，用考試的辦法來培養和選拔人才，代替了魏晉以來已經腐朽的九品中正制。

“學而優則仕”成為讀書人的人生追求和崇高理想。

然而教育和考試的內容就是被奉為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觀念，成為一代又一代讀書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他們用積極入世的態度，兼具“六藝”的才能和“三綱五常”的品質，渴望做官，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上安社稷下安黎民，造福國家和老百姓。

蘇軾所處的正是這樣的教育和考試、這樣的歷史條件中，所以他必然以從政為出路，去施展自己的才華，去努力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

北宋中前期，最高統治者鑑於唐末五代亂紛紛的藩鎮割據和群雄並起的教訓，自從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後，有意重文輕武，提拔文人從政，擔任中央宰輔及地方最高行政長官，文官的地位大大高於武官。形成了國曆史長河中一朵獨特的浪花：文人政治。

同時，國家大力提倡儒學，創立糊名制度，實行更嚴格的科舉考試。

蘇軾參加京城會考，主考官正是文壇盟主歐陽修。歐陽修很讚賞一位考生的文章，想點第一；但又覺得像自己的門生曾鞏寫的，就點了第二。事後才知是蘇軾寫的。這樣高標準嚴要求的科考，無疑使一批有真才實學的文人脫穎而出，快速充實到統治階層中來。

不光如此，國家還實行寬鬆開明的政治措施，言論自由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證。

不但臣與臣之間可以為政見不同而爭論辯論，就是臣與君之間也可以不留情面罔顧尊卑據理力爭。據說包拯在朝堂上慷慨陳詞，唾沫星兒都飛濺到了宋仁宗臉上，宋仁宗也不見怪。這樣的朝代在歷史上是絕不僅有的。

在社會階層，“士農工學商”中“士”居第一位，文人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空前地提高了。

北宋中前期，社會較為安定，促進了經濟大發展，中國的經濟重心從黃河流域轉移到了長江流域，中國人口首次突破一億。“經濟搭臺，文化唱戲。”物質生活的富裕帶來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精神生活的豐碩。文人創作的激情高漲，散文、詩、詞方面俱有極高的成果；文人從政的熱情更是洶湧澎湃，都有“兼濟天下”的夙願：“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臥殘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當時的這種社會大背景下，文人踴躍參政。呂蒙正、寇準、晏殊、文彥博、富弼、韓琦、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等等文人知識分子爭先恐後為官從政，都想建功立業，一展雄偉抱負。

蘇軾在進士及第後，得到歐陽修賞識和提攜，也順理成章成為其中一員。

《三字經》中說：“蘇老泉，二十七，始發奮，讀書籍。”蘇老泉就是蘇軾的父親蘇洵，字明允，自號老泉。是個“浪子回頭金不換”的典型。

蘇洵從幼時到少時，依託父親過日，衣食無憂，不喜讀書，不求上進，專事任俠與壯遊。他應鄉試舉人名落孫山後，才開始發奮讀書，時年27歲。

29歲生子蘇軾後，他自知為人處事往往鋒芒畢露、傲氣十足，很容易得罪人；所以給兒子起名為“軾”（馬車前扶手的橫木），希望他以後注意性格涵養、不張揚不衝動。

蘇洵為文一如其為人，好寫政論文，借古諷今，指摘時弊，所以屢次舉進士不第。

仕途不通的蘇洵精心研究儒道學說，十多年閉門讀書教子，著意培養兒子學業，對蘇軾學識的淵博、思想的篤定、理想的遠大，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同時，他把自己也修煉成了一代詩文大家，是“唐宋八大家”裡唯一沒有中進士的文豪。

蘇洵雄奇矯健的文風和豪放不羈的性格也深深地烙印在兒子蘇軾的人生旅途上。

顯然，蘇洵不只是自學成才的典範，還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典範，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人家庭。

於是，父親的理想成了兒子的理想，兒子的理想就是實現父親的理想：從政為官、安邦安民。

歷史的、社會的、家庭的因素，只是外在驅動，真正讓蘇軾從政的內在動力，歸根結蒂，是他實現個人理想和自我價值的不二選擇。治國理政、造福百姓，才能施展他的才華和抱負。

天縱英才，20歲時，蘇軾和弟弟蘇轍同科進士及第。真是“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驚”。蘇軾從此一腳踏入仕途。然而，蘇軾把政治過於理想化，在理想和現實的衝突中，不善於妥協和平衡。他在前期一直徘徊在革新派和保守派之間，後期又不見容於新黨和舊黨，因此時而入朝“居廟堂之高”，時而被貶“處江湖之遠”，三起三落。

蘇軾在朝廷上無大作為，但在地方上卻小有政績，“黎明百姓有頌聲”。可謂“失之東隅，得之桑榆”。然而以蘇軾的經天緯地之大才來說，終究算不了什麼，十分可惜！

蘇軾曾說：“古之成大事業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其實正是他自己的寫照。

蘇軾精通儒釋道三教，進取時以儒家入世思想為藍圖，遭遇低谷時以道家出世思想為指南，悲觀絕望時以釋教因果思想為調節。淵博的學識和強大的精神力量，猶如柺杖，在他落水之際，總是救他而出。特別是因“烏臺詩案”逃得性命，被貶黃州團練副使後，竟然絕望當中生出希望，《念奴嬌 赤壁懷古》、前後《赤壁賦》噴湧而出，成千古絕唱。

蘇軾以不世之才，在詩、詞、文、書法等文學藝術方面揮灑自如，成就傑出。一如長江大河，不見其盡；一如巍巍泰山，難測其高。

所以林語堂說蘇軾“死在政治上”，而“生在文化上”。然而，如果沒有政治上的跌宕起伏，蘇軾還會在文化上輝煌燦爛嗎？蘇軾還是蘇軾嗎？只能說：命也！

退一步說，就是蘇軾的前輩如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等，在文學上頗有名篇佳句，在政治上也頗有積極作為。但結果呢？他們也並沒有改變宋朝重文輕武、積貧積弱、衰落消亡的命運。只能說：時也！

換作我們任何一個人，有蘇軾之才，身處蘇軾所處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下，也會想從政的。從政也許會後悔，但不從政就又不甘心、捨不得、放不下，會更後悔！也不必扼腕嘆息蘇軾等宋代文人從政的不良命運，因為文人的思想和精神世界，總是處於理想和現實的激戰中，缺乏政治謀略和政治手腕，政治命運坷坎多難就是他們鐵定的宿命！以前如此，以後也是如此！

不妨說，文人做官，最好做文化領域的官，不要做政治領域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