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宗族對徽州歷史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促進作用，在各行各業均產生了燦若繁星的代表人物，如“徽州八大姓”就是一個典型。徽州“程氏”於始祖程元潭(東晉初新安太守，居古海寧縣黃墩，現為屯溪區篁墩))之後，產生了一系列大有成者，如宋學者程大昌，明文學家程敏政、制墨名家程君房、數學家程大位、武術家程衝鬥，清學者程瑤田，辛亥革命志士程家檉等。徽州“汪氏”以汪文和(漢代龍驤將軍)為世祖，後代名人主要有宋宰相汪伯彥，元末明初理學家汪克寬，明醫學家汪機、戲曲作家汪道昆，清畫家汪士慎、數學家汪萊，民國國務總理汪大燮、畫家汪採白等。徽州“吳氏”以吳淺(漢初封便頃侯，析居黟縣)為遠祖，吳少微為近祖。吳氏名人主要有明代醫學家吳昆，清代醫學家吳謙、藝匠吳魯衡，近代女畫家吳淑娟、著名學者吳承仕等。徽州“黃氏”以黃積為世祖(東晉新安太守，卒葬今屯溪區篁墩)。後代名人主要有明清時期歙縣虯村的黃氏刻工、清末篆刻家黃士陵、近代著名畫家黃賓虹等。徽州“胡氏”有正胡、明經胡之分。正胡東晉入歙，明經胡唐末遷婺(婺源縣考川)，自成兩大脈息。“胡氏”後裔名人主要有宋代文學家胡仔，明藝術家胡正言，清制墨名家胡天柱、著名商人胡光墉，近代著名學家胡適等。徽州“王氏”因唐末黃巢起義而避亂徽州，後代有成者主要有五代文學家王希羽、清代政治經濟學家王茂蔭、辛亥革命志士王文藻等。徽州“李氏”以李德鸞(五代唐宗室後裔，遷居歙縣)為始祖，後代名人主要有明代藝術家李流芳、清代醫學家李文來、近代藝人李文俊等。徽州“方氏”以方竑(西漢末丹陽縣令，遷居歙縣東鄉)為始祖，後代名人主要有東漢名宦方儲，唐代農民起義領袖方清，宋代農民起義領袖方臘、文學家方回，明代醫學家方有執、制墨名家方於魯，清代文學家方士庶、戲劇家方成培等。 除了上述名宗“大姓”、“正姓”之外，徽州還有一些“小姓”、“客姓”和“船民”等雜姓。“小姓”主要指佃僕，多為官宦、財主、富商等權貴大戶奴僕。“客姓”主要是明代以後由安慶府遷徙而來的移民，多在曠野搭棚而居，也稱“棚民”。“船民”多為元末陳友諒子孫九姓(陳、錢、林、李、袁、孫、葉、許、何)後裔，終年在新安江流域靠撐船、背纖等苦力為生。以上三類，在封建社會地位低微，不能與大姓聯姻，具有明顯的等級色彩。

隨著科舉入仕和徽商崛起，徽州宗族特別是名門望族又有不少外遷，如今的江蘇揚州、浙江杭州、北京、西安、天津等地均有徽人後代。新中國成立後，隨著新安江水庫的建設，在20世紀50、60年代，又有大量徽州居民外遷，除了本地本省安置外，其餘的主要分佈在江西、浙江及青海、新疆、寧夏、山西、黑龍江、北京、江蘇、上海、四川、福建等地，這對徽州宗族後裔的繁衍擴張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徽州作為朱熹傳播理學的重要場所，深受朱熹理學的影；歷史上，徽州幾千年的穩定的社會形態充分說明了徽州；在徽州傳統的宗族制度中，宗法制度作為促進人們之間；法”，就是透過族長和其他長老的權威，透過非正式的；其二、從徽州宗法制度崇尚儒學，推崇讀書尊教的表現；坑為例，由於文人達官多，羅東序祠至今仍儲存許多楹；其三、徽州宗法制度構建了一個

如何評價徽州宗族制度的歷史作用

徽州作為朱熹傳播理學的重要場所，深受朱熹理學的影響，特別是朱熹親訂的《家禮》對徽州氏族影響尤深，“人們重宗義，講世好，上下六親之疏，無不井然有序”。而徽商的成功則為強化宗族的凝聚力提供了物質條件，透過建祠堂、修宗譜、置族產、建書院、辦義學、興學田等，宗族文化得到更加認同和強化，宗族制度更加完善。同時，作為一個移民社會，外來氏族為了生存，也需要藉助宗法制度和宗教文化來強化宗族的凝聚力。這二者的結合構成了徽州社會超強的封建宗法制度，成為徽州文化的一大特點。

歷史上，徽州幾千年的穩定的社會形態充分說明了徽州宗族社會和諧的管理機制的創立、完善和發展的作用和影響。可以歸結為程朱理學思想感化、徽州文化的傳播、宗法制度的約束、文會鄉幫組織的網路化管理四個方面的整體作用的發揮。

在徽州傳統的宗族制度中，宗法制度作為促進人們之間協調的規則，它的重要功能就是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框架或模式，在這個框架裡，人們可以相互影響。它的運作體現了倫理的作用或對倫理的依靠。透過依靠世代相承的血緣系譜關係來界定族內嚴格的社會規範和權利與義務，長幼尊卑各司其職，默守著本家族的道德規範和清規戒律，皆不得逾越本分。若有逾越或違背，就要受到家族的制裁，所謂“正以家

法”，就是透過族長和其他長老的權威，透過非正式的規則包括倫理規範、價值取向、道德、習慣等文化性因素的作用有效地協調和控制著族內的摩擦糾紛，實現對家族成員的行為約束，因而宗族這種特殊的制度適應了特定的經濟關係和人文環境，鑄造了超穩定的社會系統，它培育了一種社會的人格，體現了一種“熟人社會中”的管理模式。關於它的歷史意義的評價，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宗法制度中建管公益，惠及村民的文化理念對徽州村落文化和族人道德培養薰陶影響甚深。古徽州許多學堂社屋等公建、公益設施是以宗祠為紐帶，透過各姓氏、各宗支的長老牽頭，以宗祠公共義倉為基礎，加上民間募捐眾家錢物勞力籌集辦成的。所以宗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義舉”為基礎的組織建設社會、管理社群的作用。

其二、從徽州宗法制度崇尚儒學，推崇讀書尊教的表現形式和教育功能深化了徽文化興起和傳播。徽州各宗姓家族普遍重視興學育才，傾力栽培莘莘學子，期望自己子弟榮獲功名。古代徽州“兩多”：為官者多，商販者多。這應當歸結於宗法制度載體的宗祠文化的作用。徽州宗祠不少內設文學館，利用宗祠培育、造就文化人才，還透過宗祠田產收取租谷，設立“學谷獎學制”，而且祠規規定祭祖准入祠堂者除長輩外，得需有功名者，以此鼓勵讀書成才，鼓勵建樹功名以光宗耀祖。這樣古徽州狀元縣，舉人村枚不勝舉。以呈

坑為例，由於文人達官多，羅東序祠至今仍儲存許多楹聯、牌匾、名人書畫、木石古雕等。形式上一是直接在宗祠興教辦學，為族人學童授課，為赴京城考生籌集路費。二是用懸掛堂匾、祠聯、楹聯這種形式來弘揚渲染推崇知書達理之德；三是在祖訓中將“讀書窮理”之程朱理學思想作為家法祖訓。

其三、徽州宗法制度構建了一個超穩定的徽州社會結構，為徽州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了一個長期安寧穩定的環境，有利於財富的積累和經濟的持續發展。而宗族文化所強調的團結互助，共同創業的理念又有利於整合宗族資源，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這在封閉、保守、小規模經營的封建小農經濟狀態下顯得更富有經濟競爭力。

其四、宗法制度中引導修德，正人正已的文化理念凸現。徽州宗法制度文化給人一個非常突出的感覺，就是許多立在宗祠、寫在族譜中的“族規”、“家訓”，都是教育子孫注意社會公德、家庭道德、從政官德、經商道德等等的修煉。提倡以孝事親，以誠待人，以信為本，以忍處世。充分體現了朱熹“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思想。可以說，徽州宗祠成為古代村落落實道德教育的重要場所，為和諧機制確立奠定了制度和思想的理論基礎。

其五、宗法制度倡導的變通的義利觀使徽州人擁有了衝破封建傳統義利觀的倫理道德基礎，並使封建的徽文化具備了一定程度上的商業文化的特徵，在這種相對先進文化的支

配下，徽州人的行為更加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推動徽州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

徽州宗法制度構建了一個超穩定的徽州社會結構，為徽州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了一個長期安寧穩定的環境，有利於財富的積累和經濟的持續發展。而宗族文化所強調的團結互助，共同創業的理念又有利於整合宗族資源，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這在封閉、保守、小規模經營的封建小農經濟狀態下顯得更富有經濟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