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只簽名不幹活這個說法，是有失偏頗的。主編作為一個編輯部的一把手，如果不是最優秀的，最有能力的，一般是坐不穩這個位置的。

本題中，司馬光作為當時第一等級的大學問家之一，又有做宰相的經歷，不管是從學問上，權力上，或者威望上，都是最合適的人選。

我認為，司馬光在主持編纂《資治通鑑》這部書時，不但只是做主持或者簽名的工作，而是身體力行，親自審閱，親自定稿。因為這是特別莊重、嚴肅的工作任務，如不這樣，就不會有這麼好的成績。

再者，皇帝因為信任他，才把這個工作交給他，他也不敢辜負皇帝的信任。在封建社會里，在這麼大的事情上出了差錯，是會受到嚴懲的。

實際上，作為如司馬光這個級別的文化人，已經達到了道德自覺和文化自覺的境界，不可能馬虎做事。

對於當下的社會環境中，則不排除提問的問題中的可能性，但對於司馬光，我認為絕對不可能，《資治通鑑》這部書的質量和深遠的影響就是證明。

司馬光可不是隻簽字不幹活的主編，沒有司馬光，就沒有《資治通鑑》。下面我講一下《資治通鑑》的成書過程。

《資治通鑑》是一部編年體史書，包括從戰國初期到五代末期的一千多年的中國史。主編司馬光，副手分別有劉恕、劉攽、範祖禹、司馬康，黃庭堅也參與了後期的校訂工作。編書時間歷時十九年，從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到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底。書局地點先在首都汴京（今開封），熙寧五年（1072）搬到洛陽（書局在今登封市的嵩陽書院和崇福宮）。

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號迂叟，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他20歲中進士，進入仕途；35歲進入史館工作，從此開始了對歷史的研究。以上都在仁宗朝。英宗即位後，他負責給英宗講書。

在司馬光讀史的過程中，他發現從《史記》到北宋初期完成的史書，卷帙浩繁，人畢其一生也難以讀完，更別說理解了。而且歷代史書都是仿照《史記》的紀傳體。紀傳體史書難免會有這樣的問題：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的傳記中多次出現，造成重複；有時為了節省篇幅，有些事件略略帶過，放到事件主要相關人傳記裡說，這又讓人看不明白。

為了給皇帝講書講得明白，他按照編年體的形式整理了從戰國到秦朝的歷史共八卷，取名為《通志》，這就是《資治通鑑》的雛形。司馬光把八卷《通志》獻給英宗，英宗覺得不錯，讓司馬光繼續編寫。但司馬光提出，這不是他一個人能完成的。於是英宗下令，成立以司馬光為總編修，劉恕、劉攽為同編修的書局。自此，《通志》（《資治通鑑》）由私修（頭八卷）變成官修。

因為司馬光，才有了《通志》（《資治通鑑》）。

後來神宗即位，因為《通志》“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鑑》，並親自為《資治通鑑》作序，還將穎王（神宗登極前為潁王）府邸的書籍三千四百零二卷提供給書局做參考。

到了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反對無效，於是出京到洛陽任留守。在這期間，司馬光沒有再顧及書局事務，而他的兩個助手：劉恕要回家奉養雙親，劉攽因是保守黨，被貶出京。書局後來調來範祖禹負責修書工作，但範祖禹年紀輕、資歷淺，無力經營。於是給司馬光寫信，請求解散書局。司馬光馬上向神宗請求把書局搬到洛陽，神宗同意。熙寧五年（1072） 正月，《資治通鑑》書局遷至洛陽，範祖禹隨局來洛。

可見，沒有司馬光，《資治通鑑》的修書工作就流產了。

司馬光從此專心編書。到元豐七年（1084），司馬光六十六歲的時候，《資治通鑑》終於完成。

在共同修史的成員中，劉恕負責從三國到南北朝的部分以及五代史的長編，是司馬光最倚重的助手；劉攽負責漢史長編；範祖禹負責唐史長編。

這樣，漢到五代，上面三位助手都已完成，再加上司馬光之前就修好的戰國到秦朝的歷史，《資治通鑑》就完成了對不對？

不對！

有沒有注意到？上面三位助手負責的是長編。

（一）叢目：先按年月日列條目，哪年哪月發生過什麼事，記在條目之下；

（二）長編：長編是最詳盡的編年史，寫作原則是“寧失於繁，無失於略”。從各種史料——正史、雜史、小說、文集、筆記——中摘取事件的詳細內容，不管重複與否，也不管正確與訛謬，全都扔到年月日的條目下；

（三）定稿：在長編的基礎上刪繁去冗，修辭潤色。

叢目和長編兩部分工作由劉恕、劉攽和範祖禹承擔，而他本人則承擔定稿。定稿是最重要的工作，司馬光需要在長編中取捨、考訂史料，同時還要顧慮到史書的可讀性，精心編寫。

所以說，司馬光完成了修書過程中最重要、工作量最大的部分。

總結一下：

沒有司馬光，就沒有《資治通鑑》修書的開始；

沒有司馬光，《資治通鑑》的修書工作就會流產；

司馬光完成了修書過程中最重要、工作量最大的部分。

所以我在開頭說：沒有司馬光，就沒有《資治通鑑》。

沒有被高估啊，一個精英團隊19年通力合作，他們的領導一定是學問深管理有方的罕見的複合型人才。毛主席一生都在讀，很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