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三公制"全名應為"三公九卿制"，非漢武帝創設，早在秦朝時期，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融合了各國的行政機構特點，創造性的實行"三公九卿制"，至於分朝廷為內朝和外朝確實是在漢武帝時期得到真正的落實，其主要目的就是削弱相權，保障皇權。

一、漢武帝時期的三公九卿制

漢朝承續秦朝制度，繼續實行三公九卿制，三公分別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掌政務，太尉掌軍事，御史大夫掌監察，互相獨立和制衡，保障中央集權，三公之下有九卿，有掌管馬匹事務的太樸，有掌管皇族事務的宗正，有掌管稅收錢財的少府等，在三公的統領下分管國家事務。

到漢武帝時期，中間雖然給具體官職換過名字，但是三公九卿的職責基本未變，整體的制度結構還是一樣的。

小結:三公九卿制因其組織架構完備，漢武帝之後依然被沿用，直到隋朝開始實行三省六部制，三省是平衡最高權力而設，六部是處理日常各種軍國事務，我們可以看出三省六部制的核心思想和三公九卿制如出一轍，直到明太祖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廢除丞相，由皇帝直接統領六部，三公九卿制才算真正意義上的結束。但是這種按層級，按工作內容來建設中央組織機構的方向還是一直在指引著後世。

二、漢武帝時期的內外朝制度

秦朝以來，皇帝為了更好的處理軍務、政務，往往會給自己找一些秘書，到了漢武帝時期，國家實力經過幾代人的和諧發展下得到充分提高，但是在面對匈奴帝國時仍然受憋，漢武帝志向高遠，他不甘心於此，有先祖們積攢下來的實力在，他決定扭轉漢朝和匈奴之間的不利態勢。但是從高祖皇帝開始，為了與民休息，國家上下都信奉的是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這種思想意識在三公九卿裡不少人都存在，這和漢武帝的雄心壯志是背離的，加上此時三公里的丞相權力過大，很多事情上皇帝都繞不過丞相，被丞相所牽制，於是漢武帝就創設了內朝和外朝並存的制度，他任用一些和自己配合度比較高的臣子，把很多軍政大事直接交給他們去辦，從一個普通的諮詢機構變成了一個擁有皇帝信任的權力機構。

小結:內朝和外朝制度主要是為了削弱丞相權力，加強皇權，這種運作模式就是把原來丞相的決策權給剝離，讓丞相更多的是行政權。此制給後世皇帝們加強中央皇權提供了教科書般的指引。

漢武帝實行了中朝、外朝制度，從而為漢成帝將宰相制改為三公制奠定了基礎。而三公並重的局面，是到了漢哀帝時期，才正式確立。

漢武帝是一個迷戀權力的皇帝，自然是不願意讓相權掣肘皇權。田蚡、竇嬰這些權相給漢武帝造成了極大的困擾，不管是忠是奸，漢武帝都不喜歡有人這麼管著他。

這是中朝、外朝制度出現的一個大前提，利用這次改革，漢朝皇帝的皇權，得到了空前提升，相權則被削弱了。

什麼是中朝、外朝？設立原因是什麼？1、中朝又被稱為內朝。

漢武帝是個喜歡折騰的皇帝，其實任何一次小小的改革都能夠引起帝國巨大的變化。漢武帝卻不厭其煩，總是喜歡挑戰沒有做過的事情。

當時他選擇了一些親信人員，組織成為了一個決策機構。這幫人可以直接與皇帝商討事務，成為了帝國真正的核心，這就是中朝，又被稱之為內朝。

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華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床下，受遺詔輔少主。---《漢書》

顧名思義，內朝就是裡面的朝廷，屬於國中之國，在權力的中心位置。成員一般有大司馬、前後左右將軍、侍中、常侍等等，他們出入宮禁相對自由，常常陪在漢武帝身邊辦公。

中朝的確立，使得宰相的權力被嚴重削弱，漢武帝透過任用這幫中朝的官員，從而壯大了自己手裡的權力。

2、外朝被排除出了核心權力機構。

有了內朝，自然是有外朝的。相比較於內朝，外鈔官員的權力則被大打折扣。外鈔屬於政府機構，是正兒八經的朝廷官職，看似地位崇高，可是卻碰不到核心權力。

諸如丞相、御史大夫這些人，全部都是外朝官員。這幫人在朝中是以高官自居，過去也是大權在握，可是有了內朝以後，這幫人的權力則大打折扣。

中朝官員負責朝中大小事務的決策，而外朝官員負責將這些決策頒發到地方，由此可見，決策權已經落在了中朝官員的手裡。

3、設立中朝、外朝只為了加強皇權。

中朝出現以後，外朝官員失去了決策權，從而只能按照皇帝的命令來執行事務。所以說中朝官員基本已經凌駕於外朝官員之上。

而外朝官員中，曾經權傾朝野的宰相，此刻也已經成為了二流官員，失去了原來的大權。那麼是什麼促成了這件事呢？

其實這都是漢武帝一手安排的，中朝官員從級別上來說，並沒有外朝官員高，但是權力比外朝官員大，起到了相互制衡的作用。

此外漢武帝利用中朝官員，沉痛地打擊了宰相的權力，使得過去一家獨大的相權，此刻逐漸受到了各種掣肘。這麼一來皇權自然就得到了提高。

三公制度的確立和三公並重的實現。1、歷代三公的各種形式，其實並不相同。三公在周王朝時期，指的是太師、太傅和太保。這三種官職，其實是沒有官署的，不過地位很高，和地方上的諸侯王並列。在秦朝建立以後，三公又發生了變化，確立了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為三公。不過其中丞相的權勢是最大的，三者地位並不相同。西漢時期的三公，則在秦朝的基礎上做了修改，變成了丞相、大司馬和御史大夫。到了東漢時期，確立了我們非常熟悉的三公，那就是太尉、司徒和司空。

後世三公依舊還是有所改動，可以說每個朝代對三公的定義都是有一定差別的。不過一般提到三公指的都是東漢時期的太尉、司徒和司空。

2、三公制度在漢成帝時期得到確立。

漢武帝實行了中朝、外朝制度以後，到了漢成帝時期，情況又發生了轉變。廷尉何武實在是太忙碌了，而且宰相的才能又十分平庸，使得朝中的事務大多都荒廢了。

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為然。---《漢書》

在這種情況下，何武上書，建議漢成帝設立三公。所以漢成帝就將大司馬驃騎大將軍改封為大司馬、御史大夫改為大司空，再加上宰相，也就出現了西漢後期三公的雛形。

大司馬和大司空，雖然俸祿上和宰相類似，可是在行政地位上，其實還沒有確立同宰相相同的地位。

3、漢哀帝時期，三公並重的局面出現。

到了漢哀帝時期，宰相職權徹底被一分為三，分別分給了大司馬、大司空和大司徒。當時的大司馬衛將軍董賢出任大司馬、丞相孔光出任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出任大司空。

三權分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三公制度正式取代了宰相制度。不過這個時候的西漢政權，已經走入了尾聲，所以這一改革在加強皇權上，並沒有起到多少作用。

夏四月，以大司馬票騎將軍為大司馬，罷將軍官。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封為列侯。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漢書》

這次的改革，其實不僅僅為了鞏固皇權，而是為了改變漢成帝以來，朝綱崩塌、吏治混亂的局面。不僅僅是漢哀帝主張改革，更多是朝中官員們希望透過改革改變這一現狀。

漢武帝的中朝、外朝制度，給了三公並重制度極大的啟發。

三公的地位在歷朝歷代其實是不一樣的，就算在同一個朝代，前中後三個時期，其實也有很大差別。

在西漢初期，三公地位並不平等，宰相一家獨大，到了西漢中期大司馬、御史大夫開始分宰相權力，到了西漢後期，宰相權位一分為三，三公地位相當。

而這一變化的起源，其實就是漢武帝對宰相制度的挑戰。他受夠了宰相一家獨大的局面，憑什麼皇權一家獨大，下面還要有個相權作為掣肘？

為此他索性架空相權，將中朝官員的權力大為提升，以此遏制相權一家獨大的局面。這個時候他沒有想到將相權一分為三，而是在相權之外，再設立另外的權力機構。

後世的西漢皇帝，自然是從中得到了啟發，相權一家獨大的局面，已經成為了刻不容緩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此中朝官員逐漸走入朝堂，成為了瓜分相權的重要幫手。

三公並重制度的確立，正式瓦解了相權一家獨大的局面。不過與此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

總結：中朝官員的強橫，為後世宦官亂政做好了鋪墊。

中朝、外朝制度的確是限制了相權，可是又提拔出了一幫中朝的官員。除了大司馬、前後左右將軍、侍中外，還有常侍。

常侍大多數都是宦官，宦官參政的局面也因此而產生。為此東漢中後期，宦官參政基本上成為了常態，表面上遏制了三公的權力，實際上卻成為了禍亂漢室的罪魁禍首。

參考資料：《漢書》

一、三公制的形成

皇權、政權是千年來中國政治體制的最基本組成形式。皇帝是國家的唯一精神領袖，是國家的元首，是國家統一的象徵；宰相是政府的首腦，是政府執行的實際負責人。

自秦以後，中國結束了春秋以來政權分散的局面，出現了統一的中央政府。同樣，統一中央政府的出現，意味著執掌行政權力的宰相權力增大，這對於急著加強中央集權的皇帝來言是潛在的威脅。

三公就是將政府權力一分為三，丞相主管行政，太尉主管軍事，御史大夫主管監察。而丞相無疑是三公之首，是政府中權力最大的職務。三公制的真正確立，其實質上是進一步對丞相行政權力的進一步分割。在漢成帝時期，由御史大夫何武以丞相政事繁多為由，建議設立三公制，對丞相權力進一步進行分割。漢成帝馬上就同意了何武的建議，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遂以大司馬、大司空、丞相為三公，旨在分散丞相權力。

其實自秦出現統一的中央政府以來，丞相事務、權力日益增大，皇帝就採取分設職務的形式來確保中央政府高效運轉，同時確保丞相的權利不過於集中。秦始皇時期就設立左、右丞相，秦二世時期又增設中丞相職務。漢承秦制，御史大夫在行使檢察權力的同時，也負責協助丞相處理政務，其職務就相當於副丞相。

二、中朝與外朝

中朝其實就是內朝，外朝就是丞相負責的中央政府。皇權、相權在國家的執行上，即使相互協作，又是相互制約的存在。在漢朝皇帝、丞各有個"秘書處" ，而兩邊的組織，大小不同。皇帝有六尚，分別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與尚書。其中尚書就是分管文書工作，就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其他五尚只管皇帝私人的衣服飲食起居。到丞相有十三曹，分別是：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戶曹（主祭祀農桑）、奏曹（管理政府一切切章奏）、詞曹（主詞訟）、法曹（掌郵驛科程）、尉曹（主卒曹轉運）、賊曹（管盜賊）、決曹（主罪法）、兵曹（管兵役）、金曹（管貨幣鹽鐵）、倉曹（管倉谷）、黃閣（主簿錄眾事）。由此可見，當時全國政務都要彙集到宰相，而並不歸屬於皇帝。皇帝只有一個籠統的尚書處，只有一個書房。

漢武帝時期，丞相已經沒有之前惠帝、文帝、景帝時期的禮遇，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漢武帝和丞相多有不合，經常會藉口打壓殺死丞相，導致朝中大臣不願意接任丞相之職。為了確保自己的命令得到貫徹，便設立中朝，尚書檯也是這一時期出現的。皇帝的私官參與到國家的行政中來。

三公制度是西漢漢武帝時期被正式確立的一種政治官僚制度，改變了秦朝及西漢初期的宰相制度。三公制度的出現，使得宰相的職權被一分為三，宰相特殊地位不復存在，從而間接加強了皇權的統治和影響力。

三公制取代宰相制的根本原因：加強中央集權，維護皇權專制統治。

古代帝王和宰相是君主專制制度的兩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他們的根本目的是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為了這個共同的目的，雙方雖然會在一些問題上有妥協和協商，但不可避免的也會在一些問題上產生分歧。帝王作為最高統治權力擁有者並不是真的可以“為所欲為”的。當他們的一些思想和政策行為影響到整個國家社會利益時，以宰相為首的官僚體系有制約皇權的義務和能力。這就勢必造成帝王與宰相雙方的矛盾和衝突。

例如，宰相如果對帝王的詔令不滿或者認為不適宜，就有權對帝王進行反駁、勸諫。宰相的這種行為雖然有時候是出於國家整體利益或者普通民眾的一般利益出發，但不可否認的就是對帝王的皇權是一種削弱，對帝王本身的權威是一種壓制。最終的後果就如漢高祖對蕭何、漢景帝對周亞夫一般，輕則罷職，重則要命。

另外，宰相作為百官之首，在朝廷中擁有的自主權極大，嚴重影響到了皇權的專制。例如，漢武帝時期的丞相田蚡，不僅權傾朝野，還把持了大小官吏的任免大權，嚴重削弱了皇權的影響力和作用。

中朝和外朝的出現是進一步分化宰相權力、加強皇權的重要政治舉措。

如果說三公制度是從官僚制度形式上分化宰相權力的政策，那麼中朝和外朝的建立和明確職責劃分，是加強皇權的又一大具體手段。

帝王選用親信、侍從組成了宮內的決策層。中朝的官員在宮中聽候皇帝的旨意辦事，屬於宮廷官體系。因為他們可以相對自由的出入皇帝的禁宮，並且常常陪伴在帝王左右，因此這些人組成的決策班子又被稱呼為“中朝”或“內朝”。

而外朝指的是以宰相為首的行政機構，屬於政府官體系。他們沒有自由出入皇宮的權力，且他們的辦公地點在皇宮之外，因此被稱呼為“外朝”。很多朝廷的正式詔令都由外邊朝頒發。

中朝（內朝）常常因為親近皇帝的緣故，往往假借皇帝的名義來牽制宰相等朝中大臣，從而進一步削弱了宰相的權力，並且“培養”起了可以對抗宰相的官僚體系。當然這也是後來宦官操縱中朝大權，鉗制外朝的重要基礎。

從根本上的原因分析，漢武帝建立“中朝”和“外朝”是為了加強皇權，並且進一步對抗宰相，削弱、分化宰相權力的一個重要措施。

漢武帝是被譽為“冠於百王”的帝王，也是唯一可以跟秦始皇“並駕齊驅”的帝王，其對皇權專制，保護、加強皇權的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變宰相製為三公制，以及將朝廷分為中朝和外朝，都是其透過改革分化、限制宰相權力的重要舉措，對於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漢武帝當政54年，合計13位丞相，其中只有一人託孤。剩餘12人中，5人被判罪處死或下獄自殺，2人免職後非正常死亡。

為何如此？

因為秦漢時期丞相權力太大。

丞相是國家政權的行政長官，擁有理論上的軍政處理全權，龐大行政事務8成到丞相處就可以終結。亦是說，漢武帝內朝與丞相領導的外朝實際只1000石以上官員任免及特殊事務才有交集。

這是漢武帝為何不斷殘殺丞相的原因。事實上，在漢武帝重立大將軍之前，國家行政決策權已自丞相領導的外朝，開始向漢武帝私人直屬的中朝遷移。

從職權上看，大將軍等於總參謀長，控制首都軍隊，擁有全國軍令權，軍隊人事則是大將軍與丞相共同商議後向皇帝推薦。

而且規定，大將軍位在丞相之下（霍光之後大將軍大司馬才是丞相之上）三公之上，是中朝領軍人物，雖然衛青霍去病本身不參與國家大計，但這等於丞相與外朝基本喪失軍政管理權，淪為後勤保障機構。

這是皇權對相權的第一次重大勝利。此後歷代中央政權的內中外朝制度得以成型，相權則是一路潰敗下去，為皇帝的集權專權做好了鋪墊，基本失去對皇權的制約能力。

漢武帝變宰相製為三公制，分朝廷為中朝和外朝，原因是什麼？有怎樣的影響？

無論宰相制度如何變化，一切都是為了加強皇權，為君主服務。

1、背景

每一個新帝在登上皇位之後，都會不擇手段的鞏固自己的地位和皇權，甚至不惜殺了曾經為自己打江山的出生入死的兄弟和下屬，最著名的有漢高祖劉邦上位後就殺了功臣韓信；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明太祖朱元璋大肆濫殺功臣、縱火慶功樓、胡惟庸案、藍玉案等等，當然漢武帝也不例外。

當時宰相的地位和權力都非常強大，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就削弱了皇權，在秦統一中國實行丞相制度之後，相權日益加強。到了西漢初期，宰相的權力更是迅速膨脹，到漢武帝時期達到了鼎盛時期，與當時的皇權基本處於平等狀態，皇帝與宰相的馬車相遇時，皇帝都得下車行個禮，但是古代封建社會都是君主專制的，當宰相與皇帝發生矛盾、相權與皇權發生矛盾時，可想而知皇帝一定會想盡辦法制約宰相的，到了朱元璋時，找到了最為合適的藉口，順勢直接廢除了宰相，當時是因為宰相胡惟庸造反，企圖“竊權弄國，構陷忠良，心懷異志”最終被誅。

2、中外朝制

繼秦而起的西漢王朝，基本上沿襲秦制，在中央建立輔佐皇帝的三公九卿制度，三公分別是御史大夫、丞相和太尉，其中太尉名義上是全國最高軍事長官，卻沒有調兵權，又常擺而不設；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只是丞相的助手，沒有什麼實權；丞相是執掌實際大權的最高行政長官，位尊權重，已經嚴重地威脅到了皇權。精明的漢武帝為了削弱宰相的權力，重用設在宮廷內的尚書及一些侍從人員，例如大司馬、前後左右將軍、侍中、常侍等等，逐漸成為國中之國，朝廷的決策中心，稱為內朝（中朝）。而丞相權力逐漸變小，成為了執行機構，即所謂的外朝，雖然還是正兒八經的官職，可是卻碰不到核心權力。

3、原因--加強皇權

漢代宰相制度的變化，一切都歸因於君權與相權之矛盾，皇帝與宰相之矛盾。

古代封建社會是君主專制制度，其主要特徵是皇帝個人的專橫獨裁，集國家權力於一身。所以說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君相權之間的矛盾是在所難免的。

中朝設立後，宰相等外朝官員就失去了決策權，外朝從而變成了執行機構，只能按照皇帝的命令做事了。曾經不可一世的宰相已經成為了二流官員。其實這一切都是漢武帝的操作。從級別上來看，中朝官員並沒有外朝官員的高，但是其權力卻大不相同，有很好的相互制衡作用，更重要的是皇權得到了加強。

4、影響

漢武帝透過架空相權，令中朝變成了決策機構，以此遏制相權一家獨大的局面，此時他並沒有想到要將相權一分為三，而是在相權之外，另設立決策機構，讓宰相沒有決策權力。

所以後世西漢的皇帝也從中受到了啟發，相權一家獨大的局面是每個皇帝都必須要解決的問題，為此中朝官員逐漸發揮重要作用，成為瓜分相權的重要幫手。到西漢後期，宰相權力一分為三，三公地位相當，三公並重制度確立，正式瓦解了相權一家獨大局面，但也帶來了不少問題。

既然中朝是由皇帝賦予權力的，是直接為皇帝服務的，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中朝的一些官員也會像宰相一樣，有了權力之後就會跟皇帝對抗呢？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中朝中有常侍，而常侍大多是宦官，之後有越來越多的宦官參政就是從這開始的。到了東漢中後期，宦官參政基本是常態，表面上遏制了三公權力，實際上也為禍亂漢室埋下了伏筆。

首先沒有什麼“宰相制”，其次，三公也不是漢武帝“發明”的，他是為了奪取三公的權力。

漢武帝主要削弱的是丞相權。

丞相是百官之長，在漢朝這不是一句空話。朝廷除了個別大事，例如同匈奴開戰，一般是丞相和其他大臣商議決定的。

遇到大事，一般也是大傢伙一塊商量。隋唐前是中央集權制，隋唐後是君主集權制，不一樣。

漢武帝一朝，有兩大任務，一是收繳丞相權力歸於皇帝，一是收繳地方權力歸於中央。

針對第一個任務，就是設立內朝，同丞相爭權。著手點便是設立大將軍一職。因為當時同匈奴打仗，專門建一個主管軍事的職務名正言順。

第二個任務就是察舉制，將地方上的人才集中到中樞來，防止地方勢力的形成。

原因是為了集權，這就跟現在老闆沒辦法廢了你，直接把你調辦公室一樣，讓你遠離決策圈。

不是漢武帝變宰相製為三公制，秦始皇掃滅六國，登基之後設立三公九卿制，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丞相本來就是三公之一，負責協調百官，輔佐皇帝處理朝政；太尉掌管兵權，御史大夫負責監察百官，打小報告。

影響當然就是：皇帝的權力越來越大，官員的權力越來越小，從主人翁身份走向工具人。

漢武帝劉徹是公認的一代雄主，建立了傳頌至今的豐功偉績。在他執掌之下，漢朝達到了最為鼎盛的時期。他不但善於開疆拓土，集中皇權也很有一套。

先從他拿宰相制開刀來說起。

“宰相”並不是具體的官名，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正式稱呼，例如：太宰、相、相邦、相國、丞相、大司徒、尚書令等等，但不管官名是什麼，能被稱為宰相者都代表著君主以下的最高地位，主理朝中諸般事務，為百官之首。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句話，形容的正是宰相，某天皇帝要是生病處理不了國事，只要有宰相在就亂不了套，但如果情況反過來，皇帝未必能幹宰相的工作。

所以歷代皇帝和宰相的關係都很微妙，皇帝既要用宰相幫自己幹活兒，又要防著宰相權力過大威脅皇權。

倘若皇帝秉性仁弱，某些時候宰相說不定能暫代皇權；倘若皇帝強勢霸道，肯定容忍不了宰相染指皇權，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毫無疑問，漢武帝就是後者。在對付宰相這一點上，他和朱元璋很有共同話題。不過，他沒能像朱元璋那樣掌控全域性，朝中還有一些掣肘，因而沒有直接撤銷宰相制，而是變為三公制。

三公制不是漢武帝獨創的，周代時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秦朝時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為三公，西漢初期丞相、大司馬和御史大夫為三公，東漢時三公是指太尉、司徒和司空，這也是後世較為熟悉的。

從名字就能看出三公的權力在各個時期並不是一樣的，秦朝和西漢初期，丞相都是一直獨秀，通常所說的宰相就是專指丞相，並不會帶上另外兩人。

漢武帝登基後，第一個制衡他的是祖母竇太后，第二個就是丞相，當時的丞相多由位高權重的開國功臣擔任，給漢武帝帶來很大壓力，因而找到機會就提升大司馬和御史大夫的地位，以此限制相權。

那麼他達到目的了嗎？

只達到了一部分。各方勢力盤根錯節，並不是變宰相製為三公制就能解決一切問題的。

漢武帝一生中共用了十三位丞相，人數雖多，能得善終者寥寥無幾，很多丞相被逼自殺或下罪，可見君權與相權的鬥爭有多劇烈。從中也能看出漢武帝難以找到或任命合乎心意的丞相。

最好的辦法，當然是撤銷宰相制，但漢武帝並非朱元璋那樣的開國皇帝，威望也不像朱元璋在朝中那麼高，只能退而求其次，繞開宰相，另設一個小朝廷，這就是中朝。

中朝又稱為內朝，是一個緊密圍繞在漢武帝身旁的諮詢、決策班子。史料上的記載是：“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

簡單來說，漢武帝在朝中和宮中挑選忠於自己的臣子、太監、侍衛等組成一個小團體，不管這些人本來擔任什麼樣的職務，忠心才是最主要的。漢武帝對這個團體有著絕對的掌控權。

並且，除了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是本來就有一定地位的，侍中、常侍等通常出身低微，因有才幹、有忠誠而被漢武帝賞識提拔，自身沒什麼背景，只能緊緊抱住漢武帝的大腿，積極奔走在抗衡外朝的道路上。

自己培植起來的勢力，漢武帝當然不會吝嗇，給了中朝官員很大的權力。他們享有較大的出入宮禁的自由，還可以經常隨侍皇帝左右，並且能在宮中辦公。

說得直白點，他們就是漢武帝的自己人，隨時可以見到漢武帝，給他打小報告。

中朝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漢武帝制衡了相權，得以在朝中貫徹他的意志，但直到他兒子漢昭帝時期，隨著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的身份輔政，中朝才正式設立。

可是，雖然中朝強化了中央集權，卻也給未來埋下隱患。

中朝架構中，地位高、身份貴重的官員並不多，只是頂層那幾位。中、低層成員大部分是外戚、宦官，對於皇帝來說，這類人易於掌控，但幾代發展下來，最終形成了外戚、宦官專權的局面，在東漢末年釀成大禍。

變宰相製為三公，分化宰相權力，互相制衡，便於皇帝把握權力平衡；設內朝架空了外朝，文武百官權力削弱或剝奪，特別是國家重要事情，便於皇帝乾綱獨斷。透過這些手段，漢武帝真正做到“金口玉言”，“一言九鼎”，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皇帝

三公制、中朝官制度確實是起源於漢武帝，他改革丞相制度、信用近臣，但漢武帝時期並沒有形成固定的制度和稱呼，到漢昭帝時期才形成較為固定的三公制度和中朝官和外朝官區分。下面，歷史小學徒從漢武帝改革宰相制度、信用近臣的過程、原因和影響三個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

一、漢武帝改革宰相制度、信用近臣的過程

從秦代開始，就習慣性將君主底下官位最高的三人，一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稱為三公。但在漢武帝以前，實行丞相制，三公職權並不平等，御史大夫地位遠不如丞相，太尉不常設，只有丞相才是宰相，專任丞相者全為列侯。元朔五年，漢武帝任出身微賤的公孫弘為丞相，並將他封侯。同時，他任命張湯為御史大夫，“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提高御史大夫的地位以分奪丞相的職權。當時，御史府與丞相府職權相當，並稱為“兩府”。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任命衛青為大司馬大將軍，替代太尉成為全國執掌軍事力量的最高長官。

從昭帝以後，大司馬大將軍就成為參預機密,兼管軍政的朝廷重臣，與丞相、大司空合稱為三公，皆為宰相，這就把西漢前期丞相一人為宰相的制度變成丞相（後改稱司徒），御史大夫（後改稱司空）、司馬的三公制。

漢武帝時期中央官制的又一重大變化是，信用近臣，漢武帝一方面吸收一些地位低微的儒學之士 以加官的名義侍從皇帝左右,參與謀議；另一方面是擴大尚書檯的組織機構，以宦者或士人擔任中書令、尚書令和謁者，“掌詔誥答表”等“機密之事”,尚書檯逐漸成“總攬綱紀，無所不統”的權力核心，把丞相、御史二府的權力逐漸集中到尚書檯。到昭帝發展成固定的內朝班子，與外朝對峙，分奪外朝之權。

二、漢武帝改革宰相制度、信用近臣的原因

（一）丞相素質不能勝任

漢初制度，“常以列侯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也多由功臣充任。然到武帝之時，列侯、功臣的第二代、第三代紈袴子弟居多，才幹較差。

《史記》記載“及今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為了破解功臣列侯後代無法勝任宰相的現象，漢武帝一方面提高御史大夫的權力權重，另一方面逐漸採取信任近臣的措施，逐漸提拔了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等一批出身一般又有才幹計程車人成為“出入禁門腹心之臣”，“並在左右”，作為重大決策的參謀、顧問，以彌補宰相才幹不足的缺陷。如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向漢告急，漢武帝用近臣嚴助之策，否定了“太尉”田蚡的意見堅決出兵援救。又如，對於當時強大的藩國勢力，丞相薛澤，御史大夫張歐都束手無策，反而近臣主父偃獻策頒推恩令，防止他們“合從以逆京師”。

（二）君權集中的必由選擇

西漢前期尤其是漢武帝以前，丞相多出身功臣，位極隆重，總領百官，協理萬機，為人臣中的最高官吏，一切國事皆歸其管轄。漢武帝即位之初，其母舅田蚡以外戚身份為丞相，權勢極大。田蚡入朝廷奏事，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他所推薦的人有的從閒居一下子提撥到二千石級。漢武帝於是說：“你要任命的官吏已經任命完了沒有？朕也想任命幾個官呢。”相權對皇權的侵蝕，引起了漢武帝的嚴重不滿，他分丞相之權、提拔近臣，都是為了進一步強化皇權、弱化相權。

特別是武帝提拔的近臣，大多出身低微，生活貧困，如嚴助“家貧，為友婿富人所辱”，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由於他們身份寒微，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仕途機會，對漢武帝唯命是從，能夠為漢武帝的政令推行出謀劃策，有效貫徹漢武帝的執政意圖。

（三）執政理念有所轉變

西漢初年，奉行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受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的思想影響，習慣照章辦事、因循守舊，皇帝不參與具體事務，只做重大決策，而丞相都因循守舊，事務性工作負擔不重。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曹參代蕭何為相國。

“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惠帝質問曹參，曹參還解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成就了一個蕭規曹隨的成語。由此可見，漢初在制度上沒有多少作為，皇權垂拱而治，丞相因循守舊，事務性壓力並不大。

至漢武帝時期，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不甘寂寞的君主，將漢初的清靜無為方針轉變為積極有為、大展宏圖的方針。“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奏請文書更是大量增加。僅就刑法言，當時張湯等人增補九章律，制定單行法，律令共達三百五十九章。理論上這些文書都需要漢武帝的審閱批准，信用近臣措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協助漢武帝處理大量公務，並在重大決策上出謀劃策、決策參考。

三、漢武帝設三公、設內朝的影響

（一）在漢武時期起到了鞏固皇權的作用

漢武帝進行丞相制度改革、信用近臣後，三公原先負責的行政權和監察權逐漸被內朝剝奪，協助皇帝進行決策的不在是丞相，而是內朝顧問，到漢昭帝時期三公逐漸成為名譽職位和閒職。由此可見，漢武帝中央官職改革的本質上是在原有的官僚體系之上，設立以皇帝為中心，由皇帝的親近侍從組成的中樞權力體系，實現對原有權力體系的打破和重建，透過對中樞權力結構的調整來控制和牽制整個官僚系統和行政中樞，以此防止大臣專權，加強皇權。

（二）在漢代後期埋下了權臣擅權的隱患

漢武帝臨死時，選中了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作為顧命大臣。但是霍光原來的官位奉車都尉並不高，只不過秩比二千石，所以當過太僕（中二千石）的上官桀不服，夥同御史大夫桑弘羊想扳倒霍光。事件雖然有驚無險地平定，但卻使霍光考慮如何壓制官職地位比他高的上官桀、桑弘羊和丞相田千秋等人。將漢武帝信用近臣措施發展固定成內朝制度，利用內朝侵奪外朝的權力，架空三公，就是霍光的手段之一。

後來，霍光廢昌邑王而丞相楊敞事前不預知，霍光說：“此內朝事，即王室自身事，無關外朝也。”即便是廢立君王這樣的大事，霍光也將其當作內朝事處理，繞過了丞相等大臣。

在西漢中後期，霍光、史高、王鳳、王莽以及竇憲等人都是由侍中等內朝官升遷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在皇帝年幼無能、皇權虛弱時，把持朝政，獨攬大權，假借皇帝的名義控制國家決策，並且廣泛培植政治勢力，作為擅權的基礎。內朝制度的形成在一定時期內，為權臣擅權埋下了隱患。

小結

漢武帝信用近臣、改革宰相制度，圍繞皇帝單獨建立了一個決策顧問、公務處理的團隊，體現了西漢從尊崇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到獨尊儒術的統治思想的轉變，權力樞紐系統從外朝向內朝的逐步轉移。在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手上，可以起到鞏固皇權、幫助皇帝參謀輔政的作用。但漢武帝死後，霍光輔政，將三公制度和內朝制度固化下來。在皇帝年幼無能、皇權虛弱時，內朝制度反而成了權臣擅權的工具，埋下了外戚干政的隱患。

回答這個問題，先要了解一下西漢的行政機構體系，“漢承秦制”，在中央是三公制，也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構成最高領導的班子。它們之間沒有統屬關係，都是直接對皇帝負責，三公之下還有九卿，九卿負責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在名義上輔助丞相，但無論三公 ，還是 九卿 ，均由皇帝任免調動，一律不得世襲。

西漢時期還沒有那種後世所謂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觀念，在官員意識形態裡他們效忠的物件是朝廷，是國家，是皇帝這一套形式，但不是皇帝本人，加上西漢初年由於中央政府實力弱小，皇帝就把實權委託給了丞相讓其管理，這其實也是對功臣集團的一種妥協。

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功臣集團那群老面孔都走了，諸侯王也被打的不成氣候了，此時你丞相權利還這麼大，那就不合時宜了，漢武帝作為一代雄主，肯定受不了丞相權利那麼大，任命權都給了丞相，那我皇帝還這麼玩。

此時的漢武帝已經意識到自己需要收回丞相和三公制定政策的權利，“叫你們不讓我打匈奴，叫你們阻止我改革，那麼好的，我就不讓你們來為國家政策操心了。”漢武帝直接動員自己身邊的人（少府）組成內朝，把（尚書）中的人拉出來組成參謀班子，此時秘書已經有了，那麼就需要拉一些專業人員進來了。

西漢時期，宮廷人員和政府辦公人員的活動區域是有明確劃分的，雖然三公九卿在禁宮之中有自己的辦公區，但是他們不能隨便出入皇城。（ 三公九卿的辦公地點在皇城之外，所以被稱為外朝）

有一批人他們沒啥具體實權但是可以出入皇帝的內宮（比如侍中、散騎、常侍等），那麼劉徹就把一些和他觀念差不多，能力又不錯的人加銜，然後這群人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跟在劉徹身邊隨時討論國家大事，劉徹還時不時挖一些原本是三公九卿那邊的人過來一起玩，這群被劉徹拉起來的參謀班子就被稱為內朝。

內朝系統形成後，漢代中央行政制度發生重大變化，內朝主掌決策，外朝負責執行。以丞相為首的外朝逐漸變成純粹的執行機關，根本無法反抗，畢竟上林苑養著的新軍可不是吃素的，漢武帝費盡心思把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分離，從而保證了其後續政策能夠快速執行。

在這次相權和君權的較量中，君權獲得勝利，君主專制得到進一步加強，此後的西漢朝廷權利基本掌握在皇城之內，但是這也導致了之後的外戚勢力始終影響著朝局（最終由一位姓王名莽的穿越人士成功篡漢）。

首先，三公制並非出自漢朝，而是秦朝時就已經有了，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後，為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對官職和官制做了規範，便實行三公九卿制，即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個官職，丞相負責協助皇帝處理政務，御史大夫負責監察百官，太尉負責掌握天下兵馬，不過這是形式上的，或者叫名義上的，可能是由於秦朝存在的時間太短了，有些官職並未真正的有人擔當，比如說太尉，軍隊一直由皇帝親自掌管，這是三公九卿的最初雛形，這也是中國政治體制最初的模樣。

漢朝取代秦朝統一天下之後，政治體制大體沿用秦朝，因此也有漢承秦制一說，具體的官職和名稱雖然叫法有所變動，但大體的作用和意義沒有變化。

至於漢武帝時代的內外朝制度，我認為有以下原因：

1. 為了打擊匈奴的需要。漢武帝早在繼位之初就有打擊匈奴的想法，並且他發誓要徹底打垮匈奴，但朝中許多是景帝時期留下來的老臣，他們主和,也就是仍然用和親的方式保持與匈奴的和平相處，這與漢武帝的意見相左，漢武帝自然用的也不順手，於是他就需要組建一個絕對聽名自己的內朝，核心事務都由內朝決策，外朝嘛，處理一些小事就行。

2.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皇權與相權歷朝歷代都是一對矛盾體，皇權越大，相權就越小，相權越大，皇權也就越小，皇帝當然想加強皇權，也實現鞏固自己的統治。

3. 少年時的陰影。熟悉歷史的朋友都應該知道，漢武帝雖然早早的就繼承了皇位，但實際權利一直掌握在太皇太后手裡，而且還一度有被廢的危險，這也許給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陰影.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何為“三公制”？

所謂的三公制就是三公九卿制，這裡的三公指的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中這三位的職責分工也不同的，丞相執掌朝廷政務，而太尉是負責軍事，御史大夫則是負責監察，這三個職務既相互獨立，同時也相互制約。成功的保證了“中央集權”。

至於九卿指的是：太常、郎中令、衛尉、宗正、太僕、大理、大行令、大農令、少府。

在這裡我還要糾正一點，三公制並非漢武帝所創，早在秦朝的時候，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就創造了“三公制”。至於分為內外朝廷，無非就是為了鞏固自己皇家的權力所設立的。

漢高祖劉邦成立了大漢之後，許多的制度都是沿襲了秦始皇時期的。使用三公制也是為了更好的處理軍務，政務。說白了，這些太尉，丞相，御史大夫，以及下面的九卿都是皇帝請來的工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