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范仲淹變法是有區別的，王安石是硬死派，他堅持變法不動搖，得罪了權貴。主要反對的人是司馬光，還有蘇軾等。這些人不僅有權利，手中的筆也很厲害，他們道貌岸然，用所謂的“道德文章”把王安石罵了個狗血噴頭，在當時，在後來的歷史中都起到了惡劣的影響。

范仲淹則是變法的妥協派，變法遇到了阻力，他妥協了，主動離開了京城這個政治漩渦，到西北去，再沒有回到京城。雖然變法失敗了，但許多人同情他，讚譽他。

封建歷史上，真正變法成功的有幾個呢。

最著名的恐怕就是也就是商鞅變法，秦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大大提高，繼而在戰國群雄中成為最為強大的國家，為未來的統一六國建立大秦帝國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至於其他歷史上的變法，大多也以失敗告終。

宋朝，王安石和范仲淹分別主持了所謂熙寧變法，和慶曆新政。

這兩次變法，又以王安石主持的變法最為出名。這是因為王安石主政期間的變法內容的廣度和力度要比范仲淹的更大。因此帶來的衝擊和影響直接影響到社會乃至朝局對二人的評價，當然，這也與二人的性格特徵以及工作作風有些關係。

但王安石的變法顯然有些動作過大了，光看那些歷史名人在他的變法內容中所起的反作用就會覺的他的變法內容或者真的不切實際或者動作過大了。

蘇軾、蘇轍反對均輸法，而歐陽修、韓琦、富弼、程度顥。反對交易法的有文彥博，而司馬光，這位對於王安石的所有政策都反對。

另外，所謂對事不對人，王安石對於一些反對他的人過於苛刻，直接採取冷藏、罷黜的手段也是頗讓人詬病。比如，他就曾因為蘇軾反對他的變法，而在王安石面前說，“蘇軾才高，但所學不正”，結果蘇軾就此被罷黜。

難怪宋史評價王安石，對於這些名人名臣，“悉排斥不遺力”。

由此可見王安石在其做人方式上，還是有些缺乏手段，是不討喜的一類人。

當時北宋政府最大的缺陷就是，官員的膨脹和管理的腐朽。但其失敗卻更有可能是仁宗皇帝改革意願並不堅定，對於其皇權統治也是觸動了利益。

接下來反對派稍微一動作，攻擊范仲淹，韓琦等人結為朋黨，仁宗便就藉口終止了。

然而就做人來說，范仲淹沒有大問題，總體來說任人唯賢，很多名臣重臣如歐陽修，韓琦等也很支援，當然這也成了仁宗皇帝懷疑他們結黨的考慮，所以最終因此埋下了失敗的禍根。

其實，在處世為人方向的不同，這是兩人最基本區別。也因為王安石改革範圍太大，觸動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上下不討好 ，對於反對者來說，他採取的就是消極的貶黜以及不講道理的拒絕顯然沒有了迴旋的餘地。

最終的結果就是，同是在保守勢力的攻擊下失敗，相比之下，王安石被貶，范仲淹被贊。

王安石高智商低情商，強行，得罪人太多。

歷史都是勝利者寫的。改革的實則是：重新切蛋糕，王安石、張居正、雍正的改革，不是把國家的蛋糕切給私人，而是把地主階級蛋糕切給國家與普通百姓。

而地主階級士大夫集團把持話

語權，官吏基本上都是這個階層。割他們肉的事，他們當然極力反對，他們同時是改革的執行者，所以古時改革基本上失敗了。

被王安石切了蛋糕的地主階級，最終勝了，他們當然有大力貶損王安石。

范仲淹知不可為，就中止了。並且跑去西北，為國家守邊境。’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中國文人歷史上的楷模。他人不敢攻訐。

范仲淹是正人君子，道德楷模。

王安石在變法中因為人才不足，使用了一些小人實施變法，這些人使變法“走了樣"，給王安石遭成了非常壞的影響。

在此特別指出，范仲淹的十七世孫范文程是一個大漢奸，他投靠滿清(當時叫後金)，幫助女真人滅亡了明朝，建立了清朝。

在歷史上，王安石和范仲淹都曾經主持過革新變法，除此之外，他們兩人還有以下幾個共通之處，如：

1、都是北宋名臣；

2、都是堅定的改革家、政治家；

3、都曾師從晏殊；

4、都曾為北宋的中興做出過巨大的貢獻。

同樣是大改革家，但是在他們死後，大宋百姓對他們二人的評價卻截然不同，王安石被罵，范仲淹卻被稱讚，這是為什麼呢？

王安石和范仲淹都是北宋名臣，才華不分伯仲，但我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大宋百姓之所以會對二人產生不同的評價，和他們各自的性格有著莫大的關聯。

比如說王安石，性格高冷孤傲，行事果斷但卻聽不見去意見。大家知道一個改革要能成功，除了需要當權者的鼎力支援外，還需要滿朝文武的群策群力。王安石是幸運的、因為他遇到了神宗，宋朝除了太祖和太宗之外，最英明神武的領導，並且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援。但是王安石的性格卻決定了他最終的敗局。

和群臣關係不睦，處處受到排擠，政壇領袖司馬光和文壇領袖歐陽修等人都站在了他的對立面上，加上聽不進去意見，所以素來我行我素，導致變法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卻都得不到有效解決，長期如此，王安石定然只能慘淡收場。

范仲淹則不一樣，他為人外和內剛，能夠和所有人打好關係，也聽得進去意見，那大家也自然願意為其效力，群策群力之下，變法有條不紊的進行著。

任何時代，變法的的核心目的都是為了圖強，王安石范仲淹也不例外。但毫無疑問與范仲淹相比，王安石的變法是全面的，徹底的，它包含了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領域。尤其關鍵的是，王安石的一眾做法對權貴們的影響極大，所以受到了北宋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甚至連皇太后都站出來指責王安石。

你以為這樣就完了，當然沒有，王安石在得罪了權貴後，也向北宋百姓們下手了，且不論初心如何，單就結果來說，著名的“馬保法”、“青苗法”在一眾不作為的官吏們的操縱下，一個個都成了官吏盤剝百姓的新明目。一時間，百姓們苦不堪言。

試問，得罪了權貴，又得罪了百姓，宋朝還有誰肯替王安石說話呢？所以，王安石的悲劇似乎是從一開始就被註定了。

相比之下，范仲淹的改革主要就是四個字“精兵簡政”，雖然也會得罪人，但前文說過這個老兄會做人啊，所以大家也還是很給他面子的。此外，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范仲淹那可是一個大慈善家啊，號稱中國慈善家的鼻祖。

所以說，性格決定命運啊。

王安石孤傲剛直聽不進人言，改革步伐太急促有些不切實際，又忽略了各層官僚為了自身利益不顧全大局的心態和能力，是以不但失敗又多遭詬病留下罵名；范仲淹外柔內剛善聽人言深得變通之道，雖不合時宜但即使失敗也能留得好名聲。

王安石的為人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學家，他本身的才華無人可以詬病，但他實在太過離群，導致被人孤立。

舉幾個王安石的例子：

（一）王安石不修邊幅，一生清廉，他吃飯永遠只吃面前的那一道菜，不管那道菜是什麼，他的朝服下面永遠穿著打著補丁的衣服。他不喜歡洗澡，身上經常有味道，他的臉很黑，不知道是不是不洗臉的原因。

（二）王安石為人古板，他永遠都是黑著一張臉，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很難讓人親近。他也從不提拔親族，而在古代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觀念，而他卻從不提拔親人，導致在朝中孤立無援，他的兄弟王安禮也和他鬧翻，其它兄弟也不喜歡他。

（三）他最大的問題，就是固執，也就是“拗相公”。他一旦下定決心做的事，即使是錯的，他也要堅持下去。從不聽他人忠告，即使皇帝惹到了他，他也會拂袖而去，以辭官相要挾。這導致他犯了很多錯，也害了很多人。

這是我總結的他性格上的缺點，從以上可以看到一個不修邊幅，為人古板，固執的王安石，他的初衷是好的，他想改變北宋冗官冗兵的現狀，可惜他性格上的缺陷，導致他失敗了，還遭受世人白眼。

范仲淹為人善良，在家裡孝敬自己的母親；在外面，他家鄉的族人和他做官任職的地方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都對他心存感激。在民間，關於范仲淹樂善好施、寬宏待人的故事很多。

范仲淹的改革主要是針對政治改革：嚴格限制大臣子弟靠父親的關係得官，以減冗濫。改革科舉制度，改變專以詩賦墨義取士的舊制，著重策論和經學。慎重選用地方長官，要任用其才。還有幾條是提倡農桑，減輕勞役，加強軍備，嚴格法令等等。但是，這些法令剛實施沒多久就破產了，雖然改革內容很唬人，但是沒有得到實際實行，因此范仲淹也沒有得罪什麼人。

王安石的改革主要是針對經濟方面：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如保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

兩個人的變法都被強烈反對。

不同的是王安石變法順利實施了。而且實施了很多年，這可讓他得罪了一大批人，再加上一些錯誤的條例以及他容易得罪人的性格，徹底讓他民意盡失。

范仲淹的改革，剛出來就流產了。雖然也得罪了一些人，但是范仲淹人緣好啊，替他說話的人更多。所以他的名聲，人望仍然很好。

前言

“變法”這個詞在我們學習歷史的時候應該都碰到過，像是秦朝的“商鞅變法”還有清朝的“戊戌變法”這些都是我們比較熟悉的，而所謂的“變法”的意思也就是指的對國家現行的法令或者制度作出一些重大變革的措施，正確的變法對於國家的進步和發展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同樣變法時也可能會傷到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很多變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總是會遇到各種的阻撓，這正是因為這樣歷史上很多的變法都失敗了，今天咱們就來藉著題目來說一說宋朝范仲淹和王安石的變法。

范仲淹變法同時也被稱作是“慶曆新政”，在這我跟各位多說一點“知識點”，范仲淹變法之所以也被成為“慶曆變法”這是因為在公元1043年范仲淹才被調回京師，此前的范仲淹一直在和西夏戰爭的前線，後來因為西夏談和宋朝同意並將范仲淹調了回去，並且這一回去還被歐陽修等人極力推薦由他來主持變法，宋仁宗也同意了，這一年就是慶曆三年，所以這也是這場變法也被稱作是“慶曆新政”的原因，這次變法的目的也很明確就是要強國，范仲淹也提出了變法的幾個重點，那就是澄清史吏、調劑民生、改革兵制、建恩立信。

說幹就幹，范仲淹此刻如此被宋仁宗所信任和重用，他自己對這次的變法也非常上心，對推出的新法都嚴格的執行，但是正是由於他的嚴格變法得罪了朝廷裡邊一些權貴的利益，這些人開始利用自己的勢力用各種的手段去攻擊新法，宋仁宗最終也頂不住群臣的反對最終廢除了變法的一些措施，至此變法也宣告失敗了。

王安石的變法也是發生在宋朝，但是是宋神宗時期的事情了，這場“變法”始於熙寧二年結束於元豐八年，因此王安石的這場變法也叫做“熙寧變法”，這次的變法的目的同樣也是強國，並且涉及到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各個方面，其最終也確實起到了一些積極作用，但是同樣的這個變法也觸動到了當時的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並遭到了反對，另外其一些措施不合時宜加上落實不當對普通民眾也有一定的損害，最後這場變法還是在元豐八年結束了，王安石變法失敗。

不管是范仲淹的變法也好還是王安石的變法也好雖然時間不同但都是發生在宋朝，而且范仲淹和王安石這兩個人也都是名臣了，變法結果也都是失敗了，其變法的目的也都是強國，乍一看上去兩者都有很多的相似之處但是正如題目中所講的那樣同樣是以強國的目的實施變法其結果也同樣是失敗但是對於王安石的抨擊之聲卻似乎更大，我認為主要還是由於一下幾點原因。

一、首先二人的變法背景不同，范仲淹的變法是要早於王安石的，范仲淹變法發生在宋仁宗時期當時最主要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官僚隊伍和軍隊的數量過於龐大導致行政效率低，其變法也主要是整頓吏治，這正是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各方反對最終變法失敗，其實這時候問題已經比較嚴重了但是變法又失敗以至於發展到王安石這裡的時候問題會只多不少，而事實也是王安石的變法涉及到了多個領域和多個方面自然得罪的人也更多。

二、其次王安石的性格更加極端，他實行變法的決心太過了，一切反對變法的他都不容許甚至連變法實際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他也不予理會相信都會解決的，而且由於朝廷中的老人都反對變法，於是王安石就大量啟用年輕的官員，也正是這個過程中這些年輕官員中有人開始結黨營私、排除異己，變法也隨之變了味，可以說這次變法雖然在強國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滋生出來其它的很多問題，王安石也因為變法失去了人心。

范仲淹變法雖然得罪了不少人，但是在變法的過程中他知人善用任人唯賢和變法的同僚們相處的非常不錯，而且改革還沒有徹底就被叫停了也因此名聲沒有太過壞，而王安石相比較而言就比較極端，無論是支援他變法還是反對他變法的人這兩方的關係他都沒有處理好，他自己太過於肯定自己的變法導致有很多的變法的弊端他都無法看到，最終變法失敗也失去了更多的人心，所以歷史上對於王安石的評價抨擊之聲會更高。

馮夢龍的《警世通言》裡有一篇文章專門罵王安石，說他在辭官回鄉途中，走到哪被老百姓罵到哪。同樣是變法失敗，但范仲淹卻多被表揚，透過翻閱《宋史》等史料記載，可以發現究其原因：王安石觸犯太多人的利益，為人又過於固執，而范仲淹急流勇退且立有軍功。以下鉗工將逐一進行剖析：

一、王安石動了別人的乳酪

從內容上看，王安石的新法裡面的條款，大家都是很認同的，尤其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在當時是空前的理論。然而實施起來有巨大的阻力，第一便是觸犯了富人的利益，在“青苗法”的推行中，由官府將糧倉裡的糧食折算，合理給來百姓進行小額貸款，這樣富人便收不了高利貸了，自然恨王安石。

放貸的權力落到了地方政府的頭上，實際上是又多了一層考核負擔。地方官員有的為了邀功，低利貸還是變成了高利貸，有的老百姓不想貸，也強迫你貸，所以老百姓也不高興了。

由此可見王安石推行變法過程中，沒有考慮到社會現狀，而使得官僚、富人、平民都有極大怨言。

二、王安石的固執

王安石雖然在沒有當上宰相之前，屢次謙讓，贏得很多人的讚賞，然而一旦上位當了宰相，推行起新法來卻是一股腦的往前衝，不肯聽別人的意見。對政見不和的司馬光、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等人也是一味的打壓罷免。

不盡如此，對民間百姓的反應也是置之不理。推行“保甲法”，為的是沒有農活時把勞動力聚集起來操練，可以保護村裡，萬一要打仗，也可以拉上戰場。但是施行過程中，卻有老百姓為了躲避保甲法，竟然自斷手臂，可見新法的彈性太小，連老百姓都反抗到了這種程度。

然而王安石卻認為這是地方官員汙衊新法，導致老百姓的反感，絲毫不肯改變新法。

“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 《宋史》

三、范仲淹的急流勇退

相比王安石15年的變法，范仲淹的變法是短暫的，只推行了1年，就因為反對的聲音而終止了。范仲淹的變法主要觸發了官僚層的利益，上一輩人的功勞，一下代人用不上了，所以朝廷許多官員表示反對，而范仲淹知道大勢不可為，選擇了主動調離。范仲淹短短一年的新法，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而另一方面，范仲淹曾在戍邊西北有良好的政績，使得和大宋公開叫板造反的李元昊投降稱臣。所以范仲淹有如此良好的軍政功勞，自然飽受表揚。

“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名臣傳》

四、總結

不論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還是王安石的“不為浮雲遮望眼”都表現了他們的以天下為己任的一面。自古以來變法改革都是十分艱難的，不比創業，創業只要建立新的制度，而變革是要破舊立新，難就難在破舊。基於當時的宋朝環境，不管是范仲淹還是王安石都很難破“舊”，所以“新”也就無法立。然而范仲淹選擇急流勇退，樹立軍功；而王安石卻要逆水行舟，執拗不悟。一個人人讚賞，一個人臣共怒，歷史以平行的姿態最終折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北宋在整個時期經歷了兩次變法，負責兩次變法的分別是范仲淹與王安石，然而，為何同樣的變法，同樣以失敗為結局，范仲淹被稱讚，王安石卻被罵的不行。

實際上，雖然說王安石的變法是在范仲淹的基礎上進行的，但是本質上還是有區別的。從著手變法的背景以及內容上，還有產生的影響，兩者都有些許的差異。

范仲淹在變法的時候，當時的北宋是由宋仁宗把控的，宋仁宗仁慈但在魄力上還是欠缺，在位時，官兵多冗的現象嚴重，也造成了北宋時期的行政效率較低，百姓生活貧窮。不管是在范仲淹所在的時期還是王安石所在的年代，這些問題都較為突出，這也是導致二人變法失敗的間接原因。

而二人在變法內容上，范仲淹針對提出10項整治，其主要是針對吏治，對於社會經濟上存在的問題很少涉及到，因此即便在吏治上得罪人，但是也不會觸碰到太多人的利益。同時，范仲淹不拘小節，做法果決又正直，得到同僚的一致好評，其變法自然會被稱讚。

而王安石則不同，王安石變法的內容涉及到北宋各行業領域，得罪的人太多太廣。自然反對變法的人會群起攻擊王安石。並且，王安石在實行變法上不惜實用一些手段，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地抓一些正直的官員，如此亂來一通，擁戴王安石變法的人自然少之又少，被罵都是小事了。

對於王安石和范仲淹兩人改革的評價各不相同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改革內容方面，從內容上來說，王安石的改革主要涉及的是經濟，軍事等方面，涉及的有富國強兵的保甲，保馬，還有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以經濟改革為主，而范仲淹主要是在吏治方面進行了改革。王安石的改革，尤其是青苗法，所涉及的內容主要是經濟領域的，為國家增加財政收入的辦法，這和中國古代，自古以來講究輕徭薄賦勸課農桑的傳統，是不一致的，因此也受到了很多傳統的儒家知識分子的反對，認為這是與民爭利巧取豪奪的一種體現。而范仲淹的改革和儒家一直以來的文化傳統比較一致，主要講究的是裁撤冗員，整頓吏治，這和儒家崇尚節儉的觀念是非常一致的，並且不涉及財政方面的相關內容。另外王安石的改革內容，還涉提升軍隊實力收復淪喪國土的相關內容，這與儒家知識分子所崇尚的保境安民反對主動用兵的觀點是相互矛盾的。

二.改革影響方面，從影響上來說，王安石的改革，尤其是青苗法，它透過國家借貸的形式減少了農民受地方富商大賈盤剝的程度，同時也為國家增加了收入，但是卻影響了那些富商大賈的經濟利益自然會受到他們的反對。另外，王安石的改革派所任用的相關人員如呂惠卿等人，在執行改革措施的過程當中過於著急，並且藉此機會攤派了許多額外的負擔，導致民眾的負擔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降低。這也就給了保守派代表人物司馬光對其進行攻擊的理由。

三.改革者方面，王安石在改革的過程中，作風正派，敢想敢幹，並沒有與原來的大臣相互勾連。而範仲司馬韓琦等人在處理朝政的過程當中，已經形成了事實上的統一整體。他們團結力量，一與改革派進行鬥爭。

正因為上述內容，歷史上的許多文人對王安石的評價不是很高，但是王安石是確實是一位傑出的改革家。